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包之夜歌曲:名老中医之路一

名老中医之路一

汪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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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逢春小传】汪逢春(1884～1949)，江苏苏州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毕生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努力提携后学。一九三八年曾任国医职业公会会长，并筹办《北京医药月刊》；一九四二年在北京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培养中医人材做出了贡献。学术上擅长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

汪逢春，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五月初五日)，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

日(农历己丑年七月二十日)。毕生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一九三八年成立国医职业公会，汪逢春被选为公会会长，同时筹备《北京医药月刊》，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创刊，先生亲自主持笔政，并为该刊撰文，以资号召倡导。一九四二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于北京天安门内侧朝房，为中医中药界培养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瞿文楼，杨叔澄、赵树屏等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王鸿士等就是当时的学员。

汪逢春精究医学，博览群籍，虚怀深求，治病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门庭若市，妇孺皆知其名。《泊庐医案》一书序云：「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所谓法古而不泥于古者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夫子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之，辄获神效。」他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见有：《中医病理学》(1942年，北京医学讲习所铅印本)《泊庐医案》(1941年，谢子衡等学员手辑，华北国医学院铅印本)《今冬风湿症之我见，愿与诸同人商榷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二期(1939．2)《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刊《北京医药月刊》第四期(1939．4)《为本市小儿科专家谨陈刍言，希鉴纳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五期(1939．5)

《泊庐医案》是门人弟子辑录的，可代表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他去世后门人冯仰曾医师曾在《中医杂志》一九五八年八月号中介绍医案数则。北京中医学院温病学教授赵绍琴医师曾在他所编着的《温病纵横》中洋为介绍其业师汪逢春治麻疹经验。「麻疹初起，风热内蕴，肺先受邪，咳嗽声重，鼻塞流涕，夜寐不安，小溲色黄，舌绛苔厚，脉象滑数。治以清风热而兼透疹。宜避风慎口，防其增重，疹不出者加防风三分。」「麻疹合并肺炎，风湿蕴热，互阻肺胃，势将咳逆致厥。治宜宣化肃降，清热化痰。」治猩虹热的经验：「温毒化热发斑，胃肠积滞尚重，深恐神昏致厥，饮食寒暖皆需小心，防其增重，禁用风药。」语虽不多，字字珠玑，理法方药护，无不悉备，堪为后世法。

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

汪逢春先生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诚如其弟子们所言；「盖吾师于诸杂病，经验宏富，方案多有奇效。」他认为脾胃乃气血化生之源，五脏之精气皆赖脾胃运化、转输，皆需脾胃化生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若脾胃化源乏竭则灾害至矣。经云：「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及「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就是强调脾胃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些时令病或胃肠病，多因劳倦过度，饱饥无时，贪凉饮冷，恣食肥甘，过嗜辛辣，食饮不洁等引起。病势来之虽急，若治疗得当，邪去也速。如若迁延，累及五脏六腑，祸不旋踵。汪逢春先生于时令病、胃肠病审其虚实寒热，辨证细腻，立法严谨，组方灵活，用药轻灵。常用淡附片、淡吴萸、淡干姜、鲜煨姜、紫油肉桂以温中，党参、薏米，炙甘草、连皮苓、红枣、秫米、陈廪米，建莲肉等以补益脾气、脾阴，焦苍朮、川厚朴以燥湿健脾，木香、枳壳、新会皮、香橼皮，玫瑰花、鲜藿佩芳香化浊以疏肝理气和胃，砂仁，蔻仁以醒脾开胃，生熟谷麦芽、枣儿槟榔、范志曲、鸡内金等化滞和中，还常常喜用成药如加味保和丸、枳术丸、越鞠丸、香砂养胃丸等入汤剂同煎，以加强疗效。其单味药用量在一钱至三钱之间，药味不过十味左右，成药入煎剂不过三至六钱上下，方药并不奇特，皆医者习用之品，而且味少量轻，然疗效卓著，所谓「轻可去实」，用药精良者也。

如《泊庐医案》王左泄泻案。患者六十七岁，大便泄泻，嗳噫泛恶，胸闷不舒，中脘嘈杂。辨证为老年中气已衰，脾胃两惫，拟以辛温和中，甘润疏化，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处方为：淡吴萸4．5克，淡干姜2．1克，生热苡米9克，连皮苓12克，香橼皮4．5克，生熟谷麦芽各9克，范志曲9克，香砂六君子丸(包煎)12克，淡附片3克，玫瑰花2．1克，北秫米30克，潞党参、饴糖各15克，煎汤代水。

二诊时，拟以温和摄纳，佐以补中之味;三诊时再以前法加减，病告痊愈。

又如，顾左泄泻案：泄泻颇甚，腹胀且痛，舌苔白腻，两脉细濡，饮食失调，辨证为寒伤肠胃，势将转痢，亟以芳香分利法。嘱生冷宜忌。处方：鲜佩兰6克，制厚朴4．5克，花槟榔9克，木香、煨葛根各3克，焦苍朮9克，保和丸12克，枳壳片4．5克，鲜藿香4．5克，鲜煨姜2．1克，焦麦芽，赤苓皮各12克，生赤芍4．5克，建泻片9克，白蔻仁、落水沉香各O．6克。二味同研细末，匀两次药汤送下。

二诊时，泻滞并下，次数已减，腹痛后重亦除舌苔白腻而厚，两脉细弦而濡，辨为：饮滞化而未净，拟再以升阳和中，推荡宿垢，饮食小心。前方稍事加减，服后立愈。

即使其它杂病治疗，也常喜于方中酌加各种曲类，范志曲，霞天曲、沉香曲等，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使化源足气血充，体质增强。

先生又善治湿温病。湿温病治疗相当复杂，吴鞠通医案有化邪法，用豆豉、荆芥、青蒿、桔梗、杏仁、郁金、连翘、银花，治身热面赤，肢微冷，舌苔满布，口反不渴，在芳香清解之中重用宣透。薛生白《湿温病篇》亦指出：「湿热证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痛，湿在肌肉，不为汗解，宜滑石、大豆卷，茯苓皮，苍朮皮、藿香，荷叶，通草，桔梗等味。」又说；「湿温证初起，发热汗出胸闷，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香、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朮、厚朴、草果、半夏，菖蒲，佩兰、六一散」。汪逢春先生治疗湿温病效法古人，而不胶柱鼓瑟。从其医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湿偏重，还是热偏重而用药；同时，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法来分解病势。尤善以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取效，而最忌见热清热，因此时不仅热不能清，反使湿愈凝滞，造成缠绵之局势。选方大略为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之属进退。他善用大豆黄卷，香青蒿、藿香、佩兰、荷叶、薄荷、桔梗等轻清宣透、芳香化浊，厚朴、半夏、苍朮、蔻仁，菖蒲，甘辛苦温芳化，山栀子、黄芩、丹皮，连翘，银花、茵陈等清热，木通、滑石、竹叶，通草、灯心、泽泻、赤苓皮、猪苓、苡米等淡渗清利，酒军，槟榔缓泻。清、化、宣、利、泻并施，使湿清热解，诸恙得除。

即使对于湿温重症，亦主张轻出轻入，高热病人也不宜苦寒之晶过重，而选用芳香宣化之品，如大豆黄卷、山栀子、藿香、佩兰、银花、连翘等。尤不主张用生石膏，如邪在卫分，恶寒未罢，而早用石膏，可有「冰伏凉遏」之弊。至于「三宝」，则认为可酌病情恰当选用，而且可以早用，认为「三宝」有芳香醒脑开窍之功，对于一些重症出现时昏时昧者，用之苏醒较快。

湿温病治疗虽如剥茧抽蕉之难，汪逢春先生积多年之临床经验，却得心应手，其治疗湿温病之经验，可师可法。仅举二案例，以见一斑。

例一，邢左湿温案，二十一岁，九月四日初诊。

身热头痛如裂，项强一身拘挛，呕吐，大便七日未通，舌苔垢厚，两脉弦滑而数，重按无力。辨其：病甚重，势将痛甚致厥，姑以金匮法加减备候。处方：煨葛根3克，姜竹茹9克，九孔石决明(先煎)30克，连皮苓12克，鲜佩兰(后下)、鲜藿香(后下)、枯子芩各4．5克，紫贝齿30克，建泻片9克，龙胆草2．1克，丝瓜络9克，川军炭(后下)4．5克，香豆豉12克，白蒺藜9克，羚羊角尖O．3克，研末分两次冲服。

九月七日四诊时，头痛减而大便亦通，通而甚畅，呕吐不止，身热依然，舌苔垢黄且厚，小溲艰涩，两脉弦滑且数，拟以辛香通腑为治。处方：香豆豉15克，制厚朴4．5克，佛手片9克，保和丸(布包)15克，赤苓皮12克，嫩前胡4．5克，全瓜蒌15克，新会皮4．5克，花槟榔、建泽泻各9克，鲜佩兰4．5克，姜竹茹、白蒺藜、焦苡米各9克，酒大黄、方通草各4．5克。羚羊角0．3克、太乙玉枢丹O．6克、食盐O．3克，三味共研细末小胶管装用，鲜煨姜1．5克、佛手9克，煎汤匀两次送下，药先服。

七诊时，热亦退，头痛已止，据证辨为湿热蕴蓄中阻，再以芳香疏和，泄化余热等法。于十五诊时而病向愈。又以泻化余热，甘润和中法而收全功。处方：细枝川斛，火麻仁、甜杏仁、鸡内金各9克，粉丹皮4．5克，香砂枳术丸(布包)15克，赤茯苓12克，冬瓜仁30克，香青蒿4．5克，南花粉9克，全瓜蒌30克，生熟谷麦芽各12克，鲜苹果(连皮去核切片)1枚。

例二，李景熙湿温案。四十一岁。

身热六日头痛掣及左耳之后，两目懒睁，咳嗽甚微，恶心，舌苔白腻浮黄质绛，一身疼痛，寐则两手抽掣，大便自泄，两日之后，五日未通，小溲色赤，左脉细小而滑，右弦滑而数。素嗜茶酒，外感温邪，治以轻香宣化佐以苦泻之味。病情危重，一日初诊。

处方：白蒺藜(去刺)9克，家苏子、制厚朴各4．5克，苦杏仁、建泻片各9克，省头草4．5克，莱菔子6克，姜竹茹、焦苡米、鲜佛手各9克，嫩前胡3克，像贝母、香豆豉各9克，赤苓皮12克，真郁金4．5克，鲜枇杷叶9克，西秦艽4.5克，保和丸(布包)15克，白蔻仁O．9克，酒军O．6克，后二味同研细末，以小胶管装，匀两次药送下。

二诊时，据证拟轻香宣解，苦泻通腑法，上方加减，三诊，又加以分渗化湿法，加猪苓、木通、茵陈。

六诊时，病已告愈。

热性病高烧达39．5摄氏度以上，而白细胞在15，O0O～20，O0O，汪先生也不主张用抗生素，仍用清热解毒的金银花、连翘、蒲公英、芦根，白茅根等，颇能得心应手取效，使体温、白细胞均趋于正常。

温热病后期养阴亦很重要，尤以口干等伤津者，常选用鲜石斛、鲜芦根、连翘、肥知母、牡丹皮、生地等。服用激素二月以上，汪先生认为可致阴分大伤，选用增液汤效好；增液汤为很好的养阴增液剂，即由玄参、麦冬、生地组成。

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热性病四肢厥逆，汪逢春不用四逆辈，而是用点扶正药即可回阳。这些药都比较清淡，如南北沙参、川浙贝母(尤其呼吸困难)等。如他治过一个外地患者，曾用过苏叶五钱，以致大汗淋漓，经用生脉散加浮小麦、麻黄根少量以后(主用太子参)即可回厥。主张正不胜邪时，甚至可以不用清解药。又心率过缓者(每分钟不到五十次)，也是采用这种治法。

汪逢春常说，查查病人的旧病历，了解一下以往症状很要紧，对于住院病人，尤其便于中医插手。讲究季节与发病的关系。如北京地区每年六至八月上旬，「乙脑」流行不论轻中重死亡率少，而八月中旬以后死亡率高。一般两周可以退烧，两个月以内治愈可以不留后遗症，半年以内意识完全正常，即为痊愈。其中在二至四个月内宜清热养阴，可以帮助好转。

又「乙脑」病，疗效成人比小儿差。智力及记忆力尚未恢复者，用黑芝麻炒香与四维葡萄糖合在一起常服，又黑芝麻、何首乌，黑桑椹久服，对恢复有一定的帮助。

临证用药，别具匠心

讲究炮制及处方用药注意药物间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入煎剂用时常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某药与某药同打烂，其药物伍用颇有「药对」之意。有的取古方，经方配伍之原旨，有的依本人临证经验搭配，有的是意在去性取味，有的意在去味取性，颇具匠心。如香豆豉与焦山栀同炒，取栀子豉汤之意，清胸膈之热；厚朴和川连同炒，黄连之寒监制厚朴之温，意在宽中行气，苦以燥湿，小枳壳与苦桔梗同炒，一升一降，用于肺失宣肃咳喘之证；大豆卷与西秦艽同炒，有宣散解表，清泻虚热之功，绿茵陈与焦山栀同炒，取茵陈蒿汤之意，有清利湿热之力；桑枝与丝瓜络同炒，宣痹以通络，建泽泻与赤苓皮同炒，两者协同，建脾以利尿；松子仁与大麻仁同炒，两者协同，甘润和中，润肠通便；全瓜蒌与薤白头同打烂，仿瓜蒌薤白白酒汤之意，有宽胸通痹之功。汪逢春先生上述用药之经验，今天仍可师可法。

