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阮浩:我的童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3:00:15
一、哈尔滨
1956年阴历八月二十，我出生在一座美丽的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称东方巴黎。哈尔滨是满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场子。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沙皇后裔和富商贵族逃难于此，造就了它的繁荣。这天，在道里森林街3号，一个8斤8两重的男婴呱呱坠地，按排行乳名取作“四儿”，即四的儿音。我的家就在铁道路基下西侧，叫道里，东侧是道外。铁路往北就是那座闻名遐迩的松花江大桥。从我们家走到松花江沿儿大约10分钟的路程。
我在长辈那里听到最多的是兆麟公园，在我们家的西边。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我祖母清晰地记得李兆麟将军被害那天哈尔滨全城戒严的情景。传说，国民党使用美人计，使将军上当。夜晚，国民党特务事先埋伏在房间里，女特务邀将军喝酒，在酒里下了蒙汗药。女特务摔杯为暗号，隐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军当即酒醒，虽经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将军身重数十刀，不幸被害。特务们割走了将军的首级，从雨水管而下，逃之夭夭。
哈尔滨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我刚刚两岁就离开了那里 。我的记忆是1958年离开哈尔滨时拍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我站在最前面。模样很可爱，只是两条小腿稍稍弯一些。两岁的我跑到前面去看灯，妈妈把我拽回来，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照片里没有奶奶，奶奶说：“我说不上哪天就死了，我不和你们一起照。”奶奶单独照了相。人说贵人语话迟，我不是贵人，语话也迟，两周岁还不会说话。奶奶带我去看医生，苏联专家说，没事，他能听见。我一直到3岁才真正会说话，但是大舌头。
1981年，我已经25岁。我第一次出差就是哈尔滨。23年后，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我做的第一件事，来到森林街3号。那是一座宽大的平房，我从东边查第6扇窗户，那里过去曾是我的家。我静静地站在窗前，一个人猜想着过去的岁月。从1948年到1958年，在这座房子里，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奶奶、爸爸、妈妈，和相继出生的我们兄弟四人共同生活了10年。就是这座房子留下了我们家太多的欢乐，也留下了太多的苦难。就是在这里，我四岁的大哥失去了健康，我受尽人间苦难的老姑离开了我们。我在《忆祖母》、《我的大哥》中作过深情的描述。
“小伙子，你找谁呀？”一个身板硬朗，面目慈祥的大娘问我。“我不找谁，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你是长春来的良子吧？”我说：“大娘好，我不是良子，良子是我二哥。我是四儿。”“四儿呀，快来家坐，我是你孙大娘啊！你爸你妈好吧？”我和大娘来到家中，在大娘家的镜框里，我看见了我们家的全家福。看到了我们家镜框里也有的婉琴姐的照片。婉琴姐是孙大娘的大女儿。孙大娘一家是我们家最好的邻居。身有残疾的大哥得到了大娘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哥是跟着福利哥哥的屁股后面长大的。福利是孙大娘的儿子。时间关系，我谢绝了大娘的盛情挽留。
我一个人来到兆麟公园。公园不大，非常幽静。苍松翠柏，绿树掩映。我肃立在那里，默读了将军墓的碑文。我来到墓前，向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三鞠躬。我的眼前浮现出，在那坚苦卓绝的深山密林里，将军和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志士一起奋勇杀敌的激烈场面。我在哈尔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将军的血衣。那是一件鸡心领的毛衣，衣服被血浸透了，上面布满了十几处半寸长的刀口。我为将军的过失和他年轻的生命以及他的才华、他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惋惜。我来到李兆麟大街，凭吊了将军被害地。写着“李兆麟将军被害处”的牌匾上挂满了老百姓家里凉下的大葱。我的心不禁揪在一起。
我父亲十几岁就到三棵树铁路机车工厂做工。三棵树铁路工厂是日本人从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迁出去的。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党和政府又把工厂从三棵树迁回哈尔滨，1948年，工厂为父亲分得了住房，父亲接来祖母和母亲，在这里建立了家庭。1958年，根据铁路建设需要，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建立了铁路机车工厂。铁道部决定，哈尔滨机车车辆工厂机车修理部分整体南迁。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职工家属便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奶奶领着三个哥哥，妈妈抱着我坐进了卧铺车厢。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接过去，抱在了怀里。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刚刚2岁还没有记忆的我，就离开了生我的土地———哈尔滨。
二、长春
从哈尔滨到长春，坐慢车大约4个多小时的路程。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一家离开了美丽的北国江城哈尔滨，离开了风光旖旎的松花江，离开了景色迷人的太阳岛，离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央大街，完成了自我的曾祖父闯关东后的又一次迁徙。19世纪70到80年代，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挑着祖父哥俩闯关东，到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镇落脚（见《老孙家闯关东》）。我们这一血脉1948年迁到哈尔滨，这次来到长春。这是我们十分陌生的一座城市。现在看来，这应该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及后代还没有一个人离开长春。
长春也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哈尔滨的繁荣靠得是沙皇贵族，长春的兴起则始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北，长春沦为殖民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满洲帝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为“新京”，长春才发展起来。
我的父母亲对长春一无所知。下了火车坐上汽车，来到新建的工厂，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哪里是城市，到处是没膝的荒草，一望无际。几栋刚刚完工的二层住宅小楼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和哈尔滨形成的巨大反差震慑人心。祖母和母亲不由泪下。
新建的工厂坐落在长春市北郊。这里过去是废弃的沙俄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旧址。几座保持稍微完好一点的建筑被充分利用，其中包括，沙俄铁路工人俱乐部，代号783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代号808的日本军营，长春第一个工业企业——亚乔辛火磨，日军军马马厩。现在，沙俄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长春市重点文物保存下来，一直被工厂职工医院使用着。亚乔辛火磨前年因工厂扩建实施拆迁，被当地政府制止，剩下一半。这个旧址在人民解放军困长春时曾作过国民党守军的据点。而做过子弟学校和职工食堂的783、808，已化为乌有。日军军马马厩作为职工宿舍，一直使用到前几年才扒掉搬迁。还有宽城子火车站站台旧址，也是前年才毁掉的。历史记载，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去哈尔滨刺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伊藤博文，就在这里上的火车。
从我们家到市里大约两公里的路程。长春火车站向南就是那条有“东方第一街”之称的“斯大林大街”，现在叫人民大街。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参天，遮云蔽日。全街铺设地下电缆，十分罕见。日本人规划的市区横平竖直，街路呈田字状，东西为路，南北为街。我们小的时候把上街作为生活中的一大快事，那里有著名的商业繁华地段——长江路。长江路过去是英国的租借地，有闻名的秋林百货公司，时光照相馆，长江路副食品商店，乌苏里西餐馆，宴宾楼，凤凰理发厅，长江电影院，等等。还有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长江路锅烙铺，我不会忘记母亲带我第一次吃锅烙的情景（见《雪的断想》）。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搞政绩工程，生生把长江路毁掉了，这让我十分痛心和惋惜。
我真正喜欢长春，热爱长春，并把长春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而引以为自豪，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的。《扑不灭的火焰》、《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花好月圆》、《白毛女》等等，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巨作都是它出品的。这些电影伴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几次参观长影，一次还参观了《红牡丹》的拍摄现场，和扮演红牡丹的著名影星姜黎黎合影留念，只是照片没有保存下来。1964年长影剧团来工厂体验生活，《平原游击队》中松井的扮演者方化先生在父亲的车间，在短暂的时间里和父亲建立了友情，方先生几次到我们家串门，还给奶奶买了礼品。他坐在椅子上和我们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完全没有了影片里的凶狠、阴险和狡猾，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1994年方化先生逝世，病榻中的父亲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含泪和我们共同回忆了他和方先生交往的段段往事，寄托了我们全家的哀思。
