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消防队考核:银行支付假币纠纷应当怎样解决

　　日前，一起储户与银行间因支付假币引发的纠纷打上了法庭。北京的魏莉女士以储蓄合同违约为由，状告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区支行，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没收的假币200元，赔偿原告误工损失5000元，精神损失1万元。

　　事情的缘由是：某日上午，魏女士到某银行分理处支取现金，随即到隔壁的另一银行储蓄所存入。两家银行相距不过30米，走过来不过2分钟。在储蓄所，从没打捆的整捆百元券中验出两张百元假币，号码相同。储蓄所为魏女士出具了假币收缴凭证。魏女士马上跑回分理处要求解决。魏说，我等了一个多小时，银行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答复我，领导说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发现假币出了这银行的大门我们就不认了，这200元钱我们不能退。

　　魏女士抑制不住情绪激动，说：“客户取了钱出了银行的门发现有假币，银行就不认不退，这是什么行规？这是加在普通储户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就这个事情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对魏莉女士的做法是给予支持的。做这种选择，要有一点勇气。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勇气提起诉讼，寻求司法保护，值得肯定。同时，这种诉讼又是对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对广大的储户的利益有好处的行为，因此这种诉讼行为就更值得赞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去年发生的王女士状告白酒制造商的案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王女士的起诉，除了一般的赔偿外，主要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在白酒的装潢上标示“饮酒有害健康”的警示。这种诉讼请求是完全有道理的，虽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这种诉讼行为的本身已经给社会做出了提醒，应当重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这类诉讼的社会意义。

　　应当看到，这种诉讼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最重要的，就是原告对自己诉讼主张的举证责任。在一般的诉讼中，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银行支付的是假钞，就要证明这一事实。可是，在所述的情况中，怎么能够证明这一事实是成立的呢？我们可以确信，原告主张的一定是事实，因为一般人不会因为两张一百元的假钞向法院进行虚伪的诉讼。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让一般人相信这一事实，而是要让法官相信这一事实。而让法官相信这一事实，就完全依靠证据。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原告的这一举证责任是很难完成的。这就是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真实的东西，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法官就不会采信你的主张，就不能确认是法律上的真实，因而也就不会赢得官司的胜诉。因此，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原告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能够成立。证据不足，再有道理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问题回到位女士说的那个问题，就是银行的这种行规是否合法？

　　应当说，原告说的那些理由都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证明这种行规就是错误的。因为，在银行付款问题上，都是提示储户要当面点请钱款。这点提示，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银行在所说的“行规”上，已经进到了责任。储户在接受支付钱款的当时没有当面点清，就是存在过失，出现问题，就应当自己负担后果责任。按照民法的基本原理，由于当事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应当自己承担，而不是让没有过错的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

　　可是——

　　问题就是处在这个“可是”的上面。银行在提示了储户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之后，并没有对储户履行这个注意义务提供必要的条件。试想，在人庭广众之中，如果储户只是支取小额钱款，当面点清，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储户支取的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巨款，在这样的场合如何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当众清点，岂不是要招来贼的关注？如果招来贼注意，甚至事后被贼盯上，被贼“一网打尽”，银行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当然还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在道义上，银行难道就不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吗？可见，银行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有欠缺，是有改进的余地。

　　因此我说，这种诉讼尽管难赢，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最直接的社会意义就是，促使银行改进工作。魏女士提出，银行应当在支付款项的场所增设用户使用的验钞机，为大户点钞提供合理、安全的空间，而不是让储户在大庭广众之中点验钞票，真正使用户在接受银行服务的时候，有安全感，能够正当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才不至于酿成新的纠纷。

　　我考虑，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非常有社会意义了。但是按照现在的常规，判决不是解决这样问题的方法。那也可以做一个司法建议，建议银行在这方面加以改进，使之更有利于广大用户，同时也就给银行自己提高信誉，增加业务，更好的发展。

　　因此，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诉讼制度的本身。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公益诉讼制度。凡是诉讼到法院的案件，必须要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可是有一些抽象意义的被告，不是具体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而是一类共同的主体，例如本案的银行，王女士起诉案件的酒厂；诉讼所要解决的，也是一些具有抽象意义的问题，例如本案的责令所有的银行增设验钞机和点款的安全空间，王女士案件提出的在白酒的标识上标注“饮酒有害健康”，等等，在这样的诉讼制度之下，就没有办法解决。二者恰恰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的“大案件”，更需要解决。因此，是不是在诉讼制度上，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呢？

　　这也是本案给诉讼制度本身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