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奇瑞e5报价:刘道玉: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

重点大学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

普通大学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武汉

武汉大学前校长、中国教育改革先行者刘道玉

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武汉大学校园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复发：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每天他仍要坚持写下点东西，就在采访前一天，他刚完成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老人家中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他近年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创造性教育”的论述。他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见到。

刘道玉75岁了，耳朵已不灵光，需要紧挨他坐下才能交流。国庆前夕他硬撑着身体，在儿子陪同下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老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尽管身体虚弱，还是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响应他的是长时间的掌声。与会的教育家都明白，台上这位耄耋老者，为“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20周年。20年前，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贷学金、插班生、取消政治辅导员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了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那时候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最年轻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又嘱咐秘书：凡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

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连“80后”、“90后”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子邮件，邀他讲学、聊天。他们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的一间教室里老校长动情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近500名在校学生鼓掌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跃入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就在这一年，中组部让刘道玉去做团中央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民意测验中，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他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3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理由拒绝任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并“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以有悖常理的倔强，留在了武大，直到1988年3月6日，被以“换届”为由免去职务。人们对此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校长身份没有了，心却不曾死，因为不能容忍高校与日俱增的弊病，刘道玉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名义写信，寄往教育部和报社、杂志、电视台。他痛斥“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的乌托邦。晚年，他把这个理想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武大两小时车程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每天清早，他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最受学生欢迎。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如今，他依旧迷恋着武大校园，只不过这已不是当年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

合并学校就是为了追求级别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想问您为什么拒绝做官，当教育部长舞台不是更大吗？

刘道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个人的志趣，热爱教育，希望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施展抱负。我的抱负就是要推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教育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有志者在这个试验场是可以有很大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个性。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吹捧任何领导，但愿为苍生说实话，说话不留余地，做事不留后路。我这样的人能做官吗？这种个性是无法做官的，即使勉强做了，迟早也要倒台。

人物周刊：但校长这个官您是愿意当的。

刘道玉：哈哈，“校长”可以说是个官，也可以说不是个官。官和民是相对应的，学校还是民，并不是衙门，要做官也是个学术官，不是个政策官。不过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校长、书记成了拼命向官员靠的人。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没有任何遗憾。

人物周刊：现在大学领导都保留着行政级别，不能说他们不是官，相反官还很大。

刘道玉：你说得太对了！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有的校长工资不算，一个月的岗位津贴是一万。我那时候一个月65块钱，照样做事。你工资高了做事了没有？对得起你的岗位津贴吗？这样的政策把人们引导到追名逐利的歧途上去。搞合并学校就是为了追求级别。“文革”以前教育部直属学校有23所，80年代30多所，现在直属学校有72所。一旦变成直属，校长、书记的级别就上去了。归根到底这涉及到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不改革不行。

人物周刊：怎么改革？

刘道玉：不是任何教授、院士都可以做校长。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实行职业制，不能搞双肩挑，既当院士又当校长。美国的大学校长是职业化的，一旦当了校长就不能搞研究，剑桥甚至规定，一旦做了校长就必须把实验室、研究生和所教课程交出来。另外不能有任期限制，只要有能力，学校的师生认可，你就可以继续做。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0年，中国的4年换届是典型的官本位表现。办大学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情。4年任期，我播了种不知道收获如何就下台了。这违反教育规律，必须改革。第二个，遴选校长的权利必须交给教授，这是世界通例。美国的大学校长所有教授都可以推荐，最后集中到几个人来发表治校竞选演说。

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人物周刊：您说过，1993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刘道玉：这正是我要说的。发展是肯定的，教育投资有增加，办学条件有改善，大学规模有扩大。但同时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盲目追求豪华奢侈而债台高筑，全国大学欠下2000多亿的债，越是重点大学债务越多。大家以为发展就是改革。发展和改革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改革是品质的问题。

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扩招，普及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而现在连北大都扩招，因为扩招有利可图，每年多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学费。重点大学也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普通大学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研究型的还是教学型的，建世界一流的还是搞教育普及的，定位应当明确。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以发展代改革的情况呢？

刘道玉：我常说改革要有两个识，一个卓识，一个胆识。卓识就是你知道改什么，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了卓识敢不敢去改，敢不敢去破，就是胆识了。现在并不是没人认识到问题，但他没有胆识，不敢去改。这和以前有很大区别，那时有一批学校带头，像上海交大、中国科大、武大。

现在的教育不改行不行？我们不是很好吗？不是得了世界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一的桂冠吗？但这讲的是量，而不是质。我们年复一年招生，毕业了以后一波波往社会上送，反正不包分配还照收学费，学费还越来越高了。这样我们的大学休想有世界一流水平，休想有世界一流大师。

人物周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刘道玉：有，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第一，很多搞教育的不知道改革、不懂得改革；第二，现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还置身改革之外，他们所思所想还是应试，还是怎么择校、怎么培优、怎么考高分、怎么上重点。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推动改革？

