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沈阳城建档案馆 浑南:官际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5:10:07
处在第二的位置比处在第一的位置更安全，靠支持别人可以获得安全感，靠打击别人也可以获得安全感。
让富人先民主起来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主。企业家与政治家参与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市场，民营企业家所代表的“私利”和参政代表的“公利”往往是冲突的。
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树立自己的形象，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就要表现得与前任不同，甚至有时侯就得否定前任。
世事与棋势相通，该和的时候就得和，该战的时候就得战，违反了势理，只有自讨苦吃了。
在官场上混，就不要奢谈什么纯真、天然、善良、美好等等，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官场上的人，个个都是笑面虎，背地里心怀鬼胎。
玩政治讲不得高尚，来不得半点宽容和菩萨心肠；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
不扶植潜在的对手，是官场的人事密决。
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掌握一些他最怕让别人知道的材料，以便控制他。
名额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谁在官场上失去了抗衡能力，就会处处被动受制约。
官场上总能把原本平等的人弄得不平等，同学、朋友、亲戚概莫能外。自古以来多少人是死在朋友一手策划的阴谋之下，而不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是死在叛徒手里，而不是死在战场上。千万别相信朋友，千万别与身边人交朋友，尤其是在官场上。
官场毕竟不是战场，每一刀砍下去都要见血。官场上许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讲，许多事情只能讲不能做，不了解其中的变数，都是要栽跟头的。
领导基本上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从正面说就是理想宏伟进取心强。
人在当官的时候变成鬼，下台后又还原为人了。
身在政界，在乎的就是位置。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高官的也不是好官员。
厅级待遇说起来和教授差不多，但是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教授是学术头衔，标志着学问和知识；厅级是官衔，标志着地位和权力。有的人有学衔无官衔，有的有官衔无学衔，两者很难兼得。学衔与官衔相互作用，便可你助我名，我助你势；名可得势，势可成名，名势互动，就能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官场上做官有个准则：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贪求完满，你必须要给别人留下余地，你必须让别人也要得到一点什么，你必须也要同时满足别人做官的自尊心和利益需求；你让别的官员一无所有，你把同僚们逼急了，只给人家留下跟你拼命的一条路，你自己最后也就一无所有了。
领导是一个集体，不可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领导最忌急噪，锋芒毕露是政治家的大敌，从政的人不受批评不作检查很难做到。
官场里的许多事情，往往不是由最权威的理论、法规、政策、决策层、领袖人物所决定，也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运作所都能够左右的，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官场人群——包括大官，也包括小官——的群体意识深层，还有一种魔力，它是那么无法无天，那么力大无穷，它让官场里的人群是几乎本能地产生冲动，从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群体处世规则。
在中国，成熟就是没有锋芒和棱角。
所谓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就是遵守、掌握、运用潜规则的熟练程度。否则，你就永远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官员。尽管潜规则实际上是封建官场的文化伦理遗产，政治腐败的润滑剂。
张狂，这是从政的大忌。
官场潜规则之一：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事情根本连问都不问。
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现象。
当官的就是要做墙头草，你不左右摇摆就话不长。
现代官场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一把手的能力不重要，听不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而有些担任副职的人却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有能力有成绩，却得不到提拔。
在官场上，你不能认死理。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人尖子和人渣子都不适合做领导，所以官场中人不能太锋芒毕露，诸如精明、狡猾都是官场大忌。聪明人就聪明在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但不点破，不翻脸，不露声色，打哑谜、装糊涂。
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有能力就能上去；有时候有能力反而是千年老二，扶不了正。
官场就象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厉害关系因势而变。
官场上的尊卑，有时也不见得总是以级别论，关键还得看处在什么位置尤其是重要领导身边的人，级别不高，可有些级别不低的人也要巴结他。
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是非。
做领导的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
屁股决定脑袋。处于不同职位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绝对是不同的。（这也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
对手之间保持沉默永远是上上策。