善用药物粉剂装配胶囊使用，与汤剂同服。有的药物入煎后，破坏有效成分，影响药力发挥；有的药物价值昂贵，入煎需量大，有浪费之嫌，或患者也苦于负担过重；有些药物不宜入煎者，多装入胶囊，随汤吞服。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能节约药材，又能充分发挥药效，简捷、方便、价廉，利民利病，又开辟了新的给药门路。据不完全统计，仅《泊庐医案》一书，使用胶囊装药随汤同服者，达七十五处之多。汪逢春先生常视病情出入，选定多种配方以随机应用。如治疗湿温病供选配方；羚羊角尖O．3克，太乙玉枢丹、白蔻仁各0．6克；白蔻仁、太乙玉枢丹、酒军各O．6克，白蔻仁O．6克，生熟大黄各1．2克；香犀角、白蔻仁各O．6克，香犀角、真郁金各O．6克，酒军、白蔻仁各O．6克。此多种配方，皆分研细末，装入胶囊，随汤药分两次送服。镇惊熄风，常以琥珀抱龙丸，太乙玉枢丹各O．6克，薤白头1．5克，研细末，装小胶囊中匀二次送下；妊娠恶阻，饮水即吐者，以明矾、食盐各O．3克，装入胶囊内服用，呕吐酸苦水者，以白蔻仁0．6克，枯矾、食盐各0．3克，装入小胶管内服用，食后上泛者，落水沉香O．3克、白蔻仁O．6克、食盐O．3克，共研细末，装入小胶管内同服。其中食盐以用大粗盐研细为好，精制盐、再生盐不用。因这两种盐服后舌根有涩感，不舒服，食盐不要炒用，如炒成胡盐，服之坠气。泄泻者，常用上上落水沉香末二分(即质量好的沉香)、白蔻仁二分，同研细末后，装入胶囊，随汤服下。又凡口中粘腻苦涩者，可用莲子心，沉香，食盐各一分，装小胶囊吞服效好。由此可见，其配方

十分灵活，视病情而定，可谓变通有方，圆机活法。

喜用曲类。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治疗肠胃病应用曲类自不待言，对一些杂病的恢复期，善后调理时尤多于方中加入曲类药物，意在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

善用药物鲜品。常用鲜藿香、鲜佩兰、鲜枇杷叶、鲜菖蒲、鲜荷叶、鲜佛手、鲜西瓜翠衣、鲜芦根、鲜柠檬皮、鲜竹叶、鲜煨姜等。鲜品有干品不可比的优点，一些轻宣疏解药物，鲜品芳香之气较大，取其芳香化浊之力较强。鲜品其植物精汁尚较丰富，汪逢春先生认为暑温证及温病滋阴尤以鲜晶效佳。

成药入煎剂。中成药取其适量入煎剂同煎煮，既可以起到协同或佐药的作用，又可以弥补单纯汤剂的某些不足。用汤剂以解决主要矛盾，丸药入煎可解决次要矛盾，有主有从，并行不悖。常用入煎中成药有：越鞠保和丸、香砂六君子丸、枳术丸等，不一而足。

注重医德，从不宣传自己

汪逢春先生注重医德，对于同道不贬低，不攻击。尝遇病人经前医治疗不效者，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一旦无望，也不发怨言，不找借口推卸责任。他尝说，如怨天尤人，自我吹嘘，等于自我报复，结果必将一败涂地。

他从来不宣传自己，即使《泊庐医案》之刊行，也是「务求其实用，毋事虚饰」。将「普通门诊所录方案之有效者，略分为内、妇、儿三科，简单分类，以便仿阅。」「意在存真，非为立言着说。」他从不登广告。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他知道后非常恼火，对该生严加申斥，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他说，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至于技术高低，群众会给以正确评价的。

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虽已考取执照，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并嘱其小心从事，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定期指导学生，讨论病例，不分中西。在西河沿行医时，每逢月之初一、十五则停诊，讨论病例。凡遇疑难大症，有时也邀著名西医刘士豪、方石珊、汪国桢一起讨论研究，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很能接受新事物，平时妇科会诊常请林巧稚、田凤鸾，皮科请赵炳南，他常说不能抱残守缺，孤陋寡闻。

定期举行同砚小集，地址在椿树三条荀慧生宅。每周一、三、五讲课，听讲者达二十余人。讲《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医案分析》等。他最佩服清·徐灵胎，认为其文笔犀利，脉案清爽，可师可法。

指导学生到西鹤年堂看标本、实习制药过程；到窑台去看锯鹿茸，天坛复泰参茸庄去看制茸。他常说，自古医药不分，医生必明药物制法，这样才能心中有数。什么叫酒炒当归、吴萸制黄连，前胡为何用麻黄水炙等，明乎此，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

汪先生一生信佛，喜读书，二者常结合在一起，自来京住在江苏会馆起，题书斋曰「五斗斋」。每早五时起床，即读佛经、打坐(气功)、读医书。每天食饮定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毫无痛苦。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且喜爱古玩字画，故后书籍归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生前曾与庞敦敏(细菌学家)、韩世昌(昆曲家)等有诗文酒会的组织，每逢生辰、忌日举行，一方面

消遣，一方面讨论交流对时事的看法，这是一种民间的爱国行为。当时政府在公共场所均悬有「莫谈国事」字条，而一些爱国忧民有志之士，均利用各种机会聚会交换意见。如一九二九年对付汪蒋政府取消中医的斗争，也是利用这种形式发起的。

他有子名孟涵，虽不以医名，但为文史界知名之士，生前供职中华书局为编审。

他的弟子很多，现尚健在者有吴子桢(原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少章(北京市第四医院中医院主任)、李鼎铭(北京市中医院妇科老大夫)、李君楚(原宣武医院中医科主任)、李建昌(原东四产院中医老大夫)、王植楷、王华昌(广渠门医院中医老大夫)、谢子衡(原平安医院中医科老大夫)、赵绍琴(北京中医学院教授)等。

(谢海洲胡荫奇协助整理)

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江育仁

[徐小圃先生小传]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即出而问世，并名扬沪滨。后得山阴祝味菊先土善用温阳药的经验，运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苦，用药果敢审慎，屡起沉疴。晚年医名更着，求诊者日盈门庭。积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徐小圃先生初受业其父杏圃公，弱冠时即悬壶问世，为当代著名的儿科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以擅用温药而名噪海上。先生能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由于认病辨证精确，处方善以化裁，配伍灵活，因此，经先生起沉疴、愈废疾者，实不遑计之。特别在晚年，求诊者日盈门庭，其中不少险逆病例，先生虽明知其险而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使获救者不以为喜；即致不治，亦不辞怨谤，从不肯随俗俯仰，一切从求实出发。尝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此语实为绳医之座右铭也。

先生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哲嗣仲才、伯远，均克绍箕裘，能传衣钵，亦上海之现代名医。余负笈上海中国医学院时，从先生游，临证未及一载，「八·一三」事变爆发而终止实习，未能深入堂室，迄今常引为遗憾。所得者，仅属徐帅之万一耳!故自惭所学者，有若小巫也。

从主「清」到主「温」徐老在行医之初，也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以及以「小儿热病最多」为指导思想，所以治疗用药方面，是按温病学的理法方药为准则的。后来，却一跃而转为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的崇尚《伤寒论》的一方一药。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的一位哲嗣，正在婴幼儿时期，有一年的夏季，患了「伤寒病」。徐老亲自为之诊治，但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盒家焦急，徐老亦感棘手。当时，家属及诸亲好友，均向徐老建议，曷不请其道友祝味萄先生会诊一决?徐老慨然叹曰：「我与祝君虽屈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莫非温药而已，此明知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患儿几将奄奄一息，亲友竭力敦促，与其束手待毙，何妨一试究竟。徐老至此，当不固辞，但亦无所抱望也。迨祝老诊毕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主药就是附子。徐老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消息报来。而祝老则为之亲自煎药，守候病榻，自己奉药喂灌，夜未闭目，以观察病情演变。至东方拂晓，患儿身热渐退，两目张开，吞药服汤可自动张口。再给米汤喂服，已表示有饥饿之感。及至患儿安然入睡，祝老才和衣倒榻休息，盒家无不欣喜自慰。徐师母即至徐老寝室，敲门报喜。当徐老听到门声时，即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迨启门见其老伴脸带春风，喜形于色，并告以病已好转，始知并非自己之所逆料。乃同往病室，细审病情，与昨日之情况，竟判若两人矣。再回顾榻旁，祝老鼻息浓浓，安入梦乡。虽由衷感激，亦不敢扰其清梦。于是含笑回房，加高其枕，坦然无忧地睡其大觉。

徐老在其孩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那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意颇坚决，竟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老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我你是道中莫逆之交，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片面之见，兄之治学精神，如此令人敬佩，吾将何辞以对?若对我祝附子有兴趣的话，今后将与兄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今如此称颂，则将置我于何地耶！如蒙垂青，待令公郎成长后学医，吾必厥尽绵薄，誓不负老兄之厚望也。」所以其哲嗣仲才，伯远后来均受业于祝味菊先生门下。从此，小圃先生即由清凉派转为温阳派而名著当时。这就是先生在学术思想演变的一段历史。

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

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

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

《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

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

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

小圃先生在临证之暇，常谆谆教诲我们：药不论寒温，要在审辨证情，正确掌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桂、麻、附于等虽性温力猛，易以化热助火，亡阴劫液，但使用确当，能收奇效。不然，即桑、菊、荆、防亦足偾事。关键在于用之得当与否，世无明知温热偏胜而妄施温药者。若确系风寒表证，因其壮热而不敢及时投以辛温发散，反以轻清宣透或苦寒抑热，则难免贻误病情。殊不知发热者乃正邪相争之反映，邪气盛，正气尚旺，则发热愈壮，如能及时应用麻、桂，使寒邪得以外拗，不使病邪由表及里，由阳及阴，祛其邪，亦即扶其正也。徐老的教导对我们过去畏麻、桂等辛温药如蛇蝎的疑窦，豁然如释。

诊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先生诊察小儿疾病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即从进入诊室到诊病完毕，整整一天(除中间略事休息外)一直是站立不坐的。他边问病情，边望神志，详细切脉，切腹，听啼哭、咳嗽，气喘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诊病时能注意到许多候诊患儿的特殊咳嗽和异常的啼哭声音，一经发现，即不按挂号次序的前后，随即提早叫入诊室，得到优先的照顾处理。

有一次，我正在写方，开药未及一半时，先生突令暂停，并令工作人员速将外面候诊的咳嗽患儿带进来先看(徐氏诊所大厅内的候诊室非常宽敞，有一百数十人的座位，是一般病的候诊室，在诊察室的外边有一间小候诊室，可容十来个病号，都是病情较重，或者是挂的「拔号」。候诊室有服务人员照料叫号，诊察室内亦有专人负责。病儿按次叫入，诊治后从诊察室后门出去，秩序井然。)当时，我很觉突然。原来，先生听到室外特殊的犬吠样咳嗽后发觉了一个白喉患儿，他凭声识病，对类似病儿立即予以处理，不致延误病情或传染给其它病儿。这件事我至今仍切切怀记，并对我的医疗态度一直起着积极的影响。他常对我们说：「小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几个基本功，一是看得准，二是听得清，三是问得明，四是摸(切)得细，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诊治小儿疾病，以望为主，脉无可诊的说法，是把四诊割裂了。单凭脉诊，固然不足以全面识病，但亦须同样重视。」他还风趣地说；「做小儿科医生，要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本领，但这还只做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颗赤子之心」。徐老教导语重心长，实为后学者之楷范。

先生对望诊，确有独特之处。对婴幼儿呼吸道疾病，凡属啼哭无涕泪而鼻翼扇动者，为肺气闭郁，应首先开宣肺气。同时注意口唇舌苔之润燥，并结合其它各项症候，以辨别其寒热之真假，然后决定治疗决策。例如肺闭证，咳不扬声，呼吸气促，面呈晃白，舌苔淡黄质润，脉细数少力，四肢欠温者，有汗用炙麻黄，无汗生麻黄与桂枝同用，并加紫菀、款冬、天浆壳佐利肺气，附子、龙骨、牡蛎、磁石温阳潜阳，防其阳气之暴脱。使用这一开闭救逆之法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我经常运用此法治疗先后天不足的重症肺炎，特别在某些病例中出现心力衰竭或早期心衰的患儿，尤感满意。用药后如能听到咳声爽利，啼哭时有眼泪流出者，表示肺气已宣，病情可望由重转轻，转危为安。

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

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晃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

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

(一)解表擅用辛温外感风邪者，邪客于肺，导致肺气闭塞。证见壮热无汗，咳不扬声，胸高气急，鼻翼扇动，喉间痰声漉漉，神识欠慧，啼哭无泪，舌苔白，脉紧而浮，治从辛温开泄。药用：生麻黄，川桂枝，大杏仁、白芥子，制南星，像贝母、竹半夏、橘红、远志、生姜汁(冲)，苏合香丸(研细)，用鲜石菖蒲煎汤化服。

本证虽由外感风邪所引起，但已成「肺风痰喘」之重症。痰阻气道，肺气闭塞，痰随气逆，则喉间漉漉鸣响，肺开窍于鼻，肺闭则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身虽壮热，但无汗泄，苔白、脉紧而浮，病机为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因病在初起，正气尚盛，所以使用麻，桂辛温发散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南星，半夏，姜汁温化痰湿；苏合香丸、菖蒲温开泄浊。以上防治结合，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若因其壮热而用清凉，徒滋邪机充斥，变证迭起，坐失良机，乃医之过也。

此证多见于冬春季节的婴幼儿，体质肥胖，病来急暴，以喘咳痰鸣、发热为主证，临床多见者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如其有上述症侯者，均可参考斟酌使用。

(二)重视扶正达邪麻疹初透患儿，鼻准未显，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呛不畅，涕泪俱无，鼻扇气急，面呈青灰，精神萎靡，作恶便溏，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辄见痉厥，苔白不黄，口干不多饮，脉虽数而软，药用水炙麻黄、白杏仁、黄厚附块、活磁石，青龙齿、蝎尾，二味黑锚丹、鲜石菖蒲。

其病机为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内风蠢动，属麻疹之变证。夫一般麻疹因毒热内闭者固多见，而因正气不足，气阳式微而致疹难透达者亦复不少。此证面色青灰，便溏、溺色清，脉软肢冷，虽有壮热，而见有汗，痧子见而即隐，且频见抽搐，与毒热内陷生风者显属不同。故先生以温阳扶正同宣透并用，止痉不用羚羊而参以潜阳；气喘、汗出不温，当非实邪之喘，所以用二味黑锚丹以温阳镇纳，不用葶苈泻肺以免犯虚虚之戒。且黑锡丹能温纳肾气，凡真阳欲脱之虚喘，先生最善用之。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却邪之目的。

此外，先生对麻疹之出透与否，不以全身四肢密布为凭，而以鼻准有无为标志。因此，他诊视麻疹患儿，必细察鼻准处有无布露，虽周身痧子密布，鼻准未见者，仍以透为主，若鼻准部已有三、五点粒，全身稀疏不多者，即表示痧子已透达向外，无需再用透发。余验之临床，确如其言。附此，以记先生诊视麻疹之卓见。

(三)及时温培脾肾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挟有粘液乳瓣，小便清长，吮乳作恶，神情萎软，刚匡凹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寐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处方用黄厚附块、上安肉桂、茯苓、淮山药，煨肉果、煨益智、破故纸、青龙齿、活磁石。

