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江心洲企业:各地风情：台湾金门

台湾金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为台湾是在国民党来以后才经济起飞变有钱的,其实这根本是国民党为了统治台湾编出来的谎言,台湾在清朝就比中国有钱,经过日本统治更是突飞猛进。

在1940年就已经完成工业化。举例而言，1941年，台湾平均每千人拥有5台电话，中国要到1983年，才达到这个标准；1943年时，台湾平均每人的用电量，已达181.5度，是中国的233倍。

中国网友大概很难想象吧??台湾是国民党来台湾以后为了养活国民党带来的几百万外省人才倒退回农业国家,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逐渐恢复。

台湾自来的经济环境，即较中国优裕，因而吸引大量的中国移民；日治以来，经济发展更加快速，1898年，台北地区的平均工资，已较隔岸的厦门多三至五倍，但生活费用却反较厦门低廉。1911年，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访台，其访台的一大动机是希望考察当日台湾发展的情形，以作为他日建设中国的借镜，他提出了包括财政预算、行政组织、农政、币制、移民、警务、禁烟、土地调查等十项的调查重点；以下兹举其中一项～财政收支来说明。梁启超对于一○年代初期台湾财政收支的发展情形，有着如下的赞叹：

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三百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由此可见，一○年代初期台湾的财经发展，已远非中国各省所及；此后，随着日本在台湾锐意的经济建设，使台湾的经济环境，与中国差距更形扩大，例如：1935 年10月，「台湾总督府」举办「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中国派遣视察团来台参观，该视察团在1937年，刊行《台湾考察报告》，在此书之文末，即感慨地指出：『日本人能，何以中国人不能』、『短短四十年的经营，台湾与中国的差别是惊人的』，不但未对日本「侵占」台湾提出批评，反而对于日本统治台湾的建设成果，给予极为肯定的正面称美；及至大战末期的1945年2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班」，为战后台湾的接收工作预作准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在该训练班成立大会中，致词指出：『日人治台多年，成绩甚佳，吾人接管之后的治绩，若不能超过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为莫大之耻辱。』，此时正值「中日战争」的激战时期，蒋氏以中国之首领，竟对敌对一方的治台绩效，给予如此正面的肯定；的确，日本领台的五十年中，尽管台湾当时处于经济被剥削的殖民地统治，但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已与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差异。举例而言，1941年，台湾平均每千人拥有5台电话，中国要到 1983年，才达到这个标准；1943年时，台湾平均每人的用电量，已达181.5度，是中国的233倍；1943年，台湾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已达 71.3％，而中国在二十年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标准，此等明证，皆非「大中国沙文主义」者的情绪性不认同，所能抹灭的经济成果。

台湾主要的现代工业建设是从日治后期开始。

日本统治初期，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把日本生产的工业用品卖到台湾，台湾的农产品销到日本；一九三一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台湾农产品发展饱和，加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跳板，遂制定了「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政策，随后积极开发台湾工业，以期在南洋战争时期物资能够自给自足。

日人对台的工业建设可从三方面看：首先是基础的工业建设，一九○四年开始兴建的「新市镇」高雄，就是南进基地。电力方面，兴建「日月潭发电厂」，完成了发展工业的最重要动力。水利方面，建设桃园大圳、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引珊瑚潭和浊水溪水源，灌溉农地规模广达十五万甲，远大于清朝开凿的几个圳。

公共建设中影响最大的交通，是日人建设中较被忽略的部分，包括铁路建设和轻便铁路二项。日治以前台湾的南来北往靠港口海运，陆路交通以牛车和步行为主，日人普遍铺设轻便铁路后，交通大为改善。轻便铁路主要有二种规格，轨距一呎七吋半者可行驶手推台车，轨距二呎者可行驶台糖五分车，由于轻便铁路不仅铺设于平地，也深入山区，成为日治早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一九三○年代汽车逐渐普及、开始建设公路后，轻便铁路才陆续拆除。而公路建设也都是在台车路线上加以拓宽而成，台车业者也纷纷转而经营汽车业，这些交通运输业者在日治后期都成为资本雄厚的商人。

除了基础的工业建设，日人还兴建几个大型制造业工厂，是后来台电、台盐、台糖、中油的前身。国民政府来台后，在日人基础上接续发展为国营事业，多年屹立不摇。

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是日本时代对台湾产业发展留下的重要贡献之一。日治后期民众的识字率已达七、八成，使得光复初期台湾已有充裕的初、中级劳工，对战后经济建设助益颇大