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巴大个错误。西方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爱。
官场中人发表意见，口头禅总是“个人看法”。不同人说“个人看法”，意思大不一样。通常下级在上级面前是谦虚的意思；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个人看法，看上去也是谦虚的意思，其实是强调个人权威了。
官场上虽然也有集体讨论，但并不是认真的论证，而往往是谁的权力大服从谁，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过场而已。
官场生态环境中不愿意得罪人的盲从心理和社会公众意识中蚀财免灾的习惯性心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目前法治不健全和体制不顺的政坛上，盛行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此衍生出领导的观念可以左右一切，领导的需要即为合理的怪胎。
做官的人，总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劝告。尤其是同级官员的劝告。总接受别人的明示、暗示，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能力的表现。
党委的干部部门，不象政府的人事部门、企业的劳资部门，它管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处级以上的干部。
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任的说法。
往往是领导无意识说出的话更能代表领导的意图。
领导的关键是出点子、提要求、用干部、验成果。用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研究发展思路，调动干部积极性。再好的思路，没有人在下面给你具体抓落实，一切等于空喜欢。
党委的权力就是拨弄干部，全凭这一手笼络人心，如果不是频繁地调整干部，又有谁会靠近你。
官场上的领导，重要的不是凡事都亲历亲为，具体实施；而是要按照工作程序，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以造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领导艺术，无非就是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艺术；至于工作能力，各人都有一套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制胜的法宝，用不着锋芒毕露。
小心谨慎做人，大刀阔斧做事。
一个领导的意志会被别人左右吗？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会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错了，他都会坚持。
当领导既要政绩，又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有个性，共性永远大于个性，否则你就难以立足。
在官场上，同一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脸谱，以应付不同场合的人。
人们常说，人有多种面孔，实际上指得是思想上的多样性。
在官场上，要有魄力：一是刚性的果断；二是柔性的果断；三是面临矛盾的果断。
当官就要做到三不倒：一是“夸不倒”、二是“难不倒”、三是“吓不倒”。
官场上讲就的是启承转合，领导的水平和艺术全在于处世要轻重照应，跌宕有致。越深的人，越轻易不让人看出其中的半点玄机。
官场毕竟不同于商场，所有的目的只能藏在做法和笑容之间，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交往，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做了，一只酒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再往后的交往则是谁都有数了，那是可投桃报李铭记一生的，谁忘了这些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成了这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如同女人没了贞洁。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尤其越是掌握决定权的人，越要学会妥协，最后力争达到利益均沾，彼此平衡；吃独食的人，贪心过重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政治这门特殊艺术的；一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于贪婪，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在官场混，首先要练就一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政治上的红眼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造谣生事，胡乱告状，颠倒是非，妄图乱中取胜。
会算政治正的人是这样算帐的：做一次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光彩。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
中国政界是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越激烈，爬起来也越艰难。
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
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级别的领导来了就由同级别的领导陪同。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潜规则。
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一个主意被否定，并不一定是这个主意不好，而是提出的人有问题。许多事情，决策者心里很明白，但由于是别人提出来的，他就不去做，甚至反对去做。用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显示自己的功德。好事可以不办，权势不能动摇；为了自己的权势，什么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社会晚进步几年又有什么，只要权势不受到损害，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具体推卸责任，抽象承担责任，回避实质问题，大谈空泛道理的手法是当领导的遇到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盗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会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能必恭必敬；同僚之间，象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争风吃醋。
