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29中的校歌哪里有:黄卧云：论“打天下坐江山”

　　就这样，天下和原本的主人脱离了关系，谁夺到了手里谁就能合法占有。夺到归己的强权逻辑造成了最不公正的强权社会，它使最基本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也是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总根源。

　　寇不能蜕变成王的原因

　　“打天下坐江山”的另一个表述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胜利者昨天还是烧杀掳掠的寇贼，摇身一变成为了高贵无比的真龙天子，拥有了主宰一切的权力。刚刚登上宝座的新主人立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杜撰历史，把过去的血腥争夺变成一部正义战胜邪恶的建国英雄史诗。新王朝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它代表了绝对正义。这一虚构的代表性是对“江山理论”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王朝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对它更进一步的补充还包括了如下命题：

　　一种神秘的历史力量，即天意和民意，使江山转移到本朝手中（奉天承运）；

　　开创本朝基业的太祖皇帝集中体现了天意和民意，他所代表的道和天道一样不可违背（敬天法祖）；

　　统治集团是臣民全部幸福的惟一源泉（皇恩泽被）。

　　每一个政权的建立，首要问题是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这套自编的理论意在把寇变成王，可它改变的仅仅只是名称，因为该“理论”本身就是强权的意志。自我标榜并不能使寇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人们不会认为，一股盗匪因其占山称王就改变了盗匪身份。

　　“打天下坐江山”的逻辑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是对胜利者的肯定，但也始终隐含着对颠覆统治者的肯定。因为它惟一肯定的是打天下，是暴力。如果坐江山的合法性来自于打天下，那么，被推翻的政府原先打下的江山就是合法的，而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就是非法的；如果打江山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性法，那么，推翻自己的暴力行为也是合法的。作为一个理论武器，它能够为统治者服务，也同样可以被反抗者利用。

　　因此，“打天下”没有就“坐江山”的合法性做任何有意义的、符合逻辑的证明，它无法在事实上和逻辑上证明，同样是暴力抢夺统治权的军事集团，为何成功的抢夺是正义，而失败者就是匪帮？相反，倒是可以从事实上和逻辑上证明“成者”依然为寇。取得成功的军事集团或迟或早都要当成寇贼被摧毁。以寇贼始，以寇贼终，完成了一个王朝的生命轮回。有力量时是王，失去力量时是贼。如果其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仅只是强权，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它的合法性从来就不曾存在，因为力气和力量并不是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

　　用“上顺天意下顺民意”的“历史选择”论来证明运用暴力取得统治权的合法性时，其实什么也没有证明。它既不能运用逻辑加以证明或证伪，又不能运用事实或实验加以证明或证伪，它表达的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例。单一的事例不能推出必然的结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天意；民意的确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如果没有选票证明，没人知道真正的民意为何。民意也总在不断变化，彼一时的民意不能代表此一时的民意，上一代人的意愿不能代表下一代人的意愿。

　　寇变成王是本质的改变。寇和王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有明确而根本的区别。第一，君王的统治权有明确的限度，而寇贼则在其暴力所及的范围内是绝对的统治者。由于君王的职责是保护臣民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力只限于有利于保护臣民权利的必要范围内，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是对王权的非法僭越。寇贼虽然也会对统辖区内的民众实行某些保护，维持某种秩序，但这是掠食者对保护食物来源必须要做的，他不会为了民众的权利而限制自己的权力。第二，君王统治权的界限由法律所规定，君王依照法律行动，完成法律义务，享有法律权利。寇贼统治依照至高无上的家族和集团利益行动，享有无限权利，却不承担具体义务。从表面上看，寇贼统治也有护民之责，但它并不要为失责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因此实际上那也就不是它的义务。而且统治者一旦具有无限权利，实际上就已免除了自己的义务，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可以与无限权利相匹配的无限义务。

