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移动电话号码:当英雄不遇于时代，就沉淀给历史

依辛弃疾、陈亮本人的志向和才干，根本没想做什么舞文弄墨的词人，他们的理想是带兵打仗、扫除腥膻、重整山河。他们的手本是要提刀杀人、起草军事命令的，不是用来写歌词儿的。但不幸的是，时代没有给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刻，他们空负一身的武艺和韬略，却只能踡居在乡间草舍中，无所事事，眼看着斑斑白发长满颜际（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其胸间的郁勃不平之气就总要找到一个出口释放出来，这个出口就是“词”。

那时的“词”就是现在的“歌词”，所谓“词牌”就如同现在京剧中的“西皮、二黄”之类的一些定型的曲调，所以，词填好后，立即就能唱出来，这本是那些落魄文人和无聊少年在勾栏瓦舍（类似于今天的卡拉OK练歌房）中玩的游戏。辛、陈二人本不屑于此等勾当，只是蛰伏草野日久，心中郁闷，只好顺手拣起这种连呼带唱的形式，略抒心志而已。史料记载，陈亮郁闷之极时，便做词高歌数遍后，叹息说：“平生经济天下的心志，又说出来了一遍。”在辛弃疾留下来的词作中，约有80%是在闲居中写的。说明在他做官工作时，忙于政务，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摆弄这些东西；而踡居乡下，只能填词饮洒，来对付那一个个愤慨难眠的夜晚。他们本来也没把这些歌词当回事，并不冀望于以此等歌词留传后世，歌唱过后，心情略微好受些；词填了，寄给一二同道，权当是让朋友远程听歌了，这些也就够了。

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策论，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中兴五论》，可惜那些重整山河的雄文，既未见重于当时，也不显彰于后世，随着他们的肉体生命，随着那个时代，沉没在历史里了。

他们以文学家、词人的身份垂名后世。是的，他们也当得起这些称号，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没有了这二位爷，南宋就没有文学史了。

但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像马援、霍去病那样驰骋天下。

后世治文学史者无不钦慕辛、陈之文笔，以为“豪放派”之圭臬，但那种东西其实是学不来的，若非心底自有山河，怎么能吟诵那么深沉强烈的对祖国山河的爱恋；若非有雄心壮志盘郁胸间，又怎么豪言硬语盘空而出？

词者，小道也。大道乃是：一腔英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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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怎么就不需要英雄了？

那时候，鞑虏凌夷中华，宋室遭受家国之耻，全国人民理应同仇敌忾、收复故土才是啊！那不正是一个需要英雄来重整河山的风云时代吗？

这全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局外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国破家亡的耻辱与仇恨。

先看老百姓。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认同并不那么重要，在宋朝皇帝统治下交粮纳税，在金国皇帝统治下也同样交粮纳税，反正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老百姓都是老百姓。这话挑明了说，就是原属宋朝的老百姓们并没有强烈的复仇愿望。“遗民含泪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只是诗人陆游一厢情愿的幻想。真实的情况倒是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已经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这件事了，眼下也安居乐业，没人盼着什么“南方的的王师”来解救自己；南宋的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想法，只要能安居乐业，管他北方是谁当皇帝呢！所以，没有人想着去北伐，收复与自己个人小家庭本无关系的什么“故土”。

所以，他们支持任何条件下的议和，再往明白里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和孝宗时的“隆兴议和”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金兵的入侵就没给他们造成痛苦？他们就没有亲人被杀？没有家园被毁？