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另有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情，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友，明日为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常常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可实际上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在那里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误的，明天可能就变对了。
在西方，谁是总统谁挨骂；谁是领导谁挨骂。在中国，谁被人领导谁挨骂。只见过上级骂下级，没有见过下级骂上级。这也是一条规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骂与被骂都不可怕的环境之中。但要记住一点，下属千万不要骂上司，除非你不想再干了。凡属脑袋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当着领导的面骂领导；背后骂的不算，领导也知道背后没有不挨骂的官。你如果当面骂了领导，他千方百计都要找机会让你感受到他的权威的厉害。
被领导骂并不可怕，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说明上司没有把你当外人；真正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的。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级，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
不要动不动就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比前任干得更好；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骂你的下级，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
不要动不动在下级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有那么一些人，专门窥测上级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的声音了，少有领导对下级的批评；更罕见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需知在官场上，从处长到副局长，就象从举人到进士一样，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官场中有惯例，谁入主一个地方，总会先去拜访当地的老领导，稳住他们的情绪，以免惹是生非。
你有权他有势的时候，可以互通有无，来往密切；当你失势以后，没有利用价值，人家早就忘了你的存在，还去打扰别人，就是自讨没趣。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社会是个大舞台，但这个大舞台却没有给聪明人提供多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园地。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永远不会得志，这是弱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要被人提防。经过挫折和失败，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便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聪明，这种畸形的聪明便是“假装不聪明”，这“假装不聪明”里面的学问大着呢，要把握住分寸，既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又不要真的什么都懂。如果全社会都是聪明人，何来伟大、英明、天才和卓越呢？
喜欢强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强；喜欢弱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弱。
愚蠢的人只顾展示自己的才华，聪明的人则是千方百计让领导展示才华。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上，最忌那些有思想的人，他们有理性思维，有分析能力，有违令勇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宜谋官。被领导者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你敢于批评领导，就说你目无领导；你善于思辩，就说你只重视理论不务实际；你办事不按照领导的思路，就说你骄傲自满，另搞一套。你应该善于从领导的话语中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突出、三个加强”之类的讲话精髓，强调下面要深刻领会。
有的领导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宁愿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
距离是维持威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
锋芒太露，容易受伤的是自己。人一走上官场，心态都会变得很复杂，你要在官场这条路上走，你就一定失去你的独立人格，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
领导没给予什么指导性的意见，没划框，实际上是为自己收拾残局预留退路。
成绩与错误是孪生子，越想干出成绩，也就越存在犯错误的机会。
上苍对人是公平的，有所得必定有所失，有所为必定有所不能为。想当官或者当了官，话不能畅所欲言，人性的欲望就得老老实实克制；否则，越界了，就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在一个人的升迁上，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比工作实绩更重要。人有七情六欲，因此对人的评价永远也摆脱不了感情的因素，谁也不会启用一个锋芒毕露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
人们常常说，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不是人治。话都这样说，但实际上行不通，有时候领导的意志就是法律，或者说，比法律还要法律。
