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印象城有哪些品牌:郭沫若别话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就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党内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一．    郭沫若（1892年11月——1978年6月）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最有名的一次唱和是1961年10月，郭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诗兴大发，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组唱和在咱读书时曾进过语文教科书，当算是现在咱们所提倡的和谐的典范。    但郭毛最有情节的和谐唱和，倒是在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在 1973年春写了一首批郭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还把他曾读过五遍的郭在抗战时期的著作《十批判书》翻了出来，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接着，毛又写了《读封建论——赠郭老》，通过江青转给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二年一月，郭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十批判书》是当年郭借大骂秦始皇独裁而“影射”蒋介石的，不想现在又获罪于毛，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搞得他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院，但仍然抱病捉笔，和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题为《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郭表示要用毛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于是乎，“寸心初觉识归途”，和谐之光又从东方升起了。    二    郭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畅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体会，向外界传达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3期，郭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意图，就是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通过这样“典范”的“绝唱”解读，郭在一段时期内理所当然地担当了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解诗人角色。在一篇《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里他写道：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郭文所讲的《清平乐》是指毛1929年秋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郭妙笔生花，毛在抄写此词时的笔误也成了神来之笔。    三．    郭毛的唱和，多属旧体诗，但郭的发达，却是新体诗。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提倡废文言文兴白话文，废旧体诗而兴白话诗，当时新诗一登场，就象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登场一样，很快风靡一时。郭先生写了《女神》中的一些新诗而立马走红，咱想那情形大约和现在的超女差不多。    通常的说法是，郭在解放之后官场得意，诗作失意，其实解放后郭时时诗兴悖发，是老诗人中诗作最多的一位。1958年大跃进，据不完全统计，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写了232首诗，平均一天一首多。但他仍嫌自己跃进得不够，曾给《人民日报》写过这么一封信：    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请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    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这些诗作当然比人家编排的韩复榘的诗作还要上乘。    作为大诗人，他改造旧诗，也改造旧词，曾把词牌“声声慢”改为“声声快”，在词前序语中说：“我如今和她(李清照)一首，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因而把词牌名改为‘声声快’。”词曰：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词中的一半语言，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好不富有时代色彩。    作为新诗旗手，他与时俱进，不负使命，让新诗也来了一次更具革命性的解放，如《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么咒了之后，他还意尤未尽，接着要让《四害余生四海逃》。这组诗共有四首，下小标题分别是：苍蝇逃向英国；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这狗日的诗硬是他妈的比日本鬼子的细菌战还要痛快。    四．    解放后，能让郭老青山不老、大名不败的还是他的颂歌。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曾提到过郭老：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但郭并未写过“斯大林是我爸爸”的诗句，他写的是《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在那个年代，“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比起全人类的解放者，能算个什么鸟呢？况且，做别人的儿子，也是要有资格的，谁知道人家要不要呢？    歌颂自己的领袖当然更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如《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但颂也会颂出麻烦来。文革期间，郭《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一句便受到责问：“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颂领袖，当然也要颂领袖身边的人。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郭沫若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看到江青也在场时，马上又即席赋了《献给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上充满了工农兵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上也充满工农兵的形象！    但后来江青骂起他来，并没有顾及到他的“形象”。    五．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 “双百方针”，郭老为之激动不已，写了《“百家争鸣”万岁！》等一系列文章，说：“百家争鸣的意义不外乎是自由讨论或者广泛竞赛。”不久， “反右派”的运动铺天盖地，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从机关院校到农村工厂，一时间揪出了很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郭立即见风使舵，1957年5月27日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让人直是感叹他高度的政治智慧。同时，郭很踊跃地批判“右派分子”，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一文中公开表态：    “据我看法，文艺界的现实，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社会自由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老舍跳进了太平湖，郭又挺身而出，用广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是敌人的污蔑，是“一千零一次的天方夜谈”，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的事在郭这个官场才子身上其实一直屡见不鲜。    六．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责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二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使郭沫若汗流浃背，坐立不安，就先向自己放一把火。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发言，一鸣惊人：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刊登了郭的讲话， 5月5日《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郭的这一讲话，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用震惊内外来形容。许多日本人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郭在7月4日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后，解释了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    “两个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不知道是日本人有趣还是郭有趣。在这样的“责任感的升华”之后，郭接着声明：    “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郭在1967年8月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    “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凤凰涅磐》是郭的成名作。1926年，郭未进官场，曾说过一句千古名言：    “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    但不久之后，他就成了国民党高官。有人曾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看来，这就是郭这样的人中之凤的涅磐了。    七．    “文革”开始时，郭被列入首批保护名单中第二名，得保平安。但运动开始仅仅两年，郭就失去了两个儿子。小儿子郭民英1967年4月初在部队用冲锋枪解决了自己有“思想问题”的脑袋，郭立即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次年4月22日，26岁的次子郭世英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从那间用做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手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郭世英是郭最喜爱的儿子，在郭世英死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郭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    但这期间，也是他把“水调歌头”唱得最响的时候，如《水调歌头·上海百万大军庆祝文化大革命》，《水调歌头·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等等。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1976年10月21日）又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同样风靡一时：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在此之前，郭曾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对武大加赞美。而在其后的1978年4月1日，郭又在《人民日报》上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    八．    1978年4、5月间，郭病情恶化。他发着高烧，仍不忘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还要把自己写的诗念给毛主席听，朦胧中好象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    6月12日，郭病逝。临终之际，郭把妻子于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別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死后，后事如其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