　　人类对正义与合法性的需求和追求，根源于心中的道德法则，社会受道德法则的指引才能建立起最必要的稳定秩序，人们用它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采取正当行动的指南，表示支持还是反对的尺度。打天下者对天下的强权统治不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这使它永远缺乏稳定的基础。合法的统治权在来源上，要求合符道德标准，在使用上，要求手段正当，在目标上，要求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将一种非法占有的权力转变为合法权力，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统治者受法律约束，法律的约束使他们不能从自身利益出发任意行使权力。

　　“西方那一套”使天下重回原本的主人手中

　　以强权为特征的丛林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阶段，一个过渡性阶段。在它之前，是氏族成员之间按劳取酬同时结合按需分配的原始公平社会，血缘和亲情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氏族社会的瓦解，人与人由血缘所维系的温情没有了，人作为动物的本性无情地展现出来，以强凌弱，以大吃小，一如动物在丛林世界里为了猎食和领地而相互撕杀，人类的暴力团伙为获取统治权而进行征战和杀戮，建立强权统治下的秩序。在第三阶段，人的理性战胜了本能，人们同意接受法律统治，创建出高级公平社会。

　　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野蛮杀戮，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极为骇人，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伴随着长期的、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全国人口的大幅减少，如西汉末年和新莽大乱，使中国人口从6000万降到3500万。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到了2300万。唐朝末年，黄巢占据长安，“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明末，崇祯十七年，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在逃离成都前杀死蜀人无数，以至有后来的湖广填四川。而后清军攻下扬州、嘉定，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

　　打天下者制造的人间悲剧不是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现象，虽然很少有中国不分青红皂白疯狂屠杀平民的现象。早期欧洲，血腥的权力争夺也是残酷的。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那里长期没能成功建立起稳定的国家政权，大大小小的武力团体形成封建割据，人们为了安全纷纷寻求封建主的保护。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后还遭受着一种中国所没有的战争形式--宗教战争的折磨。

　　人类必须要寻找到权力合法、稳定、和平的牢靠基础，人们行为必须受正义原则的指导和调节。成功地创造这个基础，是人类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只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人类才能走出丛林，过上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生活，首要问题是必须运用智慧找到一条出路，以和平的方式终止争夺统治权力的残酷角力。在西方的神学家、法学家、哲学家以及掌权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套民主政治理念形成了，这些理念与实践相结合，最终变为一套科学的民主制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指一种由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政体，这种民主体制当然是雅典式的，是相当粗糙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它具有集中多数人智慧的优点，也只有由所有人共享统治权才是公正的，但他又对穷人掌权不信任，以为他们过于孱弱、卑贱，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在他看来，最好的政体是混合型政体，它应兼有君主政体（由一人实行统治）、贵族政体（由少数精英进行统治）和民主政体（多数人统治）的特点。亚里士多德把好的政体定义为，遵从它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欧洲在中世纪的中晚期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激发了人们探讨政治问题的热情，政治学也便成为与经院哲学、法学一样的热门学科，并与经院哲学相融合。还在基督教的早期，政治理念就已经深入到神学之中，政治概念同自然与神的理念融为一体。在基督徒组成的共同体中，人们凭借对上帝的爱而结成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们没有上级；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只被神的律法和法令所统治。基督徒关于自由的观念，关于平等的观念，关于国家的观念，关于权力的观念，成为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政治的现实却是人们屈从于统治者，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鲜明对照，世俗君主与“基督教的君主”之间的对比，促使人们去思考公民服从和统治之间怎样实现井然有序的和谐，有关政治社会的性质和权力的公正性等问题。没有人天生就是国王，国王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他拥有的权力不可能超过整个共同体。12世纪，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发展起来的自治政体中，人民行使着统治权，这些城市的人民是自己唯一的上级，自行选举统治者。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现实资源，他们以共和理想作为信仰，坚信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在于确保国家的全部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确保统治者置于人民的最终控制之下。为什么是民众，而不是国王，掌握国家权力？为什么国王不具有对人民的统治权？为了说明统治权的来源，在西方政治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著名的国家起源理论--社会契约论--被设想出来。该理论设想并论证，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其根本状态必然是自由的，为了保护这种天赋自由，众人同意建立社会共同体；负责管理共同体事务的统治者，要经过众人的自由赞同才能得到执政权。统治者的权力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权力是共同体每个成员让渡一部分自身权力的结果，当统治者不能担负保护人们自由的职责时，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就将收回自己的权力。

