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消防演练观后感:深翻土地 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1958年下半年，我作为保定一中高二的学生，参加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茶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当年“大跃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建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秋收秋种、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兴修水高中学生利、农村红专大学、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蝇子）等等。我主要参加了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

　　48年的岁月过去了， 那一幕幕“跃进”的情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映现，挥之不去。

　　“大跃进”运动48年再回首

　　“大跃进”是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而开展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对于这场运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决议》还指出，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继了更长时间。”这个结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这是我们现在谈“大跃进”应遵循的基点。

　　还应提及的是，在“大跃进”高潮中，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1958年全国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和标志。所以，人们后来说到“大跃进”，除了必说“人民公社”外，总得要谈到“大炼钢铁”。

　　刨红薯

　　1958年9月1日保定一中开学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仅上课一个多月，全校师生即开赴满城县江城公社大搞“深翻土地”。“深翻土地”在当时也称为“运初”。高中二年级师生分配到江城公社李铁庄。

　　满城县的江城公社在保定市西边，紧邻市区，路途不远。当年保定一中三年制的高中班，从保定市和保定地区22县招生，面很广，但不招收女生，都是清一色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年学校又实行军事编制，称为“钢铁民兵连”，所以高中部一、二、三年级的同学“刚性”十足。动员大会后，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出发那天，写有“保定一中钢铁民兵连”的红旗猎猎前导，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肩扛行李卷儿，手提洗脸盆，高唱着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嘹亮的歌声从保定南关舢航头一中，一直唱到满城县江城公社。队伍行至保定西下关火车站，只见对面丁字路口有一座石雕像，一壮汉伸开双臂将一座大山劈开，说明文字是当年全国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到这样的雕像，读到这样的诗，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倍增。真可谓一路走来一路歌，那歌声回荡在保定市西郊，与正在建设中的西郊八大厂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融为一体，“大跃进”的气氛相当浓郁。

　　进村后，师生三五人一组分住在社员家，担水、扫院子，忙个不停。一切安顿好，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我们进驻李铁庄的任务，主要是“深翻土地”，但此项劳动须待秋收完毕方能进行。当时地里的玉米、谷子已收割完，棉花已摘尽，棉柴已拔，只剩下刨红薯（当地称之为山药）。社员们已给我们把红薯秧子（当地叫山药蔓）割净运走，只待我们尽快刨完红薯，以便深翻土地。

　　不谦虚地说，刨红薯这样的农活儿，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儿，因在老家农村经常干，可谓驾轻就熟。关键是怎样既刨得快，又刨得好（既不丢落也不伤镐）。在与同学们的劳动比赛中，我创造了“三镐一提一甩”的经验，即瞄准红薯棵，左一镐，右一镐，前一镐，旋即用镐提出红薯墩，落在右脚面上，右脚往右一甩，一墩红薯搞定。这5个动作说起来麻烦，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5个动作在瞬间完成，总共超不过五六秒钟。具体干起来，在求速度快的前提下，必做到稳、准、狠，一镐下去，绝不能犹豫。因为当地种的不是春红薯，而都是麦茬红薯卿麦收后我的红薯），块儿都不大，于熟练了，基本上不一会遗落，也基本没有伤镐（“伤镐”是指把红薯块儿只刨出半截）。我那年20岁，身体倍儿棒，一连干4个多小时不休息也不觉累，每天干活总把其他同学远远拉在后面。老师曾让我向同学们介绍经验，我就强调这“五步法”必须要快，只能在五六秒钟内完成；如果你用十来秒，进度必然慢一倍。同学们点头称是，此后我们班刨红薯的进度大大加快，受到全校表扬。1960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的作文题有两个（任选一个），一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二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O我选了第一题，就是记述的“刨红薯”这件事，人学后得知得的分数还不低。

　　1958年河北省风调雨顺，不旱不涝，是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年。不然，当年8月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就不会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当年收成好，所以我们在李铁庄可以放开肚皮吃，馒头、红薯管够，白菜汤随便喝。我每顿吃四五个馒头再加五六块红薯，不在话下O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良素，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夺“饭量大”之冠，被同学们传为佳话。只是因为刚成立人民公社，许多社员感到反正是大集体了，庄稼收多收少，又不是自个儿家的，再加之男劳力大都上山去大炼钢铁，不少庄稼丢在地里没收好，浪费了许多。