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乃脾肾两伤之证，气阳不足之征毕露，故放手使用温培脾肾之阳，即助火生土之意。

小儿泄泻，夏秋季尤多，湿热泻固属多见，而婴幼儿时期的脾虚泻亦常见及。先生常以钱氏七味白朮散为主方，中寒者加炮姜，阳虚者加附子，对脾伤及肾者常用四神。对泄泻病中具有舌干口渴者，必详辨其伤阴与伤阳之别。伤阴当见舌光色绛，甚则口舌生糜，伤阳舌苔虽净而不干或糙而质润，且多伴小便清长，口虽干而不多饮，饮则作恶(此非阴伤，而是脾不健运，液不上承之故)。肾阳不振，气失摄纳，所以小便虽多，而泻仍不止也。此类病儿临床极为多见，若不及时投以温培脾肾之阳，则必土败木乘，可致虚风暗动，导致慢脾风危候。婴幼儿泄泻之死亡于此者，比比皆是。我在治疗婴幼儿久泻不止，进食进水即泻的脾寒泻时，亦常喜用附子理中汤加生白芍，炙诃子温中安肠，鼓舞脾阳，使之清阳上升，阴霾自散。这与补中益气之升提法具有不同的含义。

(四)潜阳兼顾育阴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已将一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近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伴惊搐，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细数而软。处方为黄厚附片、上川连、磁石、青龙齿、天花粉、蛤粉、覆盆子，莲子心、阿胶、鸡子黄(冲)。

本证已显气阴两虚，属于各种温病范围的后期病症，乃温病之坏证。余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恢复期，伏暑、湿温病的后期，凡出现此类症候，均宗先生施以潜阳育阴之法治之。

盖阴与阳，虽属不同的两个属性，然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育其阴。潜阳育阴之法，虽非先生独创，但运用自如，足证先生治法灵活，无固执一法的偏见。从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从而导致肾水的亏损，鸱张了心火的亢盛。诸如出现阴虚阳越的临床症候，若片面育阴，亦难奏效。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张介宾尝云；「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先生以黄连阿胶汤、定风珠立方，佐以温下潜阳之品，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其可谓临机应变，深得要旨。

由于先生忙于诊务，没有专论著述留世，但先生及门弟子遍布海内，珍藏先生之临证医案及深得先生之奥旨者不乏其人，此非表彰先生毕生之业绩，而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的一分宝贵数据。如能互相献出，公之于世，则对儿科保健工作者提高学术水平，裨益不少，是所祷之。

【王静斋小传】王静斋〔18831953〕，名功镇，山东历城人。世代业医，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在当地即有医名，后悬壶济南，一九二八年起在天津操业，井巡诊于京、唐、保等地，声誉日隆，成为一时名医。精通医理，擅长湿病，又精儿科，著有《养生医药浅说》等。解放后，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

我家世代业医，曾祖父王允中，祖父王晋封，均为当时名医，事迹载历城县志。先父王静斋幼失怙恃，惧祖业之将坠，乃勤求古训，努力钻研，年甫弱冠而医名已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设塾课徒，一面在当地行医，一时颇具威望。后移寓济南，设一小药铺，前面卖药，后面为诊室。此时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但仍以行医为正式职业。一九二五年到大连出诊，治愈濒危之小儿，病家为表示谢意，介绍到直隶(即河北省)两摄县篆。北伐后(一九二八年)退居天津，仍理旧业，誉隆遐迩，时到北京、保定、唐山，北戴河等地出诊。诊余之暇，著有《养生医药浅说》行世。解放前后，屡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中医考试委员。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极为友好，每逢孔先生来津出诊，即与终日相聚，探讨病理，互相会诊，在当时中医界传为佳话。

医学渊源

先父读儒书时，即取《内经》、《难经》而读之。数年，以为医学一道，非《内经》不足以明其理。熟读《内经》以后，继之以《本草经》、《伤寒》《金匮》，均能熟诵，至老不忘。认为熟读《内经》则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自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施治有法可循。正如朱丹溪所说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又说：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先父认为《内经》文词古奥，初学颇不易读，须广看各家注解，其义始通。王太仆为注《素问》之先河，其中有很多精辟之处，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注解诚高出千古。马元台、张隐庵之注解，亦有超乎前贤之处。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王注，四维为筋骨血肉；马张二人注，四维为四肢，似较王注为优。正如虞天民说：《内经》其书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考辩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医学正传》)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学医要从四部经典著作入手，熟读以后，再博览群书；经过认真临床，方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千金》、《外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金元四家，补前人所不及。历代各家著作及名医医案，须要多读多看。总之，开卷有益也。尤其清代叶天士之《温热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王盂英之《温热经纬》更为必读之书。然先父临床运用，不执前人成见，师古而不泥古，不论经方时方，善于化裁。如在治温病之神昏谵语时，常配一种粉剂，处方为：羚羊角、犀角各1克，麝香、牛黄，珍珠粉、薄荷冰各0．3克，琥珀5克，冰片0．3克，朱砂5克。同研细，大人海服2克，小儿每服1克。此方即由局方至宝丹化裁而来，对温病之神昏谵语及剧烈头痛，疗效突出，较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药力单纯，直达病所。尝谓以古方治新病，譬如拆旧屋盖新房，必须经匠人之手而后可。量体裁衣，自无不合，削足适履，定受其害。

先父治学，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今非古，既不主中排酉，也不泥古不化。常谓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似主杂气，实偏于阴虚，故药多寒凉，陈修园之书，偏于阳虚，故药多温补。二人虽各有所偏，因其所处之时代不同，气运各异也。如中西医书，汗牛充栋，约其宗旨，要皆在济人利物。西医之言细菌，即中医所谓病邪，西医能杀菌灭毒，中医亦能杀菌灭毒。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或表或化，或吐或下，使邪尽而病愈者，皆杀菌之法也。中西医所操之术不同，而治病教人的目的则同，当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有利于病者，医何分中西哉?在那还投有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而能有此见解，实属可贵。又常说，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杀人盈野，空气中含有一种厉气，故温疫病为多。吴又可著《温疫论》，亦是因当时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著此书。可见古今医家皆是以气运为转移，先父以善治温病名于世，亦因时代所致也。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先父常谓：医虽小道，人命所司，必须明阴阳，察运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庶不致贻误病机。

凡病总不出三因，揆其因治其病，不难治愈；万勿以其人平素虚弱，不问病之所在，一味滋补，致令邪留于中，固蔽既久，永不能出，重则丧命，轻则缠绵终身。须知病去后脏腑虽虚，亦能借谷气以生，所谓药补不如食补；病留，脏腑虽实亦死。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复。或曰服补药气不能脱，服热药阳不能绝。须知滋补之剂，固外邪而助内热，病留于中，致使邪气愈炽，于人何益哉！故补虚宜于平日不宜于病时。误服燥药则阴竭；偏于滋腻，湿痰阻滞，补气补血，皆宜慎之。

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

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

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

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

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

一九三零年，患者羊幼甫，女性，十七岁，初患风热，误服补剂，以致发烧不退，咳嗽，痰中带血，经x光照像为肺结核，求治于先父，其脉细数而疾，时烧时止，饮食减少，形体瘦削，肺痨已成，即用桑菊饮加生石膏，服七十余剂而愈。越三年，其姊又病，复受传染，肺痨又作，仍以前方加生鳖甲、生龙牡、知母、黄柏，犀黄丸、紫雪丹出入为方，服药二百余剂，方治痊愈，观察二十年未再反复。如患者急于求愈，医者不耐心治疗，末见其能愈也。

先父对儿科有较深的研究，尤其对麻疹更有独到之处。曾著有《疹科心法》一卷，附于《养生医药浅说》之中。

先父认为，古人著痘疹之书，皆精于痘而略于疹，因往昔种痘者少，而痘之伤人亦最烈，故痘有专科，疹则附之而已，其实无治疹之专书。按麻疹一症，只要护理得当，用药不误，则十全十，百全百，其死者，非护理不当，即调治失宜也。先父在《疹科心法》中首先指出疹有麻疹痧疹之分。麻疹之原虽系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厉气而发者。痧疹之原，虽系后天所伏热毒，亦由感天地之厉气而发，其原虽异，其毒则同。麻疹为先天之正毒，由血分而入气分，痧疹为后天之变毒，由气分而入血分。按痧疹古人谓之烂喉丹痧，即现代医学之猩红热，较之麻疹尤深一层。治疗之法，皆宜辛凉清解，则轻者化无，重者转轻。如误投辛温燥热之剂，则热愈炽，毒愈盛，将变成紫黑痧痘，轻者重，重者危矣。治法与温病同者，喜清凉而恶燥热。其与温病异者，温病见里证，便用承气汤攻下排毒，所谓温病下不厌早也，痧麻虽亦有里证，而治之必以双解法，大便燥者加酒炒大黄及元明粉微利之，但不可加枳实厚朴峻攻，恐伤中气，致在腠理之邪内陷发生变症。古人治疹，有主可汗者，有主不可汗者。先父认为麻疹服药后宜微微取汗，俾麻疹易于透出，所谓火郁发之也。痧疹药后不必强之出汗，顺其自然，有汗不可遽止，但二者均忌大发汗。用药切忌温补，酸收，固涩，燥热，峻攻，升提等。盖温补、酸收、固涩皆能固邪于中，毒热不得外达，燥热则毒热愈炽，易使神昏谵语，峻攻则邪陷，升提则咽喉肿痛，且能衄血。总之宜辛凉解毒，清热化痧为主，药宜轻清透邪，疹以透出为顺。

麻疹初起与感冒相似，鼻流清涕，眼珠光亮色赤如涵水中，眼倦难睁，困顿不起，咳嗽食少，烦躁不安，甚则发颐，咽喉肿痛。小儿见此征象，勿认为感冒，验其中指凉，耳轮凉，睾丸凉，再验其口唇内及颊粘膜上有麻疹粘膜斑，即为麻疹先兆，应以桑菊饮辛凉解表，清热化毒。轻者发烧一二日即隐隐现于皮肤之下，红若丹硃。其出也，疏疏朗朗，颗粒匀停。毒盛者，发烧三四日后始见点，当此之时，居处宜暖，万勿透风。饮食宜清淡，且勿多食以助胃热，致使小儿烦躁不安。倘被风寒所袭，麻疹立回，疹毒内陷，上则结胸喘急，下则泄利，肺为邪气所遏，不能行治节之气，再加以口舌生疮，津液枯竭，咽痛声嘶，则病危矣。自出疹之日起，护理非常重要，勿受风，勿伤食，虽有咳嗽，不可过于止咳，因咳嗽则毛孔开而疹易出。过三日后，徐徐收回为顺症。至于疹后痢疾，口渴心烦，乃余毒不净，宜养阴解毒为主，切不可辄用补剂，留邪于中。如发烧七八日而疹不出者，为毒邪郁闭，可用芫荽一握，用黄酒煮烂，遍身搓之，使毛孔开则疹出矣。如一出即回者即为疹毒内陷，非为风寒所袭，即为泻利气弱，输送力薄。风寒所袭者，急以解肌透毒，如僵蚕，蝉蜕、薄荷、牛蒡子，生山甲，生鳖甲，蜇虫、地龙、西河柳、大青叶等，如神昏谵语加安宫牛黄丸，如泻利气弱者，少用补托之剂，如西洋参，茯神、当归，生地、蝉蜕、天麻、僵蚕，麦冬、甘草、西河柳等，使其复出。民间有一验方；用癞蛤蟆一个煎水徐徐服之，疹可立转红活，无论风寒气弱皆效，但切勿多饮。物虽至贱，功极宏伟。如气促喘急，是合并肺炎，亟宜宣肺透表，泻热解毒，麻杏石甘汤加葶苈于、苏于、双花、连翘、苇根等。如疹出七八天尚不回收，或按期收回仍发烧不退，皆是毒热不净，宜育阴清热解毒，如石斛、生地、元参、麦冬、双花、羚羊角、犀角，已回而不退低烧加生鳖甲、地骨皮。一九二五年先父在济南行医时，曾到大连出诊。患者为一小儿，年四五岁，患麻疹已频于危，先父到时见其发烧气喘，二便俱无，全家啼哭，已备后事。先父临行时，曾带鲜苇根一握，遂亲与煎药，徐徐饲之。少顷，见其小便如注，随谓其母曰，小儿已有生机，勿事啼哭也。继与清肺透邪而愈。盖疹毒内陷于肺，肺失消肃之令，且肺为水之上源而与大肠相表里，故二便俱无。苇根甘寒，功能清肺泻火且能透疹，一药而表里两清，药虽至微，功效颇著。患儿为一独生子，治愈后其家极为感激，先父在直隶两摄县篆，即小儿之父介绍也。

痧疹初起，亦与麻疹相似，起病有高烧头痛，咽喉肿痛。发病较麻疹为急，故发烧一日即出现弥漫性朱红皮疹，先见头面，次及胸腹四肢，凡皮肤褶皱之处，更为明显，惟口唇周围无疹，呈苍白色。毒盛者瞀闷，泻利，唇焦，神昏谵语，呕吐厥逆，查其耳后筋红者轻，紫青者重，黑者危，治法亦用辛凉解肌，清热透毒，误用辛温危险之至。一九三二年左右，天津谦祥益号练习生姜某患瘟疫，遍身密布黑痧，色如乌枣，粒大如黄豆，初得时，某医误用苏梗，生姜，遂寒禁战栗，神昏谵语。延先父诊视时，六脉皆闭，先以局方至宝丹芳香以开之，似稍有转机，复以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一剂而痧痘全出，但音哑神昏未减也。仍以前方加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之属，频频与饮，并以西瓜汁代茶饮之。如是者四日，其神智亦渐清晰，但音哑不能语，要纸笔自书吃西瓜、小便等事，其父与舅在旁看护，以先父治法太缓，另延专门痘疹之某医诊视，处方：荆防、生地、麦冬等，一剂而复失知觉，三剂而夭。一误于前，再误于后，致使功败垂成。夫厉气为害，热毒内炽，五脏如焚，咽喉与胃皆有痧痘，此病清凉救阴之不遑，何能再用辛温滋腻之品，终至祸不旋踵，其父追悔莫及，可叹也。

四诊并重尤精脉诊

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

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

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

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

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①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②精通医学，多参群书，③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④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⑤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⑥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⑦品行端方，自重自爱；⑧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⑨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⑩常备灵药，随时救人。病家十要：①择名医；②肯服药；③宜早治；④绝色欲；⑤戒忿怒；⑥息妄念；⑦节饮食；⑧慎起居；⑨莫信邪说；勿惜金钱。

