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安全合格证多少钱:从“跑路潮”看中国经济现状 黄金十年后的危与机

温州之所以出现大量的“跑路”现象是因为当地中小企业生产利润率明显低于贷款利率。温州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企业不过4%左右的利润率，停产、歇业、甚至“跑路”已成必然。

　　温州民间高利贷资本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温州当地人将自己的不动产到银行做抵押贷款，再拿这些钱去放高利贷，赚取利差。全国民间高利贷的模式都是这样产生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基本没有低于基准利率4倍的，长期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0%-40%，1月以内的短期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80%至100%，有的甚至来到了150%。

　　民间高利贷必然崩盘的背后

　　浙江民间借贷非常发达，尤其像在温州这样的地方。但目前这种以游资为主的高利贷模式是必然会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借贷对象多以实业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在过去10年的黄金增长周期中，由于生产型企业手里不缺订单，加之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各种固定支出成本较低。就算是有30%/月息的高利贷，企业也能保证一定比例的利润率，至少是能有个小钱可赚。然而，维系这种模式必然是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欧美接连爆发债务危机，外部需求减弱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企业在外部需求低迷，内需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还遭遇到了原材料、人力成本、人民币汇率上升这三大难题。然而，今年最大的威胁却来自于银行紧收的银根，规模较小的企业根本从银行贷不到款。然后两极分化开始了，有企业选择回笼应收款关门歇业，干起了放高利贷的活;而另一些企业选择咬咬牙向民间借高利贷继续生产。

　　这里有个问题，所有小企业主都不是傻子，眼看央行下半年是个继续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向民间借高利贷，在生产经营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情况之下是怎么都还不起的。与其到最后倾家荡产一文不名，不如先骗点钱再卷铺盖跑路。那有人或许会问，就不怕法律制裁?跑路毕竟是下下策，没有人甘愿一辈子顶着“嫌疑人”的头衔生活，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愿意去“享受”这种滋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老板，敢前赴后继的“跑路”?呵呵，如果你是这些老板，而放高利贷的人又都是些公务员，那你一定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维持工厂正常生产经营少则百万多则上千万，借贷不是个小数目。公务员一年工资才多少?哪来这么多钱放贷?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对策自然出来了：既然你公务员这钱来路不明，我拿你的钱跑路，只能算是黑吃黑，你敢报案吗?我被抓了，你也逃不了干系。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跑路者只会更多。

　　“官银”难道就很干净?

　　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嫌疑人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 2000多万、1500万、2075万、3500万到8000万不等。

　　另一个案例：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于今年9月21日携带这些资金举家潜逃。案发后，这起高息集资的多名债主上门围堵顺吉集团，追讨欠款。数日后施晓洁、刘晓颂被永嘉警方抓获。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大约有八成左右。有的是局级以上的，现在这些人都想低调收回资金了事。“真是有冤无处诉，那么多钱不知去向，借了多少又不好说，还得尽量保持低调，更不好起诉到法庭。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债主向报社记者诉苦说，此案中好些债主的情况都和自己类似，“现在很多去永嘉报案的人都没有被做笔录，可能是不敢张扬，想私底下先收债。”

　　想想也蛮好笑的，这个欠债的逃跑，报案的不敢做笔录，最后还想私了。这也够滑稽的，为什么这些债主们不敢做笔录?不敢张扬?如果这些钱真是自己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被人强占或者骗了，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愁得快得忧郁症了?我看倒是全国人民因政府应对腐败束手无策而愁得快得忧郁症了吧!!

