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西丽车管所地址址:名老中医经验集-焦树德1

名老中医经验集卷二 焦树德   深研辨证论治的焦树德 阎小萍整理 编者按：焦树德，河北省辛集市人，从事医疗、教学５０余年，是全国著名的临床学家。现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新药评委会委员，全国科技图书评委会委员。著有《用药心得十讲》、《从病例谈辨证论治》及学术论文５０余篇，荣获北京市“科技之星”光荣称号。 焦氏早年幼承家学，后又亲聆老一辈中医名家教诲，学术根底深厚。毕生深研辨证论治，并锐意创新，深有心得。临证强调辨证论治，力求辨证精确，立法精当，选方用药丝丝入扣。既严格遵循传统组方原则，又注重汲取现代研究成果。提出临证“四必须”、“五强调”，实为其毕生经验总结。处方用药既重视成方活用，穿合化裁；又重视药物归经，恰当配伍。 文中选载８例疑难验案以佐证，其精于辨证论治已见一斑。 焦氏临床医疗擅治疑难杂证、危急重证，不但对功能性疾患疗效卓著，对器质性疾病也效果惊人。本文系统介绍其对痹、心痹、胸痹、咳、喘、哮、肝胆病、脾胃病以及高血压、神衰等病证的独到见解、辨证论治经验和组创方药，很有特色。 焦氏重视中医科研，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色，创新发扬”的科研思路，主张继承与发扬并举，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并用，中医与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医科研不失为良好的思路。 总之，纵观全文，焦树德教授学术造诣精深，临床经验丰富，确是我国当代学验俱丰又锐意创新的中医名家。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灵枢·九针十二原》 第二卷１ 焦树德，男，１９２２年５月生，河北省辛集市人。早年向外祖父学习中医，攻读古典医籍，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明、清等历代医家的代表性著作，均有涉猎研究。 １９４１年在原籍开业行医，同时考入天津国医学院、西医专门学校函授学习，边干边学。抗日战争时期，利用行医之便参加抗战工作，为抗日干部和伤病员诊病疗伤。１９４６年经冀中卫生局考试审查合格，发给医师证书，１９５０年悬壶于北京市。同年参加中央卫生部高级医师考试及格，即于１９５１年冬，参加国家工作，任北京市立第二医院内科医师。１９５５年冬，到中央卫生部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近三年，再次系统深入地学习祖国医学，亲聆了蒲辅周、黄竹斋、杨树千、秦伯未等全国几十位中医名家的教诲，毕业时荣获银质奖章。 １９５８年秋，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达２７年之多，历任内科教研室讲师、副主任、副教授、教授；附属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培养了三届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１年当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１９８４年春，奉调到中日友好医院任中医内科副主任，筹备开院。开院后于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院“先进个人”，获奖金、奖状，并任专家室副主任，１９８６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此后，在国家‘七五’攻关课题“痹复康冲剂”的研究中做出了贡献，被北京市科委、科协评为“科技之星”，并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３０日《北京日报》头版，发表其先进事迹。 焦氏曾主编《简明中医内科学·下卷》、《痹病论治学》等书和《橘杏春秋》医刊；主审《老年中医保健》和光明中医大学《中医内科学》讲义；参加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内科学》和北京中医学院《内科学》讲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内儿科》等书的编写。 焦氏临床擅治内科疑难重病，对肝、胆、泌尿系结石注重增强肝、肾本脏功能；对萎缩性胃炎、溃疡病等采用自拟的三合汤和四合汤，不但胃痛能愈，而且胃镜和病理检查也见明显好转，溃疡愈合；对冠心病、心肌炎、心绞痛采用心肺、胃、肾同治，理气活血，助阳化痰并用，颇有良效；对中风证（急性脑血管病），常用中风三法，认为风痰阻络、风中于经常归于腑，必须清化阳明，通腑活络；对再障及出血性疾病，重用滋胃凉血、降气清热；对高热性疾病，谨遵“见热莫攻热”之训，活用清、疏、滋、降、和解等法，力求治本，其热自解；对休克厥证，人事不省诸疾，用助阳开窍，宁心醒神，辨证治本，效果颇佳；对诊治各种顽疾、危证，每每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拥戴。 焦氏在学术上强调中医理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特别重视辨证论治的灵活运用。主张用整体系统观念、动变制化思想分析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力求理、法、方、药清楚，丝丝入扣。对咳嗽的辨治，提出宣、降、清、温、补、润、收等治咳七法，认为七法巧妙配合，变化无穷。 