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孔伯华小传】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

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

先师蒲辅周的治学精神与医学成就

高辉远

【蒲辅周小传】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

治学谨严吾辈师表

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

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

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

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

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我曾施治一慢性肾炎患者，肾虚症候比较典型，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老师见后，作了严肃的批评：你只会用补法，竟忘了补而勿滞。这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在先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编写一部《温病述义》。动手写作前老师即告诫说：任何科学论著都要有继承性，也要有创造性。写温病学说，首先要继承温病学家已有的学术经验和理论体系，同时要吸取现代成就和自己的实践体会。书名可叫述义或辑义。在编写过程中，我查阅文献，选择素材，综合资料，一边撰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而每一章节，先师都要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细心切磋琢磨。比如论据是否正确，引书是否可靠，辨证是否合理，施治是否切病，文字用语是否通顺扼要，一一加以详尽的批改，鼓舞我不怕困难，不惜精力，通过六次修订，三易其稿，使我不但掌握了习作的基本技巧，提高了独立的治学能力，也提高了研究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部著作，反映了先师温病学术思想的特点，倾注了他不少心血。

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

理论精湛成一家言

周总理曾多次说过：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短短两句话，评价何其高!先师之所以高明，主要表现在他既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又是懂辩证唯物论的中医理论家。他称赞中国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精粹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反对那些认为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还说，《内经》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论》遵循《内经》的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和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可见他对这两部典籍有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并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湛的阐发。

他珍视祖国医学经典，祟信其理论价值，又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对《内经》的解释，不落旧注家的窠臼。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病温的伏气论点，而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焉有寒邪伏藏如此之久而不病，由冬历春始发的道理；即使用潜伏期解释也属牵强。

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他作了深入发挥，提出处理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

(一)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的本质，往往从整体较之从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密切相关，不能片面地只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他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是不同的，但从整体看均为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故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取得相同的效果。若只见尿闭则利，不禁则涩，而不求其本，则去经旨愈远。

(二)辨证求本，正确掌握正气与邪气的关系

《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邪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先师提出无病早防，保持正气;有病去邪，切勿伤正的观点，指示业医者必须注意正气这一根本，掌握扶正以祛邪，去邪以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不见人，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殊失治病求本的原意。

(三)辨证求本，正确区别内伤与外感不同重点的关系

八纲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纲领。先师则强调外感疾病，重点辨表里寒热。因为一切急性热病，无论温热，还是伤寒，初起邪均在表在卫，所以解表为第一要义。表寒者散以辛温，表热者透以辛凉。治疗及时，迎刃而解。若已传里，或传阳明，或入气分，则清气撤热自属正治。慢性内伤疾病，重点辨虚实寒热。一般认为七情内伤杂证多虚。但亦虚中央实，实中夹虚，或大虚似实，大实似虚，均应仔细辨别。不可一概作虚证论。同时内伤为病亦有寒热，如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与外感为病之寒热判然不同，亦应认真分清，不可一概论治。先师对八纲的运用，从理论上突出区分外感内伤的不同重点，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

先师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后世医家理论亦如是，每多创见。

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

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

精通内科尤擅温病

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

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

(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

例一，张x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

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

例二，刘x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

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

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

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

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瓜，琥珀粉(冲)。

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

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

段x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

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

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

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

吴x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

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

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

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

《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

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

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

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

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

例如：

朱x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

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

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

高x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

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

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

梁x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

一般认为乙型脑炎，多属暑温范畴，清热、解毒、养阴，是正治法，何以本例用之无效?盖因患者已见阳明里热，谵语欲狂，身热无汗，目赤肢厥，脉沉数有力，此乃里闭表郁之征，而且热结旁流，非清热，解毒、养阴所能解，必须下之，下之则里通而表自和。若泥于温病忌下之禁，当下不下，里愈结，表愈郁，热炽津伤，造成内闭外脱者有之。先师对用下法极端审慎，但只要病情急需，又毫不犹疑，非独具匠心，处重果断，岂足望其端倪。

先师既精内科，尤擅温病，已散见于《蒲辅周医案》等书中。其不传之秘，完全自勤奋治医得来。以《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刘河间、叶天土、吴鞠通、王孟英各家学说为纬。并对余师愚、杨栗山等有关瘟疫论著，亦悉得其奥。同时，还重视中西医结合，从西医的学术中吸取营养，促成了他在温病学方面的创造和发展。

兼长妇儿独具特点

先师非止精内科，还兼长妇、儿。对昔贤宁医十男子，毋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毋医一小儿之说，认为不切实际。似乎妇、儿较内科难，其实只有见证的异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科有经、带、胎、产，儿科有麻、痘、惊、疳等证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同。他不囿于分科的局限，而是综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既有区别，又有同一，形成与内科并行不悖，独具特点的妇、儿医疗经验。

他对妇科疾病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积累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乃生理之常。生理失常则月事不以时下，故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瘀者行之，滞者通之)等原则，亦治疗的常法。但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通血和则诸病不起。故治血必须理气。所以，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

(二)妇女病以舒肝和脾为重要环节《内经》指出，百病皆生于气。尤其妇女在中年时期，由于各种因素，情志怫郁为多，往往肝气郁结，气郁则血滞，而致月经不调、痛经和经闭等症。《内经》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又说明了月经病与脾的关系密切。脾不统血则可引起崩漏，脾湿下困则可导致带下，妊娠脾气不足而食减则胎失所养，产后脾阳不振则影响乳汁分泌等，莫不与脾有关。故舒肝和脾是治疗妇人病的重要环节。

(三)妇人杂病仍以辨证论治为根本原则《金匮》论妇人病凡三篇，除妊娠、产后外，则以杂病目之。所谓杂病，即其证情比较错综复杂，又与妇科有联系，如中风、伤寒而月经适来，热入血室者，可与小柴胡汤和之，亦可以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有与妇科无联系而属内科的，如喉间炙脔之梅核气者，可用半夏厚朴汤调之，证夹虚寒而腹中痛者，可用小建中汤温之，有与外科相似的，如阴中蚀疮烂者，则以狼牙汤外洗之，等等。诸凡妇人杂病，总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

他的妇科治验，不越这三条心得体会。

徐xx，女，二十九岁。多年来月经愆期，每次经行时间长而量多，有黑色血块，小腹凉痛，脉象沉迟微涩，舌质稍暗，苔薄白，属气血不调，肝郁夹瘀。治宜调理气血为主，佐以舒肝化瘀，全当归、川芎、官桂、吴茱萸、荆三棱、蓬莪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大茴香。水煎服，日两次。香附丸，每晚睡前白开水送服6克。

阅二月余，月经略有改善，虽仍有小黑血块，小腹已无不适。脉象沉缓不清，舌正，苔薄白。

首次汤方，经期继服。经过后，临睡前服定坤丹9克，化症回生丹(梧桐子大)1～2丸。

又半年后，月经周期较准，量不多，血块很少，经行五天即净。脉沉缓，舌正苔白，仍宗前法，继进一月，以资巩固。

李xx，女，三十八岁。半年来经水零星不断，上半月较多，下半月较少，色紫，时有小块。小腹痛，恶凉喜热，月前于某医院行刮宫术治疗，仍不断流血，血色时紫时红，腰及小腹疼痛，口干喜大量热饮，食纳极差，胃脘堵塞，大便秘，三、四日一行，小便正常，心慌，眠差，多恶梦，疲乏无力，曾服中药和蜂王浆等，效不显，脉象两寸尺弱，两关革，舌质淡微暗，无苔，此属经漏，由气血损伤，兼瘀结。治宜调补气血，温化窃结：炒艾叶、清阿胶(烊化)、全当归、川芎，白芍药、干地黄、川续断、炮干姜，海螵蛸、嫩桂枝、炒白术、柏子仁、茜草。

复诊：前方服三剂，心慌减轻，胃脘胀塞亦轻，食纳见增，阴道流血似多些，有黑色血块，余症同前，脉象舌苔亦无变化，原方去柏子仁加杜仲、黑豆继服。

三诊、四诊；仍加减施治，而病情小有进步。

五诊：因劳累阴道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

六诊：加地榆。七诊：流血已基本停止，尚有少量粉色液体，胃纳仍欠佳，偶有心悸，余症均消失，脉寸尺弱，两关沉细，据病程长，流血多，心肝脾俱虚，以人参归脾丸缓缓补益，继服一月，血止经调。

黄xx，女，三十岁。半年前曾因月经流血过多，施行刮宫术一次，术后又因淋漓不止，住院治疗两月之久。以后每次经行，仍然大量出血，常致休克，必须至医院进行急救，注射止血针等。月经周期不准，有时为半年一次，有时二十多天，来时有鲜红血块，四肢酸痛难移，头痛，头眩，耳鸣，心慌，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诊其脉象右微左涩，舌中心裂如镜。由去血过多，气血两亏，而止之过急，络中瘀滞，因而脉证虚实互见。但毕竟虚多实少，虚者当补，实者当消，拟益血养荣为主，消瘀为佐；鹿角霜、制龟板、红人参、川续断，炒白术、补骨脂、海螵蛸、炒杜仲、龙眼肉。每晨并服化瘀回生丹20丸。

复诊，服后腰痛、腹痛均见减轻，精神亦转佳，因其经前心中紧张喜哭，脉沉迟无力，有脏燥现象，原方参入甘麦大枣汤意：制龟板、川附于、巴戟天、补骨脂、炙甘草、浮小麦、炒杜仲、炒白术、大红枣。

三诊：因其腰痛月半未愈，自腰部至两大腿中部有时酸痛，有时刺痛，改进温补肾阳而强腰膂之法：黄附片，炒白术，炒杜仲、补骨脂、大熟地、枸杞子、桑寄生，川牛膝、鹿角胶(烊化)。

四诊：症状虽有好转，但尚未见显著进步，总由失血过多，气亦大伤，内不足荣脏腑，外不足濡筋骨而利关节，继宜培气血，强心肾，建中气：西洋参，炙甘草、广陈皮、炒白术、云茯神、龙眼肉、淮山药、淡苁蓉、制龟板、阳春砂仁，加姜、枣煎服。

连服十剂，症状大好，全身亦不感太累，又按原方再进，另用参茸卫生丸，每日2丸，分早晚两次开水送下。四十日后，月经来潮五日，血量仅较一般略多，腰腿痛均减大半，并能停止一切西药，给予黄芪建中汤加术、附，早晚另服右归丸。经过两个月，经行已趋正常，月经逾期十六天未来，青蛙试验阳性，已怀孕矣。

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妇人之病，大要以气血为主。徐案月经愆期，故直接调和气血，佐以化瘀而收效甚速。李案经漏半载，除调气、化瘀结外，又继以强肝肾而固冲任，终则心肝脾并调而竟其功。黄案为血崩大症，甚则休克，其气血两亏可知。但止之过急，往往留血成瘀，故第一步以益气补血为主，消瘀为佐，血虚则肝失所养，欲作脏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第二步参入甘麦大枣，气为血帅，血虚则气无所附，故第三步建立中气以统血，则气血调而月事以时下，二五媾精而孕以成。

至若虽属月经为病，而病因不同，有从内科角度辨证论治的，如：

何xx，女，二十一岁，未婚。三年前因寒夜室外大便，感受寒风晕倒，此后每次月经来潮时，即发生麻木抽摘，经后始平。经行腹痛，量多，有紫血块。曾经各医院治疗二年余，未见显效。诊其脉象弦虚，舌正无苔，乃本体血虚，风冷之气乘虚自于户而入，邪气附着，营卫失和，以致经期抽搐。治宜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全当归、桂枝尖，吴茱萸、北细辛、生黄芪，白芍药，北防风，川芎、桑寄生，加姜、枣。

下月行经，即无抽搐，但觉麻木未除，仍用前法。经净后，即停汤剂，早晚各眼十全大补丸6克。再至下月经期，麻木亦微，唯腹部仍有不适感，已不似从前疼痛，经期仍服汤剂，经后早晚各服十全大补丸6克，晚服虎骨木瓜丸6克。数月后诸症平，经期已复正常。

此例某医院检查，血中之磷、钙均较正常人减少，自服中药后，不仅症状逐渐消失，且血中磷，钙亦转正常，这里是由病愈而磷，钙自动恢复，抑药物有促进磷，钙之增长作用，是值得探索的。

吕xx，女，成年，已婚。月经不准已十余年，周期或早或迟，血量亦或多或少，平时小腹重坠作痛，经前半月即痛渐加剧，既行痛止，经后流黄水十余天。结婚十年，从未孕育。近三个月月经未行，按脉沉数，舌苔黄腻，面色不泽。曾用温脾化湿、和血调经法治疗两次，未见疗效，因之仔细询其病因：冬令严寒，适逢经期，又遇大惊恐，黑夜外出，避居风雪野地，致经水突然停止，从此月经不调，或数月一行，血色带黑，常患腰痛、四肢关节痛、白带多等症。据此由内外二因成病，受恐怖而气乱，感严寒而血凝，治法亦宜内调气血。外去风寒。遂予虎骨木瓜丸，早晚各服6克，不数日月经见而色淡挟块，小腹觉胀，脉象沉迟，汤用；金铃子散、四物去地黄加桂枝、吴萸、藁本、细辛。经净后仍予虎骨木瓜丸，经行时再予金钤子散和四物汤加减。如此更迭使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经行而色正常，量亦较多，改用桂枝汤加味调和营卫。因病情基本好转，一段时间用八珍丸调补。

此后或因劳动，或其他因紊，仍有痛经症状。治法不离调经和血，平时又兼见胃痛、腰痛和腹泻等症，则另用温中化浊、活络等法，随证施治。由于病史较长，症状复杂，经过一年多诊治，逐渐平静，并获妊娠，足月顺产。

本例病程历十二年之久，经中西医治疗，恒以神经衰弱、气血两虚进行调理，但始终未中病机，卒无成效。先师初诊，亦以温脾化湿，和血调经，不见改善。乃详溯病因，得知由经期突遭大恐，受严寒冰雪侵袭，因而经乱渐停，诸症丛生。《内经》：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正在经期，气乱血亦乱，兼受严寒，以致血涩气滞。明其所因后，改用内调气血、外祛风寒之法，病情逐渐好转，调理一年，而十二年之沉痼，竟获根除，婚后九年不孕，终得有子。病家传颂先师为妇科大师，回春有术，诚非过誉。