　　实际上，官银参与高利贷，并非是温州独有的现象。今年8月，浙江省江山市有关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是浙江省首个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因在其地方也发生了多起因借公务员高利贷后的跑路事件。唉....这个神奇的地方有的是《通知》《条例》《草案》《意见》....就没一个能正式具备法律效应的。难道公务员就不应该在法律框架的涵盖范围之内?民间融资都是非法的?公务员的“灰色”官银就是合法的?到底是谁在“逼良为娼”?到底是谁在“贼喊捉贼”?这个问题只能让历史去做漫长的思考了....像我们这些智力和觉悟较低的非共党员，是永远理解不了这些高层次问题的。只能在这里观望一下后，继续埋头苦干为国家创造财税收入，用于赡养体制内的老爷们，供其继续肆意挥霍。其实呢，我们要同《红灯记》中的角色换位思考一下。现在生活总要比杨白劳要过的幸福些吧，我们并非“白劳”而是有些微薄收入的;而当今的黄世仁们，至少还有个什么《意见》来约束一下。这样想想，心情或许都会好一点。其实，大家得时刻告诫自己，有时候接受不了了，就得适时转变姿态，用享受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黄金十年后的“危与机”

　　中国和美国在前10年一直保持着“一个送出商品，一个印出美钞，然后互换”的模式，极大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活力，成倍放大了初级产业的规模。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是在高投资、高出口、大增长的背景下产生的。高投资带动大量新增产能上马，美其名曰“带动就业，促进GDP增长”。重复建设一些大项目来提高产能，原因和目的只有一个——欧美有需求。那欧美靠什么来获得中国的商品?一个是举债印钞，一个是利用自身高科技的优势，向中国索取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实体优质资产+基础原材料)，以达到国与国之间贸易上的平衡。只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太过庞大，让对岸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犹如如天文数字般不断扩大。另外，由于IT革命之后，美国科技工业革命更新速率也在放缓，本土低迷的创造性产业无法支撑起内生性经济的增长。加之十多年来产业升级和逐渐叠加的成本效应，加工等低端制造业早已悉数转移去了新兴经济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如今失业率高启的原因之一。

　　当年，小布什执政时期的美国，大规模举债打了两场战役(伊拉克和阿富汗)，把克林顿前期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且多次修改举债上限。当时美国决策者的种种行为确实给了中国绝佳发展机遇。不过就算有好的机遇，也是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创新寻找新的方向。在没有真正弄明白生成“黄金十年”的由来、风险和本质，就不假思索的盲目发展，后期所形成的“杯具”效应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了。而次贷危机正是在中美之间这种无节制的“交换”模式发展到极致时被引爆。不得不说，权贵利益集团偷换上一次改革的“承诺”，并蚕食着改革成果。终于在把控不住经济局面的时候，开始推卸责任，丑化过去成功改革的某些经验和模式。最后，把退居幕后多年不问朝事的朱镕基总理他老人家给再次逼出山。四本《讲话实录》和一本《答记者问》，这非常4+1如重磅炸弹般，把某些人和某些集团又再次炸回到了两难的境地之中。上亿双眼睛在翘首期盼，中国经济改革力量再一次的重生。邓小平先生和朱镕基总理，是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虽然在改革进程也曾遭遇到诸多困难和挫折，但我相信历史总会做出自己公正的判断，让真正在为人民服务、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永载光辉史册!

　　内需疲软之下，缺乏核心技术的转型

　　其实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自身内需缺乏动力的前提下，只有依靠外部力量才能提升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我国的内部消费增长率，完全匹配不上巨大的人口基数。一方面是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高房价、高物价，医疗、教育、保险、就业和养老体系的更新完善的步伐远远落在了GDP增速之后，大多数底层和中产不敢拿出钱来消费。比如，看个感冒发烧的小病就要花上成百上千的医疗费，外科手术开个刀有的甚至要几十万。子女上学除了高昂的学费，还得备下每学期给班主任送礼的钱....如今，还有那个“新崛起的老人”——地沟油同志，如鬼子进村般迅速扫荡了全国所有城市。我们知道“衣食住行”中光吃喝一项就占很大一块消费比重。这样下去，每个关心自身健康的人还会有多少敢在外“胡乱”吃喝呢?因此，换成任何一个人，在这种大环境下都是不敢肆无忌惮去消费的，自然带动消费爆发式增长一说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国家层面的大经济有一个规律性，核心内涵是产业从规划、成型、发展、瓶颈、再升级这样一个更替的周期。一直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楼市、基建、出口贸易，在2007年时，无论是价格还是规模数量都走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下一阶段必然是走产业转型的道路，那就需要带动经济的各个产业环节再次谋求升级转型。只不过房地产、铁公基、低端出口商品都是相对初级的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可升级换代的空间不大。国内新能源、新材料又概念大于实际操作，多年来薄弱的基础工业和不协调的市场机制，致使一些创新理念和新发明被生生扼杀在了大学科研院校的实验室里，无法形成规模性产业化。这可以从巴菲特等欧美顶级投资者，后期频频减持、甚至抛售中国科技型企业股票的动作中，来看出一些端倪或直接得出一些推论来。