　　大概是半个多月后，红薯刨完，田野里再没有任何农作物，一马平川，只待深翻土地了。

　　深翻土地

　　农民们都知道，种庄稼要深耕细作，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但深耕“深”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是越深越好。任何农作物都吃“熟”而怕“生”，用科学术语说，就是只有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土层挖得太深了，农作物根部接触的是翻腾出的没有腐殖质的生土，一定会影响生长；而农作物需要的含有腐殖质的有机肥料（当时还不兴化肥）都施在半尺多深的土层，所以耕地不需要太深，六七寸最多一尺足矣。种庄稼不是栽树，需要挖个大深坑。

　　可是当年的“大跃进”，好多事情走向极端，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强调“深翻”，似乎越深越好。我们这次在李铁庄大搞深翻土地，明确要求最少是两尺，能达到3尺更好。那时许多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在家种过地，但并不懂得科学技术。何况这又是上边的要求，没有人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3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当时二年制高中班的郭登科同学（此公现任《河北法学》杂志主编）就对我说，他们班正在竞赛，比赛一分钟能翻多少下，以多取胜伊放“卫星”。我湖 年级4个班200多人，因都是男生，小伙子们年紧 轻气盛，体格又好，翻得最快最多也最深，不时 在广播里报出一个个“卫星”。

深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创“高产田”，
至于能不能创“高产”，谁也不会多想，大家只是按要求热火朝天地大翻特翻。当时的那种干劲，用“冲天”来形容远远不够，人人像疯了一样。在太 行山东麓李铁庄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仿佛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座战，如果写一篇通 讯，用“沸腾的田野”为题最恰当不过。红旗招 展，喇叭声声，喊声、比赛声连成一片。田野里专门设有广播站，主要播送各班的“捷报”、“卫星”，鼓舞士气。一会儿一个“捷报”，一会儿一个“卫星”，热闹极了。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宁丽，嗓音脆亮甜润，她担任广播员堪称一流，不时播出各班的战况，还穿插着朗诵同学们写的“战地诗”，鼓动性极强。至今保定一中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常常说到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

　　在李铁庄这样翻腾半个多月，大功告成，就该种麦了，我们也就离村返校。至于小麦出土后长得怎样，不甚了了，因为回校后马上又投人“大炼钢铁”运动。

　　这种深翻土地创高产的群众运动，不唯满城，而在全省各地也普遍开展。当时就听说石家庄地区某县有个学校大搞“高产田”，在操场上挖了一个长3米、宽1米、深1米的大坑，在坑里施上15厘米厚的大粪，然后撒人 10斤麦种，却没有长出一棵麦苗。因为施肥过量，麦粒刚出芽就让大粪给烧死了。我对当年的深翻土地，几十年来一直耿耿于怀。2005年10月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认识了时年87岁高龄的资深农业科技专家汤礼治老先生，借机向他请教当年深翻土地的得失问题。

　　汤先生是一至六届河北省政协委员，对农业技术了然于胸。巧极了，他说他1958年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参加省政协组织的工作组到宁河县（该县时属河北省）视察深翻土地、密植高产，那里就要求土地深挖两尺。他当时就认为土翻两尺，太深了，这样翻出的深层生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必然招致减产，提出必须把熟土填回去。当地农民采纳了他的意见，那年庄稼没有造成减产。他说，1958年大搞深翻土地，是全省性问题，没有尊重科学。我想，当年如果农业战线上的“汤礼治们”都站出来这么说一说，兴许就不会有“深翻土地”之举了。

　　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奋斗目标是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当年不可能知道1070万吨的运筹过程，后来才从有关资料中得知，这个目标任务虽是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但酝酿时间可推至上一年。