因为是新建厂，新建的住宅，我们家分得了一套按现在的说法两室一厅的住房。由10平方一下子增加到40余平方，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住房里由工厂统一配置了木床、板凳、方桌，加上从哈尔滨带来的一张双人铁床、一张写字台、两对木箱，我们新的生活就算开始了。我们家里最昂贵的财产是一台叫做“大上海”的电子管收音机，是生我那年购置的，花去了当时人民币98元钱，我不知合现在多少。一直到普及电视文化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那段没有记忆的日子，我的邻居，已经离开人世的韩婶儿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一天，一个2岁左右还不会说话的小孩走进了她的家。韩婶问：“你是谁家的呀？”小孩哇的一声哭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闻声赶来，急忙说：“我家的。”那个小孩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到韩家串门。韩婶的大儿子比我大一岁，叫凯。那天也是我和凯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和凯形影不离，一起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欢乐的少年，一起走向了人生。
三、记忆的开始
童年是从记忆开始的。我最早的记忆在《忆祖母》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的记忆是从奶奶开始的。 1960 年我四岁，人生的第一个镜头是：灶台上一个搪瓷缸里冒出滚滚热气，那大米和小米熬成的二米粥吸引着我，好香好香！奶奶拿一个小碗盛出那么一点点，用嘴轻轻吹着喂给我吃。妈妈刚刚生完小妹，我抱着奶奶哭："奶奶，我不要小妹，我不要小妹！”
这段记忆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奶奶的慈祥、奶奶的善良、奶奶的勤劳、奶奶的坚强让我终身难忘。2008年清明，我凌晨3点起床，流着泪写下了《忆祖母》一文，捎去了我对奶奶的思念。奶奶离开我们整整38个年头了，可每时每刻都活在我们的心中。我时常和奶奶在梦中相见。奶奶高高的个子，瘦削的面庞。她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她的亲切话语就在耳畔。在我的这篇回忆开始的时候，我把奶奶的照片放在了Q吧上。我觉得奶奶是那样的美，奶奶美得让我无法去形容。
人说童年是金色的童年。我想一定是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无忌和快乐，应该和童年的生活质量无关。我童年的开始，还不知道金色是怎样一种颜色。因为从我有记忆起，伴随我的就是饥饿，那没完没了的饥饿，无边无际的饥饿。我已经想不起来一个四岁的儿童饥饿是什么样的滋味。我那段不要小妹的回忆还有一句哭嚎，就是要把小妹扔掉。三年自然灾害和我一同走过了我的“金色”的童年。说起那段日子，我觉得我的点点滴滴的回忆都和吃有关。
家里有了小妹，我就完全由奶奶照料了。我就像奶奶的小尾巴，每时每刻都在奶奶的身边。一天晚上，奶奶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我和奶奶回到家中。奶奶哄我睡下了。半夜，我从睡梦中饿醒，大哭起来。奶奶下地，到厨房重新劈柴生火，和了一点点苞米面，把它捏成猫脸儿的形状，放在锅里蒸好。奶奶拿给我吃，我记不起我有没有让奶奶吃。我吃完重新睡下。我不知道我睡下后奶奶是不是饥饿的，奶奶有没有睡。
在我们家，奶奶是“掌柜”的。爸爸的工资要交给奶奶掌管，所有款项均有奶奶支出。我最喜欢的是和奶奶去市场买菜。我们附近最大的集市叫“二道沟”，那里有百货、副食、日杂、邮局、医院、饭馆儿、铁匠铺、小铺，热闹非凡。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饭馆儿。每次去集市奶奶都把我领进饭馆儿，花上6分钱给我买一个烧饼。饭馆地中央是两个烧饼炉，透进炉门可以看见红红的炭火四周摆着一圈烧饼。那烧饼拿在手里烫烫的。我心急，奶奶给我用嘴吹。烧饼外边烤成一层硬壳，里面是一层白糖。我吃，奶奶不吃，奶奶只是笑。我为现在再也吃不到那样好吃的烧饼而难过。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妈妈提出抱着妹妹去黑龙江省松花江江北农村的二舅家走亲戚。本来去二舅家的名单上是没有我的。可是，妈妈临走之前奶奶烙了糖饼，准备路上吃。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装糖饼的兜子。妈妈要出行了，我不禁大哭起来，拽住妈妈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妈妈没办法，只好让我随行。我清晰记得，我们在松花江上船。我们坐在船舷上，天非常热，太阳烤的人睁不开眼睛。下船后，妈妈抱着小妹，爸爸和哈尔滨的大表姐夫轮番背着我，沿着江边的田埂走。我两手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走时间长了，爸爸吐痰带了血丝。就换大表姐夫背。夜晚，我们来到二舅家。我就记得天很热，我一丝不挂地睡在炕席上，炕席花硌的我浑身疼痛，我大哭不止，整整一宿没有睡觉。此时，糖饼的事情恐怕早已忘在脑后了。我就在那里度过了一夜，爸爸就把我带回家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二舅家。
那时，父亲狩猎。我写了《父亲的猎枪》。父亲有一个猎友，我叫韩叔。韩叔不仅是父亲的猎友，也是父亲一生的知己。韩叔经常来我家，有时赶上吃饭，就在我家吃。奶奶总要备上一碟糖蒜，炒点菜，哥俩谈天说地，小酌一番。在我们家，来客人只有奶奶可以上桌，这是规矩。我只有远远看着，我那时只有一个吃的心眼儿。一天，韩叔在我家吃完饭，把我抱起来用胡子扎我，我笑够了说：“韩叔，你老上我家吃饭，我什么时候上你家吃饭？”韩叔听了，哈哈大笑，把我高高举起。终于有一天，韩叔请我和爸爸吃饭了。我们一同走进饭馆儿，韩叔点了炒菜和啤酒。那是瓶装的“长春鲜啤酒”， 我喝在嘴里也不知什么味道，就是觉得无比的好喝。我想那肯定是我第一次沾酒。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和啤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
我父亲13岁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学洋铁匠，一生技艺超群。他经常在家打一些水壶、铁盆、铁桶之类的东西，需要备下“坏水儿”，学名盐酸。他把“坏水儿”装进啤酒瓶子里，放在火墙上。我喝过啤酒了，有极强的欲望。一天，趁大人不在家，我费力登高，取下瓶子。打开瓶盖，咕嘟就是一口。少数喝下，多数吐出。烧的满嘴大泡，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难受。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如此愚钝，永不开窍，是否和喝了坏水儿有关。
韩叔和父亲的友谊一直到死。1983年，父亲患脑血栓住进医院。韩叔已经癌症晚期在身，韩叔在儿子的搀扶下到医院看望父亲。在病房里，韩叔坐在父亲身边。韩叔说：“大哥，我这是最后来看你了！父亲还没有恢复语言，也不能坐起。只有在嗓子里发出听不清的声音。突然，韩叔一下俯在父亲身上，和父亲一起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大夫和护士，病房里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韩叔临走对我说：“我死不要告诉你爸爸。”
不久，韩叔去世了。我们遵照韩叔的遗言，完全向父亲封锁了消息，一直到父亲去世。父亲有时跟我说：“你韩叔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看来是没了。”我哑然。
四、苦难的童年
本来这一章我要写童年的快乐，可思来想去，还是对我们经历的苦难印象较为深刻。在那样一个岁月，我们所经历的苦痛，现在的孩子是不能理解的。
我还是从饥饿说起。后来，我学会了一个成语叫“饥不择食”。这个成语，我相信连现在幼儿园里的孩子都会用。可他们绝对没有体验过饥不择食的滋味。那时候，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看一看有哪些东西可以吃。翻碗架柜是我们最熟练不过的动作。在饥饿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我吃过生茄子、生地瓜、生土豆。开春，我们到地里去挖野菜，曲嘛菜、婆婆丁、济济菜、苋菜。榆树钱儿吃没了，就撸榆树叶儿，拌在玉米面里蒸窝窝头。我逮过蛤蟆，抓过家雀，烧过蚂蚱。不管吃什么，永远也塡不饱我们的肚子。现在回忆起来，的的确确没到饭店舔过盘子，没要过饭。但是我“舔”过豆腐板子。我们一帮孩子，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有凯哥，如果没有算我没说。舔豆腐板子就是人家豆腐卖完后，我们去捡食残留在木板上的碎豆腐渣儿。这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因此我被家长及时制止了。除萝卜、黄瓜、西红柿外，我们几乎没有吃过任何水果。我20几岁才吃到第一支香蕉。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蛔虫了。我的童年是蛔虫当道的童年。因为“饥不择食”，我们吃东西一般是不会去洗的，有时间擦一擦就不错了。好在那时候没有农药和化肥，只有蛔虫卵。一天半夜，我肚子疼得要命。奶奶带我到当时比较有名的铁路医院去看，因为我们是铁路家属，在那里看病半费。医院留我住了院，为我吃了打虫药。第二天，蛔虫打下来了，足足半便盆，密密麻麻较成了蛋。医生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那时，小小的蛔虫不知夺去了多少孩子的生命。我家隔壁邱叔，在哈尔滨时就住隔壁。我们两家的孩子共同吃着妈妈和邱婶两个母亲的奶水。我的奶奶是我们两家孩子共同的奶奶。邱叔家三哥比我大一点点。我周岁的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照了一张相。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眉宇间都点了红点。小小的三哥也得了蛔虫病，三哥远没有我幸运，他去医院时蛔虫已钻进了他的胆道。三哥去医院也是奶奶陪着的。我清晰记得第二天清晨，奶奶和邱婶儿回来了，奶奶哭肿了眼睛，邱婶儿凄厉的哭嚎着。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三哥。
一直到今天，我实在弄不懂我到底是怎样长大成人的。我刚刚记事不久，就得了病。无休无止的头疼，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神经性头疼。那时还没有治疗头疼的特效药。我一是喝汤药，二是针灸。给我开汤药的老先生姓张，他的女儿和我的父亲是同事。张老先生有一缕非常好看的山羊胡子。抓回药来奶奶为我煎好。那张药方子一直由大哥保存着。纸已经很黄了，用铅笔写的药名。1986年大哥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药方了。我吃了很长一段时间汤药，喝药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困难的，但我从来没有惧怕过。一天，张老先生来到我家，他拿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有一根银针，不是普通的细细的那种。那根针象肌肉注射的针一样粗细。张老先生把银针扎进我的太阳穴里，足有一寸深。他突然往出一拔，一股鲜血随着银针喷涌而出。从此，我的头疼症状就大大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铁道部在四川建三线工厂，张老先生和女儿举家南迁。奶奶领我去和张爷爷告别。我不会忘记张爷爷妙手回春，为我驱除了病痛。