错案与冤案性质完全不同。错案是工作失误，冤案是主观故意。制造冤案者会受到党纪国法追究，因此，参与者为了不受追究责任，必定对调查设置障碍。而且，错案只要认定了指控不存在就成功；而冤案却要追究制造冤案的动机目的，要涉及对制造者的责任认定，难度大得多。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一条官场上不成文但都心照不宣的规则。
在领导面前偶尔发几句牢骚，只要掌握好分寸，会缩短与领导之间的距离。
聪明人经常用装傻来避免尴尬。
向领导表功是最愚蠢的方式，该知道的事，领导总会知道。
细节产生区别，细节表明亲疏。不管多么公正的领导，都无法对部下没有亲疏，亲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相处时能否随意，说话能否随便。
局外人一定要学会理解局中人，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时，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多想想。
给人以信心的人，自己并不一定有信心。在困境面前，作为领导者，即使自己尚未找到脱困之路，即使对能否脱困毫无把握，也得表现出十足的信心，让追随者们信心十足地去努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脱困之路。
领导者坚定的信心可以影响部下的情绪，忠诚而又有战斗力的部下，也能坚定领导者的信心。没有一支忠诚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不管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将变成孤家寡人，一筹莫展。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者绝不能在下属面前惊慌失错。领导者的镇定就是下属的信心。
任何反常都必定有内在的特殊原因，这是一般规律。
作为一个领导，不管才智多高，只要被个人情绪控制，他的决策就会走向迷途。自己希望仕途坦荡，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想成就大业，必定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失去。
有些是非是无法分清的，越想分清，不但越分不清，甚至还会加深矛盾。
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官场则以职务高低看价值。
得罪了记仇的人，实际上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许多领导眼中，浪漫就等于轻浮，温情则是不成熟。
一个好的领导，对忠诚于自己并努力工作的部下的家庭问题，应该主动帮助解决。
要做一个英明而富有远见卓识、善于用人、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领导。
在一个拿原则做交易，为自己谋私利的环境中，原则是必须受排斥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阻碍着一些人的升官发财的道路。
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如果遇不到一个好领导，就会平平庸庸地过去。
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树立典型和全力扶持典型、保护典型的特点。树立典型是使自己更出名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首先发现全国性典型的地方领导的前途往往与典型在全国的知名度成正比，是一荣俱荣的关系。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万事得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这是一条官场经验。
与领导的朋友太近了，会使领导觉得不安全。
没有野心就不会产生威胁，实干则能出成绩，出了成绩首先是领导的功劳。
涉及领导隐私问题，不议论、不关心、更不能参与。
自信心极强，靠才干和努力工作赢得领导信任和重用的人，说明他人格上的不可轻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键在于一个养字，核心在于一个用字，养出了忠心才能用得顺手。
一个不能保护部下的领导，部下必定离心离德。
出主意就是要学会统揽全局，凡事从大局上、从政治上考虑；用干部就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谁都不是全才，有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领导就轻松多了。
在官场上，上面没有人为你说话，没有人罩着你，你不但会一事无成，甚至还会职位不保。
中国的官场，仅仅靠聪明才干是不够的，没有人提携，没有人赏识，不管你多有才，也只能象老牛拉破车慢慢来。
官场上的一般规律，对前途看好的人，下级往往都惟恐巴结不上。
在自以为是的官僚面前越谦卑越能赢得好感。因为越是从最基层上来的官僚，越在乎尊严；他们在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人格受到过许许多多的挫伤，位高权重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
官场上有很多禁忌，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兴趣。
能少让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就尽量少让一个人知道。
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来接近领导，恭维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达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已经由不正常变成了正常，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这种上下级关系就象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下面与上面，一层又一层、一环又一环地连接了起来。
干部问题说到底就是级别问题，级别问题说到底就是待遇问题，待遇问题对于会议接待来说就是接待问题。
上级对下级的不满，尤其是对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所表示出的不满，下级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对他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重视，而且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使他迅速感到满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滞后，而且力度、广度、深度都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相比。经济体制已经逐步走入法制，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人治依然大于、高于、超于法制。正是因为这样，下级领导的乌纱帽，并不是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还是控制在上级领导的手里，特别是分管领导的手里。
