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宁波海曙区西门小妹:红卫兵五大领袖浮尘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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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司令”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于江苏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本来，蒯大富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运动。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从前的所有运动的一场更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近期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后，又思索了一天，便开始行动起来。他在同学中进行串连，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讲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他摇唇鼓舌，“说服”了不少同学拥护他的看法，积极参加他主张搞的政/治活动。
由于全国各地的学潮风起云涌，学生都不上课而去批斗老师去了。当时，毛已乘专列离京视察言去了，在京住持式作的刘邓等急了。在征得毛同意后，刘邓下令向各高校派驻工作组，指导正常的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秩序。
派驻各高样的工作组依循过去的做法，首先对前段时间参与“造/反”的师生进行了严历批评，又打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过火行为肯定是有的。这，可就让江青、康生等人抓住了把柄，在各高校内煽起了一股反工作组的狂潮，于是工作组和师生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对立。“造反”师生闹得越凶，工作组的过火行为自然也会越凶。至6月下旬，北京24所高校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上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蒯大富，是当时最早提出要跟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者，并于6月21日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和要求夺权，但工作组认为他是“假左派，真右派”。为此，他玩起了绝食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
7月18日，毛突然返京，次日宣布“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在康生指示下，蒯大富参加了北京市/委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乘康生派来的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后，发言时也是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他讲清华大学领导者如何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如何造反，如何被开除团籍等。讲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由此也博得了阵阵掌声。
参加完这次会议后，蒯大富的个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他很快参与创建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8月24日的清华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邓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马上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
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截肢，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此外，受中/央文/革指派，蒯大富还组织井冈山兵团参与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份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4月6日晚，由蒯大富组织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对刘少/奇进行公开揪斗。造反派喝斥他回答戚本禹4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所担的8个“为什么”。然而，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打他的脸和嘴，堂堂国/家主/席失了讲话的权利。
4月10日，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也被押来陪斗。
4月20日，北京市革/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了主要角色。
7月18日，
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
7月27日，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在武汉“七二○”事件后率先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会上，蒯大富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说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全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
8月5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挨蒯大富等人批斗。虽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但仍被打得鼻青脸肿。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
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然而，在各校的武斗越演越烈后，此时的毛对红卫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学生们有革/命热情，但还缺少社/会经验，政治上还不成熟，“文/革”中出现许多类如“打砸抢”的坏事，都是红卫兵们干的。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觉悟高，能顾全大局，应该让工人阶/级去教育学生。
“最高指示”下达后，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工人马上组成了数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闻听消息后，蒯大富立即下令关闭学校大门，暂停内部武斗。至此，清华大学内部大武斗总算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蒯大富却把武斗的矛头指向了“工宣队”。
“工宣队”是由个个精干的工人组成的，加上有解/放/军的支持，紧闭的清华大门并没有把他们挡住。他们经过宣传，加上自己动手，很快就把大门打开了，于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
蒯大富拿出了他指挥“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疯狂，下令武力阻止“工宣队”进驻。他一声令下，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发起袭击，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闻听此讯后，毛极为震怒，第二天（7月28日）就与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
一见面，毛就十分严肃。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之情，一见面就直接批评对他们五人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你们要听从指挥。”
在讲话中，毛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这使蒯大富出了一身冷汗。
而林彪也阴沉着脸，对“五大领/袖”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淡。毛讲话之后，林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只说了三句话：“‘工宣队’是毛/主/席决定派出的，你们敢打“工宣队”，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谈话会，此前一直为红卫兵开脱的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说几句批评红卫兵的话。
毛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过去威风十足的他们也只好承认错误，表示服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次谈话之后，五大领/袖各自回到学校，指挥手下人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
由于是这次谈话中唯一被毛点名批评的人，蒯大富的心情十分沉重，思想压力也很大。他回校后就把“井冈山兵团”的骨干们叫来，要他们交出武器，把武斗工事全部拆除。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
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冷落了蒯大富，和解放军一起把学校管了起来，还对学生实行军训。蒯大富被放在一边，再没有人理他了，昔日紧跟自己的手下人也渐渐疏远了他，以至有许多人见到他都绕道走开了。特别是，“工宣队”一直在追查打死“工宣队员”的后台，使他整日胆战心惊。还好，以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帮他说了不少好话，所以他只是有惊无险。
1968年11月15日，中/央发出通知：各校毕业生从11月起开始分配，要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63年入学的蒯大富，实际上早该毕业分配了，而此时的他也恨不得早日离开清华。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冶金部三○四厂）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当电解工。
对此，他并不苦恼，因为他清楚他做过的那些事意味着什么。
然而，他还是高兴得早了点。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这一审就是两年多。
1973年审查结束后，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一开始，蒯大富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来又被转到青海共和县的唐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却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
出狱后的蒯大富曾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
蒯大富的17年刑期是从1970年开始算的，所以在1987年10月31日就被释放了。获释后，他回到青铜峡铝厂。此时，蒯大富已经42岁，还是单身一人。
过去，他在自己工作生活平静之时也交过几个女朋友，但总是在准备结婚时，他的事情又被提出来，在被列为审查对象时，女友为避免受到牵连离他而去。
此次出狱后，蒯大富总算可以过平静的日子了。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给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罗晓波是1962年出生的，昆明人，担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最终，二人于1988年8月在南京登记结婚。婚后不久，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