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小孩子自不必说。可我实在弄不懂10好几的大孩子为什么还要到校门口去接。我问过同事，他们说现在路上车多。我不屑，发誓我的孙子上学我绝不去接。想想我们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成大孩子了，肩负着哥哥姐姐应该肩负的责任。我头疼去医院针灸，从来都是自己去的。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五、过年的欢乐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金色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都充满了不尽的欢乐。尽管我们的生活还很困苦，但我们还是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充满了笑声，让我们感到幸福、舒心和满足。我们家住的二层小楼叫“4栋”，大约20几户人家。这20几户人家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的“大首领”叫“长林”，是吕家二哥。我大哥可以称其为2号首长。两位头领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部落里有我二哥、三哥，还有秋林，小文，小玉，双福，成坤，焕生等等，我和凯哥最小，跟在后面“打狼”。因为我们最小，经常受到哥哥们的戏弄，凯哥经常被弄得哭鼻子。
我们的欢乐从除夕之夜开始了。吃完年夜饭，我们都穿上了新衣服。部落里的多数人先到我们家里集合，共同等待一个无比兴奋的时刻，那就是我父亲放枪。在大年三十儿夜晚，我们家的枪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枪声清脆响亮，划破夜空，让所有的爆竹都黯然失色，败下阵来。父亲手持双筒猎枪，每次压两发。一次两枪，放7次，每次枪声过后，我们就一片欢呼！枪声吸引了周邻的孩子们，人越聚越多。梦歌在我的《父亲的猎枪》回复中，对这件事做了深情回忆。梦歌家住7栋，我们的家紧紧挨着。后来，从7岁上学开始，梦歌还有凯，我们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到现在也没有分开。
枪声过后，我们打着自己糊的灯笼，开始放鞭炮。那时我们很少听到成挂放的鞭炮，我们兜里仅有的不多的“小鞭儿”，要一个一个去放，慢慢地去享受。如果哪一个没有响，要捡回来，掰开，放一个“刺花”。我们感到最快乐的是，到栋东头的公共厕所去放“二踢脚”。那时，二踢脚是比较奢侈的爆竹。在我的记忆里，烟花类的东西印象不深。只有生活富裕一点的家庭，孩子才有放二踢脚的可能。放二踢脚的过程是，把二踢脚放倒，用砖头架好，对准厕所门，二踢脚点燃，一声响后，射进厕所，在厕所里炸响第二声，那声音甚是好听，尤为响亮。一个除夕夜，我和凯哥如法炮制。在我们准备的过程中，一个人如厕，我们没有察觉。待我们的二踢脚在厕所里炸响，厕所里“妈呀”一声叫喊。在骂声中，我和凯哥撒腿便跑。成人后，我和凯哥经常回忆此事，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吓得坐在了粪坑里。这个厕所，改革开放后扒掉了。
放完鞭炮后，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守夜。每人分得一堆儿刚炒的葵花子，一个大柿子，两个冻梨。奶奶领着我们回忆陈年旧事，述说旧社会的苦难，我们流泪听着，享受着新社会的幸福和快乐，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让我们全家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我们围在收音机旁，那里有侯宝林说的相声，我们听得捂肚子，淌眼泪。我们必须要听到收音机里播放新年钟声，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我不懂我们家三十儿半夜为什么不包饺子，而是去吃剩下的年夜饭。年夜饭很丰盛，有用野兔肉炸的肉丸子。吃剩饭我们也很满足、很快乐。初一一早，我们就可以吃到猪肉酸菜馅的饺子了。
初一一大早，我们整个“部落”的人全到长林二哥家集合。人来全后，首先要到我们家，去给我奶奶磕头。1963年我奶奶70岁，是这栋房子20几户人家里的最年长者。在我们家阳光明媚的堂屋正中，地上铺一条麻袋，奶奶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从我大哥开始，然后是我们兄弟，再后是邻居的孩子们，依次给奶奶磕头，祝奶奶健康长寿。那时不兴给压岁钱，如果象现在一样，我奶奶是给不起压岁钱的。给奶奶磕头结束后，我们便排起队，按每家父母的年龄大小去拜年。每走一家，“大叔大婶儿过年好！”“大娘大爷过年好！”祝福声便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同样，我们也没有得到压岁钱，但我们的兜里被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糖块，我们照样幸福和满足。
从初一到初七，除去吃好的，我们还有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一到两场电影。父亲所在的工厂，有一座俱乐部，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欢乐。春节，每个职工要分电影票，1角钱一张。我们每个孩子能够分得一到两张。我怕电影票弄丢了，就一个人偷偷藏起来。我因为打小有头疼病，记忆力受到了严重破坏，藏完就忘记了地方。经常出现电影开演还没找到票的情况，弄得我痛哭流涕。我的记忆力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现在经常把领导交办的工作忘在脑后，真是犯了再改，改了再犯。奇怪的是童年往事到记忆犹新，真他妈邪门了！
一年春节，我分得了一张《农奴》。在电影院里，贫苦藏民的悲惨生活让我哭得昏天黑地，悲痛欲绝。当我一脸泪痕，一头疼痛回到家里时，奶奶吓坏了。一个劲儿说：“这大过年的，演这么个电影干啥？看把我四孙子闹的。”“文化大革命”后，我又一次观看了《农奴》。这一次我没有流太多的眼泪，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那年，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我写下了一首诗叫《夺下我手中的火炬，没那么容易》。是《农奴》让我有了写作的欲望。
六、“部落”记事
我们这个部落的小伙伴们天天在一起。其实我和凯哥那时候只是那些哥哥们照看的孩子，我们和人家在一起还算不上是人家的伙伴，只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边瞎跑。我记得我们去的最多的是长林三哥家，他家屋子还没有我们家大，但他家大人非常好，不管我们什么时间去，去多少人，大爷大娘都是那么热情。除去吕家，我们家是另一个据点。
在三哥家，哥哥领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打扑克、玩军棋、表演小魔术，等等。我记得我大哥自己绘制了一个《升官图》，市场上卖的《升官图》方格里画得是各种官，随着色子的转动，看谁先当皇帝。大哥把里面的官儿修改了，变成了工人、农民、解放军、老师、科学家等等，最后当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们玩得津津有味。我在那里学会了一些小魔术。其中记忆最深的是穿针。手里拿一根线绳，缠绕在大拇指上，前面留一个小孔，很小很小，但不管怎么小，都能轻而易举地把绳头穿过去。后来我用它欺骗了不少小孩，当然包括我的儿子。那些大孩子们，放学写完作业后，先到长林家，长林三哥不在，就到我们家集合。
我们家房西边就是副食品商店，我们叫“服务站”。也就是我和凯哥“舔”豆腐板子的地方。我们家和服务站两个建筑物间是卖菜的菜床子。梦歌和田园肯定知道它的位置。在那饥饿的年代，这里成了我们组织饥饿自救，填饱肚皮的场所，每逢夏季，成了我们幸福的乐园。那些拉柿子、黄瓜的马车一到。大家就立刻冲上前去帮助卸车。等待着把劳动变成果实。当然，也不排除看不见去拿。不能叫“偷”。我们虽小，但我们非常知道“偷”和“骂人”是多么可耻的行为。部落的成员们把获得的东西拿到我们家，大家去分享胜利的果实。我记得，一次他们弄来了两棵大头菜，大哥洗干净后，用刀切碎，放在盆里，拌上酱油、醋和盐，当时还没有味精。大家围在一起吃的喷香。
服务站的主任姓于，人称“小于子”，我们叫于叔。于叔是单身，经常到我们家。我奶奶常常帮助他，给他缝补衣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奶奶还留他在家里吃过饭。于叔小个，胖墩墩的。一次不知为什么，于叔和部落发生了矛盾。我不知是不是和“拿”菜有关。在我大哥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让服务站变成了“棺材铺”。服务站所有门都写上了“于记棺材铺”的字样，所有墙壁都画满了棺材。我大哥天生是画画的材料，我在《我的大哥》中作过细致描述。他画的棺材活灵活现，完全仿真，连棺材上的人物故事都画上。每个棺材的前面都写上了于叔的名字。画这些棺材，我大哥有一个助手，是楼上的成坤哥哥。我大哥是他绘画的启蒙老师。若干年后，成坤哥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国际会展中心的领导，著名的美术师。第二天一早，于叔就敲开了我家的门。理所当然，我大哥被制裁了。
我们还有一件愉快的事情，就是冒雨“阅兵”。在工厂正门前到783（职工食堂）门前，那时是工厂的运动场。每逢雨季，我们要到运动场去阅兵。阅兵台设在食堂正门的缓台上。长林三哥和我大哥作为将领，每人身上披一块塑料布，呈斗篷状，站在阅兵台上，我们全体在操场上列队。雨越下越大，操场开始积水。这个水泡子有几十米长。阅兵台上的将领宣布阅兵式开始，我们列队甩着正步从泥水中踏过，步伐铿锵，水花四溅。溅起的泥水崩得我们满身满脸，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效果。“步兵”方队过后，是“骑兵”方队。我们重新集结，全体手持用铁丝（8号线）揻成的战刀，做骑马步跑过水坑，尤为壮观。我和凯哥跟在后面连滚带爬，不成人样。阅兵结束后，全体到我们家进行冷水浴，把衣服投干净继续穿上，自然溻干。
这个部落还有正事，就是不定期检查作业，促进大家的学习。记得我大哥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国庆之夜》，记叙了国庆节焰火晚会的盛况。用了很多形容词，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方格下面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对以上文字的赞许符号。这篇作文也一直被他保存着，我在他生前几年还看到过。最有意思的是隔壁邱家文哥的一篇作文，我二哥对此进行了朗读。大意如下：早上走（起）来了，我吃了米引（粥）……我们到世界（市里）去捞（买）鱼……东边一条马跑（路），西边一条马跑（路）……天上一鸟（乌）云，把红花花变成了兰花花……这是我最有父亲（意义）的一天。这篇错字连篇，词语混乱的作文，被我们当成了一生的笑料。若干年后，小文哥已婚，携文嫂到我家串门儿。在饭桌上，我们回忆此事，把文嫂乐喷了。文嫂是一个大型企业的中管，官居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就文哥的实力，能娶到如此漂亮并颇具才干的女人，很令我们惊讶。 七、上学