干部好不好，本来应该是群众说了算，可是关键时刻还是领导说了算，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火烧的就是原来领导工作的思路和决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问题。如果新的不把旧的否定掉、消灭掉，那又怎么能体现出新的呢？老的毕竟是老的，新的毕竟是新的。过去官场上老的比新的厉害，现在正好反过来，是新的比老的更厉害。这是个不争的官场游戏规则。
“我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这绝对不是什么套话，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臣服的特定程式。
用能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才能有政绩，才能有立足之本，才能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多年的经验证明，在人情化泛滥的社会里，当领导的手下不能没有几个人，尤其不能没有能人，没有几个得力干将，就撑不起一方天地。
作为上级想交结下属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是多多表示关爱，工作中多提携，多保护；二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结交，拉他们进入圈子；三是礼贤下士，讲义气。心有所属的下属多了，工作就好干了，对自己的贡献也就多了。而且这些人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危险比较小。
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最敏感的问题，仕途升迁是官场的首要大事，为官者成败荣辱全系于此。干部问题不但关系事业成败，而且可以影响一地民风。现在的干部管理制度还是上级任命制，基本程序是：领导提名、组织考核、集体研究决定。这几年的变化无非是在组织考核过程中增加了一项群众评议和公示的内容。选拔、调整干部的关键是领导提名，没有领导提名，无论你如何优秀也不可能被提拔任用。提名前的私下沟通又是关键的关键，其他程序只是必要的形式而已。既然提名前的私下沟通是关键，以人划线和任人唯亲就不可避免。在法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治的手段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上清高不得，迂腐不得。
派系和派别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根本杜绝的。在大的原则下，具体问题必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就行。在当前人治为主的环境下，任人唯亲是不可避免的，党政机关中实际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派别派系。自古以来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从未停止过，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很好地驾驭局面。在干部的任用上幼稚不得，迂腐不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二者不可偏废。当然也要照顾到上级领导和班子成员的关系，通过协调关系形成比较统一和谐的整体。
中国古代高官的仪仗和身边人的毕恭毕敬，除了为了表现等级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权威。如果身边人和你没大没小，你就会因此失去下属的尊重。威威皇权，由近及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人爱说“享受人生”，中国人把这四个字倒过来说，叫“人生享受”。享受人生是一种精神，人生享受是一种物欲。
现在是人情化的社会，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不会处理关系就干不好工作。幼稚必然导致失败。现实和理想必须相结合。人情化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下级之间看法大于宪法。
利用矛盾驾驭局面，这是政治家必须拥有的手腕。
接待水平代表工作水平，有民谣为证：“汇报再好不如酒好，工作可少菜不能少，想当先进备好礼包，感情交流全都有了。”
检查本来是一种督办工作的方法，上级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下级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如果对下级汇报的情况、数据、经验的真实性确信无疑，看汇报就可以了，还检查什么？本来十分严肃的检查，如今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沦落成为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节日，轰轰烈烈地造假，通过了检查，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上面，一是一些上级部门领导焦渴的虚荣心需要满足，检查这一形式便于显示权力，抖一抖威风；二是上级部门的领导需要被欺骗，就象女人喜欢听到别人说她美丽，明知是虚假的奉承仍然百听不厌；三是上级部门需要下级虚假的材料来满足他的虚假政绩的需要。
给领导办私事是密切与领导关系最好的形式。俗话说公事办不好挨批，私事办不好挨踢。
工作总是和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就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请示不汇报，小心你的乌纱帽。今天找不到领导的办公室，明天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中国官场，上级对下级是臣属关系，上级整治下级是天经地义，以下犯上十有八九没有好果子吃。即便是上级有错误被你掀翻，你今后也必被新上司视为不忠不孝，终身得不到重用。同级之间是兄弟关系，即便有矛盾，一般也不伤害根本，若你真的把同僚掀翻在地，必被视为不仁不义，而遭人防备。
人在失意的时候得到同情，最容易成为朋友。