儿科昔称小方脉，又曰哑科。先师则谓儿科应学居首位，不可目之为小方脉，且婴儿包括儿童不能主诉病苦，或述之不详不确，全赖医者之细心体察，分析病家代诉，方能做到辨证论治精确无误。由于他深明儿科的重要性，加之临床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心得良多。

先师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本属稚阳稚阴，原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充分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法则，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凡观乎外，可知其内。比如，眉颦多啼者为腹痛，睡卧不安者为胃不和，大便酸臭者多食伤，爱吃泥土者有虫积，坐卧爱冷定生烦热，伸缩就暖知畏风寒。借先贤识病之法，作自己辨证之据。判断宜准，治疗须慎，不可苦寒以伤阳，亦勿温燥以灼阴，这就是稚阳稚阴之体不任攻伐的道理。千万勿谓体属纯阳，恣用苦寒滋腻，戕其生机。

小儿另一特点，是天真、单纯、活泼，无七情内伤为病，发病主要因素，多是六淫外邪或非时疫疠之气。加之小儿肌肤娇嫩，腠理不密，卫外之力不强。一般易感风寒咳嗽，尤其对急性烈性传染病，小儿最易受病。若见小儿精神不振，畏寒发热，就应注意是否属伤寒还是温病，总以透邪解表为第一。若为急性传染病更应如此。因为小儿经络脏腑之气未充，最易传变。即使神昏谵语，热入心包，亦宜透营转气，清热开窍。治疗随病情之变化而变化，则胸中有主，病无遁形。

小儿肠胃脆弱，加之父母溺爱，饮食自倍，故伤食、伤冷之症居多。尝见骤然发热，而无流涕、咳嗽等症候，则宜询问饮食情况，有无嗳腐厌食，以区别是伤食发热，还是外痞发热，不可混淆。还有低热不退，食欲不振，日见消瘦，面色萎黄，则为伤食成积。最常见的是小儿开始食欲很好，发育胖白可爱，由于不知节制，肠胃渐伤，吸收功能减退，由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良之症。俗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是小儿保健的又一特点。

麻疹是小儿最常见的病症。《幼幼集成》说：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治法以宣透为先，使疹毒外出，故有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先师治疗麻疹之法，亦以此为准。但对特殊情况，则又不拘守成法。一九四五年暑季，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至立秋，小儿率皆发热，麻疹隐伏于皮下不出，医用宣透卒不奏效，先师默思良久，恍然大悟，乃暑令多雨，热从湿化，宜按湿温论治，改用通阳利湿之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他见用之获效，急告诸同道，试用皆应手。问其故，师曰：此本《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旨。麻疹发于暑湿时令，理应如此，其他温病，亦莫不如此。

先师来京后，医望甚高，求治者多疑难大症，尤其是急性病之变症，往往因寒凉太过，造成寒中者不少，他果断地用温法以挽救之，屡建奇效。因而有谓先师为辛温派、经方派，其实是一种错觉。他所以用温法以治急性热病，皆为救逆应变而施。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湿温范畴。患儿张xx，女，4岁。发病七日，曾服中药寒凉之剂和西医冬眠疗法、冰降温等。夜半延师会诊，患儿前三日有汗，后四日无汗，测体温仍在39摄氏度以上，但肤冷，肢凉，呼吸微弱，呈深度昏迷状态，大便近日未解，脉伏，舌正红，苔隐伏。先师云：现正气微弱，病邪内陷，为内闭外脱危象，急宜扶正开闭，温清合用：西洋参(另煎)、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各1丸，共磨成汁，分十次服，洋参水送下，每小时服一次，俟病情有转机再议。

复诊；上药服后，胸前及两臂有微汗出，皮肤微回温，四肢仍清冷，呼吸稍好，痰见多，面青黄，眼睑水肿，脉略现，危象减一分，生机即增一分。原法继进，改为二小时一次，观察体温、血压、脉象和汗出等情况，以后原法改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连续十五日，而内闭渐开，白痞方出。其后或宣痹解毒息风，或通阳利湿通络，或养血舒筋活络，最终佐以大活络丹日一丸。共历五十天冶疗而内闭开，外脱回，正气徐复，病邪日退，神识始清，不仅挽救病儿生命，而且未留任何后遗症。

苏合香丸为辛温开闭之法，尽人皆知。本例因冰伏热邪而成内闭外脱，非温开不足以启其闭，但乙脑本为热病，邪热虽伏，仍需牛黄清心丸凉开之法以助之。相反相成，且借西洋参补益正气之力，何患外脱不固，内闭不开，病气不服!

另有三岁女孩，患腺病毒肺炎，中医属冬温范畴。亦因寒凉过量，肺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胃阳亦败，大便泄下清水，脉象细微，舌不红，苔薄白。先师诊为寒凉伤阳，肺冷金寒，用甘温之甘草干姜汤，救胃阳以复肺阳。小量频服，犹如旭日临空，阳气渐苏，而泄利止，汗不冷，肢不凉，呼吸匀静，喘嗽有力，脉象渐起，舌质红润，病势转危为安。可见治热不远热，知权达变，又何惧用温热法于温热病?

先师对儿科辨证论治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既继承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又饱读北宋以来儿科学家如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等人的著作，择善而从，并科学地对待从钱乙，陈文中开始的寒温对立的两大学派。尝谓善用寒凉的诋毁温热，固属偏见习用温热的非议寒凉，亦失全面。他一贯主张吸取各派的优点，当清则清，当温则温，不存私念，运用自如，方为上工。上述案例，由于病情所需，不得已而用温开启闭，沮热复阳，只是他儿科治验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处方用药轻灵纯正

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已为医林所眼膺和称颂。先师效法叶氏，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他说；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这个轻，不是十剂中轻可去实和用药剂量轻重的轻，这个纯，也不是一意求稳，只用平安药品的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他数十年的实践，几经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

先师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他在四十余岁时自制二鲜饮(即鲜芦根、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烧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早得甘雨，烦热顿消。如热及血分见鼻衄者，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而法清新。他临重症恒以轻灵取胜。一九五六年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先师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之桑菊饮，终于挽回危局。一老前辈见之，心服先师之善用轻灵，屡兴望尘莫及之叹。他尝论白虎汤方义，谓此方虽是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他所以教人不要妄加苦寒，亦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也要避免庞杂，辛凉平剂银翘散，他加葱白一味，即复一葱豉汤，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

其在用药方面，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讲求配伍，稳妥之下寓变化。他说：一病有一病之特征，尤要辨药，才能药与证合，丝丝入扣。大凡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他用药很简练，通常六、七味，少则二、三味，至多不越十一、二味，反对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一次，我们同学治一流感，辛凉辛温并投，他批评说；寒邪宜辛温，温邪宜辛凉，今不分寒温，二者同用，则寒者自寒，温者犹温，病焉能解。他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相反，如果用量太大，药过病所，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张仲景五苓散，亦只以钱匕计。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则悦脾化湿，醒胃理气，大量则燥胃伤津而耗气。目前存在一种倾向，用量以大为快，无效则再倍之，而不考虑究竟是用药不当，还是用量不足?倍之仍无效，则归咎病重，而不悟是用药失误。他选药极慎，无太过不及。宗《内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不仅毒大毒小不可滥用，即苦寒温燥之品亦有节制。当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有病则病受之，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但一般情况下，中药品种丰富，何患不能选择安全有效者而用之。他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吃紧的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参麦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不过三味。药不在贵在中病，药之贵贱，不能决定疗效之高低。即使需用贵重药物，亦可找代替之品。《本经逢原》载：羧（伇）羊角与羚羊角性味稍殊，但与羚羊角功效大致相似。他在农村也曾用水牛角代犀牛角，其效亦不低。另外，处方书写，字迹清晰工整，生熟炮炙，不令遗漏，先煎后下，一一注明，便于药房辨认，病家注意，不出差错，其纯正之风，处处可见。

总之，先师处方用药的特点，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智圆行方，灵活简便。待病人，胜亲人，体贴入微，先议病，后议药，一丝不苟。做到轻剂能医重症，小方可治大病，逐步形成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

小结

先师生于清末。民国建立后，中医一度遭到废弃。全国解放，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中医药学这支东方文化的独秀得到新生。先生慨然以继承发扬、培育人才为己志，努力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取得巨大成就。

先师治学的特点是勤、恒、严、用。他热爱中医事业，勤奋发掘这个伟大宝库，但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古代的医学理论，他始终十分重视，又能信而有疑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许多理论阐述精辟，有其鲜明的独创性。他赞成中西医结合，主张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充实、发展和创新中国医药学。

他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溯源内难，师承仲景，博采历代各家学说，坚持辨证论治为临床的根本原则，提出内伤杂病重点辨虚实寒热，外感时病重点辨表里寒热的不同重点，使八纲具体化。精内科，尤擅温病，屏弃伤寒与温病的学派之争，分析温病与伤寒的异同，阐明表与透两大法门和存津液三字的意义，明白晓畅。兼擅妇科、儿科，注意妇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妇科以调气和血，疏肝理脾为主，儿科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以御外邪、防伤食为要。

先师治疗疾病方法是全面，灵活、广阔的。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辨证准，选方当，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具有独特的、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他晚年声望日隆，求治者，往往辗转多时，病情多危重或为逆证变证，救之之法，恒以温阳固脱、补益扶正为多。他经方时方并重、温补清泻咸宜，从不偏颇。真读书认真实践的一生

忆先父蒲辅周先生的治学经验

蒲志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先父于光绪十四年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北约五里的西溪沟。弟兄姊妹七人，父亲居长。当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仅靠祖父行医供给，家境比较贫寒。先父幼时上私塾，就不得不依靠祖母娘家(何家)负担。十五岁时，他开始随祖父学医，三年后而为开业医生。

先父早年在行医的同时，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梓瞳地瘠民贫，老百姓一旦有了疾病，更是没奈何。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主办了让无钱的病者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济施医药社，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同济施医药社一直办至解放，平民教养工厂因故中途倒闭。此外，乡里间凡修桥补路诸事他也慷慨解囊，乐于承头，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与他同时代尚存的薛老先生说：蒲老一生乐善好施，兴办慈善事业不少而又不居名位。

但是，在旧社会里，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拯救广大人民的。先父曾经有过许多实干计划，如将西溪沟改旱地为水田，变荒山为果园等等，虽经多方努力，仍不得实现。特别是当时征收烂粮一事，使他猛醒。所谓烂粮即无法征收的公粮，年复一年，数字也就越拖越大。原以为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无力交纳，结果经他组织人力多方核查，才知大部分皆地主谎报，借以损公肥私，他决心秉公办理。不料此举竟遭仕绅群起反对，威胁讹诈，不一而足。先父乃深深感到时政的腐朽黑暗，于是闭门读书，专心治医，一九五五年春，先父返梓时曾说：早年我摹范文正公，想为社会尽匹夫之力，谁知能行者，仅医学之一道尔！这就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勤奋学习，专心治医

早年的清贫生活，促使他奋发学习，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在青年时期，只要一有空就看书，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晚上读书至深夜，几十年都是这样。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只好向别人借如期归还，丝毫不敢失信，失信就难再借了。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皇汉医学》，书主珍藏，周折再三才借到手，约期一月归还。于是，白天诊病，晚上读书，每晚读到四更。到期虽未读完，亦只好如期归还，而人也瘦得脱形。稍作间隔，又厚颜再借。

对于好书，在买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动手抄录，日积月累，盈箱，盈筐。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可惜现已十不存一。如侥幸留下的《疫痉疗集》，《白喉自治》、《验方选编》等，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先父七旬以后，仍然是起床洗漱后，喝上几口茶，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在他八十高龄，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把书拿上手了。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全部都是医书，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我曾因此问过先父，他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几十年来，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

一九六八年，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左眼患白内障，就用右眼看书，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不是看书，简直象在吃书啊!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熟读、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先父非常尊重古人的经验，但也反对泥古不化，照搬照抬。他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说：书中列上品一百二十多种，云多服久服不伤人，轻身延年不老。历代帝王眼食丹药者不少，能长寿者究竟几人?谁敢把丹砂、云母、朴硝之类矿物药长服久服?此类金石之品其性最烈，其质最重，毒发为害最烈。即使不中毒，重坠之质亦足以伤人脾胃。这些都是《神农本草经》的糟粕。本草书是愈到后世愈精细，周详。

先父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加眉批，每次给我的书也加上按语。这些内容，有些东西真是画龙点睛。如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的《幼幼集成》，纸色暗，字迹细小，无标点符号，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先父在每篇都加了标点、厘定错讹，重要的地方，结合他的实践都加了批语。如对《神奇外治法》的批语是外治九法皆良，对《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诀》的批语是：举例甚佳；对《瘰疬证治》的批语是各方甚妙，可用。在《医林改错》一书上，他写道；王清任先生苦心医学，究有心得，值得向他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十数具不完整之尸体而确定古人皆非，殊属太过。以绘图立论证之于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且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只论瘀血气滞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全书理论虽个人理想，但亦有可贵之处，所创之方法深得古人之义，有临床参考价值，亦可作研究之参考。所制诸方，余采用多年，有效者，有不效者，未为所言之神也。

这些书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古代某一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而且对于我们以较为正确的态度接受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有很大的帮助。

重视基本功，强调实践，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

先父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要热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他认为，从基础理沦说，对《内经》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等，必须吃透；从临床角度说，对四诊、八纲、八法、药物、方剂，必须牢固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脚踏实地，得心应手。

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他授徒的方法是，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最初安排跟他抄方，继而由学生预诊，他审方指正。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要当一个好医生，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

我保留着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的《健康报》报道：北京地区该年八月，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清热、解毒、养阴三原则，效果较差，有的不仅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因而束手无策。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先父在内)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病人体质也不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由于该年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温热，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如果不加辨别，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就会出现湿遏热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荷叶等)，结果效果很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最初连服大剂石膏、犀角、羚羊角而高热不退，改用上述方药后，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

先父这样的见解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四五年，全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就是一例。病虽不同，治法亦异，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考虑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死搬硬套。

以保胃气为施治中心

强调保胃气，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流连不愈。

对于久病正衰，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他曾举仅用茶叶一味，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为例。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躁、失眠、不思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者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先父尚可救否。先父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病者想吃什么，待得知病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6克，嘱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者饮，他特别强调了少少二字。第二天病家惊喜来告：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索饮，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早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还用什么药?先父云：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饮食调养月余，垂危之人竞得康复。先父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许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势必毁于一旦。