1963年夏天，我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一天，奶奶带我去报名。那时报名不用去学校。工厂子弟学校把老师派到住宅区里，班主任自己在所分担的区域里招收学生。我们这个班主要在1～7栋产生，其中包括11栋的适龄孩子。报名处也就是在我的家附近摆张桌子，前来招生的老师姓杨，一个非常和蔼的女人。奶奶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老师看了我的户口，说我不到年龄。招生要8月1日以前出生的。我户口上的年龄是8月20日。杨老师家和我家隔一条马路。她的丈夫姓沈，是厂里的工程师。她叫我奶奶孙娘。奶奶说，他婶儿，你把四儿收了吧。那时，我妹妹已经3岁，弟弟就要出生。杨老师摸着我的头，看着我两个膝盖上结满的血痂，说，这小子还挺淘的。我就这样上学了。
报到第一天，我们在808（子弟学校）正门前站队。我排在倒数第二。我们的队伍站好了，又来了几位同学，是从上一年级留级来的。我们走进教室，我看到4栋的有凯哥，秀英，楼上的翠云、丽华，有7栋的梦歌、斌兰等等。上课了，我们坐在教室里，开始接受教育。我记得我学过的课文有这样一篇，叫做“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一天也就是上课下课，我对学习生活印象不深。 给我的一生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我至今想不起杨老师叫什么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模样，她的笑容。以至于现在还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我有头疼的毛病，阳光照射在我的位置，照在我的头上，我就开始头疼、昏眩。杨老师在前面讲课，发现阳光照到我的位置，就停下课，把我调到没有阳光的地方。阳光过去了，再停下课把我调回来。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奶奶在老师面前有过交代，我只记得老师是那样慈祥，老师的笑容是那样灿烂，那样美丽。我受这样的优待也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也不知同学们有没有不同看法。我想不会有，因为那时的孩子心地是那么单纯，象清澈的水。
一天，杨老师告诉我，让我准备3毛8分钱买红领巾。我知道我要入队了。我加入少先队那天是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举办篝火晚会。妈妈给我带了一块月饼。晚会上，篝火通红，有人向火焰中撒入咸盐，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高年级的少先队员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们互敬了庄严的队礼。那一天的月亮特别亮、特别圆、特别皎洁。我回家时有些不好意思，偷偷把红领巾摘下来叠好，小心翼翼揣在怀里。那一天起，我记住了这样一句话：“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
清明节到了，我们按学校的要求穿上白上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到市内的胜利公园祭扫烈士墓。从学校到公园至少要走5华里以上的路程。我们的队伍以一面巨大的校旗为先导，然后是大队旗，然后是鼓乐队。接下来每个班级既每个中队一面队旗。我们男女生各站成一排，互相扯起手。队伍太大了，一眼望不到头。烈士的名字叫方华，他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方华烈士纪念碑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纪念碑额上为一银灰色战机。我们每个少先队员向烈士敬队礼后，默默走到碑前，把一朵小白花放在碑座上。我们高声唱着那首歌：“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心……”
三年级了，我们换老师了。我到今天也不理解，同为人民教师，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比如杨老师，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但我记住了她的善良，她把善良深深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新来的老师姓刘，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不记得她的善良。她不客气地拿了我擦桌子的海绵，我哭了。我小的时候可能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哭起来挺凶。她不但不安慰我，还在全班同学面前阴阳怪气地说，“老师拿你一块海绵你要死要活的。”这句话也伴随了我的一生，成为有些同学嘲弄我的话题，也许并不是恶意的，但我12分的反感。还有一次，我期末考试语文拿了全班第一。她把她心目中的好学生叫到前面，站成一排。把我也叫出来，站在他们对面。意思是，你们干什么吃的，竟然让这个鼻涕拉瞎的小子拿了第一。她把考试卷子扔在地上，叫他们撅着屁股去捡。我他妈开心死了。
我不说她，我还说杨老师。人说好人有好报，但杨老师的晚年却非常凄惨，她患了骨癌。那年我父亲患病住院，杨老师住在隔壁病房。我半夜听见老人痛苦的叫声。第二天我去安慰她老人家。她还忍着剧痛夸赞我，说没想到你现在这样有才华。因为那时我在企业报社负责。我在旁边看见医生给她换药，伤患处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不久，杨老师去世了。我没有得到送葬的消息，但我在心里深深的悼念她。
我可亲可敬的杨老师，我祝您老人家在天堂里生活得快乐。
八、我们的乐园
我们那时的孩子都有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课余时间就是在那些地方活动，因此那些地方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那些地方就记载了我们的欢乐，成了我们今天难以忘怀的记忆。
从我们家往东走100米的距离，实际也就是隔一条马路，就是那个有名的俄罗斯墓地，我们叫“毛子坟儿”。19世纪末，沙俄在这里修建铁路，俄国人在这里居住，死人是难免的，因此修建了这个墓地，这只是我现在的推测。
这个墓地大约200米宽、200米长，呈正方型。墓地被工厂住宅包围着，形成了独立的区域。从我们家的方向走进墓地，是一座苏军烈士陵园，埋葬着为东北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陵园被青砖墙围着，里面是一圈松树。正中是烈士纪念碑，有4米多高。碑的正面镶嵌着带有蓝色地球、黄色麦穗的苏联国徽，碑额是一颗红色五角星。铜牌上的碑文我记不详细了，落款是“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墓地里，松柏青翠，绿树参天，多为榆树，大的像脸盆一般粗细。墓地北侧和东侧，各是一排大理石陵墓，墓碑上镶嵌着死者的照片，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墓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是一个军官，相当威武。墓地中间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用花岗岩砌成。像一座小山，最上面是一个十字架。所有碑文都用俄文书写，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知道他们的生年卒日。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长眠在异国他乡。
夏天，这里是我们消暑纳凉的最好去处。我们在墓地里捉迷藏，逮蚂蚱，抓蜻蜓。攀登上那座最高最大的坟茔。放学了，我们不回家，选择一座陵墓，趴在陵寝光滑的大理石上写作业。在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进墓地，就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伙伴。三年自然灾害时，这里的榆树惨遭劫难，有的树皮都被扒光了。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文化大革命后，这里没人管理了。烈士陵园的围墙被拆没了，刻着碑文的铜牌被抠走了。很多墓碑被推倒了，砌在了老百姓家的仓房里。
1979年初，工厂决定在这里修建住宅。两台推土机把这里翻了个个。我当时已在工厂基建队当装卸工。工地上尸骸遍地，到处是军人的皮带皮靴，有些还没有腐烂，保持完好。推土机司机姓刘，听说他在作业时还捡到了金牙和金首饰。一个极具文物价值的墓地从此消失了。
我们的另一个乐园是工厂职工俱乐部。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度过。因为那里有最吸引我们的电影。我们一般没有票。我们看电影要经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混进去，跟在某个大人的身后，拽着人家的衣襟，这招稍一长大就不灵了；二是散场时进去，藏在女厕所里，下一场放人时再出来；三是捡票根，然后做成假票，我三哥的技术尤为突出，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他用红笔绘制的场次数字，达到肉眼难辨的水平。有极高的成功率；最后就是散场时进去看一会儿，有几分钟算几分钟。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我父亲的一个徒弟做了俱乐部的临时收票员，他可以偷偷地把我们放进去。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电影。
上世纪70年代，工厂重建俱乐部，历时十几年全部完工。建成了当时全市最为先进和豪华的大厅。大厅顶部完全仿造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圈荷花叶围绕着巨大的红五星，四周布满了无数的星星灯。舞台可以满足任何演出需要。两侧休息厅宽敞明亮，水磨石地板光华照人。工厂专业美工师临摹了两幅巨大的油画，东厅《延安整风》，西厅《三湾改编》。毛主席扳着手指的神态，用油画刀刮出的花朵都栩栩如生，丝毫不比原作逊色。这座叫做“机车工人文化宫”的宏伟建筑，多少年来是我们无数职工和家属的骄傲。
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文化的普及以及企业衰败的原因，文化宫一点点被废置了。2007年，企业宣布破产，这座毫发未损的建筑，被法院卖给了房地产商。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文化宫夷为平地。我去找那两幅我喜欢的巨大油画，看到了烧剩下的碎片。现在，那里变成了六栋住宅楼的“马赛公寓”，因为价格昂贵，听说只卖出了70余户。