你依附的官员总有调动、退休、倒台、下台的时候，即使他上升了，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对这个人的话语权能否继续保持？恐怕逐步消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新上来的人，也象一个新的树枝，有他自身成长起来的树干和发展出来的枝桠。更何况，你靠什么建立和维持与某一个权贵者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究竟是单方面的依赖，还是双方相辅相成的？如果是前者，你在心理上就永远处于一种对人摇尾乞怜的状态；如果是后者，情况反而更糟糕，因为你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是你又无法全方位地介入他的行政生涯，你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层面、一个点，是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的一个小小的结，而一旦他那一方在别的侧面，别的层面、别的网结上出了问题，你就不能不受到牵扯，你的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跟着玩儿完了。
对于上司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下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于下级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上司将使你随时处于不安之中。
生活经常会出现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官场上的事情谁对谁错，没有个是非标准，谁权大谁就是对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官场处世原则。
官场上就是这样，官位最高的人说话了，不管好不好听，总是有那么多人附和。
对官场上的事情，大多数人虽然有看法，但那终归是老百姓的看法，只有说说的作用而已。
这个社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有靠山和没靠山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做官必须朝中有人。
生活里想不想当官，能不能当官和会不会当官不是一回事情。想当官的人不一定能当上官，当了官的人不
一定能当好官。 如今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公开的是一面，暗地里又是一面，而往往起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人要生活得好，光有能力还不行，必须有靠山、有金钱、有一大批能用得上的朋友。
在官场上混不能付出真情。这是一条真理，道出了官场真谛。
现在这种社会做人不能太认真，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真情的付出是没有几个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法规是人大定的，而具体的执法人员是要官方的权力机构任免的，违法可以，违权不行。违法不违权还有救，因为有权者可以帮你说情；如果违权不违法，那就死定了，只要有权者一句话，头上的乌纱帽就得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权而争得头破血流，却不见有多少人为护法而牺牲呢？
生活中为了一官半职明争暗斗的事例随处可见，而遇事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或者说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却不多见。正义与邪恶、法律与权力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时常伴随在人们的左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社会的潮流。
一个人有良知和尊严不会有多少人赞赏你，没有良知和尊严也不会有人羞辱你；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官位、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往后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的官场和商场一样，事事都讲究实实在在，事事都须等价交换。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弄不明白，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该快的快不了；涉及到官与官的利益的事情，不该快的又快得不得了。
官场上除了熟人和金钱之外，美女也是一条捷径。
官场就象个魔方，天天都在转，天天都在变。当官最怕就是在官场上停滞不前。
一些在位的人，为什么在有权的时候捞钱捞物，因为有权和没权的反差确实太大了。
一个人的人生天平一旦发生了倾斜，它所滋生出来的能量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比的。这其中的微妙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时才能领悟。说白了就是要有不择手段的策略和不要脸的精神。要脸就没得官做，要做官就得不要脸。
人生的许多痛苦都是自找的，其实有些事情一旦换个角度去想，一旦把它想明白了，痛苦也就消失了。
为官的原则就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说白了就是拿原则做交易。官场上混的人，不滑头就难以保护自己。想往上爬的人，有哪一个不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干什么事情关键看效果，至于会不会伤害到他人，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生活中有许多人的是非曲直是根据自己的利益为衡量标准的。
官场用人的腐败就象爱滋病一样，一旦沾上边的人自身的免疫力就全无，任何一种细菌都能轻易地侵入。而且还会不断地传播给其他人。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明，这是官场上一条不成文的经验。
不要太相信那些制度，有了制度没人执行等于没用；有了制度没人监督也等于没用。从古到今，任人唯贤提了几千年，可这个贤字的标准是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面规定用人采取回避制度，可以，你要我回避，我就采取交换的办法。权力是对等的，你在这个级别上用我一个人，我也在同样的级别上用你一个人，而且还名正言顺。