1992年，蒯大富与妻子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分得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又忙碌的日子。
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自左至右：蒯大富、毛远新、田炳信
2004年8月25日，蒯大富在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接受了《法制日报》社长特别助理田炳信（被人称为“思想野兽”、“九段侃爷”）的采访，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因内容较多，置于本篇中放不过，独狼只能另发一文。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拉见韩爱晶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不久，各地造反派就很快展开了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区的党/委和政府均被造反派夺了权，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然而，造反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地的头头们均有自己的野心，都认为自己这一派才是最“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京城的学校造反派也一样，因权力分配问题而分化为了“天派”和“地派”：“地派”铁心保谢富治，其首领是谭厚兰，王大宾是她的坚定支持者；“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一开始，蒯大富和韩爱晶左右摇摆，但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后来成了“天派”的核心组织。
在文/革中，对对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讲究的，而韩爱晶就是“红根”。他1945年出生在江苏涟水的一个平民家庭，其父是新四军老战士、烈士，其母后来改嫁给另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其继父后来在司/法部门任中层干/部，对其格外疼爱，但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却对其要求很严格，致使他与继父的隔阂越来越深。
1966年文/革爆发时，韩爱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四学生，给同学的印象是沉稳、干练。
一向关注政治的他，曾把当时刊发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反复读过多遍，很快成为北京航最早响应“文革”的学生之一。
一开始，韩爱晶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和校党/委。在他的鼓动下，北航师生马上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支持韩爱晶等人，另一派支持校党/委，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工作组进校后，既批评了校党/委领/导，也批评了韩爱晶等人。对此，韩爱晶非常郁闷。
等到工作组垮台后，韩爱晶马上翻了身，重新活跃起来。他到处演讲，揭发工作组对自己的迫害，同时继续揭发校党/委的路线问题，并时常背诵几段毛/主/席的话。由于他口才较好，煽动能力强，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时间得到不少学生的拥护。
韩爱晶趁热打铁，拉了几个学生骨干，经过一番酝酿，成立了一个三千多人的造反组织一一“红旗战斗队”，并就任“总服务员”。
之后，韩爱晶率“红旗战斗队”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达28个昼夜，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组织者，自然名噪一时。此事过后，红旗战斗队成了北航最牛的造反派组织，而韩爱晶也成了北航的学生领/袖。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为江青等人所看中。韩爱晶开始飞黄腾达了，相继成为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闹、大名、大权”，乃当时“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恩/来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插手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的“文/革”运动，左右了35个重要单位的政/局。尤其严重的是，韩爱晶还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心要插手部队的运动，在红旗战斗队里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全国动态组”派人前往武汉，搜集整理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七二○”事件提供炮弹。
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由他组织的“小型审斗会”，对功勋卓著的彭德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斗”。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为对大跃进了中所存在的种种错误有意见而给毛写了一封私信。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但却被毛称为“万言书”而在大会上公开。一番上纲上线的批判后，彭德怀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犯。之后，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挂甲赋闲了整整六年。1965年9月23日，毛任命他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在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谈及共进午餐中，毛曾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呢！”
文革爆发后，林彪、江青之流却仍不想放过他，韩爱晶顺势首先提出把彭揪回北京。
最终，是“北航红旗”首先在成都抓到彭德怀，但1966年12月27日将彭押回京城的却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的一百多人。此造反派组织的总负责人是朱成昭，同时还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总负责人，而蒯大富只是“首都三司”的二把手。
但朱成昭却被彭德怀所感动，认为他当初所讲的全是实话，并因此改变了文/革的看法（在下篇中将会有详细讲述），所以对彭的批斗迟迟未能进行。
1967年7月，韩爱晶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的“亲切接见”。7月9日，韩爱晶就组织了这次“审斗会”。
事实上，在审斗会前，北京卫戍区的人员曾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但韩爱晶却声称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这次“审斗会”要“刺刀见红”。
在审斗时，韩爱晶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间教室中的一张桌子前，两边分列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分子，把彭德怀推进教室后，让他立在中间。之后，韩彭二人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对话：
韩：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死？
彭：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韩：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彭：打敌人嘛！
韩：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彭：我那封信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韩：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我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
彭老头竟敢如此嚣张，这可把韩总服务员所气炸了肺，马上带头“要武斗，不要文斗”。然而，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来，彭老头还是拒绝在写有“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无论是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党军，或是“联合国军”，他们的子弹好象都长了眼睛，没敢动彭德怀的一根毫毛。然而，在这次“小型审斗会”上，他却被自称“无产阶/级左/派”的韩爱晶率其抓牙先后七次打倒在地，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
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德怀的严重伤病，会上对他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遭到毒打。就连被揪来“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还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
同时，他们还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多行不久必自毙！这话一点不假：甘心为强权做走狗者，大部份都是在被其主子认为失去利用价值后遭到“自毙”！
在1968年7月28日与其他四位“学/生领/袖”被毛等人接见时，韩爱晶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是与会者中记得最多最全的。然而，他仍然逃不了被逐渐冷落的命运。
不久，毛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还好，当时最受人注目的是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因此韩爱晶的压力还不算很大。
然而，就在“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中央于1969年11月成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专案组。此前，秉承林彪、江青旨意到处去“揪军内一小撮”以及连续上演外交部被夺权、多家驻华使馆被“三砸一烧”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早已激起了众怒，忍无可忍的周恩来告御状也成功了，林彪、江青也只能“丢卒保车”，自1967年8月起就相继把王关戚三人抛了出来。
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并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不光被批斗，还被关押起来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长期被监督劳动。
在聂元梓、蒯大富于1978年被正式逮捕的第二天，韩爱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最终，三人于1983年3月16日被同时宣判，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期跟蒯大富一起在青海唐格木农场服刑。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年近四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所以仍是单身。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他娶了一位四川姑娘，她生长在贫困的家村，所以来此当农场工。婚后第二年，她为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的行为表示很后悔。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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