　　这一合符逻辑的假设是人类就政治伦理进行思考的重大成果。政治伦理不依靠诉求任何外在的权威和事实，而是要符合人类的共同理性，具有普遍有效的说服力。民众主权论和建立统治权的方式、目的，是从国家性质推导出来的。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超出另外一个人的权力，如果有人拥有统治权，那也是由于获得了人民的明确授权。权力不是打出来的，天下不是打出来的，政府经人民的同意而建立，天下重新回到了它原本的主人--人民手中。

　　至迟在16、17世纪，西方世界就已经产生了相当完备的民主理论，“主权在民”的政治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天赋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观念，已经坚实地确立起来。选举制、代议制、权力制衡、法律统治，构成了宪政制度的主要方面。人民选举出自己的代理人行使管理国家之权，不但把人民主权的理念和理想变成了制度事实，而且以一套科学的有效的方法限制了个人的任意意志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保证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使人类社会决定性地摆脱了暴政、战乱，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理想。

　　“西方那一套”对人类的意义不可估量。发轫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它的意义超过了任何伟大的科技发明。要是没有电的发明，我们今天的生活固然享受不到许许多多的便利，而要是没有民主制度的建立，社会找不到免于暴政的出路，人就不会有做人的尊严。

　　世界有些地区为何很难产生政治理性

　　真理和正义不会自动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它们借助人的良知、善良天性以及向往光明的本性，成为人们新的信念，人们在信念的引导下推动社会进步。西方的民主宪政理念在二十世纪迅速成为世界的新理念，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的人民取代君王、皇帝、暴君成为国家的主权者。

　　强烈的、永不餍足的贪欲吞噬人的良知和理性，在心灵中制造出一个暧昧、黑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理扭曲，正义泯灭。

　　绝对的、无限的权力是绝对和无限贪欲的产物。军事集团以它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承受巨大风险、付出生命代价为由，对天下，对天下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提出绝对占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王朝都做着千秋江山的美梦。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没有统治者去正视一个简单而显然的事实，即权力集团无不有它的生命周期，都会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更没有去思考主动顺应周期的可能性。相反，他们不懈地、苦苦地、殚精竭虑地寻找统治权的长生不死之药，每一代统治者和其智囊团队都在总结历史，修补体制，竭力使江山永固。但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历史的周期率，长则一、二百年，短的则只有几十年，其间往往还要经历各种内乱、政变和宫廷阴谋，最终都是在家破人亡的腥风血雨中完成江山易手。“江山轮流坐”--没有千秋万代的江山，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铁律。江山易主只是早几年还是晚几年的问题。西方作出了合符自然的明智选择，以和平的手段实现政党轮流执政：要么废除王制，建立共和，政党轮替；要么保留王位，但国王必须放弃政权，由议会多数党掌权。对统治者来说，轮流掌权的制度安排虽然不是最想要的制度选择，却是一种现实的、次好的选择，而且绝不是最坏的选择，在统治利益减少的同时，巨大的风险也消除了，利益和风险的交换是可以接受的。但东方统治者对这样的交换没有兴趣，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能容忍有任何挑战。他们只看到已经到手的实实在在的巨大权力，至于暂时还没有到来的风险，交给时间去解决吧。他们总是心存侥幸，或过于自信，以为自己能找到一条前人没有找到的永保江山的新路，或过于昏庸，身处危境还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承平时，他们骄奢淫逸；危机时，他们盲目一搏。权力继承者即使在残暴方面不让其靠杀戮起家的祖先，但在能力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时代和时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情况越来越糟，最终被更强大的暴力所摧毁，从而完成权力转移，被清算的不仅是原有统治者的权力，还可能包括原有统治者的生命。