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当属农业社的菜地。我们地处市郊，走出住宅区就是农业社，我们也叫菜社。我们像东北抗联驰骋在林海雪原里一样，驰骋在农业社的菜田里。菜社有一个看地的光棍汉，大约五十上下的年龄，有些弱智，斜颈。人称“姜傻子”或“姜歪脖子”。他的兜里永远有一个白酒瓶子，他的脸永远是红色的，他永远是酒醉的样子。我们像抗联和日本鬼子周旋一样和他周旋着。他在西边，我们就偷偷从东边潜入西红柿地里，我们慢慢爬进去，爬到一定位置便翻过身来，开始吃柿子。享用完后，我们再爬出来，万无一失后撤走。当然，我们全都挨过老姜的臭骂，几乎所有人都挨过他那根足有五尺长的棍子。
前年，田园写下了《我家门前那条渠》，那条渠就浇灌着这些菜地。清清的渠水流过了我们的童年，伴随了我们的人生。现在，那里建成了区人民政府大厦，一座仿造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我认为比美国白宫还高大豪华的建筑。大厦前，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公园，成为市民休息观光的好去处。
沧海桑田，岁月悠悠。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儿时的乐园永远不在了。我还想，现在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可是他们的乐园在哪儿呢？
注：转自<东北知青论坛> 作者 胡子
1956年阴历八月二十，我出生在一座美丽的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称东方巴黎。哈尔滨是满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场子。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沙皇后裔和富商贵族逃难于此，造就了它的繁荣。这天，在道里森林街3号，一个8斤8两重的男婴呱呱坠地，按排行乳名取作“四儿”，即四的儿音。我的家就在铁道路基下西侧，叫道里，东侧是道外。铁路往北就是那座闻名遐迩的松花江大桥。从我们家走到松花江沿儿大约10分钟的路程。
我在长辈那里听到最多的是兆麟公园，在我们家的西边。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我祖母清晰地记得李兆麟将军被害那天哈尔滨全城戒严的情景。传说，国民党使用美人计，使将军上当。夜晚，国民党特务事先埋伏在房间里，女特务邀将军喝酒，在酒里下了蒙汗药。女特务摔杯为暗号，隐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军当即酒醒，虽经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将军身重数十刀，不幸被害。特务们割走了将军的首级，从雨水管而下，逃之夭夭。
哈尔滨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我刚刚两岁就离开了那里 。我的记忆是1958年离开哈尔滨时拍下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我站在最前面。模样很可爱，只是两条小腿稍稍弯一些。两岁的我跑到前面去看灯，妈妈把我拽回来，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照片里没有奶奶，奶奶说：“我说不上哪天就死了，我不和你们一起照。”奶奶单独照了相。人说贵人语话迟，我不是贵人，语话也迟，两周岁还不会说话。奶奶带我去看医生，苏联专家说，没事，他能听见。我一直到3岁才真正会说话，但是大舌头。
1981年，我已经25岁。我第一次出差就是哈尔滨。23年后，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我做的第一件事，来到森林街3号。那是一座宽大的平房，我从东边查第6扇窗户，那里过去曾是我的家。我静静地站在窗前，一个人猜想着过去的岁月。从1948年到1958年，在这座房子里，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奶奶、爸爸、妈妈，和相继出生的我们兄弟四人共同生活了10年。就是这座房子留下了我们家太多的欢乐，也留下了太多的苦难。就是在这里，我四岁的大哥失去了健康，我受尽人间苦难的老姑离开了我们。我在《忆祖母》、《我的大哥》中作过深情的描述。
“小伙子，你找谁呀？”一个身板硬朗，面目慈祥的大娘问我。“我不找谁，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你是长春来的良子吧？”我说：“大娘好，我不是良子，良子是我二哥。我是四儿。”“四儿呀，快来家坐，我是你孙大娘啊！你爸你妈好吧？”我和大娘来到家中，在大娘家的镜框里，我看见了我们家的全家福。看到了我们家镜框里也有的婉琴姐的照片。婉琴姐是孙大娘的大女儿。孙大娘一家是我们家最好的邻居。身有残疾的大哥得到了大娘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哥是跟着福利哥哥的屁股后面长大的。福利是孙大娘的儿子。时间关系，我谢绝了大娘的盛情挽留。
我一个人来到兆麟公园。公园不大，非常幽静。苍松翠柏，绿树掩映。我肃立在那里，默读了将军墓的碑文。我来到墓前，向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三鞠躬。我的眼前浮现出，在那坚苦卓绝的深山密林里，将军和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志士一起奋勇杀敌的激烈场面。我在哈尔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了将军的血衣。那是一件鸡心领的毛衣，衣服被血浸透了，上面布满了十几处半寸长的刀口。我为将军的过失和他年轻的生命以及他的才华、他的前途感到深深的惋惜。我来到李兆麟大街，凭吊了将军被害地。写着“李兆麟将军被害处”的牌匾上挂满了老百姓家里凉下的大葱。我的心不禁揪在一起。
我父亲十几岁就到三棵树铁路机车工厂做工。三棵树铁路工厂是日本人从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迁出去的。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党和政府又把工厂从三棵树迁回哈尔滨，1948年，工厂为父亲分得了住房，父亲接来祖母和母亲，在这里建立了家庭。1958年，根据铁路建设需要，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建立了铁路机车工厂。铁道部决定，哈尔滨机车车辆工厂机车修理部分整体南迁。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职工家属便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奶奶领着三个哥哥，妈妈抱着我坐进了卧铺车厢。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接过去，抱在了怀里。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刚刚2岁还没有记忆的我，就离开了生我的土地———哈尔滨。
二、长春
从哈尔滨到长春，坐慢车大约4个多小时的路程。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一家离开了美丽的北国江城哈尔滨，离开了风光旖旎的松花江，离开了景色迷人的太阳岛，离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央大街，完成了自我的曾祖父闯关东后的又一次迁徙。19世纪70到80年代，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挑着祖父哥俩闯关东，到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镇落脚（见《老孙家闯关东》）。我们这一血脉1948年迁到哈尔滨，这次来到长春。这是我们十分陌生的一座城市。现在看来，这应该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及后代还没有一个人离开长春。
长春也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哈尔滨的繁荣靠得是沙皇贵族，长春的兴起则始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北，长春沦为殖民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满洲帝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为“新京”，长春才发展起来。
我的父母亲对长春一无所知。下了火车坐上汽车，来到新建的工厂，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哪里是城市，到处是没膝的荒草，一望无际。几栋刚刚完工的二层住宅小楼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和哈尔滨形成的巨大反差震慑人心。祖母和母亲不由泪下。
新建的工厂坐落在长春市北郊。这里过去是废弃的沙俄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旧址。几座保持稍微完好一点的建筑被充分利用，其中包括，沙俄铁路工人俱乐部，代号783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代号808的日本军营，长春第一个工业企业——亚乔辛火磨，日军军马马厩。现在，沙俄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长春市重点文物保存下来，一直被工厂职工医院使用着。亚乔辛火磨前年因工厂扩建实施拆迁，被当地政府制止，剩下一半。这个旧址在人民解放军困长春时曾作过国民党守军的据点。而做过子弟学校和职工食堂的783、808，已化为乌有。日军军马马厩作为职工宿舍，一直使用到前几年才扒掉搬迁。还有宽城子火车站站台旧址，也是前年才毁掉的。历史记载，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去哈尔滨刺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伊藤博文，就在这里上的火车。
从我们家到市里大约两公里的路程。长春火车站向南就是那条有“东方第一街”之称的“斯大林大街”，现在叫人民大街。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参天，遮云蔽日。全街铺设地下电缆，十分罕见。日本人规划的市区横平竖直，街路呈田字状，东西为路，南北为街。我们小的时候把上街作为生活中的一大快事，那里有著名的商业繁华地段——长江路。长江路过去是英国的租借地，有闻名的秋林百货公司，时光照相馆，长江路副食品商店，乌苏里西餐馆，宴宾楼，凤凰理发厅，长江电影院，等等。还有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长江路锅烙铺，我不会忘记母亲带我第一次吃锅烙的情景（见《雪的断想》）。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搞政绩工程，生生把长江路毁掉了，这让我十分痛心和惋惜。