　　当年金融海啸劈铺天盖地袭来之时，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措手不及?因为没有自身核心技术，企业无能力在短期内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且运营规避风险的能力极差。当危机来临时，政策导向能只有先保住增长势头，让缺乏核心技术发展到达饱和状态的初级产业，使用“吸星大法”(振兴十大产业)，再吞下“极乐丸”(投入4万亿)强提一口元气....如今内力反噬和失去药性后的副作用开始慢慢发作，局部阵痛逐渐蔓延到全身。当癌变细胞扩散速度加快时，中国经济必然会进入化疗阶段....然而，承受“化疗”之痛的依然是每一个老百姓。

　　错过改革时机后的风险敞口有多大

　　回顾往昔，2008年10月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刀阔斧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机会是错过而不复来矣。眼睁睁的看着一批批中小企业倒下去，却很轻松说：不符合政策方向的企业你不给我转型，那就给我倒闭吧。听着老板们的抱怨，比2008年下半年活的更凄惨的声音，却只能继续用一个个新的“补丁”政策不断去掩盖之前种下的苦果!

　　转型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你不是去扶持和引导，而是去扼杀.....有抱怨很正常，谁没有抱怨的时候?!如果能认真下基层去突击调研，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着瞌睡聆听被“修饰、和谐”过无数次的长篇汇报，我相信最终决策大方向绝不会偏的这么离谱。怎么会出现许多，越宏调抱怨声越多，越宏调乱象越多;越宏调跑路、自杀、移民者越多呢?这“许三多”的后背，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某些体制内专家对中国经济“调控得力，经济平稳”的判断分析，无疑是在睁大眼说假话。以我个人不太成熟的判断，如果央行货币政策继续“不阴不阳”的下去，温州“跑路”趋势将会逐步向全国蔓延深化开。对吸纳了80%以上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转不了型就让其倒闭的“野蛮”调控方式，将会换来底层一波波如涟漪般更加“野蛮”的反抗，不知道高层有没有做好防范大规模全国性群体性事件的准备呢?当沿海倒闭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信心将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推倒到内陆地区。一旦实体企业开始大规模缩塌，从实体企业中流出的大规模热钱，叠加之前超发又无法被消灭和控制住的基础货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用我说，大家基本上都看的懂得....!!这波浪潮将最终冲击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最后这出闹剧就会演变成——“锄头和笔头”同时向体制内不公政策开火的尴尬场景。

　　宏调到底为了谁?

　　因为货币超发，所以在乘数效应之下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因为外汇储备庞大，所以用本币升值的方式来缩小贸易顺差。因为要强迫企业转型，所以银根紧缩一年。因为大量体制内经济体被捆绑在楼市里无法脱身，所以用“棉花拳”去调控高启的房地产价格。这些政策出台的背后，体现了强大的专政意志。明白人都了解，决策目的考虑更多地是体制内既得利益的感受，牺牲的是体制外公共群体利益。