　　反思能力是人类的特殊天赋，对人类的发展必不可少。失败可以促使人们进行思考，变得更有理性，审慎地采取对策以避免重蹈覆辙。反思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性计算能力，即在成本和收益之间作出精准权衡，当付出大于可能的收益，尤其是需要付出重大代价时，他就将非常慎重地行动，使付出的成本限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避免极端的结局。政治理性就是对政治的反思能力，专制统治强加于大众的痛苦促使社会反思如何从根源上去消除专制，而专制的巨大风险也会让专制统治者反思减少风险和流血的可能性。

　　政治的反思理性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民族的集体理性，包括统治者的理性，也包括被统治者的理性。我们想要探讨的是，理性反思能力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和形成。虽然我们的前人也凭自己的直觉认识到诸侯窃国的本质，认识到天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就到此为止，没有离开直觉再朝前走出半步。为什么承受暴政之苦的人们没有运用理性思考去发现普遍合理的政治原理，没能发展出合理的政治制度？统治者也没有因为政权更迭的残酷历史而更有理性？

　　中国早熟的专制主义在控制人们的头脑方面表现得十分精明。执迷于永保江山的人认定统一思想就是他们要找的大权永续的仙丹。仅仅象周厉王那样封堵人民的嘴巴显得过于愚蠢，后世的统治者知道比封堵嘴巴更高明的办法是封堵思想，并在封堵的同时，用自己的思想去统一臣民的思想。在这个方面，中国古代的发明举世无双，即通过科举考试牢固地抓住教育，使教育完全为统治者服务。一代代有理想的中国人围绕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设计人生，他们寒窗苦读，金榜题名，然后进入官场努力拼搏，在一个按权分配的社会中争取到最好的分配地位。无论是浩瀚渺茫的宇宙，还是身边的万事万物，都丝毫引不起他们探究的兴趣，对思考什么是合理社会、如何实现合理社会没有兴趣。在既得利益集团看来，已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堪称世上最为完美的安排。

　　洗脑教育极其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仅是体现在上层统治者成功地网罗了知识精英，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使被统治者自觉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用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观察问题，思考问题。他们把统治者稳稳当当进行统治的时代称为太平盛世。明主体恤百姓，百姓拥戴明主--这正是中国人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在统治者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时，被统治者的利益也有了保障。狼群和羊群之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结成了利益同盟：羊群靠牺牲自己的同类喂饱狼群，或者以加入狼群队伍来求得安全和幸福。

　　当羊按照狼的思维方式进行统一思想时，羊群失去了理性反思的能力，也失去了命运整体改善的可能性。羊群不会想到，自己的最终安全是把狼关进笼里。羊最能想到的成功是把自己变成狼，从被统治者翻身成为统治者。成功的几率很少。对于个体的羊，追求成功更有把握的方式是进入狼群的体制内，运气较好的少数羊成功地跻身狼群行列，获得了吃羊的特权；对于大部分羊，只能寄希望于狼群的善意，它们最幸福的生活是狼群施行“得民心”的善政。特权羊不再害怕狼群，它们现在到是对羊群产生了莫名的害怕，它们幻想，一旦羊群在某一天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实施“多数暴政”，造成羊吃狼的事实，那将是最不能容忍的混乱。狼群则自信地、感动地看着羊群，决心继续代表羊群行使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天下体制何以频繁改朝换代

　　在一个时候，狼群的统治看起来一切都运行得很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狼群的主宰地位无人能够动摇，羊群情绪稳定，它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长治久安似乎不成问题。

　　狼群的统治制造了一个狼性社会。由于统治者垄断了社会重要的和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在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激烈竞争中，天下人都必须千方百计地向资源和财富的垄断者进行投机和投资，为了从垄断者那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优势，他要最充分地释放动物的本能：狡猾而势利，卑微又傲慢，攻击弱者，又臣服强势。社会的整体道德素质保持在一种低水平状态，这个社会如果还有什么核心价值观，那就是自我利益至上，享乐至上。

