偶看新闻苏州市公安信访电话:书院与官学:剪不断理还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12:16:10
书院与官学:剪不断理还乱
（ 2011-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从东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地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12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多极化发展和兼容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自唐至清,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前。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他们构建了一套缜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续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理”一元论,以“小程”和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各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均据《国学》
（ 2011-03-25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相关文章：
书院与官学:剪不断理还乱
（ 2011-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从东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地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12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多极化发展和兼容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自唐至清,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前。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他们构建了一套缜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续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理”一元论,以“小程”和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各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均据《国学》
（ 2011-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从东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地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12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多极化发展和兼容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自唐至清,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前。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他们构建了一套缜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续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理”一元论,以“小程”和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各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均据《国学》
（ 2011-03-25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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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2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视界·文史·阅读 从东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地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12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多极化发展和兼容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自唐至清,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前。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他们构建了一套缜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续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理”一元论,以“小程”和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各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均据《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