当然有过，也唯其有过，他们才不想再看见战争。

大凡战争，只是在交战期间，才会出现屠戮双方平民的事件，人民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饱受家园被毁、亲人被杀、颠沛流离之苦的。但是，一般这个时期很短，短的只有几个月，长的也不过一两年。只要双方军队分出胜负，交战状态一结束，双方的统治者都会在自己的占领区内重建秩序，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不管这片地上的老百姓过去是谁的臣民。经历过战乱痛苦的百姓，现在只想早日结束痛苦、过和平日子，至于是什么条件下的“和平”，顾不上那么多的。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至亲被杀的痛苦与仇恨也会逐渐淡漠下来，甚至消失。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的时代，距北宋被灭亡的靖康元年（1126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啊！又出生了两代人，在金国占领区的原宋朝遗民中，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经所剩无己了，新出生的人没尝到被杀被辱的痛苦，相反，却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上辈子人的仇恨不会随基因遗传到他们身上的，所以，他们没有“南望王师”的动机。南方的老百姓也一样，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相持了长达半个世纪，除前线的零星小仗外，南方老百姓绝大多数也在过着安逸的日子，他们怎么可能为一个虚幻的“故国”符号撇家舍业、上阵送死去呢！

辛弃疾、陈亮之所以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尽快北伐，就是因为看到了民心的这种实际变化，如果再不北伐，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1193年，辛弃疾复起，任福建安抚使，此时距靖康之耻已近70年，辛弃疾对天下民心有着清醒、深刻、但又几近绝望的认识，在回答光宗皇帝的策问中，他指出，现在宋金两国的人民已经习于目前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了，如果大宋再没有非常人物以非常手段收复故土的话，恐怕就只有等着新崛起一支“第三股力量”来统一天下了。这一见解极具历史穿透力，此后不到四十年，新崛起的蒙古人就灭了金国，接着，苟延残喘了三十年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灭掉。果如辛弃疾所言，由蒙古人这个新崛起的“第三方势力”一统了天下。

百姓因求安定生活而乞求和平，而士大夫阶层总该有所不同吧？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士大夫阶层知书达礼，以节义自许，应该对国家符号有更为深刻的认同，应有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使命感。

那得看哪种士大夫了。借用美国总统杰斐逊的一种分法，他把贵族分成两种：一种是先天的“自然贵族”，一种是后天继承祖上爵位的“世袭贵族”。他指出，只有天生的“自然贵族”才具有担当天下的使命的高贵秉赋，不论其出身如何；而那些“世袭贵族”早已堕落成腐朽的人渣，别指望他们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同样，士大夫也有两种，一种是辛弃疾、陈亮这样的“天然士大夫”，他们当然能担当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但人数极为稀少。别外一种是“考试士大夫”，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员队伍，组成俗称为“士大夫阶层”的那批人，这批人人数众多，其实就是更加油头滑脑，更会拨打私人小算盘的老百姓，他们靠着小聪明，加上刻苦的努力，挤进官府，无非就是想过上更加舒服的太平日子，他们才不想挑起战端，将自己投入到血雨腥风的战场呢！这种人南宋有，那十多万的官僚队伍中95%以上都是这种人；北方的金国也有，他们也开科取士，考中的还多是汉人。如此说来，双方的“考试士大夫”和双方的老百姓一起达成一种强大的“和平默契”，辛弃疾、陈亮这种人是少数，只能被排挤时代“主流要求”之外。

要改变这种局面，只能寄希望于更大的英雄出现，我指的是像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英雄帝王的出现，这是那种不受时势所限，而能造就时势的大英雄，但这种人太稀缺了，五千年中国历史，也不过寥寥数位而已。（辛弃疾、陈亮也有才，但只是将相之才，非帝王之才；所以，他们只能受时势的左右，而不能左右时势。）

不幸的是赵宋王室，自太祖、太宗之后，因家族遗传病的原因，再没出过一个像样的皇帝，不是仁弱，就是懦弱，甚至是精神病人。这样的帝王只能和那些“考试士大夫”一起，领着天下百姓苟且偷生了。借用辛弃疾的一句叹息：唉，天意啊！

不明白南宋政权的“议和”国策吗？（用今天“愤青”的话是，是投降主义的卖国路线。）看看眼下，就有个现实版的，台湾马英九政权的“不统、不独、不武”和南宋自高宗以来的国策何其相似乃尔！