　　1、上调准备金让中小民营企业苦不堪言，为什么加息频率跑不过准备金呢?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说法，过低的利息会导致道德风险，因为低息是稀缺资源，稀缺资源的分配显然容易指向腐败。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除了让银行可贷的钱更少，让贷款更加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除了有利国有垄断企业，有利中央裙带企业，有利那些神通广大可以轻易拿到贷款之人，还能有利于谁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欠债太多，不得不依赖与土地收益来偿还。然而非常滑稽的是，那些从地方政府手里拍到“地王”价的企业，恰恰又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一旦提高利率，又会使得这些企业借贷拍地成本上升，地方政府则被迫提高地价来对冲未来收益性成本。因此，这条“红色经济链”能不能维持的下去，慎用价格型工具是关键。而数量型工具则变成悬在中小民企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特殊”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庞大外储，所带来的高额贸易顺差可以用购买基础原材料、收购海外优质资产、投资收益性较强的金融衍生品来解决。我们却用本币升值的方式被动缩小贸易顺差，导致很多中小出口企业因人民币升值叠加到了成本中而不堪重负。升值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进的必由之路，但决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动的升值，不合时宜的升值，在美国威逼利诱下的升值。其结局必然是升到一定阶段后瞬间大幅贬值....

　　3、企业转型是需要用政策、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引导的。强逼硬拽、政策上“断水断粮”，只会引发更多“跑路风潮”蔓延到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如今经济倒逼政治的局面，恰恰是在实施过多“裙带型”经济决策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其实“高利贷”苗头，早在3、4月份一露头时，就该及时做出调整，而不是等到如今亡羊补牢的阶段再去补漏堵缺。显然，现在已是到了补了东墙、破西墙的阶段了，怎么补都补不过来了(鄂尔多斯地产商自杀，2.63亿民间借贷月息3%;宁波七鑫旗曝资金困难，多家银行已介入调查;深圳一LED企业老板举家跑路.....)。

　　4、政策真想打压楼市，让民有所居，何必要花这么长时间，到头来还是收效甚微。因为，直到如今依然有非主营房地产的中央企业被困在楼市中，有些还心不甘、情不愿的继续留在楼市中观望。因为，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其不舍得放弃，也不想放弃。政策背后隐性的目的，其实是在驱赶民间游资，而不是打压国有资本。(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却置若罔闻，78家央企很多是阴奉阳违“应而不退”)。另外，我们这么来思考下，打压5、6万/平米的商品房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调控胡子眉毛一把抓之后，大量投机资本被从高价楼市中赶出(包括温州炒房团)后，接着所有人都“杯具”了。物价飞涨，炒作农产品、基础生活物资....而发改委则整天背着灭火器四处救火，真是好不热闹。等好不容易把楼市、物价稳定下来之后，却突然发现游资不见了，都去哪了?放高利贷去了呗!

　　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付出大量的行政成本，这些数字如果体现在账面上就是国家财政支出。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来自于企业、个人的税款!从企业市场获得财税收入，然后用于管制市场和企业。这种既要“挤牛奶，又不让牛吃草”的调控方式也就中国独享的专利，言之谓特色。我曾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过“试图以行政手段来对冲并管制行政成本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年年财税收入越来越高，却总是显得不够用的同时，还让我们的企业怨声载道，包括体制内的中油、中石化等中央企业。(石化炼油到底有没有亏损，全民皆质疑。我到觉得不必过于执着的去钻牛角尖，中央企业同样也要向国家上缴利税，可能交的更多，在领导工资成本高启不下的油企，有些业务板块亏损也属正常)。因此，巨大的行政成本投入，你有多少税收都不够用啊!加之8000多万吃皇粮的朋友(公务员)，别说是8万亿财税收入，就是后面再加个零，在现今的体制机制下也能给你啃个精光。

　　流动性害了谁?又肥了谁?

　　当然，如果央行继续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出钱先稳住中小企业，最终还是要靠土地财政来补缺，那房价呢?这个都懂得。如果地方伸手问中央要钱，这个口子一开，全国效仿。中央财政被稀释后，各种税负将开始满天飞舞，让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来填补财税空洞，这又将变成压在全国人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痛。另外，由于国家发改委把其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职能发挥到了极致，各种能炒作的资本市场基本上全都被其控制住。市场中的流动性无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只能出逃海外，这恰恰正中美国下怀。中国经济放缓后，像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开始缩小在华投资，大量资金抽回流美国。接着美指向上飞奔，欧元大幅承压后二次危机爆发。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对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制造业开始大面积复苏，就业率上升，内需型循环体系开始运作。（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