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命观探微

大洪水是人类童年时期要面对的来自自然的无数考验与磨难之一，有关大洪水的记忆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反映。据马克·埃萨克2002年在网上发布的《世界各地洪水故事》记载，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和民族发现有洪水故事，仅“中国56个民族中，就有近400篇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洪水神话”，[1]足见洪水故事的地域分布之广泛，数量之惊人。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灾难斗争，在灾难中成长的历史，面对灾难其实就是面对生命问题。洪水作为远古人类都曾面对的灾难之一，灾难的背后折射出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心理下对待生命的态度。本文拟就广为人知的基督教挪亚方舟的故事和我国大禹治水故事探寻中西两大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命观。

    挪亚方舟的故事记载于基督教经典《圣经》“创世记”，讲述由于“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上帝后悔把人造出来，想把世界上罪恶的人和各种飞禽走兽毁灭掉。只有义人挪亚总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因而被上帝悦纳。上帝谕示挪亚造方舟，载家人和禽畜躲避洪水，最终重新繁衍人类。大禹治水的故事最初为民间口头流传，后经文人整理，散见于多种古籍中。《山海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另在《太平广记》、《吴越春秋》、《吕氏春秋》、《汉书》等典籍中都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些文字综合起来讲述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治水神话，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神话英雄大禹的形象。两则神话“存在于经过后人精心编制整理的典籍中，因而显示出较高的抽象概括程度，与本民族已基本形成的哲学或宗教思想一脉相通。”[2]两则神话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生命观。

一、原罪与实用理性——对

生命本质的不同认识

    挪亚方舟在《圣经》中只是上帝创世这整个故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把它与上帝造人的情节，亦即亚当与夏娃的故事联系起来，就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人堕落的过程：神照自己的样子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并取其肋骨造了夏娃。神把二人安置在伊甸园，负责修理看守。二人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像神一样懂得了羞耻善恶，神因此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令其从此辛苦谋生。亚当和夏娃繁衍人类。然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最终神降洪水淹没地上一切生灵。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降洪水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罪孽深重。亚当和夏娃犯了偷窃罪，他们的儿子该隐因为嫉妒而弑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可见从人类始祖开始就是有罪的，洪水是对人的罪行的惩罚。这就是基督教哲学最根本的命题——原罪。所谓原罪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原罪是普遍的罪性、原罪是人类的天性、原罪是遗传而来、原罪来自亚当。[3]这种原罪意识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成为西方文化心理的一大特征，也因此有学者将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

    把人性的本质界定为“有罪”，其结果是对生命不断进行审视和反省，并力图摆脱自身的罪孽。基督教的忏悔、祈祷、洗礼就被视为可以减轻罪的方式。原罪意识一方面促使人“为赎罪而奋斗：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眷，再回到上帝怀抱。”[4]挪亚就是受到神的特别眷顾，不仅洪水逃生，而且在洪水后“昌盛繁茂”。另一方面我以为原罪意识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已经超越了其宗教功能，激发了人的自省与自律。如前所述，原罪与生俱来，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当它成为人的潜意识的时候，更容易促使人把追求善和爱当成一种本能的自觉。

    大禹治水的神话中，没有交代“洪水滔天”的原因，叙述的重点在大禹治水的经过，“洪水”在其中完全居于配角，用来衬托大禹这位治水英雄的形象。我认为这种对材料的取舍正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体现，关于洪水原因的缺省恰恰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对生命本身的肯定。在上帝那里，洪水是用来惩罚人类罪恶的手段，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而在中华先民眼中，洪水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的自然灾害，与洪水的抗争实际就是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唯其如此，方能显现出生命的力量。因而，在大禹治水中我们看到的是鲧禹两代人前赴后继，鲧牺牲生命，化孕大禹，大禹抛妻别子，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十余年，试验无数方法，终于平息洪水，给九州百姓带来了安宁。这是一种重实践、重现世人生的实用理性态度。中国人很少空想“天国”，幻想来世，而是注重生命的“此在”，生命在人的生存过程中是积极的、主动的、乐观的。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禅宗讲“担水砍柴无不妙道”，民间谚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不彰显着对生命和生活的执着追求和肯定。

    有人评价中国人由于缺乏原罪意识，因而缺乏对生命的反省和行为的自律。我以为这种看法太过片面。如前所述，基督教昭示人存在着一个伊甸园一样的天堂，那本是人的居所，只是因人犯了罪才被逐出天国。人此生的任务就是努力行善赎罪，获得上帝的原宥，才能重返伊甸园。赎罪必然要明白自己有何罪，因而就要具有反省精神，反省的终极意义是去除人性中的恶而达到善。中华民族的性格素来重实践、轻思辨，重行动、轻反思，这也是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与其说中国人缺乏反省精神，毋宁说中华民族奉行的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在行动中彰显生命的价值，在实践中获取人生的幸福。两种文化的心理指向不同，一种向内，教导人们通过深刻地反省达到约束自身外在行为的目的。一种向外，主张通过道德实践实现生命的完善。不管向内还是向外，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生命价值取向上都以善为终极目标，殊途同归，最终的结果都是去恶扬善。