西方大学的精髓我归纳了10个字：独立、自由、民主、指引、批判。这是西方大学近千年锤炼出来的。中国大学有吗？没有。大学的独立自治在世界教育界是通例，大学民主是最高原则，指引精神是科学大门的钥匙，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这是我的思考，虽然我不能改变什么，但希望留下思考所得的一些东西，希望它能够警示后人。不过，现在大学的管理者们，甚至教授们，让我放心不下。

人物周刊：放心不下他们什么？

刘道玉：现在高校用人混乱、教授成堆啊。大学间互相攀比，看你有多少教授、博导，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士点。80年代职称是国家评定的，现在学校自己评，连博士点都下放了，评博导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的干部，一天书都没教过就留下来当教授、博导；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教书，终生提不上教授、博导。

那时候校长都不是教授，现在所有干部到了年龄都是博导，我们那时留苏回来的博士都当不了博导。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非常有名，他是院士但不是教授，因为他们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不退休、不去世就不能代替。但谁也没有说他是个讲师水平一定不高。教授是教学岗位，你可以当院士但不能当教授，这是教席制。中国既没有教席制也没有教授定编，可以无限膨胀。我们那时教授少，有大量的讲师，是一个金字塔，基础是讲师、助教、副教授。现在是倒金字塔，助教少，讲师少，副教授多，教授更多。

按照公司破产法，

很多大学已经破产了

人物周刊：现在可以量化攀比了，有大学排行榜，每年都搞。

刘道玉：排行榜争议很大。美国有700多所大学联合抵制排行榜，但也有大学赞成。我觉得，排行榜作为参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办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做排行的人要端正、求实，参数要科学、公正。05年《泰晤士报》把北大排到世界第17位，07年都排到了第14位，北大都成为了世界第14位的大学，显然是胡搞。它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北大的学术地位挂钩，指标上北大其他都很靠前，科学研究是零分。

作为学校要正确看待排行榜，不以榜喜，不以榜忧，实事求是看待。北大说要在2017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胡吹，21世纪中期都达不到，它现在列不出任何一个大师来，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人物周刊：谈高校发展问题，“合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刘道玉：大在中国自古是一个情结。讲朝代要大汉、大宋、大清；讲街道要大街、大道；讲建筑要大厦、大楼。现在的书本尺寸也越来越大，书架都塞不进。大家喜欢追求形式的东西。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他们认为这会分散精力，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国内的大学，已经很大了，你像吉林大学，合并了那么多，还要跑到珠海去办分校。我想提个醒：重点大学在异地办分校一定要尽快刹车。

人物周刊 ：“合校”风之后，是“大学城”风。

刘道玉：据我的了解，中国现在有大学城50多座，规模从最早的几平方公里到现在的几十平方公里。建设也越来越豪华，有的居然在建高尔夫球场、建桑拿，给谁用？学生用得起吗？国外的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在大学周围自然兴起了为教学服务的商业单位。中国是搞运动，政府和开发商推动，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开发商为利。有些大学面积偏小，适当扩大是可以的，但大张旗鼓迁校是错的。法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就还在合用一座教学楼，哈佛也还是300年前的那个校园，匹茨堡大学还在街上。我们很多大学城是好大喜功的表现。许多大学有巨额债务，如果按照公司破产法，很多大学已经破产了。

只觉得对不住妻子

人物周刊：免职以后，您在做些什么？

刘道玉：我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被免了职务，校长待遇也取消了，现在没有任何级别和津贴，只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待遇，每个月3000多元工资，我已经知足了。我这20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8到10篇，每年一本书。我还办过一个民办学校，但是由于投资不足，学校6年以后垮台了，对我也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我用孔子的“三忘”来激励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还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继续呼吁教育改革，呼吁来一场中国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人物周刊：现在您的生活恢复平静了吗？

刘道玉：算是吧。当然，看到一些不良现象还是会拍案而起，却又爱莫能助。生活安静，但不能停止思考。我感到满足的是思维能力还很好，记忆力基本没有衰退。作为一个思想者、知识分子，如果失去思维能力和记忆，将是非常痛苦的，什么事也做不成。

人物周刊：也有人在骂您，说您是大骗子，搞个人崇拜，说您很极端。

刘道玉：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我不会生气。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有人说我改革得很好，我也不飘飘然，我说我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我只想做事，不去争一官半职，现在惟一还在搞的就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我写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读者买一本书就等于捐赠了2.2元给基金会。

人物周刊：后悔过吗？痛苦过吗？

刘道玉：真的没有后悔过。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失眠过一次，没有影响过一餐饭，也没有影响我做学问。

免职以后，我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我夫人是我同班同学，没得过我任何好处，为我失去的却又太多。因为我当校长，她放弃了出国机会，不让人说我们搞特殊化。有一次，在食堂买饭，饭做糊了，有人骂，“他妈的让刘道玉来吃一吃。”我夫人就在后面排队，她听了以后很难过。所以免职后自己不觉得委屈，我妻子受了委屈。我受审查的时候她正好要申请提教授，因为不愿被人议论，放弃了，所以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她的学生都是教授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人物周刊 ：什么时候对您的争议才会过去？

刘道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的争议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认可越来越多，包括有些那时候对我的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有批评的人后来也认可了。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认为我带武大前进了，而不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