我真正喜欢长春，热爱长春，并把长春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而引以为自豪，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的。《扑不灭的火焰》、《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花好月圆》、《白毛女》等等，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巨作都是它出品的。这些电影伴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几次参观长影，一次还参观了《红牡丹》的拍摄现场，和扮演红牡丹的著名影星姜黎黎合影留念，只是照片没有保存下来。1964年长影剧团来工厂体验生活，《平原游击队》中松井的扮演者方化先生在父亲的车间，在短暂的时间里和父亲建立了友情，方先生几次到我们家串门，还给奶奶买了礼品。他坐在椅子上和我们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完全没有了影片里的凶狠、阴险和狡猾，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1994年方化先生逝世，病榻中的父亲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含泪和我们共同回忆了他和方先生交往的段段往事，寄托了我们全家的哀思。
因为是新建厂，新建的住宅，我们家分得了一套按现在的说法两室一厅的住房。由10平方一下子增加到40余平方，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住房里由工厂统一配置了木床、板凳、方桌，加上从哈尔滨带来的一张双人铁床、一张写字台、两对木箱，我们新的生活就算开始了。我们家里最昂贵的财产是一台叫做“大上海”的电子管收音机，是生我那年购置的，花去了当时人民币98元钱，我不知合现在多少。一直到普及电视文化它才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那段没有记忆的日子，我的邻居，已经离开人世的韩婶儿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一天，一个2岁左右还不会说话的小孩走进了她的家。韩婶问：“你是谁家的呀？”小孩哇的一声哭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闻声赶来，急忙说：“我家的。”那个小孩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到韩家串门。韩婶的大儿子比我大一岁，叫凯。那天也是我和凯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和凯形影不离，一起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欢乐的少年，一起走向了人生。
三、记忆的开始
童年是从记忆开始的。我最早的记忆在《忆祖母》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的记忆是从奶奶开始的。 1960 年我四岁，人生的第一个镜头是：灶台上一个搪瓷缸里冒出滚滚热气，那大米和小米熬成的二米粥吸引着我，好香好香！奶奶拿一个小碗盛出那么一点点，用嘴轻轻吹着喂给我吃。妈妈刚刚生完小妹，我抱着奶奶哭："奶奶，我不要小妹，我不要小妹！”
这段记忆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奶奶的慈祥、奶奶的善良、奶奶的勤劳、奶奶的坚强让我终身难忘。2008年清明，我凌晨3点起床，流着泪写下了《忆祖母》一文，捎去了我对奶奶的思念。奶奶离开我们整整38个年头了，可每时每刻都活在我们的心中。我时常和奶奶在梦中相见。奶奶高高的个子，瘦削的面庞。她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她的亲切话语就在耳畔。在我的这篇回忆开始的时候，我把奶奶的照片放在了Q吧上。我觉得奶奶是那样的美，奶奶美得让我无法去形容。
人说童年是金色的童年。我想一定是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无忌和快乐，应该和童年的生活质量无关。我童年的开始，还不知道金色是怎样一种颜色。因为从我有记忆起，伴随我的就是饥饿，那没完没了的饥饿，无边无际的饥饿。我已经想不起来一个四岁的儿童饥饿是什么样的滋味。我那段不要小妹的回忆还有一句哭嚎，就是要把小妹扔掉。三年自然灾害和我一同走过了我的“金色”的童年。说起那段日子，我觉得我的点点滴滴的回忆都和吃有关。
家里有了小妹，我就完全由奶奶照料了。我就像奶奶的小尾巴，每时每刻都在奶奶的身边。一天晚上，奶奶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我和奶奶回到家中。奶奶哄我睡下了。半夜，我从睡梦中饿醒，大哭起来。奶奶下地，到厨房重新劈柴生火，和了一点点苞米面，把它捏成猫脸儿的形状，放在锅里蒸好。奶奶拿给我吃，我记不起我有没有让奶奶吃。我吃完重新睡下。我不知道我睡下后奶奶是不是饥饿的，奶奶有没有睡。
在我们家，奶奶是“掌柜”的。爸爸的工资要交给奶奶掌管，所有款项均有奶奶支出。我最喜欢的是和奶奶去市场买菜。我们附近最大的集市叫“二道沟”，那里有百货、副食、日杂、邮局、医院、饭馆儿、铁匠铺、小铺，热闹非凡。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饭馆儿。每次去集市奶奶都把我领进饭馆儿，花上6分钱给我买一个烧饼。饭馆地中央是两个烧饼炉，透进炉门可以看见红红的炭火四周摆着一圈烧饼。那烧饼拿在手里烫烫的。我心急，奶奶给我用嘴吹。烧饼外边烤成一层硬壳，里面是一层白糖。我吃，奶奶不吃，奶奶只是笑。我为现在再也吃不到那样好吃的烧饼而难过。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妈妈提出抱着妹妹去黑龙江省松花江江北农村的二舅家走亲戚。本来去二舅家的名单上是没有我的。可是，妈妈临走之前奶奶烙了糖饼，准备路上吃。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装糖饼的兜子。妈妈要出行了，我不禁大哭起来，拽住妈妈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妈妈没办法，只好让我随行。我清晰记得，我们在松花江上船。我们坐在船舷上，天非常热，太阳烤的人睁不开眼睛。下船后，妈妈抱着小妹，爸爸和哈尔滨的大表姐夫轮番背着我，沿着江边的田埂走。我两手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走时间长了，爸爸吐痰带了血丝。就换大表姐夫背。夜晚，我们来到二舅家。我就记得天很热，我一丝不挂地睡在炕席上，炕席花硌的我浑身疼痛，我大哭不止，整整一宿没有睡觉。此时，糖饼的事情恐怕早已忘在脑后了。我就在那里度过了一夜，爸爸就把我带回家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二舅家。
那时，父亲狩猎。我写了《父亲的猎枪》。父亲有一个猎友，我叫韩叔。韩叔不仅是父亲的猎友，也是父亲一生的知己。韩叔经常来我家，有时赶上吃饭，就在我家吃。奶奶总要备上一碟糖蒜，炒点菜，哥俩谈天说地，小酌一番。在我们家，来客人只有奶奶可以上桌，这是规矩。我只有远远看着，我那时只有一个吃的心眼儿。一天，韩叔在我家吃完饭，把我抱起来用胡子扎我，我笑够了说：“韩叔，你老上我家吃饭，我什么时候上你家吃饭？”韩叔听了，哈哈大笑，把我高高举起。终于有一天，韩叔请我和爸爸吃饭了。我们一同走进饭馆儿，韩叔点了炒菜和啤酒。那是瓶装的“长春鲜啤酒”， 我喝在嘴里也不知什么味道，就是觉得无比的好喝。我想那肯定是我第一次沾酒。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和啤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
我父亲13岁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学洋铁匠，一生技艺超群。他经常在家打一些水壶、铁盆、铁桶之类的东西，需要备下“坏水儿”，学名盐酸。他把“坏水儿”装进啤酒瓶子里，放在火墙上。我喝过啤酒了，有极强的欲望。一天，趁大人不在家，我费力登高，取下瓶子。打开瓶盖，咕嘟就是一口。少数喝下，多数吐出。烧的满嘴大泡，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难受。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如此愚钝，永不开窍，是否和喝了坏水儿有关。
韩叔和父亲的友谊一直到死。1983年，父亲患脑血栓住进医院。韩叔已经癌症晚期在身，韩叔在儿子的搀扶下到医院看望父亲。在病房里，韩叔坐在父亲身边。韩叔说：“大哥，我这是最后来看你了！父亲还没有恢复语言，也不能坐起。只有在嗓子里发出听不清的声音。突然，韩叔一下俯在父亲身上，和父亲一起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大夫和护士，病房里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韩叔临走对我说：“我死不要告诉你爸爸。”
不久，韩叔去世了。我们遵照韩叔的遗言，完全向父亲封锁了消息，一直到父亲去世。父亲有时跟我说：“你韩叔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看来是没了。”我哑然。
四、苦难的童年
本来这一章我要写童年的快乐，可思来想去，还是对我们经历的苦难印象较为深刻。在那样一个岁月，我们所经历的苦痛，现在的孩子是不能理解的。
我还是从饥饿说起。后来，我学会了一个成语叫“饥不择食”。这个成语，我相信连现在幼儿园里的孩子都会用。可他们绝对没有体验过饥不择食的滋味。那时候，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看一看有哪些东西可以吃。翻碗架柜是我们最熟练不过的动作。在饥饿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我吃过生茄子、生地瓜、生土豆。开春，我们到地里去挖野菜，曲嘛菜、婆婆丁、济济菜、苋菜。榆树钱儿吃没了，就撸榆树叶儿，拌在玉米面里蒸窝窝头。我逮过蛤蟆，抓过家雀，烧过蚂蚱。不管吃什么，永远也塡不饱我们的肚子。现在回忆起来，的的确确没到饭店舔过盘子，没要过饭。但是我“舔”过豆腐板子。我们一帮孩子，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有凯哥，如果没有算我没说。舔豆腐板子就是人家豆腐卖完后，我们去捡食残留在木板上的碎豆腐渣儿。这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因此我被家长及时制止了。除萝卜、黄瓜、西红柿外，我们几乎没有吃过任何水果。我20几岁才吃到第一支香蕉。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蛔虫了。我的童年是蛔虫当道的童年。因为“饥不择食”，我们吃东西一般是不会去洗的，有时间擦一擦就不错了。好在那时候没有农药和化肥，只有蛔虫卵。一天半夜，我肚子疼得要命。奶奶带我到当时比较有名的铁路医院去看，因为我们是铁路家属，在那里看病半费。医院留我住了院，为我吃了打虫药。第二天，蛔虫打下来了，足足半便盆，密密麻麻较成了蛋。医生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那时，小小的蛔虫不知夺去了多少孩子的生命。我家隔壁邱叔，在哈尔滨时就住隔壁。我们两家的孩子共同吃着妈妈和邱婶两个母亲的奶水。我的奶奶是我们两家孩子共同的奶奶。邱叔家三哥比我大一点点。我周岁的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照了一张相。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眉宇间都点了红点。小小的三哥也得了蛔虫病，三哥远没有我幸运，他去医院时蛔虫已钻进了他的胆道。三哥去医院也是奶奶陪着的。我清晰记得第二天清晨，奶奶和邱婶儿回来了，奶奶哭肿了眼睛，邱婶儿凄厉的哭嚎着。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三哥。