　　恶需要与时俱进，恶比善更需要变化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善有更强的适应力，善因为本身的总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能应付复杂的情况，恶却要不断改变外观，保持它的欺骗性，但它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危险的自我暴露，使它不断加深对自我的否定。

　　世袭制是家天下体制的一个基本制度，它把坐天下的权利变为一种不可转移的特权制度固定并延续下去。征服者的权力在征服者死去之后，由其后代承袭。世袭的具体形式会有某些不同和变化，比如中国由男性--皇帝的嫡系长子继承皇位，欧洲王室不分男女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力，古代的罗马帝国则采取了由皇帝的养子继承皇位的做法，所谓皇帝养子就是皇帝所指定的皇位继承人。

坐江山的特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特供制度，而是主宰天下的权力。主宰了天下，一切特殊的享受、所有人间的荣华富贵，都应有尽有。但特权制度总是要用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加以包裹和伪装。一统天下的大权非常重视以德服人。对民选政府来说，它需要德行，但不需要标榜崇高，对它来说，守法才是最重要的德行，也是民众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但是，那些没有获得人民授权的统治者则需要经常地向其臣民出示“奇迹”，显现崇高、英明等各种罕见的以德治国的特殊品质和特殊领导才能，让国民臣服于自己的伟大。这造成一种古怪奇特的悖谬：他们能做的种种伟大之事，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他们唯一不能做到的事，却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平凡小事--守法。从另外的逻辑看，这对矛盾却又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既然维护超越法律的特权是最高的执政目标，守法就是对最高目标的否定。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凡凌驾于人民、凌驾于法律之上，必然导致私欲膨胀，生活放纵，原来伪装的伟岸的道德形象全然破产了。

　　统治权需要武力作基础，也同样需要道德作基础，失去道德基础的统治权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就会丧失，就将失去民心的支持。只有蛮力而无权威的权力，行之不远。权威一经损害就难以修补，这时统治者只能越来越强化武力基础，越来越依赖自身的官僚系统。本来就是在一个封闭体系中运行的权力体系变得日益封闭，完全内化为一个纯粹的自我支持系统，系统内部的腐败和内部的系统腐败更加严重，不可救药，它同外部世界各种利益团体的矛盾和对立趋向尖锐。

　　依靠特权利益一致的内部人治理体制极易同民众造成利益上和情感上的尖锐对立，这既不同于民主体制，也不同于君王制。在民主制下，政府是国民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议会议员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暂时行使管理权而已，他们与国民的关系是委托与受托的一体关系，人民信任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就是信任和支持自己。在君王体制下，君王秉政是依据“价值、个人或家族的德性、勋业以及与此俱来的势力”（亚里士多德语），他节制自己的权力，不致奉行极权专制，把王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削减王权是保存和延续王权的最佳方法。受到约束的王权不但不会成为民众嫉妒、厌恶的对象，而且深受民众的喜爱和尊重，成为民众心目中一种高贵的存在。王权的至尊和声誉，一般人遥不可及，这是它最宝贵的权力资源。少有人去挑战它的权力，更不会去挑战它的权威，因此世界上一些国家有延续数百年、上千年的古老王室。

　　靠暴力夺权、靠恐吓和欺诈进行的统治，从未真正获得过民众的尊重。最高统治者惟我独尊的威严和英明神武的形象，靠森严的君臣之礼、百官朝拜的铺张排场、奴才的恭敬谄媚等自导自演的外表形式来显示。国民始终都把他看成是外在于自己的力量。他虽然在名义上拥有王位，但他不是王，他的统治是王权的极端和堕落形式。他在自己享受绝对自由的同时，对人民却严加监视，禁止人民结社和聚会，完全剥夺人民的自由。他的统治既然不会有西方王权的节制，也就不会享有西方王权的尊严。主宰一切的特权招致人们的羡慕，嫉妒，更招致人们的攻击，仇恨和轻蔑。“打倒东京，夺了鸟位”，即使在社会最底层的李逵们看来，至高无上的皇位也根本不值得敬畏，而是可以取而代之。皇位是至高无上的，但这只是一个掠夺的等级，表明它可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攫取自身利益，而不表明它在人们内心的至尊地位。这对皇权是最致命的危险。最高掠夺者必然也是民怨最集中的焦点；有太大诱惑的权位，如果不能激起普遍的敬畏之心，就会激起人们的攫取欲望，皇权于是成为各种势力觊觎的目标。政府只要一显衰败迹象，各种势力--从诸侯到草寇，三教九流--便乘机而起向它发起进攻，于是群雄逐鹿，貌似强大的王朝很快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中国因此有世界上最频繁的改朝换代。