　　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我国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这个口号。1958年1月，国家经委建议当年钢产量为620万吨，3月2日由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3月8日，冶金部提出700万吨的意见。4月初，冶金部又提出冶金工业10年赶上英国的设想和1962年达到2000万吨钢的打算。4月，6省1区生铁促进会召开。5月，全国地方冶金促进会召开。6月，华东区提出1959年达到800万吨钢，6月中旬又提出1959年要达到1200万吨钢生产能力。此后，华北、西南、东北、西北、华中、华南各协作区纷纷提高指标。汇总后，1959年钢产量将达 3000万吨以上。6月中旬，冶金部向中央提出了 1958年产钢 820万吨的指标。6月17日，国家经济计划部门又以“两年超过英国”为目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比上年（530万吨）翻一番的任务。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找国家经委负责人和各大钢铁企业负责人开会，问今年定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能否完成，大家都说行。实际上，截至 1958年8月，钢产量只完成400万吨。但是，会上还是定下当年生产钢1070万吨的任务。9月 1日，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从9月份起，指标层层分配下达，各级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等办法，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豪言壮语足见豪情壮志。

　　因为保定一中师生秋天到满城县大搞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较全国起步较晚。1958年11月上旬在结束深翻土地时，学校领导就传达过，回校后紧接着大炼钢铁，所以有思想准备。我们从满城县江城公社返校途中，已看到保定市西郊炼钢的小土炉小高炉鳞次棉比，公路上人欢马叫，运焦炭和运铁矿石的车辆来往穿梭，全市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热火潮天地开展起来。回校后，师生们马不停蹄，立即投人大炼钢铁战斗。

　　搞运动首先开誓师大会，这是历来开展运动的贯例。保定一中先是在东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校党支部书记作动员讲话，继之师生宣誓表态。党支部书记慷慨激昂地讲了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布置了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一中师生坚决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1070吨钢的任务而奋斗”时，引起师生们的一阵哄笑。因为“1070万吨”这个数字当时已家喻户晓，深人人心，支部书记讲话时可能由于太激动了，竟丢掉了一个“万”字，这怎么不成为笑柄呢？

　　全校誓师大会后，首先分班级在东操场建州上炉”、“小高炉”O说实话，从农村进城读书的学子，对农活儿还算略知一二，深翻土地也不露怯，但建炼钢炉却是一窍不通。好在有技术人员（实际上也是学校老师从别处取经回校后现良现卖）指导，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建起了一座座不土不洋的小土炉。小土炉遍布东操场，横看成排奖成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微型碉堡。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12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士炉前操炉出钢。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S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若轮到去西郊拉焦炭和铁矿石，困劲儿就来了。当时机动车非常紧张，我们到西郊拉料，虽一律用大卡车，但不知为何，不是司机开车，而是用人拉。十几个男同学肩上套紧绳索，往返几十里，回来时装满铁矿石，人人累个臭死。有一天深夜，我们拉着铁矿石回校，不少同学太累了，昏昏欲睡，就半睡半醒地拉车赶路。这种功夫若不在“大跃进”的实践中是学不到的。大家拉着车刚走上京广铁路线，就远远听到北京方向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有个机灵的同学大喊一声：“快拉！火车来了！”同学们如梦初醒，快拉硬拽，一股劲儿把车拉过铁轨，仅过了十几秒钟火车即呼啸而过，把大家吓出一声冷汗，异口同声道：“好险哪厂从此再无睡意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师生们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高涨的，干劲也是十足的，大家心无旁骛地为1070万吨钢而战，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气，为了赶英超美。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往往适得其反。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究竟炼出了多少钢，我们又付出了多大代价呢？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保定一中操场上，我亲自垒过小土炉，也操炉出过钢，但那“钢”都是一块块掺杂着炭渣的铁疙瘩。有时实在炼不出什么钢。老师就让把从各家各户收来的破铁饼破刀、门吊等旧铁器投人炉内，这样炼出的产品成色稍好一些，但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钢”。再者说，这些民用铁器是极其有限的，哪能总有这些东西供炼钢用？

　　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年的大炼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当月，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就达5000万l 月份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最高达9000万人，将近1亿，须知那时全国才6亿人（毛泽东当年‘’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为证）。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8月份为17万座，9月份为66万座＊ 月以后无法统计。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跃进”，1958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1383亿元增加到267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249％增加到339％；国家职工由上年的2451万人猛增到 4532万人。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073万吨，但其中有300万吨上钢基本不能用或使用什值极小。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