我曾治一暑温后期、正虚邪恋病人。病者合目则谵语，面垢不仁，发热不退，渴不思饮，自汗呕逆，六脉沉细，病程已半月左右，由于服药太多，患者一闻药味则呕，以致给药十分困难。在先父的食疗思想启发下，用西瓜少少与之，患者竟得在一夜之内热退身和。事后先父来信说：能知此者，可以为医矣。五谷、瓜果、蔬莱，《内经》云为养，为充、为助，其所以最为宜人者，不伤脾胃最为可贵耳。

他也反对病后过服营养之品。他曾治一乙脑患者，在恢复期由于机械搬用加强营养的原则，牛奶、

豆浆日进五餐，以至病者颊频反胃，腹泻。先父见其舌苔厚腻秽浊，劝其将饮食逐渐减少为每日三餐，不但反胃腹泻好转，健康恢复反而加快。

先父多次讲，不要认为药物能治万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他以一九五九年在广东休养时，给原国家科委某负责同志治病为例。当时病者问先父；近年来每天中、西药不断，但反觉精神萎顿，胃口不好，自汗，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求妙方。先父详细询问了病情，服药情况，认为是服药过多，反而打乱了自身阴阳的平衡，劝其停药调养。病者谓：天天药不离，尚且不适，如停药恐有他变!后来在先父反复劝导下开始停半天、一天、两天……停药半月后初觉不适，后来反日见好转。愈后这位同志到处讲：是蒲老把我从药堆中拔出来了。

先父常说：胃气的存亡是病者生死的关键，而在治疗中能否保住胃气，是衡量一个医生优劣的标准。

如常达变，贵在多思

先父多次强调，作一个医生，必须知常知变。要知常知变，必须把理论弄清楚，胸有成竹，谨守病机，就不致阴阳混淆，表里不分，寒热颠倒，虚实莫辨，临证仓惶。如高血压病，一般多以清，润、潜、降为大法，很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压。先父曾治一女同志，四十八岁，血压190~150／120~100毫米汞柱，头晕、心慌、心前区发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腿软，白带多，苔腻，脉沉迟，据此断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次恢复正常。由此可知，高血压病未见得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这就是个体差异。需要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有的放矢，始可中的。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先父生前常用这句话告诫我。

先父认为肝炎多由过度劳累、情志失调引起，这与肝为罢极之本有关。以脾阳不运为本，湿热则为其标。热重于湿者，其治在胃；湿重于热者，其治在脾。治湿热着重在疏利气机，用苦寒不可过剂，因苦寒易损中阳，中阳伤反使本病加重，出现呕逆、便溏，甚者浮肿。他说：我曾以甘草干姜汤为主，治一小儿肝炎即是这类例子。也有气血两伤用金水六君煎者，亦有用加味甘麦大枣汤者，总要依据病机，不可死守清利一法。

先父曾治一慢性肝炎患者，服苦寒重剂后，不思饮食，肢软神倦，便溏，谷丙转氨酶300~400单位，麝絮(++)，为肝病及脾，脾胃虚寒，用理中汤加吴萸、草果，一月而肝功恢复。先父亦曾治一胃溃疡病人，住院二日仍大口吐血不止。询其原因由受寒饮酒致血上溢。用金匮侧柏叶汤(柏叶、炮干姜、艾叶、童便)温通胃阳，消瘀止血，收到捷效。若不知其所因，误用寒凉，必致胃阳更伤，危殆立至。又如先父治沈x发热一案，午后身热，身倦纳少无汗，自服辛凉清解，不惟热不退，反致便溏、尿少、不思食。其脉弦滑，舌质暗而苔稍腻。虽其发病于四月，而时值气候反常，阴雨绵绵，断为寒湿困于中焦，用通阳利湿、芳香化浊，其效甚捷。先父曾经指出：外感六淫皆能化热，治当辨何邪而祛之，不可胶执于季节一端。如乙脑本是热证，清热亦是常法，但不可过剂。临床有服寒凉太早、太过，转为寒中，不得不用参附救逆。老父屡诫：凡用清法，便须考虑胃气，体弱者宁可再剂，不可重剂，否则热病未已，寒证即起，变证百出。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二叔患感冒，头痛，周身骨节痛，脉紧，苔白，我用麻黄汤一剂而愈。事后颇为自得，函告先父，以为必得褒奖。谁知先父来信说；你二叔生平嗜酒，湿热素重，但心中烧灼痛数日方缓解，是一险兆。桂枝汤有若病酒客不可与的告诫，你只注意了桂枝汤的汤而忽略了桂枝，此物用内热之人当先考虑动血之弊。寒热外束身痛者可去桂枝加羌活3克。这是只知读死书缺乏思考之过，而缺乏思考是医生的不治之病。

向民间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先父在其《介寿堂随笔》中录有不少民间老医口述方。如治关节痛方，先父注明；此系张东友老友得自民间草药医口述方，遍传亲友，愈治甚众，故录之以作参考。在他离开梓潼多年后，尚有病者来我处专索此方。他自创的二鲜饮(鲜芦根、鲜竹叶)加鲜茅根、童便名三鲜饮，就是根据梓潼的特点在临床中自创的专治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既不可表，亦不可下，唯宜生津退热的良方，而动血者宜三鲜饮。先父说：单方、验方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因为有一个验字。既然有效亦必有理。我们在：临床上就应通过实践加以总结，不要动辄开贵药、补药，因为药无贵贱。这样就能有所进益。

先父相当重视病人的客观反映，从中积累知识，他曾举一脾胃患者，腹胀，胸闷，不思饮食一个多月，形容消瘦，身倦。治疗多次无效，求他诊治。他套用古人消食导滞药如山楂、谷麦芽、鸡内金合阿魏丸，一剂后，病者未再求诊。一个月后在路上碰见，病人面色红润，形体也较前丰满。病者笑着说：上次您那剂药服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别人说伤了什么食物就用什么食物烧焦来吃，可以化积。我是吃海参得病的，因此我买了大海参，烧焦服后泻下粘挺不少，胸膈顿觉宽敞，没再服药就好了。先父说；此事对我深有教益。病人讲真话可察知我们治疗上的正确与否。如果病者碍于情面，不讲真话，我们则以非为是，必然不能得到提高。伤于某种食物即以某食物炭为引，大约是同气相求之理，几十年中我用此法确有效果。

我一九六四年侍诊时曾见他治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而复渴，前后半年，服滋阴清热药如六味地黄，玄麦甘桔等五十余剂无寸效。舌苔黄腻，脉沉弱。先父改用茵陈四逆汤，一剂而渴止大半，三剂而基本痊愈，后用参苓白术散小剂煮服以资巩固。事后先父说：虽舌苔口渴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五十余剂无寸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若果系阴亏五十余剂虽不能全好，亦必有所进展；前治者虽未见效，都是我的老师，所谓后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既温中又化湿，湿去热必孤。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属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

为医者必须重视医德医风

先父不仅毕生勤于医学，精于医学，尤重医德。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道、对病人极度负责，不徇情，不逢迎，事败不推卸责任，功成不掠人之美。他的许多言行堪作典范。

早年先父悬壶成都时，梓潼黄某病重，夤夜迎他返梓诊治。其时已先延名医郭代兴先生，郭先生断为阳明腑实，议急下之，而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不敢服药。先父诊断后，又索郭先生处方，细加推敲，认为药证相符，他说：方药对证，何必犹豫彷徨，如昨日进药，今日病已解大半。如此兴师动众，真是枉费人力。病家经他解说，将郭先生方煎取半杯，服后半日大便解，尽剂后好转十之八九。事隔多年，先父还经常提及，要注意不要掩人之美，夺人之功。他给我寄《余氏父子经验集》时，信中亦明白指出：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凌养吾先生之誉确非太过。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而著书立说不仰权贵鼻息，不求达官贵人笔墨以沽名钓誉，确为世风日下之中流砥柱！其中病家隐弊说、尽性篇尤为可贵，临证若不予此处时时留意，往往劳而无功。

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著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

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著《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

先父早年在梓潼就兴了会诊磋商之风。梓漳的中医界是伤寒学派占主要地位，涉及温病者尚少。仅有郝氏与薛氏在温病方面颇有心得，先父经常与他们磋商。他认为《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已经包括了温病在内。用《伤寒论》的许多方药，也可以治温病，而明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治法基础上的发展。从而打破了两个学派互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业师陈新三老中医曾说：蒲老早年在棒潼就开创了会诊之风，为融合伤寒与温病学派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消除门户之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父在给我的信中，以及与我的日常谈话中，多次谈到关于门户之见的看法。他说：由于时代关系，中医的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一辈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教导，至今言犹在耳。

他在北京工作近廿年，医德风范，至今仍为同道赞许。在他誉满全国之时，犹谓；如果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者。我经常翻阅如《中医杂志》之类医学杂志，发现有些公社医院的中医，业务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大有人才！对于同道中人，如章次公、冉雪峰，秦伯未、岳美中、任应秋，李翰卿等诸先生，他认为他们各有所长，风雨一堂，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其乐何如。岳美中前辈曾手书一律赠我父亲，我爱其文词佳丽带回梓潼，可惜被毁，我仅能记得其中几句：爱怜真至友兼师，得相追随遂所私。削吾点垩常挥斧，青囊乏术负深期……由此可见友谊之深。记得我和兄长志忠，都曾要求能在他身边学习，他说：易子而教最好。志忠跟李老(斯炽)，你跟陈新三，都不错。李老系四川名手，陈新三有多年临床经验，跟他们同跟我学习一样。他对于子女从不偏爱。

先父对病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他曾批评一见高干来诊，就是人参、鹿茸的作法，认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是害人害已。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之病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有一次他给周总理看病，药费仅几分钱而疗效很好，周总理十分欣赏这类便宜而有效的方药。

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父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

先父逝世已经五年多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爰作此文，以为纪念。回忆吴棹仙老师

唐玉枢

【吴棹仙小传】吴棹仙(18921976)，名显宗，四川巴县人。幼承庭训，攻四书五经兼习医学。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于重庆巴县医学堂、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医学研究会公立医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精研医学经典，深得内江名医王恭甫器重。后从针灸大师许直乃（立衣旁）游，得子午、灵龟针法秘传。为求中医学术之生存与发展，自奉克俭捐资，先后创办重庆国医药馆、国医传习所、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苏生国医院、重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等，深受医界赞许。建国后，任教于重庆中匡进修学校，出任过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院长以及成都中匡学院医经教研组主任、针灸教研组主任等职，并先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二居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等。毕生治学严谨，崇尚实践，经验丰富，医理精深，长用经方，执医业六十余年，屡起沉疴，为当代知名的经方学家。著有《子午流注说难》，《医经生理学》、《医经病理学》、《灵枢经浅注》等书。一九五五年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献《子午流注环周围》于毛泽东主席，受到主席嘉勉。除精通医学外，又工书法，通音韵，精词章，著有《听秋声馆》、《性灵集》、《养石斋诗稿》等。

吴棹仙老师出生在叫川省巴县一个耕读世家。父名俊生，对经学颇有研究，因不满科举，灰心仕途，中年弃儒从同乡李同庆公习医。学业有成，遂悬壶涪州(今涪陵县)龙潭场，诊余则课子四书五经，兼授医学，以陈修园公余十六种为教材，命先师诵读。如是二年，先师对《伤寒论浅注》正文与注释，皆能背诵，为以后走上医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光绪帝迫于时势，废科举，兴学校，企能励精图治。官府将重庆巴县字水书院改为巴县医学堂，通知各州、县学生报考，每州县拟录取五名。时值天暑，长江涨水停渡，水退后考试已毕。由于情况特殊，学校准先师补考，题为学医为谋生、为济世而试言其理。先师一挥而就云；学医为济世而后谋生，并引《伤寒论·自序》：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等语详加论述。主考陈蔚然公嘉而预取之。复试时，监学唐德府公抽试《伤寒论》第六条，先师不仅背诵了第六条正文，而且将注释亦全部背诵，结果名列前茅，得优先录取。入学后，先师埋头苦读，争分惜秒，不事冶游。时重庆风光秀丽，市场繁华，但先师从不涉足其间，即令节、假日也在学堂图书室中，先后浏览了清朝二百余年间刊行的五十四家医学丛书。一九零八年考试，全校学生成绩皆优，首批结业。府官详阅试卷后，嘉奖该学堂，以每张田契加四厘银子为该学堂经费开支，遂改名为重庆官立医学校以培养师资，先师又升入师范班。其时，课程有《内科》、《外科》、《内经》、《伤寒》、《金匮》、《诊断》、《药物》，还有《新内经》(相当于现代的生理学、解剖学)，任教者则为当时省内秀才或儒生而精医之名流。学校尊师重道，课堂讲授，秩序井然。先师对讲授《内经》有多处不同看法，均写成质疑论文，与好友彭笃生等共同讨论分析，直到深刻理解为止。该校附设有治疗所，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学生都要在治疗所实习。应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正确者，发给合格证，差者继续跟师临证。先师常说：这种带徒方法最好，理论联系实际，不致出现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至临证三年，又谓天下无药可投的情况。

一九一六年，重庆警察厅在学院街天符庙对开业医生考试，合格者二百零二人中，先师名列第三。捷传家中，其祖父海帆公喜曰：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吾家继起之秀也。从此，先师正式行医。

救死扶伤医德高炤

先师六十余年的医事活动中，员感人的是他高尚的医德。他常以危而不救，何以医为自问，倾全力救死扶伤，决不挟医技以谋私利，至今为人所传诵。

一九一八年，先师与医学堂师范班的几位优秀学生集资，在轩岐公所附近开设了双桂堂药店。时值暑天，温病肆虐，死亡者甚众。先师便与名医王恭甫轮流在该店坐堂施医。该店宗旨在济世活人，诊者分文不取，贫病不支者，施之以药，故一时门庭若市，前来应诊者甚众，活人无算。先师虽收入减半，但淡泊生活，恬然自乐。殊知，民元以来，军阀混战，墨吏成风。双桂堂这爿济人小店也难逃厄运。兵匪荷枪借款，污吏寻机勒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双桂堂渗淡经营仅两年就只好关门大吉了。先师步入社会就感到它的黑暗，曾有《重阳感赋》一首记其事略：

