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会意”思维与《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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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象形”“会意”等造字思维乃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滥觞和原型，其对《周易》形成和发展具有内在而深刻影响：“书卦同源”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且“书”之发生在前，是为本源；《易》之经文是对卦爻象的意解，主要是运用会意思维的结果；《易传》之《象》主要倾向象形思维，《彖》为会意思维。
　　关键词：象形；会意；周易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1-0063-08
　　
　　Zhouyi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pictograph & ideograph
　　YUE Shan-yue
　　(Xiangxi National Radio and TV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Abstract：The thinking mode of cre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archetyp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and exerts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Zhouyi as following：the sam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and trigrams lies in the thinking mode，and the character was created ahead；the Text of Yi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s of hexagrams and lines with the thinking mode of ideograph；in the Yi Zhuan，the chapter of the Great Symbolism applies the thinking mode of pictograph and the chapter of Tuan is with the ideograph.
　　Key words：pictograph；ideograph；Zhouyi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典籍之一。千百年来，易学形成为一门庞大学问，图籍之盛，汗牛充栋。然则几乎未见有从造字思维规律入手探讨者，这或许是一新角度，笔者不揣冒昧，欲试之。
　　
　　一、“六书”与传统思维模式原型
　　
　　众所周知，中西传统文化所谓民族性特征，根本上乃传统思维方式不同所致。由于《周易》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于是，不少学者试图探根溯源，或以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即发端于《易》，其主要以《经》或《传》对卦爻象的解说为依据。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体现为辩证思维；“圣人立象以尽意”，体现为意象思维等等。如此立论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并未能充分说明：何以会形成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上述《易》之命题，作为一种理论成果，本身亦不过是运用某种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结果。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何以会形成此种而非彼种思维方式，并成为一种传统?我们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此前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
　　据考证，汉字的产生大约发端于原始渔猎时代晚期。此时人们还处于原始具象思维高级阶段，即使到殷商甲骨文时期，人们总体理论思维水平仍处于较蒙昧或散漫状态，以致没有创造出其他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有系统的思想。(第76页)^[1]然而，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个相对漫长的岁月里，文字却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趋于成熟定型，并逐渐形成自身内在规律的过程。因此，正是借助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才萌芽、形成并奠定了中国传统最早且最初始的抽象思维模式原型。因为，既是文字，就不仅仅只是具象思维，而必然含有类概念；造字既趋成熟，形成一定规律，对规律的运用掌握，必然需要并体现为具有相应抽象能力和对逻辑规律关系运用掌握的思维能力。
　　按“六书”造字思维发展规律：基础是象形，其次发展为会意，进而为形声。指事只是介于象形会意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思维形式根本上仍同于象形；转注和假借只是使用字的方法，是“用”而非“体”；形声亦不过文字由象形和会意向表声方向发展的产物。因此，严格地说，最能体现汉字造字思维模式根本的，莫过于象形和会意。
　　关于象形文起源，《说文解字》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也就是说，象形文最初是人们通过对鸟兽等各种自然现象观察，知道了彼此具有相别异之不同特征，而后又根据这些不同特征“画成其物”才创造出来的。这也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和解释。因此，体现于象形造字中而形成的象形思维，其基本特征便是“观物取象”。所谓观物取象无疑又体现这样一种思维关系：借助对具体事物的图画——象形来表达类概念(字义)，以具象表达抽象；“立象”是为了“尽意”，而“义在形中”。这种思维表达的既不是纯抽象的符号(包含事物表象特征)，又不是纯具体的实体(包含对事物类概念的表达)。
　　会意造字是在象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形为文字创造奠定了基础，它虽能表达一定的物或事，但与现实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性相比，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表现更深刻、更复杂的某些事物或抽象意义，造字思维进而发展为根据事物间曲折微妙意义关系进行“比类”而“合谊”造字。《说文解字》：“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会意造字中，有时虽也取象，但所取之象多为已有现成象形，且其重点不在对事物表象进行描摹本身，而在借此表达某种抽象之义。例如：止，在象形中，本象人赖以行动之足形，但在会意思维中，则逐步发展演变为表示物体(包括人、动物以及非生物等)的种种运动。如(逐)，(前)等等，象外之意主要取其所代表的运动之意。可见，所谓会意，即“比类”而会合数形(象)之意，其“象者”，虽“出意也”，由于会合之意常常超于象外，故又可“得意而忘象”。可以说，会意正是对象形所概括的经验功能的补充和进一步抽象。
　　李泽厚在论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根本特征之一时认为：“它们不是思辨理性，也不是经验感性，而是某种实用理性”，因为“它们既不是纯抽象的思辨符号，又不是纯具体的实物(substance)或因素(elements)。它们是代表具有特定性质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概括的经验功能(function)和力量(fores)。”(第166页)^[2]象形与会意造字虽表现为不同思维特征，但会意又是由象形合于逻辑发展而来的，两者亦恰是表现为“代表具有特定性质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概括的经验功能和力量”，因此，李氏所概括的这种传统思维特征，首先即是于象形和会意造字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
　　
　　二、象形思维与“易”之卦象
　　
　　“易”的产生和发展，《汉书·艺文志》“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向为权威之论。欧阳修率先发难，引发后世诸多质疑。但质疑多为时限上的，对其发展曾经历三个阶段的认识却仍基本一致：原始八卦，《易经》演卦和《易传》作传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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