　　自由选择创造繁荣、和平与稳定

　　大江东去，无论筑多高多坚固的大坝，都不能阻止滔滔江水奔流向海。天下体制的崩溃，并非由于体制不坚，也并非由于人心懈怠，而是它逆流而动，逆理而行：它非理性地竭尽全力维护少数人主宰社会的特权，坚持羞辱和损害大多数。确保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惟一方法，是取消统治集团主宰天下的特权，或者说取消拥有主宰天下的特权统治集团，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宰者，都拥有同等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

　　把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宗教信条变成生活的事实，就是人人享有法律下的同等自由，这也是一个公平社会的根本特征。在自由的各种含义中，每个人的选择自由是最基本的意义，它包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理想信念、言论表达，也包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民主宪政制度所诊视和所重点保护的核心价值就是所有人的自由选择权。

　　自由选择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自由选择权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如果平等和公道意味着一个人无权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那么一个人就无权干预另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一旦有人能强制规定其他人的选择，就是对其他人的压迫。人们公认，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人们除了服从他们自己的代表制定的法律不服从任何人。

　　最重要的选择权是自由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现代社会的公共决策大都是由国民的代表来完成的，民众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是他们控制其代表最重要的方法。要是没有自由选择权，他们就只能被代表，被代表就一定要被奴役，被强加于他们的“代表”所奴役。只要政治上的自由选择权被剥夺，他们的其他各种基本人权也就被剥夺。

　　自由选择创造了繁荣，也是迄今为止科学昌盛的根源。今天已没有人怀疑市场经济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们自由地进行经济决策，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对生产、消费和销售等所有经济活动，他拥有全部的决定权。如果人们从前对此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么不久以前计划经济的失败试验已让人们看清市场经济成功的全部秘诀就在于自由选择。极端的计划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统一的集中管理，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主权，人们根据中央的指令进行生产和消费，造成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一切创造都是基于人的自由选择权，人民有自由选择权的社会肯定是富有创造活力的社会，其人民思想活跃，勇于探索，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人民没有自由选择权的社会一定是缺乏创新的社会，其人民思想僵化，自我禁锢，没有创造力。

　　历来，专制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使人民丧失自主选择的能力。如果作为稳固统治的重要措施，频频改朝换代的事实证明它并不是有效的方式，如果作为扼杀新思想的手段，它的确成功了，有效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大搞愚民统治的人总是认为，只要自己支配着被统治者的思想，他们就将始终听从支配。但这一假设大有问题。反抗和造反行为与新思想并没有必然联系，文盲造反者一样取得成功：“马上打天下，何用诗书？”引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统治者无休止的压迫和腐败，因此用愚民教育巩固统治实在是吃错了药，任何“愚民”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压迫，除非发明一种方法，能使人对压迫和痛苦完全失去感知的能力。统治者千百年来为消除民众反抗而采取的种种洗脑措施，其实都是枉费心机。

　　所有的压迫都源于对人民自主选择权的剥夺，公平的社会必定是稳定的社会，是人民安家乐业的社会。和平与安家乐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各人都满足于自我的生活方式--那种自主选择的生活。

　　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即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由。当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被剥夺、自己还必须处于强权的主宰之下时，他们还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说他们当国家的主人是对他们的智商公然嘲讽。人人在经济上有了自主选择权，消除了强权的垄断，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就有了保障；人人在政治上有了自主选择权，消除了强权的垄断，就是民主政治，社会的公平与和平就有了保障。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