重阳风雨吏催租，敲断何堪到苦儒。

国事步艰兵尽匪，民权堕落主犹奴。

十载干戈天下瘦，一行雁字眼中徂。

安能觅得桃源路，薄荡渔舟一事无。

此后，先师在重庆国医药馆、光华国药公司、永生堂等处行医。先师诊病，无问贫富贵贱，一律以来诊室先后为序。有时一二富商要求提前，则应买特号或拔号铜牌一枚，其诊金相当于一般诊金的五到二十倍。先师常云此是千人吃药，一人给钱。随将所得施济于人，常在贫病者处方上角书记棹仙账字样。当病人得药时，热泪纵横，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三十年代初，一个冬日的深夜，细雨绵绵，寒风刺骨。先师出诊后返回冉家巷寓所时，见一中年男子，衣衫褴楼，病卧在地，切其寸关尺脉俱无，幸太溪脉尚存，乃就处取金针刺之，俄顷乃苏。复取热姜糖水服之而起，再馈赠所携诊疗所得。男子热泪满眶，对先师连称神仙、神仙而去。

在我跟随先师期间，见先师对病人总是和蔼可亲，从无疾言厉色，故无论贫富贵贱，尊卑长幼，都乐与谈，这对他搜集病史资料，作出正确诊断，不无帮助。他常说：出诊乃中医之传统美德。故从不以名医自居，无问院内院外，街头乡间，凡有延请必至。一九六五年在温江县农村巡回医疗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因忙于诊治，饭常常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直到诊完病人方才就餐。

先师谢世后，好友谢慕沙先生曾撰吴棹仙墓志铭谓：先生医术，世或可企及，而医德之高，则人所尤难能者。此确非溢美之辞。先师平生勤朴，除基本生活用度外，余皆用以办医院、兴学校，济困扶贫。虽为一代名医，去世之后，家中竟毫无积蓄。

面对逆流奋起抗斗

先师平素温文尔雅，从不与人相争。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旗帜鲜明，无异沙场猛将，英勇顽强。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之流的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消息发布后，全国医界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当时中医虽众，但皆各自开业，向无组织，形同一盘散沙，斗争甚不得力。先师睹此现状，奋然而起，四处奔波，联络同道，很快就成立了重庆市中医药联合分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与余云岫之流作殊死斗争。其时，《商务日报》影响甚大，先师偕同人与之交涉，利用该报周末一版篇幅，办起了《医药周刊》，先师以虎溪非渔子为笔名，担任主笔，宣传祖国医学之是，痛斥余氏谬论之非，一时畅行省内外，争相传诵。

余云岫著文云：《内经》东方生风，东方是日本，并非是造风之所，以此知《内经》东方生风之说为不经也……先师著《东方生风辩》一文，针锋相对，痛斥邪说，并将论文直寄余氏。余又云《伤寒论》阴阳二字不科学，什么太阳，太阴，之为二字，有何用处……先师又著文斥之，再将长文寄余氏。当年的《医药周刊》上有灯谜数则，为：日蚀，月蚀，大端阳，以《伤寒论》句和药名破。日蚀、月蚀句是太阳，太阴，日月有病，天地必然昏暗，暗指当时社会黑暗。后句是指他(余云岫名岩)背离人民意志，必然要从岩上绊下(半夏)来。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取消议案，斗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中医药界欢欣鼓舞，认清了反动政府的真面目，认识到团结斗争的力量大。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先师是有一定功勋的。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先师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不仅都能原文背诵，且字斟句酌，做到了解经字字有出处。如一九六零年他所著《灵枢浅注》共三十八篇，二十余万字，以解字、释词、释义为凡例，颇为精要。今录几段如下，以飨读者。

《灵枢浅注·九针十二原第一》

[解字]

閇。考诸字书，都无閇字音义。梁《玉篇》载之，为俗闭字。窃疑之、惑之。夫《灵枢》古经医籍，宁容有俗字入开宗明义之篇耶？！果如《玉篇》所言，则俗之为言者，庸也，常也。他书中亦当层见叠出者矣，何仅《灵枢》独此一字哉！以閇为闭，《玉篇》误矣。余尝细味《灵枢》经文，閇而曰决，必潴水之门，水性趋下，门其形而下共声，下亦义也。复遍阅门部诸字音义，《正字通》诂闸宇云，漕艘往来．臿石左右为门，设版潴水，时启时闭以通舟。永门容一舟，衔尾贯行，门曰闸门，河曰闸河，谩闸官司之。《广韵》闸为古盍切，《集韵》闸为容盍切，盍与盇通，有去入二声，进悟閇为闸之本字也。

《灵枢浅注·本输篇第二》

[解字]

俞：此一字有三音，音不同，义亦各别，分言之如下。

(一)云俱切，音臾，通作愉。

《礼记》男唯女俞，有内应外达之义，《论语》情愉如也。注：和悦也。

(二)音输，与输音义并同。

《左传》载：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外而内，补其不足。与此篇名本输，言天者求之本，天生万物之本质，输之于人之四未，亦自外面内，补其不足。俞与输通，读平声，俞即输之本字也。

(三)音戍，乃输之去声，孔穴名也。

俞读去声，指一穴位而言。本篇云：所溜为荥，所注为俞。五藏五俞，大渊、大陵、太冲、太白、太溪，亦三焦所止为原之处。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亦有男唯女俞，内应外达之义。脉会大渊，有来有去，皆在一隅，与五藏六腑，概括各经脉数穴而言者不同，故人迎动脉．秋喻在膺中，

亦指教穴而言。腧与俞一为广义，一为狭义。注《灵枢》者，搜《康熙字典》者，将腧俞二字混为一谈，有乖经旨，特此正之。

《灵枢浅注·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释词]

虚邪：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辟之有时，统名虚邪。分言之有微邪、贼邪之类。如春日起西风，夏日起北风，此金来克木，水来克火。请言赋邪，如秋日起东风，冬日起南风，则我所能制者，此为微邪。且有匹正四隅之分，如春夏之交，起西北风，夏秋之交，起东北风，秋冬之交。起东南风，冬春之交，反起西南风，皆为虚邪。正邪：四正四隅，名曰八正。风从正面来，以天之六元起之。太过而病人也，为六淫之正邪。合乎四时生长收藏者，则为四时五常之气。太过而病人，客于三阴三阳者，谓之六淫，皆正邪之称也。

《灵枢浅注·官针第七》

[释词]

官针：古称官者有六。天官、地官、四时之官。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工，天官曰稷，地官曰司徒，上下四旁，有一定规律，针而曰官者，以小针有九，法天、法地、法人、法时……推而为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应九野，大乙应中州，首头应夏至，腰尻应冬至，左胁应春分，右胁应秋分。立春夏于左足手，立秋冬于右足手，戊已太乙所在，是谓天忌，故曰官针。

遵经重道针药奇功

先师遵经重道，对医经有精深造诣。其用方药，一以仲景方为主，方小而效宏，且应用灵活，时人以经方家称之。又长针灸，针药并施，起死回生，治有神功。

民国初年，重庆军阀混战，时为六月炎暑，士卒日夜蹲战壕中，寒湿侵袭，病倒者甚众。病者谓寒冷难奈，虽复以重被，仍战栗不已。扪之则身若燔炭，汗出淋漓病不退。经治不愈，乃延先师诊治。思忖良久，乃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之理。《伤寒论》原文之后无方药，先师乃据古人论述，立案云：病原酷暑出征，枕戈露卧，以致寒伤骨髓，热淫皮肤。法宜专煎附子以祛伏寒，轻渍三黄，以涤浮热。当否，可请高明论证。拟方：制附子24克，黄芩、黄连、大黄各9克。按古法先煎附子二小时，以不麻口为度。将三黄待水沸时浸半分钟，将药液滤出，合附子汁混合，微温即饮之。服三次，表热退，寒战止，一剂乃瘥。

二十年代初，重庆兴修公路，线上掘荒冢甚多。一日归家途中，先师见一男子呼号腹痛难忍。止而诊之曰：此为《金匮要略方论》所附外台走马方汤证也。乃书医案云；因掘亲冢，腹痛难忍，此必启棺时为秽浊之气所伤也。拟方：杏仁2枚，巴豆2枚。用绵包缠，捣细如泥，溶于沸水中，捻汁滤渣饮。服后食顷，腹泻一次，痛渐解而瘥。先师云，读书不但要熟记正文，附文也应熟读默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该方原注通治飞尸鬼击病，是补正文之不足。林世雍按《金匮方歌》注释仲师阳走马汤一句是后人所附。仲师是汉代末年人，而《外台秘要》则梓行于唐代，何其颠倒如是耶?先师分析，令人折服。

先师活用古方，常能出奇制胜。抗战初期，重庆山洞地区麻疹流行。冬末诊一男孩，二岁许。病儿初时疹出身热不甚，不恶寒，微烦咳，纳呆神倦，大便二日未下，脉细而数。及至麻疹出齐后，忽昏愦喘促，病势危笃。先师脉证合参后谓，此可按《伤寒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书方：枳实小者1枚(炮，小碎)，山栀子、香豆豉各6克，加米泔水煎药。仅服一剂即神清，再剂而喘定，三服则余热悉去，病告痊愈。先师谓：劳复多指成人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

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

抗战初，日寇于五三、五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退避山洞内。是年病疟者特多，服奎宁、疟涤平等无效，来国医药馆求治。先师分析道：此是洞中受寒，夏暑而汗不出，故病疟。他分别采用烧山火、透天凉之手法，按子午流注理论开时取穴，治愈疟病，不知凡几，深得贫苦市民赞颂。先师用针，活人以万千计，然勤于立德，疏于立言，在《子午流注说难》中，仅举了癫证、风中少阴重证、急惊风、鹤膝风、历节风、气郁结胸热痛等案。虽仅数案，亦可见其用针之神妙矣。

先师常叹：古之注《灵枢》，如史崧，马莳、张志聪、汪讱庵、黄元御等，文非不善也，理非不娴也。惜均不长于针刺灸芮（火旁）。认为针灸之道，登堂入室，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并认为只谈理论，而不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故理论联系实际，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垂暮之年操作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待病人获效，心乃得安。同时，他还针对针灸中只针不药的风气说；针法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须服用中

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培桃育李鞠躬尽瘁

为使祖国医药学昌明万代，造福人类，先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医药教育事业。

一九二九年，为与余云岫之流抗争，先师约集渝州同道三十六人，筹资九千元，于桂花街成立了重庆市国医药馆，亲任馆长职。该馆设各种门诊处、送诊处，并于楼上设住院部收治危重病员；晚上则约请医生会诊，讨论医疗方案，切磋技艺。使过去自守门户之见的医界贤达，济济一堂，开互相交流学术风气之先。继又创办国医传习所。先师任所长，邱明扬(成都中医学院教师，已逝)任主任教师。设《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妇科学》、《国医诊断学》等课程，抗战前即毕业了男生部、女生部各一班。

抗战期间，重庆被炸，传习所迁至郊区山洞，先师又积极筹建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当中医院奠基时，先师挥毫题诗作贺：

中医院奠基(庚辰正月半)

太平旧岁新花朝，父子西山插秀苗。试看他年垂茂日，葡萄累累绿荫娇。

为办学校、医院，先师历尽艰辛，方筹得资金四万元之谱，建成大小楼房三座。环境适中，地势宽敞光线充足，尤为壮观。殊知学校仅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海军部和银行巧取豪夺，强行征用。未毕业的学生只好迁至西山苗圃周宅上课。两年后，因伪政府的重重压迫而停办。先师怀着无限愤慨之情作诗记其事略：

卖母校(一九四二年壬午中秋丙夜)

抱璞陵阳类我痴，劳劳东逐又西驰。

抛将城郭远空袭，留得镃基待好时。

一室高明群鬼瞰，寸心暗淡几人知。

三年两卖母医校，何日长桑饮上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挑起内战，致使山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当此之时，师欲再办学校，已非易事。乃招小部分学生，在永生堂讲学，培育人才。他曾数次向市中区七星岗警察局交涉，要求归还校舍，但次次都是碰壁而归。一九四九年春，先师曾赋诗一首，记收回校舍之艰，培养学生之难；

花朝(一九四九年春)

萦怀字水溉三巴，块垒难消问酒家。

剪剪春风生意浅，何曾桃李绿天涯。一九四九年底，山城重庆获得解放。建国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是共产党首先关心民生疾苦，平抑物价，使生产很快恢复，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历了两重社会的先师，怎能不无限感激党，热爱新中国呢?先师以一技之长，为国为党分忧。一九五零年经重庆市文教局批准，在和平路创办、苏生国医院，又在通远门外归元寺成立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一九五一年春，该所招生，高级班、初级班各五十人，全由先师筹集资金，自编教材，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年秋，党和政府为提高中医技术而兴办了西南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四年先师被聘为该校教师。之后，又成立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先师受委为院长。一九五五年底，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当时先师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曾赋诗一首纪念：

献图碰杯礼

昔年伪政太昏昏，欲树长桑无处根。

三世医怀卞和璞，今宵一碰入京门。

会议期间，回首往事，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特别是他听到周总理的报告，党和国家要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时，更是精神振奋，表示愿为培养后代，效尽绵薄之力。

成都中医学院开办，聘先师为医经教研组教师，后委以医经教研组主任，喜看夙愿得偿，祖国医药，后继有人，乃赋诗一首，以舒胸怀：

振兴中华医药(一九五七年秋)

回思十载苦蕉窗，乐此三秋课锦江。

掘展岐黄有夙愿，不甘祖国逊他邦。

院中老李殖秾辛，池上长桑青梓桑。

混混盈科看后进，放乎四海喜洋洋。

先师在校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受师生员工的赞扬。他感到党对自己太尊重，太爱护了，士为知己者死尚不足惜，况共产党完全是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他决心为党的中医事业奋斗终身，乃将在渝的母亲、妹妹、儿孙等迁来成都定居，时值向党交心活动之际，他向党表示决心，服从工作需要：派我上山，采药炼丹。派我下乡，服务农庄。许我返院(重庆)，又把脉看。留我授课(学院)，绝不缺课。写毕笑道：此言吾之志也，愿在党的领导下，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先师成为一代名医，与他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分不开。出诊或偶得小憩，他总要随手携带一个提包，内装医书、诗文数册，以备查阅。直到老年，仍查阅典籍，温故知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了学而不厌。

先师待人忠诚，和蔼可亲，对病人、学生、同事，娓娓而谈，百问不厌。每次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总是反复再三，犹恐不能理解。他常说：我要把所知的知识和经验全部交给下一代。课余时间，学生们到宿舍请教，他都热情接待，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故有人评论先师如金铎，叩之则鸣。

但是，象先师这样博学多才，心地善良的忠厚长者，十年内乱期间，却难逃厄运，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成都中医学院为先师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给先师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倘先师英灵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了。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