官僚盛行的官场必然会出现许多工作上不该出现的疏忽，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你总想着能有一位长着慧眼的领导，赏识自己、重用自己。有了这种幻想，便拼命工作，就是不愿意主动接近领导，结果机会总是不肯光顾自己。时间长了才明白，领导们嘴上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好象他们的用人毫无私心，完全公道；其实在这种世风人下的环境中，再好的组织原则和路线，都被物欲横流所泯灭，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所以说，把自己命运的赌注押在领导的良心发现上，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官场上有两种办事方法：一种是通过送礼谋到一个位子；另一种是谋到一个位子以后再送礼。前者多是跑官者采用的办法，后者则是有本事被重用后的感谢。
贪官的司机与秘书
河南一位贪官，在任县太爷的6年间，与160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他的这些腐化对象，有的是他自行勾搭上的，更多的则是心腹人投其所好，以“中介”方式为他拉拢到一块的。其中他的司机马某，就为他拉过6 次“皮条”，做过13次说客。为保卫“首长”腐败时安全无恙，马某曾多次在门外站岗放哨，熬过不少通宵。
俗话说:“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贪官进行腐败活动，也离不开“屏风”与“帮手”。司机作为贪官的身边人，朝夕相处，鞍前马后，贪官的行径难于完全避开司机的眼睛。为安全起见，许多贪官都特别要求开车的司机“忠诚”于自已，成为自已的“帮手”和“屏风”。河南的这个贪官在选马某为司机时，就对马某进行过一次“忠诚”考验。2000年一个隆冬夜晚，他突然要马某把他送到市里最豪华的“正宗波斯猫”桑拿洗浴中心去参加一个会议，谁知这个“会”一直开到次日早晨7 点，这天夜里他不但洗了桑拿浴，而且与两个女的鬼混了一通。马某在冰天雪地里，恪尽职守，一直守候到早晨，把他接走。这个贪官表示满意，对马某说：“我的工作方方面面，日理万机，不分白天黑夜！记住，你对一个首长的忠诚，就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啊！”
马某取得“首长”的信任，开车6 年来，“忠诚”为“首长”收受各种礼贿1467件。为了负责，他建立了一个账本，把某年、某月、某日、某单位、某个人，以及若干数量的现金、礼品、高级烟酒、电器、书画、古董、金银或者首饰等，一一详细记载下来，并注明送礼人单位、职务、姓名、电话及联系地址，以及请求帮忙的事项，让“首长”一清二楚。同时，马某按照这个贪官的旨意，不仅代为收贿，也代其行贿。逢年过节，或者在领导干部述职晋级考核时刻，马某就受托用车子把数目可观的钱物，送给上级领导机构的各路“神仙”。司机马某成了“首长”得力的“帮手”与“屏风”。
当然，马某也因“忠诚”而成为“特权司机”。俗说，“相府门人三品官”，司机虽然也只是个“门人”，但与官府挂上了钩，受到贪官信任，也就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当地一些企图攀龙附凤而没有关系的人，也就把马某这样的司机作为门径，向其讨好进贡。在这6 年里，作为贪官司机的马某，收得赃款也高达211万元，并且也与60多个女人不干不净。
现在，这对狼狈为奸的主仆或者说主奴，已经双双落入法网。从中给人们的一个启示：腐败是丛生的。一个贪官的腐败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有同谋，有伙伴，有“帮手”，有“屏风”，形成大小不一的腐败圈子，相互利用，相互包庇。深入反贪斗争，在查贪官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贪官的“帮手”与“屏风”的清查。对贪官这些身边人的清查，既是深入揭露贪官罪行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全面反贪所必须。香港在反贪上有个很好的口号，叫做“零容忍”。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人贪污，无论是贪多贪少，都不能对其有一丝一毫的容忍。只有“零容忍”，才能对腐败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不留漏洞，除恶务尽，实现“零腐败”。抓贪官，也要抓那些与他们组成腐败链的为虎作伥的身边人，不可让他们逍遥法外。
为非作歹的贪官身边人，除司机外，秘书是重要角色。大量事实表明，官员的腐败，多伴有秘书的腐败，如陈希同与其秘书陈健，王宝森与其秘书闫振，铁英与其秘书段爱华，程维高与其秘书李真，以及陈良宇与其秘书秦裕，等等。秘书较之司机，除了担任跑腿、望风的角色外，还多有智囊的角色与经纪人的角色，作为“屏风”与“帮手”的坏作用更大。他们与贪官的亲密关系，往往已经由“身边人”升格为“自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贪中决不可忽视腐败链条中秘书这一环节。当然，不能说贪官的秘书与司机都是贪官的“屏风”与“帮手”，但如果他们是长年受宠于贪官，完全清清白白也难。即使一些人还没有与贪官沆瀣一气，也是贪官腐败罪行的知情人，用力注视一下这个群体，对深入反贪斗争是大有好处的。
在中国社会，当权者的许多事情是逃不过小车司机的眼睛的，所谓旁观者清吧。一个单位的小车司机，有时候可是掌握着领导的生死大权。给领导开车要长一双老太太的眼睛，该你看见的你不能落空，不该你看见的你绝对不能看，这是规矩。
司机是什么？是领导的腿，他得拉着领导走路；是领导的手，他得为领导干许多烦琐的事情；他是领导的眼睛，要替领导看着四面八方的情况；是领导的耳朵，他得为领导听着上下左右的声音；是领导的嘴巴，要替领导打电话；更主要的，他是领导的贴身人、贴心人。他替领导当半个家，也为领导分半个心。领导有些话不能跟上级谈，不能跟下级谈，可是能跟司机谈；领导有些事情，瞒着外面，瞒着家里，可不能瞒着他。
在一般人看来，秘书比司机重要，可是在领导眼里，司机比秘书更关键，因为司机是内臣，秘书是外臣。
以前有种误解，认为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才是领导的心腹，那真是大错特错，那种心腹只是场面上的，属于工作方法、领导艺术的范畴，真要是有些门后面、桌下面的事情，提防都还来不及呢。而司机是绕不过去的，也是没必要绕的，甚至是需要的。
领导的隐私对身边最亲近的部下并不保密，实际上也保不了密；相反，部下们大凡都会因为领导对自己不避隐私而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效忠领导。聪明的上下级，就是谁都不点破这种事情。
做首长的秘书，有时候就象嫁人，嫁对人嫁错人，这一对一错，进出可就大了。但秘书的决定，常常身不由己。虽然同样是办公室秘书，但给谁做秘书，这可不是相差一点点，给一把手做秘书，或者做一个普通的秘书，有时候可真是有天壤之别。
领导的秘书就是领导的形象。秘书的基本功是善于察言观色，把握准领导的所思所虑，任何意见的提出，要与领导的想法八九不离十，这样才能让领导满意。
古时候皇帝为什么重用太监？因为太监就象现在的秘书和司机。
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讳的事情便是“授人以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都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如果连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要出事。即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