对哮喘提出《治喘两纲六证三原则》（又名治喘六麻），创拟麻杏二三汤、麻杏苏茶汤、麻杏蒌石汤、麻杏补肺汤、麻杏六君子汤、麻杏都气汤等治喘效方。对神经衰弱的阴虚肝旺证和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创用挹神汤。对下肢淋巴管回流障碍的足（胫）浮肿，创有足消肿汤等等，广为临床医师采用。焦氏还创有表格式脉象标记法，不用标明寸、关、尺和左、右手，即可了解患者六部脉象的特征。如下图所示：第二卷２（寸）（关）（尺）（左）弦滑弦略滑弦略沉滑（右）滑滑略弦沉滑［注：应用时，带（）的字均不写出来］此法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曾被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规定用于病历书写之中，全国通用中医病历书写格式中，也曾被采用。日本京都高雄医院，也用此法。 焦氏主张有目的、有选择、积极地吸收现代科研成果，促进中医药学按照自身规律向前发展。对中医科研工作，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点、创新发扬”的研究方法，该文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青岛会议上和《光明中医杂志》上宣读和发表，提倡具有中医特色的创新。例如诊治类风湿性关节炎，颇有心得。对具有关节变形、骨质受损、肢体僵屈的痹病，创议“痹”病名，并提出初步诊治规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痹病学组１９８３年采用这一病名和主要方药，组织２７个省市科研单位，进行了临床研究。又与本溪第三制药厂合作，共同创制了“痹冲剂”，现已畅销国内外，并获国优产品奖。１９８６年领导中日友好医院“七五”攻关痹科研组再与该厂协作，通过５年研究又研制出第二代痹新药———痹复康Ⅰ号、Ⅱ号，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焦氏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及美国讲学，被聘为日本中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和美国加州医师公会中国医学研究院学术顾问，美国中医药研究学术顾问以及新加坡毕业医师协会永远学术顾问等职，受到国内外医界人士的高度赞誉。主要著作《用药心得十讲》和《从病例谈辨证论治》二书，均获人民卫生出版社“优秀作品奖”，前者畅销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后者已被译成日文《病例かち学ぶ中医弁证论治》在日本刊行。《焦树德医论医话精选》１９９０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中医界的欢迎，现正在准备刊出第二版。焦氏曾发表《治咳七法》、《心绞痛的辨证论治》、《痹刍议》、《中药的临床运用》等医学论文５０余篇，日本《中医临床》和《新中医研究》杂志，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特刊》上均有发表和转载。 焦氏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专家室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称职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审评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审评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科技图书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痹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级医刊》和《中日友好医院学报》编委、《光明中医》副主编；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理事、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理事、中国药材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名誉院长等职。第二卷３ 学术精华 一、深研辨证论治，提出“四必须”、“五强调”焦氏从医治学５０余年，对辨证论治有深入的研究，曾将经验和体会写成《从病例谈辨证论治》一书，颇受医界欢迎，日本医界译为日文《病例かち学ぶ中医弁证论治》在日本刊行。焦氏不泥于一般的常规，而是深入撷扼其精神实质，灵活机动地运用，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对“辨证论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和风格。焦氏临床治病疗效卓著，其原因不在于“奇”，而在于“深入、准确、机动、灵活”地运用“辨证论治”，直戬疑难病证的症结。其处方颇似平淡，少有生僻药物，却屡能见效，即使是疑难重证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概言之，焦氏要求在辨证论治时，要做到“四必须、五强调”。 （一）四必须１．必须坚持整体观念祖国医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概括之，并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成为浑然整体。