孱弱的皇帝、一心只顾自己小算盘的官员、渴求和平的百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大趋势。岳飞、辛弃疾，陈亮是少数，极少数！有兵权的岳飞不是就因为“战争贩子”的缘故给杀了嘛！对没有兵权，或只是一介布衣的辛弃疾、陈亮之流，那个时代的处理方法也稍温和些：晾起来，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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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需要英雄，就没有英雄了吗？

不！英雄就是英雄，他们是天生的，与时代无关。无论遇与不遇，天意将他们造就成为英雄，他们就按自己天然的生命秉赋行事，无关乎外界条件的变化。陈亮闻鸡起舞，终生不懈，在取得状元之后给皇帝的答谢诗中还掷地有声地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辛弃疾在临终弥留之际，脑海中仅存的理念，依然是北伐杀贼！他们真正做到了“男儿到死心如铁”！

辛弃疾、陈亮还算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文才被历史记住了；在他们周围，也还有些同样才华出众、有担当天下之志的朋友们，却因为留下的东西较少，不为人们所知。比如陈亮有一位朋友倪朴，如同陈亮一样豪迈不羁，自少时即喜欢舞剑谈兵，耻为无用之学。他立志要以战事效命于国家，收复失地、驰驱四方，直到四十七岁还不肯娶妻。他做的学问也是军事地理等，对天下山川的险阻，各地户口的多寡，了然于心，著成《舆地会元》四十卷，他还自绘了一幅天下地图（包括他能所知的一切华夷国家，可谓当时的世界地图），张贴在自己墙壁上，对其中可战可守的军事要点，均手指心计，牢记于胸中，以备一旦将来上战场撕杀时好用。但这人比陈亮的命运还惨，默默无闻地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这就是英雄，无论时势如何，他们总是按照某种天意的召唤，恪尽自己的使命。这种人虽然稀少，但每朝每代、每种环境下都有，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倪朴一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但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从未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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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代不需要英雄，英雄就留给了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我甚至觉得，全部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发掘出民族的真正英雄人物，让他们永远生机勃勃地站在一切活人面前，告诉人们，决定这个民族历史命运的不是什么玄妙的“规律”，而是沸腾于心中的英雄血气！（德国历史哲学大师斯宾格勒在研究完全人类各民族的盛衰原因之后，也是这么说的。）

英雄怎么作用于历史呢？有例子。

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宋史馆校勘谢枋得过辛弃疾墓旁僧舍，晚间闻“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黄昏到三更时分还不停息。谢枋得受不了，起来秉烛作祭文，准备早晨起来祭奠辛弃疾，文章一写成，那呼喊之声也就停止了。这件事记录在正史《宋史•辛弃疾传》中，谢枋得的祭文也有遗存，故我信其事应当真有过，只不过不能将这件事解释为鬼神迷信之说。谢枋得是江西信州人，《宋史》上记他“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这么一位激情澎湃的读书人，对于葬于信州铅山的辛弃疾的事迹与诗文极为熟悉。咸淳年间，蒙古人已改国号为大元，历经五年的残酷围困，已拿下了南宋的中间门户襄阳。当此国难临头、风雨飘摇之时，这位以忠义自任，又感情极为丰富的诗人夜宿辛弃疾的墓庐之旁，悲愤交加，一定是在极度的冲动中出现了幻听的感觉，等他写完祭文，盘郁在胸中的郁闷之气泄去，幻听自然也就结束。

谢枋得后来任江西招谕使，指挥江西抗元战争，失败后本想隐姓埋名藏于民间、伺机再起，不想被人认出。元统一天下后，数次招谢枋得入朝为官，谢枋得不去，后被强迫送到元首都大都（今北京），谢枋得遂在金人曾关押过宋钦宗的悯忠寺内绝食自尽。（悯忠寺至今尚存，名为法源寺，在北京牛街附近，中国佛学院就设在那里。）他也做到了“男儿到死心如铁”。

（文章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二辑文章《男儿有梦心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