日据时代﹐台湾虽接受不平等的殖民统治﹐但却同时摆脱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动荡﹐历经五十年后﹐台湾与中国社会落差更大。试以最足以代表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准的发电量做比较。1936年，全台湾人口仅中国大陆人口的1.2％，但却使用全中国大陆23％的发电容量装置；1944年，全台人口是中国大后方的2.1％，却使用了中国大后方的442％发电容量装置。如果以每人平均分配发电容量作一比较﹐1936年平均一个台湾人的分配发电容量是中国人的17倍﹐到了1943年﹐更高达233倍。再试从农、工业产值比来对照。1932年台湾的农业工业产值比为6：4；1937年为5：5。而中国大陆在1933年的农、工业产值比为9.3：0.7。可见台湾的工业化程度远超过中国大陆。

总之﹐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远高于中国﹐是早在蒋介石来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台湾的经济发展实力﹐早有它的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使然﹐岂是「伟大的民族救星」及「七十吨黄金」的恩赐？

再说﹐当七十吨黄金带入台湾的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面临共产党的革命，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大陆经济体系正迅速走向崩溃，台湾受其牵累，加剧台湾经济的混乱。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大批军民陆续逃入台湾，一时人口骤增﹐带给台湾社会更大的压力。终战之初﹐台湾人口仅六百多万﹐但从1946到1952年的七年间，台湾共增加了两百多万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万人最多)。这些突然涌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线生产在线的人口﹐因此台湾一时要承受的经济压力是不言可喻的(至于社会压力更不在话下)。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湾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1949年6月台湾的物价指数，已是「光复」之初的 7000多倍。令人难以忘怀的「四万元换一元」的新台币发行，也在此时开始。台湾此时要承受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又岂是区区七十吨黄金所能纾解？

靠政治神话吃定别人的霸权侵略者与外来统治集团﹐请认清历史再撒野吧！有志气的台湾人不吃你们这一套！

第二点：在40年代早期，台湾是全亚洲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　
本土的地方。在日据时代经济上的基础建设，早就有了相当　
好的发展，而且台湾民众的识字率也高达了60％以上。此时　
中国的真实识字率约仅有5％（真正的估计）。　
　
台湾被国民党统治剥削的前十年，遭到严重的经济停滞状况，　
源于国民党将几乎所有的资本耗尽外，同时以各种的手法，加　
诸相当严重的税赋的负担。导致民间缺乏资本。　
　
但是，台湾民众及台湾由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基础建设，具备有　
真正的经济潜能，很快的就在国民党知道反攻无望下，开始知　
道投资于台湾社会，使得民间的经济方得发展起来。　

金门与厦门在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持续热络的背景下，联系已越来越紧密。台湾《联合报》最新一个专题报道认为，厦门与金门海上航线开通后，金门人正日益将厦门纳入自己的生活圈。

　　《联合报》刊载的有关报道指出，金门与厦门自古即为“兄弟岛”，有“八缘之亲”——史缘久、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语缘通、神缘合、俗缘同、商缘广，关系密切，不可言喻。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扭曲了地理接近性，使得金门人的生活及发展舍近求远”。

　　报道说，2001年开通的“两门”海上客货运航线，正在让金门人的生活发生着改变。

改变首先来自金门人的消费。报道说，厦门的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金门民众就近投资置产。金门人掀起了一波“赴厦购房热”，甚至出现整幢大楼都是金门人购买的现象。厦门的房产之所以备受金门人青睐，主要原因在于价格，厦门的房价只有台湾岛内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此外，厦门的生活费也相对便宜，语言上又没有隔阂，也让金门的许多退休人员决定购置房产、长住厦门。

　　除了置产外，金门人也越来越愿意到厦门购物。报道说，金门到厦门的交通比到台湾岛内还要方便、经济，来回金厦船票只要12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00元），而到台湾本岛的单程机票就要2000元新台币。同时，厦门物价较台湾便宜许多，周末搭船到厦门逛大卖场如今已是金门民众假日里的重要节目。

　　对于金门人来说，将厦门纳入生活圈所带来的另一个改变就是让孩子去念书。报道说，由于有了金厦航线，金门有许多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参加大陆针对港澳台学生的高校招生考试，最近就有20多名金门学生到厦门大学念书。

　　此外，金门的一些家长还将更小的孩子送到厦门学习艺术，鼓浪屿音乐美术学校和厦门艺术舞蹈学校都有来自金门的学生。更为特别的是，有的金门家长还将子弟送到厦门读职业高中，希望他们提前融入大陆社会，为未来到大陆发展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