一直到今天，我实在弄不懂我到底是怎样长大成人的。我刚刚记事不久，就得了病。无休无止的头疼，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神经性头疼。那时还没有治疗头疼的特效药。我一是喝汤药，二是针灸。给我开汤药的老先生姓张，他的女儿和我的父亲是同事。张老先生有一缕非常好看的山羊胡子。抓回药来奶奶为我煎好。那张药方子一直由大哥保存着。纸已经很黄了，用铅笔写的药名。1986年大哥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药方了。我吃了很长一段时间汤药，喝药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困难的，但我从来没有惧怕过。一天，张老先生来到我家，他拿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有一根银针，不是普通的细细的那种。那根针象肌肉注射的针一样粗细。张老先生把银针扎进我的太阳穴里，足有一寸深。他突然往出一拔，一股鲜血随着银针喷涌而出。从此，我的头疼症状就大大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铁道部在四川建三线工厂，张老先生和女儿举家南迁。奶奶领我去和张爷爷告别。我不会忘记张爷爷妙手回春，为我驱除了病痛。
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小孩子自不必说。可我实在弄不懂10好几的大孩子为什么还要到校门口去接。我问过同事，他们说现在路上车多。我不屑，发誓我的孙子上学我绝不去接。想想我们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成大孩子了，肩负着哥哥姐姐应该肩负的责任。我头疼去医院针灸，从来都是自己去的。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五、过年的欢乐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金色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都充满了不尽的欢乐。尽管我们的生活还很困苦，但我们还是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充满了笑声，让我们感到幸福、舒心和满足。我们家住的二层小楼叫“4栋”，大约20几户人家。这20几户人家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的“大首领”叫“长林”，是吕家二哥。我大哥可以称其为2号首长。两位头领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部落里有我二哥、三哥，还有秋林，小文，小玉，双福，成坤，焕生等等，我和凯哥最小，跟在后面“打狼”。因为我们最小，经常受到哥哥们的戏弄，凯哥经常被弄得哭鼻子。
我们的欢乐从除夕之夜开始了。吃完年夜饭，我们都穿上了新衣服。部落里的多数人先到我们家里集合，共同等待一个无比兴奋的时刻，那就是我父亲放枪。在大年三十儿夜晚，我们家的枪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枪声清脆响亮，划破夜空，让所有的爆竹都黯然失色，败下阵来。父亲手持双筒猎枪，每次压两发。一次两枪，放7次，每次枪声过后，我们就一片欢呼！枪声吸引了周邻的孩子们，人越聚越多。梦歌在我的《父亲的猎枪》回复中，对这件事做了深情回忆。梦歌家住7栋，我们的家紧紧挨着。后来，从7岁上学开始，梦歌还有凯，我们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到现在也没有分开。
枪声过后，我们打着自己糊的灯笼，开始放鞭炮。那时我们很少听到成挂放的鞭炮，我们兜里仅有的不多的“小鞭儿”，要一个一个去放，慢慢地去享受。如果哪一个没有响，要捡回来，掰开，放一个“刺花”。我们感到最快乐的是，到栋东头的公共厕所去放“二踢脚”。那时，二踢脚是比较奢侈的爆竹。在我的记忆里，烟花类的东西印象不深。只有生活富裕一点的家庭，孩子才有放二踢脚的可能。放二踢脚的过程是，把二踢脚放倒，用砖头架好，对准厕所门，二踢脚点燃，一声响后，射进厕所，在厕所里炸响第二声，那声音甚是好听，尤为响亮。一个除夕夜，我和凯哥如法炮制。在我们准备的过程中，一个人如厕，我们没有察觉。待我们的二踢脚在厕所里炸响，厕所里“妈呀”一声叫喊。在骂声中，我和凯哥撒腿便跑。成人后，我和凯哥经常回忆此事，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吓得坐在了粪坑里。这个厕所，改革开放后扒掉了。
放完鞭炮后，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守夜。每人分得一堆儿刚炒的葵花子，一个大柿子，两个冻梨。奶奶领着我们回忆陈年旧事，述说旧社会的苦难，我们流泪听着，享受着新社会的幸福和快乐，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让我们全家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我们围在收音机旁，那里有侯宝林说的相声，我们听得捂肚子，淌眼泪。我们必须要听到收音机里播放新年钟声，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我不懂我们家三十儿半夜为什么不包饺子，而是去吃剩下的年夜饭。年夜饭很丰盛，有用野兔肉炸的肉丸子。吃剩饭我们也很满足、很快乐。初一一早，我们就可以吃到猪肉酸菜馅的饺子了。
初一一大早，我们整个“部落”的人全到长林二哥家集合。人来全后，首先要到我们家，去给我奶奶磕头。1963年我奶奶70岁，是这栋房子20几户人家里的最年长者。在我们家阳光明媚的堂屋正中，地上铺一条麻袋，奶奶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从我大哥开始，然后是我们兄弟，再后是邻居的孩子们，依次给奶奶磕头，祝奶奶健康长寿。那时不兴给压岁钱，如果象现在一样，我奶奶是给不起压岁钱的。给奶奶磕头结束后，我们便排起队，按每家父母的年龄大小去拜年。每走一家，“大叔大婶儿过年好！”“大娘大爷过年好！”祝福声便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同样，我们也没有得到压岁钱，但我们的兜里被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糖块，我们照样幸福和满足。
从初一到初七，除去吃好的，我们还有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一到两场电影。父亲所在的工厂，有一座俱乐部，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欢乐。春节，每个职工要分电影票，1角钱一张。我们每个孩子能够分得一到两张。我怕电影票弄丢了，就一个人偷偷藏起来。我因为打小有头疼病，记忆力受到了严重破坏，藏完就忘记了地方。经常出现电影开演还没找到票的情况，弄得我痛哭流涕。我的记忆力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现在经常把领导交办的工作忘在脑后，真是犯了再改，改了再犯。奇怪的是童年往事到记忆犹新，真他妈邪门了！
一年春节，我分得了一张《农奴》。在电影院里，贫苦藏民的悲惨生活让我哭得昏天黑地，悲痛欲绝。当我一脸泪痕，一头疼痛回到家里时，奶奶吓坏了。一个劲儿说：“这大过年的，演这么个电影干啥？看把我四孙子闹的。”“文化大革命”后，我又一次观看了《农奴》。这一次我没有流太多的眼泪，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那年，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我写下了一首诗叫《夺下我手中的火炬，没那么容易》。是《农奴》让我有了写作的欲望。
六、“部落”记事
我们这个部落的小伙伴们天天在一起。其实我和凯哥那时候只是那些哥哥们照看的孩子，我们和人家在一起还算不上是人家的伙伴，只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边瞎跑。我记得我们去的最多的是长林三哥家，他家屋子还没有我们家大，但他家大人非常好，不管我们什么时间去，去多少人，大爷大娘都是那么热情。除去吕家，我们家是另一个据点。
在三哥家，哥哥领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打扑克、玩军棋、表演小魔术，等等。我记得我大哥自己绘制了一个《升官图》，市场上卖的《升官图》方格里画得是各种官，随着色子的转动，看谁先当皇帝。大哥把里面的官儿修改了，变成了工人、农民、解放军、老师、科学家等等，最后当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们玩得津津有味。我在那里学会了一些小魔术。其中记忆最深的是穿针。手里拿一根线绳，缠绕在大拇指上，前面留一个小孔，很小很小，但不管怎么小，都能轻而易举地把绳头穿过去。后来我用它欺骗了不少小孩，当然包括我的儿子。那些大孩子们，放学写完作业后，先到长林家，长林三哥不在，就到我们家集合。
我们家房西边就是副食品商店，我们叫“服务站”。也就是我和凯哥“舔”豆腐板子的地方。我们家和服务站两个建筑物间是卖菜的菜床子。梦歌和田园肯定知道它的位置。在那饥饿的年代，这里成了我们组织饥饿自救，填饱肚皮的场所，每逢夏季，成了我们幸福的乐园。那些拉柿子、黄瓜的马车一到。大家就立刻冲上前去帮助卸车。等待着把劳动变成果实。当然，也不排除看不见去拿。不能叫“偷”。我们虽小，但我们非常知道“偷”和“骂人”是多么可耻的行为。部落的成员们把获得的东西拿到我们家，大家去分享胜利的果实。我记得，一次他们弄来了两棵大头菜，大哥洗干净后，用刀切碎，放在盆里，拌上酱油、醋和盐，当时还没有味精。大家围在一起吃的喷香。
服务站的主任姓于，人称“小于子”，我们叫于叔。于叔是单身，经常到我们家。我奶奶常常帮助他，给他缝补衣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奶奶还留他在家里吃过饭。于叔小个，胖墩墩的。一次不知为什么，于叔和部落发生了矛盾。我不知是不是和“拿”菜有关。在我大哥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让服务站变成了“棺材铺”。服务站所有门都写上了“于记棺材铺”的字样，所有墙壁都画满了棺材。我大哥天生是画画的材料，我在《我的大哥》中作过细致描述。他画的棺材活灵活现，完全仿真，连棺材上的人物故事都画上。每个棺材的前面都写上了于叔的名字。画这些棺材，我大哥有一个助手，是楼上的成坤哥哥。我大哥是他绘画的启蒙老师。若干年后，成坤哥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国际会展中心的领导，著名的美术师。第二天一早，于叔就敲开了我家的门。理所当然，我大哥被制裁了。
我们还有一件愉快的事情，就是冒雨“阅兵”。在工厂正门前到783（职工食堂）门前，那时是工厂的运动场。每逢雨季，我们要到运动场去阅兵。阅兵台设在食堂正门的缓台上。长林三哥和我大哥作为将领，每人身上披一块塑料布，呈斗篷状，站在阅兵台上，我们全体在操场上列队。雨越下越大，操场开始积水。这个水泡子有几十米长。阅兵台上的将领宣布阅兵式开始，我们列队甩着正步从泥水中踏过，步伐铿锵，水花四溅。溅起的泥水崩得我们满身满脸，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效果。“步兵”方队过后，是“骑兵”方队。我们重新集结，全体手持用铁丝（8号线）揻成的战刀，做骑马步跑过水坑，尤为壮观。我和凯哥跟在后面连滚带爬，不成人样。阅兵结束后，全体到我们家进行冷水浴，把衣服投干净继续穿上，自然溻干。