二、神本和人本——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

    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何种地位，这是人的生命意识觉醒时首先思考的问题。在挪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中，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

    挪亚方舟故事的主角是神耶和华。神是先于时间和空间的绝对存在，他创造了天地，区分了光明和黑暗，造出了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他还是秩序和法律的制定者。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他不满人类的恶性，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创造物。他命令挪亚造方舟，并规定了方舟的造法。他又规定了挪亚带进方舟的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洪水过后，又与人立约，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在这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人的生存是受神所赐，因而人在神面前必须惟命是从，恭顺谦卑。这是一种神本主义的思想，“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天地万物，他关怀他的所造，爱抚他的所造，他会对人类的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进行干预。由于上帝是人格的神，他有他的情感，他会因为人的罪恶而震怒，他也会因人的苦难而怜悯人，他爱人和拯救人。”[5]神自始至终都是主宰一切的力量。神本主义使人服赝于神的权威，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在神的手中，对人来说，神是救世主，所以面对洪水，挪亚采取的是一切听从神的指挥，被动地、消极地躲避在方舟上，直至洪水退却。

    神本主义在人的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救世主，强调人要服从上帝的旨意。但人又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否则亚当就不会违逆神的教导，偷吃禁果。洪水不仅是上帝对人的原罪的惩罚，也是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的矛盾冲突的反映。当然，最终是上帝意志重新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但人对自由的向往并未泯灭，“要求人的尊严，反对神的权威，要求尘世生活，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6]这是人权与神权的斗争，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在文艺复兴时期使西方文化精神从神本主义走向了人文主义。

    大禹治水中没有象挪亚方舟里那位发动大水，享有至高地位和无上权威的神，有的只是大禹这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他面对洪水，不是逃避，而是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率领百姓与洪水作斗争，最终战胜了洪水，化害为利。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反对以神为本，而将现世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本精神在灾难面前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意义与价值：面对灾难，不信天，不信命，相信人自身的能力，这是一种无畏与自信，生命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之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得以充分展现。鲧禹两代人治水，耗时二十二年，试验了无数方法，鲧甚至因此牺牲了生命。大禹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了疏导的方法，制伏了洪水。中华民族在灾难中顽强不屈、生生不息，在实践中积淀生存智慧的精神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

    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同时又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人本精神，即把人放在道德伦理的框架中去衡量。各种典籍中对大禹的歌颂可以窥见一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7]“禹有功，抑下洪，辟除民害逐共工。”[8]“禹疏九河，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9]许多典籍都描写了大禹终年奔波在山川大地，晒得“颜色黎黑”，“步不相过”，年龄不过三十，却面貌憔悴苍老，腰弯了，腿曲了，臣民们见了都不禁伤心落泪。这种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人格品质，历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人的生命只有在为他人谋幸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

三、激越与稳健——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

    挪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从不同的叙事角度阐明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体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为了获得生存而采取的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为了惩罚人类，上帝发动大洪水，淹没了世上一切有血气的生命，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这里的大洪水不仅具有惩罚的道德意义，更有否定一切，重建秩序的功能。西方文化传统重视对立和斗争的意义，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灭世的洪水、遍地的荆棘、恶劣的生存环境无一不对人的生存产生巨大威胁，人只有与自然相抗争才能求得生存。包括挪亚方舟在内的圣经创世神话隐含了这样的思想：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于人来说是与自然相抗争的手段，依赖先进的科技，人可以获得主宰自然的力量。

    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对立中的和谐统一，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天人相谐”、“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思想。《周易大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天地生成万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要合乎自然规律，人对自然进行改造与控制的前提是顺应自然。因此，大禹通过疏导最终控制洪水，还百姓安宁。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中，中国人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是，天、地、人构成了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正如《易传·系辞上》所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中西方民族展现出了不同的生存哲学：一种是在否定和斗争中建立新的平衡，一种是在旧有秩序中进行改进与完善。所以，西方有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与激情，积极主动，信心百倍；中国有天人合一和中庸思想，稳健笃定，淡泊宁静。生命在自然、社会、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两则神话给出了两个答案：前者是以激越和突变使生命变成一首昂扬向上的浪漫之歌；后者是以淡定和稳健获取生命的安宁与幸福。

    两则神话，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观。但同时，我们要看到文化的交汇融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