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牌照上海验车:社会集体焦虑背后的关怀渴望

最近偶然看见网络上流传的《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关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封面文章，题目叫做“移民的理由”。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朴实无华，丝毫也不显山露水，仅仅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个人移民小故事，但我相信很多读者在读罢全文之后，难免会有坐立不安的感觉，而且很可能会想一想自己要如何是好。一篇成功的封面文章，并不关乎辞藻的华丽、旁征博引的繁复，而在于是否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就我个人的理解，这篇文章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现在国内的种种热点话题简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广东又出了儿童被汽车碾压却无人救助的惨事，本来就躁动不安的社会舆论更是如同火上浇油一般。表面上看起来，移民与关于救人的争论似乎并无相关之处，但如果把这些社会事件综合起来，其背后的指向其实是一致的：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就如同一部高速运转的引擎，却没有足够的润滑油，到处充满了冲突与不安。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高烧不退的集体焦虑症病因所在。

这学期系里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讨论课，主要话题就是关于社会中的人性关怀。对于这样的话题，我个人是很陌生的，以前接受的教育里没有这样的内容，自己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思考与研究，西方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只知皮毛而已，系里其他的中国同学好像也从没有人参加过这个讨论课，以至于连“考古”的可能性都没有。然而一但参与到其中，我就不能不承认，仅仅从学术的观点看，欧美学者对于社会领域的研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国内学界无法相提并论的，很多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所谓理论、主义、思潮都是学者们关起门来讨论的问题，与自己完全无关，个人只要管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处在话语权力的统治之下，无人可以逃避。大家现在争论激烈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归究起来也逃不出此例。有一次课间和主持讨论的教授闲聊，她有些好奇，因为这些年从没有见过其它中国人来上这节课，想知道我有什么收获感想。而我的回答角度大概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认为人性关怀的因素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在某一时刻全面崩溃的原因，而这却是其意识形态对立面已经全面崩溃或者被放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三联》文章中，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其实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的片段：美国的公交车如何人性化的设计来方便残疾人士出行。同时在文章中读者也可以看到一些移民者对于国内富丽堂皇的行政、服务机构完全却没有服务意识、言语不当的累累抱怨。这背后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每一个人本能都有着被别人关怀体量尊重的需求，尤其在物质条件显著上升的条件下，个体对于精神境界提升的需求已经非常强烈。很多人之所以愿意移民海外，发达国家人性关怀的氛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这并不是所谓“人的素质”高低的问题。而在当前国内以纯粹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的话语霸权之下，这样的需求却被完全忽略了。这也就是楼越盖越高，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迁移门槛越来越高，公众的幸福感反而越来越差，任何一起社会事件都能引发公众对于社会、政府怨恨质疑的原因。虽然这些年来政府也设立了一些诸如“文明办”之类的官僚机构，但其结果除了用来安排干部、增加民众负担之外，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如果更深一步的探讨，这实际上代表了执政者以经济增长来换取执政合法性认同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失败。

面对这样的窘境，现在官方理论界提出了建立“文化制高点”之类的策略，试图化解后现代社会里社会矛盾无法控制的趋势。看起来重庆是目前这种策略实验的一个重点，各种花样翻新的民生口号层出不穷。最近重庆方面所倚重的公知之一清华教授崔之元就一直在谈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葛兰西是国际共运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一直到今天，其理论仍然受到西方左派的重视。葛兰西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墨索里尼关进了监狱达10年之久。在狱中葛氏开始一直不得其解，何以世界工人阶级并没有如马克思预言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倒是墨索里尼政权颇受欢迎。后来有一天葛氏终于恍然大悟，发展出了一套“文化霸权”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其核心要点就在于，权力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和阶级关系，同时也存在于学校、教堂、社会规范等等。现在除了重庆，据说北京也开始推行“文化”战略。很明显，思路都是一样的。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只是一些表面上的文章，执政者的思维仍然没有能够从经济决定论的话语泥坑中跳出来。比如在重庆力推文化战略的崔之元长期以来一直在为重庆的“地票”制度摇旗呐喊，而这一所谓土地产权流动的创新，其设计恰恰就自相矛盾地反映出了所谓“重庆模式”背后残酷的掠夺性思维方式。根据崔之元的原话，“‘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我一直很惊异于这种把农村、农民的生活空间压缩到最低，甚至连“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都要强行剥夺的政策，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政府创新，并作为所谓新政的一部分被大肆宣传，而且还没有受到社会的质疑。毫无疑问，在如崔之元等一班重庆御聘专家学者眼中，农村、农民只是物化的可利用经济资源的一份子，并不具有天然的人性，只需要被安置在鸽子笼里就可以了。这样的重庆模式，虽然各种口号很动听，但其具体的实践却看不到人性关怀的考量。在这里，这就是经济决定论的话语霸权如何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在这样的话语体系统治之下，人与人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完全谈不到任何人性关怀的成分，也不可能发展出人性的关怀。

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一些人士甚至以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到来，模仿起毛泽东当年声援美国黑人抗暴的声明，大肆鼓吹声援华尔街革命。就如同毛当年对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理解错误一样，误以为那是一场“逼上梁山”式的暴力运动，这些人对于今天“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理解同样是完全错误的。华尔街上有人打出“消灭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的旗号，并不代表他们就欣赏乌有之乡式的意识形态。那些人所主张的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一种利益再分配而已。而这恰恰就如杨恒均先生近期的观察，华尔街的主流话语霸权受到了挑战，正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回到前面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全面崩溃的问题上，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当社会矛盾聚集到一定程度，其调节阀会自然产生作用，重新平衡调整社会关系。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广泛批判，这种力量积累起来，“占领华尔街”、反对金融资本话语霸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西方知识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基于对人性关怀的思考。

当然，永远也不要把事情想象成黑与白、好与坏的对立那么清楚。醉钢琴刘瑜老师曾经有句话，“有小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普世价值吗？我说，普世价值不需要从外面引入，中国只需要把蒙蔽和扼杀人性的制度、暴力、宣传给移走而已。”说老实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轻飘飘， How？世界上套用资本主义民主理念、模式的国家很多，成功的却就那么一小撮，能成为典范的就更少了，而多数失败国家则成了一些人攻击民主制度的例子。为什么？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虽然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在生物意义上都一样，但社会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历史演进的阶段性非常明显。而这一点则往往是让那些民主意识的倡导者们最为绝望的，因为主流话语权力的产生与这种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当毛派知识分子之一的北航教授韩德强在演讲会上慷慨激昂地高喊“领袖、领袖，才是掌握方向的舵手”，并赢得一片欢呼的时候，一个信仰民主制度理念的人可能很困惑，“为什么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对人性的关怀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那么刘瑜老师“把蒙蔽和扼杀人性的制度、暴力、宣传给移走而已”最多也就只是一个梦，因为找不到行动的原动力。但这一点如何达成，我没有答案，也无法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