这个部落还有正事，就是不定期检查作业，促进大家的学习。记得我大哥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国庆之夜》，记叙了国庆节焰火晚会的盛况。用了很多形容词，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方格下面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对以上文字的赞许符号。这篇作文也一直被他保存着，我在他生前几年还看到过。最有意思的是隔壁邱家文哥的一篇作文，我二哥对此进行了朗读。大意如下：早上走（起）来了，我吃了米引（粥）……我们到世界（市里）去捞（买）鱼……东边一条马跑（路），西边一条马跑（路）……天上一鸟（乌）云，把红花花变成了兰花花……这是我最有父亲（意义）的一天。这篇错字连篇，词语混乱的作文，被我们当成了一生的笑料。若干年后，小文哥已婚，携文嫂到我家串门儿。在饭桌上，我们回忆此事，把文嫂乐喷了。文嫂是一个大型企业的中管，官居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就文哥的实力，能娶到如此漂亮并颇具才干的女人，很令我们惊讶。 七、上学
1963
报到第一天，我们在808（子弟学校）正门前站队。我排在倒数第二。我们的队伍站好了，又来了几位同学，是从上一年级留级来的。我们走进教室，我看到4栋的有凯哥，秀英，楼上的翠云、丽华，有7栋的梦歌、斌兰等等。上课了，我们坐在教室里，开始接受教育。我记得我学过的课文有这样一篇，叫做“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一天也就是上课下课，我对学习生活印象不深。 给我的一生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我至今想不起杨老师叫什么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模样，她的笑容。以至于现在还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我有头疼的毛病，阳光照射在我的位置，照在我的头上，我就开始头疼、昏眩。杨老师在前面讲课，发现阳光照到我的位置，就停下课，把我调到没有阳光的地方。阳光过去了，再停下课把我调回来。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奶奶在老师面前有过交代，我只记得老师是那样慈祥，老师的笑容是那样灿烂，那样美丽。我受这样的优待也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也不知同学们有没有不同看法。我想不会有，因为那时的孩子心地是那么单纯，象清澈的水。
一天，杨老师告诉我，让我准备3毛8分钱买红领巾。我知道我要入队了。我加入少先队那天是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举办篝火晚会。妈妈给我带了一块月饼。晚会上，篝火通红，有人向火焰中撒入咸盐，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高年级的少先队员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们互敬了庄严的队礼。那一天的月亮特别亮、特别圆、特别皎洁。我回家时有些不好意思，偷偷把红领巾摘下来叠好，小心翼翼揣在怀里。那一天起，我记住了这样一句话：“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
清明节到了，我们按学校的要求穿上白上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到市内的胜利公园祭扫烈士墓。从学校到公园至少要走5华里以上的路程。我们的队伍以一面巨大的校旗为先导，然后是大队旗，然后是鼓乐队。接下来每个班级既每个中队一面队旗。我们男女生各站成一排，互相扯起手。队伍太大了，一眼望不到头。烈士的名字叫方华，他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方华烈士纪念碑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纪念碑额上为一银灰色战机。我们每个少先队员向烈士敬队礼后，默默走到碑前，把一朵小白花放在碑座上。我们高声唱着那首歌：“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心……”
三年级了，我们换老师了。我到今天也不理解，同为人民教师，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比如杨老师，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但我记住了她的善良，她把善良深深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新来的老师姓刘，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不记得她的善良。她不客气地拿了我擦桌子的海绵，我哭了。我小的时候可能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哭起来挺凶。她不但不安慰我，还在全班同学面前阴阳怪气地说，“老师拿你一块海绵你要死要活的。”这句话也伴随了我的一生，成为有些同学嘲弄我的话题，也许并不是恶意的，但我12分的反感。还有一次，我期末考试语文拿了全班第一。她把她心目中的好学生叫到前面，站成一排。把我也叫出来，站在他们对面。意思是，你们干什么吃的，竟然让这个鼻涕拉瞎的小子拿了第一。她把考试卷子扔在地上，叫他们撅着屁股去捡。我他妈开心死了。
我不说她，我还说杨老师。人说好人有好报，但杨老师的晚年却非常凄惨，她患了骨癌。那年我父亲患病住院，杨老师住在隔壁病房。我半夜听见老人痛苦的叫声。第二天我去安慰她老人家。她还忍着剧痛夸赞我，说没想到你现在这样有才华。因为那时我在企业报社负责。我在旁边看见医生给她换药，伤患处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不久，杨老师去世了。我没有得到送葬的消息，但我在心里深深的悼念她。
我可亲可敬的杨老师，我祝您老人家在天堂里生活得快乐。
八、我们的乐园
我们那时的孩子都有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课余时间就是在那些地方活动，因此那些地方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那些地方就记载了我们的欢乐，成了我们今天难以忘怀的记忆。
从我们家往东走100
这个墓地大约200
夏天，这里是我们消暑纳凉的最好去处。我们在墓地里捉迷藏，逮蚂蚱，抓蜻蜓。攀登上那座最高最大的坟茔。放学了，我们不回家，选择一座陵墓，趴在陵寝光滑的大理石上写作业。在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进墓地，就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伙伴。三年自然灾害时，这里的榆树惨遭劫难，有的树皮都被扒光了。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文化大革命后，这里没人管理了。烈士陵园的围墙被拆没了，刻着碑文的铜牌被抠走了。很多墓碑被推倒了，砌在了老百姓家的仓房里。
1979
我们的另一个乐园是工厂职工俱乐部。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度过。因为那里有最吸引我们的电影。我们一般没有票。我们看电影要经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混进去，跟在某个大人的身后，拽着人家的衣襟，这招稍一长大就不灵了；二是散场时进去，藏在女厕所里，下一场放人时再出来；三是捡票根，然后做成假票，我三哥的技术尤为突出，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他用红笔绘制的场次数字，达到肉眼难辨的水平。有极高的成功率；最后就是散场时进去看一会儿，有几分钟算几分钟。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我父亲的一个徒弟做了俱乐部的临时收票员，他可以偷偷地把我们放进去。因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电影。
上世纪70年代
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文化的普及以及企业衰败的原因，文化宫一点点被废置了。2007
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当属农业社的菜地。我们地处市郊，走出住宅区就是农业社，我们也叫菜社。我们像东北抗联驰骋在林海雪原里一样，驰骋在农业社的菜田里。菜社有一个看地的光棍汉，大约五十上下的年龄，有些弱智，斜颈。人称“姜傻子”或“姜歪脖子”。他的兜里永远有一个白酒瓶子，他的脸永远是红色的，他永远是酒醉的样子。我们像抗联和日本鬼子周旋一样和他周旋着。他在西边，我们就偷偷从东边潜入西红柿地里，我们慢慢爬进去，爬到一定位置便翻过身来，开始吃柿子。享用完后，我们再爬出来，万无一失后撤走。当然，我们全都挨过老姜的臭骂，几乎所有人都挨过他那根足有五尺长的棍子。
前年，田园写下了《我家门前那条渠》，那条渠就浇灌着这些菜地。清清的渠水流过了我们的童年，伴随了我们的人生。现在，那里建成了区人民政府大厦，一座仿造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我认为比美国白宫还高大豪华的建筑。大厦前，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公园，成为市民休息观光的好去处。
沧海桑田，岁月悠悠。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儿时的乐园永远不在了。我还想，现在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可是他们的乐园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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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高尔基 童年的朋友的写作背景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的主人公是谁？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的全文谁有啊？？
《我的童年趣事》英文短文怎么写啊？
我要写一篇 关于童年趣事的文章
怎样评价《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主人公
谁能给我说说“童年”的主要内容谢谢
我爱罗的童年发生了什么
谁帮我追忆一部童年时期的电影
"我的童年时代",用英语如何表达
谁能给我推荐一篇写童年的文章
我要怎么建立一个童年回忆的博客
我要"童年"英文版的歌词
我要下载候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