李克淦

【李斯炽小传】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不挠不屈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效，群众基础是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起恶寒为主证而选用桂枝汤，则显系感受风寒，根本与温病无涉，怎能将此方列为温病之首方呢?究温病初起亦有微感恶风寒之症，然其病理应为温邪郁遏卫阳，而非寒邪束表，其致病因子为温热之阳邪，怎能用桂枝以热治热?况温病化热最速，伤阴尤易，保存津液之不暇，何堪再用桂枝劫其阴精?故善读书者，当于字句中深究之，临床中验证之。

广问博收精心提炼

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

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好机会。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忆肖龙友先生

肖承悰

【肖龙友小传】肖龙友(1870～1960)，名方骏，以字行。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拔贡，名中医师。精通文史，医文并茂，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我的祖父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

我从小生活在祖父身边整整二十年，他慈祥的面容，刚直不阿的性格，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医大师。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亲自的感受及手头掌握的材料写成的，远远不能反映龙友先生的全部情况，疏漏和错误之处，望了解龙友先生的前辈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扎实的基本功

祖父肖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一八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四川雅安。

我的曾祖父肖端澍，为清光绪戊于(一八八八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祖父龙友先生出生之际，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而祖父又为曾祖父的长子，故自幼严受父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熟读四书五经、诗赋帖括、四史诸子，同时书法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曾祖父令其背诵，作为待客之礼，深受祖辈的喜爱。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祖父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博览群书，中医书籍也多涉猎。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也启示我们要学好祖国医学，必须要学好中医经典著作，必须有过硬的古文知识。

动荡的仕途生活

祖父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七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祖父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以度生涯。

事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鲁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祖父为之匣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

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

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

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

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

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时需用针者，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并大力向其推荐病人，而且向其传授脉学，故孙先生能成为名针灸医师，与祖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祖父善于发现人才。

祖父在世时，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记得祖母患病，经常请徐右丞先生诊治。徐先生比祖父年长几岁，行走不便，每次来诊，祖父均令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屋中，亲自接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我患肺炎，祖父让父亲请来在西鹤年堂(北京西单一大国药店)坐堂中医、善看时令病的王仲华医师给我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祖父总是与他亲切交谈，并给予充分肯定。祖父对蒲老辅周也很赞扬，姐姐患有风湿性心病及头痛病，祖父一直给其治疗，效果亦佳。但自蒲老从蜀来京后，祖父立即指示大伯父带姐姐到蒲老家去诊治，后来也一直请蒲老诊治，直至一九七二年年底蒲老病重之时。

祖父力倡中西医结合，曾屡发议论，前面所记三首七律当中即已提到。他撰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说到：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他从不故步自封，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晚年患病都是请钟惠澜医师（原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黑热病专家）诊治。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也常促膝谈心，各抒己见。祖父后来生病一直住在中央人民医院九病房，直至病逝。在此期间钟院长对他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祖父也很服从治疗。那时《人民画报》记者曾来医院采访，并为祖父及钟院长合影，刊登于《人民画报》，显示了中、西医亲密无间的情谊。老一代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实为我们今人学习之楷模。

祖父勤奋学习，博学多识，不仅是一位名中医，也是一位文史学家，又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画家。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祖父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

他每天凌晨五点起床，除读书外即练习书画，天天如此，持之以恒，直至年逾九旬卧病不起时方才停止。

他善读书，多批注，勤求古训。他的书法也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不仅喜欢为别人看病，也非常喜欢为别人写字，解放前曾有人用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脉案方书，裱起来当作艺术品欣赏，这一点并不亚于当年的傅青主先生。我的姑姑肖琼(又名重华)女士是当今有名的女书法家，真、草、篆、隶均有基础，她就是自幼随祖父学习的。目前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尚展有他父女二人的书法作品。祖父龙友先生写的对联是；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姑姑肖琼女士所作字幅是；千变万化，别具一格。

祖父与名画家溥心畲先生，齐白石先生均是好友，重华姑姑就是溥先生及齐先生的得意女弟子。祖父擅用手指作画，颇有气韵。我至今保存着祖父送给我的一把扇骨，是他于一九五六年八十六岁高龄时所作。扇子的一面撰写着李太白宫中行乐词，另一面是手指作的梅花，栩栩如生。梅花旁赋小诗一首：人老半身麻，带病度年华，指头有生活，随意画梅花。显示了他人虽老，但对生活仍然充满着热情，祖父确实是一位能医、能文、能书、能画的人才。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日，祖父不幸病故于北京中央人民医院，享年九十岁。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逝世后，人民政府为他开了追悼会，由傅连嶂部长亲自主祭，党和国家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尊重他的愿望，我家将他生前珍藏的数千册宝贵医书，全部献给了中医研究院及北京中医学院。并将他多年来珍藏的珍贵文物古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为此，故宫博物院为他举办了展览会，并向我的伯父、父亲、姑姑颁发了奖状。

一九八零年，是祖父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及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有机会让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对我也是极大的鞭策。今天祖父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回忆祖父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激情满怀。现在我已是中医队伍中一名中年医师了。我决心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奋斗终身。同时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早日把祖父留下的大量丰富的医案经验整理出来，以供研究。

注：

1.张文襄：指张之洞．张在九零三年与张百熙、荣禄等合同订学堂章程，大学堂分科凡八，西医课程为其中之一，内容有拉丁语等．迨至民国后，仍沿用此章程。

2.褚：指褚民谊，为大汉奸，西医出身，彼时褚正在伪行政院任秘书长，故能弄权擅改条例。

忆龙友先伯

肖珙

先伯肖龙友前清拔贡，后在山东任过淄川知县和济阳知县(济阳一说枣阳，查山东并无枣阳县，系济阳县之误)。现在还有人记得他的政声，主要指的是先伯当年在办教案中，与外国神甫做斗争，颇得民心。传闻先伯在山东时曾在大明湖畔留有碑文。济阳自金朝设县治，明清皆属济南府，故留碑济南府是可能的。已故山东文史馆馆员左次修先生(我的大姐丈)戊子年(1948)诗《赠肖龙丈》中说：公登大耋我成髯，回首珍泉三十一年。司马高文宜寿世，元龙硕望鄙求田；今同良相生人万，昔为司财用士千。春雨杏林花正好，蜀山西望在云烟。诗文中回首珍泉是指济南珍珠泉。从一九四八年回推三十一年，当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左右；今同良相生人万自然是不愿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意思，昔为司财用士千是指先伯曾在财政部、农商部工作。从这首诗可以推见先伯一九一七年时尚在济南。

先伯诗词书画率皆能之，而其书法篆、隶、行、楷各体悉备。在今曲阜孔府中尚有先伯的联屏多幅。篆书对联上款为燕庭上公，下款时间为己未年在京师。是以已未(1919)年，先伯已在北京。楷书对联文为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为癸酉年(1933年)所写。上款为达生上公。其行书体写的四联屏，末注明年份。我一九五零年在济南结婚时，先伯还亲书对联为贺，文为红鸾对舞珊瑚镜，海燕双栖玳瑁梁，下署八一老人，以时先伯虚岁为八十一。先伯与左次修姐丈常有诗文过从，在次修姐丈赠我的《甲骨文集联》中，有先伯用楷书写的诗稿，笔力苍劲，全文为：难得吾家有寿根，请从高祖溯渊源(高祖父七十二，高祖母八十三)。吾侪龄是双亲与(先父母刚六十而弃养，留寿与我弟兄，此虽数定，亦是亲恩，最可念也)，此后人将百岁尊。最喜弟兄能继美，都过指使并长存《礼记》六十曰耆指使)。况闻姐妹同年老(大姐年已七十九、二姐年六十有二)，南极星光照一门。第三句用《礼记》文王与武王之龄意。方骏初稿。查《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我父比二姑小两岁，时年已六十岁，写此诗时，当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

先伯与济南儒医王静斋亦有来往。王静斋先生著《养生医药浅说》，先伯曾参与校订。

关于如何学中医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医论药举遗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先伯生前，从不侈谈运气，提到张飞畴的话很通达。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殊砂，小便黄加鲜荷叶。先伯说山东的滑石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那时北京小学生练刻图章亦用之。查张元素《医学启源》益元散项下：桂府滑石二两(6O克)烧红，甘草一两(30克)。右为极细末，每服三钱(9克)。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或饮冷者，新水亦得。或发汗，煎葱白豆豉汤调，无时服。此滑石与甘草的比例为二比一，而非六一之比。六一散又名益元散、天水散、太白散。刘河间《伤寒直格》言：通治表里上下诸病，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查《本草纲目》：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瑶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北京用者，色青白，系白滑石，或即纲目所说蓬莱所产者。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

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先伯常说，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先伯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散最为详细。序中有曰：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关于蒿虫散，查《本草纲目》原引自《保婴集》，此方用治惊风，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1丸。乳汁服。时珍。大伯父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痘麻。北京家中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当然，我们小时也是种牛痘的，但其时尚无麻疹疫苗。《纲目》引《保婴集》诗，与先伯所引，文词有出入，或因版本不同，或先伯诊务忙未暇查对原书。但比较起来，妙用不离亲娘血，较诸生人血似更明确，且青蒿虫7条，分量清楚。朱砂，轻粉各O．3克，治不在惊风，少用些甚是恰当，是在学古中又有变通和发展了。

先伯注重预防，说过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查《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小儿停食常见，防止过饱很是重要。一般人皆知防小儿受凉，因之穿着过厚。而小儿喜动，汗出之后脱衣更易受凉。且穿着愈厚，反而愈不胜风寒，全无抗力，动辄伤风感冒。徐氏《慎疾刍言》有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先伯所谈颇近。

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先伯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第一味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肺气上逆之血)，惊气(心火犯肺)，除寒热(肺气失调之寒热)，补中(肺主气，肺气和则气充而三焦实也)，益肺气(色白体轻，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气清和之效)。又说：肺主气，故肺气之药气胜者为多。但气胜之品，必偏于燥。而能滋肺者，又腻滞而不清虚。惟沙参为肺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也。徐氏对沙参评价之高有如此。先伯推崇徐氏，或受其影响。伯父对山东名医黄元御亦颇推崇。黄氏《玉楸药解》中论沙参；补肺中清气，退头上郁火，而无寒中败土之弊，但情性轻缓，宜多用乃效。山东辽东者佳，坚脆洁白，迥异他产。考南沙参肥大而松，特别是浙江一带所产，先伯用空沙参系指南沙参。山东沙参，全省各地皆产，胶东的好，与其土质是有关系的。先伯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12克，有时用至24克。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较著。

我母亲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先伯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玫瑰选用含苞未放者，七至十朵即可。玫瑰行血活血，疏肝止痛，与人参一气一血，搭配得当，用后效果很好。考玫瑰花一药，《本草纲目》末载。《本草纲目拾遗·花部》，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又引《百草镜》云；玫瑰花立夏前采含苞未放者，阴干用，忌见火。关于性味，《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血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又引《救生苦海》治吐血用玫瑰膏。先伯主张与古为新。说；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与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先伯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先伯为《中国药学大字典》(世界书局版)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查《本草纲目》确无马宝之名，而有鲊答。[集解]时珍曰；鲊答，生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许，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栗如棒，其状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重叠。查《本草纲目》鲊答前有牛黄，后有狗宝。鲊答是蒙古人祷雨石子以及牛黄、狗宝等的总称。而马宝一名，始见于《饮片新参》。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马宝异名鲊答。把马宝与鲊答等同起来，似不够妥当。关于马宝的性味，《中药志》：甘咸微苦凉；《四川中药志》；性凉味咸微苦，有小毒，入心、肝二经。关于功用主治，《饮片新参》：清肝脑，化热痰，冶痉痫，止吐衄；《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先伯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作者五十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先伯论马宝的启发。

先伯用药，很注意道地药材。如秦艽，陕西、甘肃等地的好，他处方用西秦艽；防风处方用西防风，那是指山西等地所产，又如石决明有七孔、九孔之分，处方都加以注明。厚朴理气药，治偏热、偏寒，而有连水炒川朴与姜川朴等的不同。对药物采摘时间也很注意，如桑叶下霜后的较肥厚，他处方时常用霜桑叶；对入药部分，也分得很细，如薄荷梗，不如叶发散力强，却具理气通络的作用。伯父常善用水果类为药引，如秋天燥气咳嗽，用秋梨皮一具为引。生荸荠能消积利膈，开胃下食，在荸荠上市时，先伯常告知家中买给小孩使用。在鲜百合上市时，常用冰糖煮用以润肺宽中，治阴虚久嗽。

养生与医德

先伯享年九十岁。八十多岁时，手不颤，尚能写小字。他养生的办法；很少用药，饮食也很一般，但从不过量，有时吃些银耳、莲子之类。饮酒不过一盅。伯父心胸开阔，修养好，从不动怒。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书法从年轻时即练就臂力好，腕力牢，而且指上有功夫，他说这就是很好的运动。他常说世上无长生之人，因此亦不可能有长生之药，有的就是卫生之道。常说：有卫生之道，而无常生之药。哪有什么有益无害药物?饮食不当，尚可致病，况药物乎!

先伯的书法，师受甚广，隶书临曹全碑，篆书临用周·伯晨鼎，草书临唐·贺知章等。京师内外，对先伯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除了学习其医道之外，珍惜其书法，亦是一端。一九五三年在其八十四岁高龄时与伯母结缡五十年的照片上，有用蝇头小楷写的题赠。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儿科学》作序的信，虽已八十六，而行书仍颇有神韵。一九五九年二月为《新中医药》八周年始刊纪念题签，落款为八八翁肖龙友题签，老病手强，不能作书。此恐为先伯逝世前最后的遗作。

先伯很重视医德，他推崇《慎疾刍言》一书。一方面因为该书是徐灵胎晚年作品，阅历既深，言皆老当。徐氏治学态度严谨，堪为后世师法。以徐氏造诣，博学大家，尚能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且自谦其言如刍草，其用心良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该书是醒世之作，对学医者是很好的医德教育。

先伯常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千金方》)教育后辈，诊病时非常严肃，从不旁及其他。平时对于女非常温和，从不大声呵责。诊病不问贵贱贫富，不以衣着取人，问诊颇为详尽，对贫穷患者，常施舍成药。他与徐右丞老先生、孔伯华、蒲辅周，钟惠澜等中西医专家关系非常融洽。常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教育后学。取人以才，从医疗实效出发。收弟子非常谨慎，很憎恶那些想假借伯父的声誉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亲戚亦不例外。谦逊谨慎，鼓励勤奋，常说业精于勤，荒于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