通过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学说，把人体的生理、病理、内外、上下、器质、功能、精神、物质、机体、环境等统一为一个整体。例如：“心”居于胸中，运行营气，主血（内）；其华在面，发为血之余（外）；舌为心之苗，主神明，与脑有关（上）；与小肠相表里，其经脉下络小肠（下）；心藏神，喜伤心（精神）；“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明·李），色赤，主血脉（物质）；行血，藏神（生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病理）；脉象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气候与机体）等等。外在环境与机体统一，如寒伤肾、湿伤脾、热伤心、燥伤肺、长夏善病洞泄、秋善病风疟等等。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又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浑然一体的辨证思想，有效地指导着疾病的防治，并对强身抗老、延年益寿，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中医的理论中，始终贯穿着整体观念，在临床实践中也必须用“整体观念”去分析病情。 如见到某一局部症状（或某一精神症状、或某一脏腑症状），都要从整体的生理病理关系去考虑，进行详细辨证，把局部看成是整体的局部，正如《内经》所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切脉动静而视睛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如在治疗骨质受损，关节变形，拘挛肿痛、活动不利的“痹”时，就是从整体考虑。认为寒重伤肾、肾主骨、肾主下焦、阴寒之邪与肾同气相感，乘肾虚而深侵入肾；肝为肾之子，母病则筋失所养，而致骨松筋挛，关节变形，故治疗上绝非单治局部的关节，而是从整体着手，以补肾祛寒、强壮筋骨治其本，养血祛风、利湿活络、通利关节治其标，标本同治。又如治疗肠痈（阑尾炎），也不是将着眼点局限于阑门部位之痈肿而投用大量清热解毒之品，以消其“炎症”，而是从人体各部为一有机整体来考虑。认为肠者，畅也。 第二卷４大小肠属于六腑，六腑以通为用，六腑不通，肠道壅郁，蕴结化热，不能通畅传导，壅结成痈。故采用通腑泻热之法以畅其壅滞，活血解毒以散其壅结。病现于局部，治则在全身。再如治疗天行赤眼（西医诊为“急性结膜炎”），也绝不着眼于治疗双目之红、肿、痛，而是根据患者出现的“白睛红赤，畏光流泪，涩痛难睁，兼见口苦咽干、渴不欲饮、脘闷纳呆、大便干、小便黄少，舌质红，舌苔黄，脉象弦数”等见症，本着“肝开窍于目”、“风善行而数变”、“风性上达”、“肝主风”的理论，选用清肝经之风热为主的方药。总之，在临证时，一定要时时注意坚持运用“整体观念”去认识、分析和治疗疾病，才能够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取得良好的疗效。 ２．必须运用“动变制化思想”和“从化学说”祖国医学认为天地间一切物质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人体的生命现象也是在一刻不停地运动变化，在内外环境的相互影响下，生理病理的矛盾斗争也在时刻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天元正纪大论》也说：“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这种古代哲学的自然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恩格斯曾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人体内部，也是每一瞬间都处在自行产生与自行解决的矛盾运动之中。中医理论认为这些运动又只有在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中，才能保持正常的变化，维持动态的平衡。正如《内经》指出：“亢则害、承乃制”、“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焦氏把这种不断运动变化，又有生克制化的思想，称之为“动变制化”思想。认为“动”“变”必须在互相制约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符合正常要求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着“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的哲理。 基于这种动变制化思想，故在临证时强调注意症、证的转化，从而确认主证，抓住主证进行治疗。例如伤寒太阳病可以传入少阳或阳明，也可以转化为少阴或太阴……；温病的卫分证可以转化为气分证；营分证可以由营传气，也有的很快逆传心包等等。在论治时，从这种思想出发，主张“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等等。认为病证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故主张遵循“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等等治则，灵活准确地运用辨证论治。例如治疗肠痈（急性阑尾炎）初诊邪正斗争激烈，腹痛、便秘、呕吐，宜急投以攻下推荡，消除壅塞之剂。再诊时诸证已转缓和，大便已畅，腹痛已减，应将大黄、元明粉的用量减轻。最后腹痛已止，诸症均近于消除，应完全去掉元明粉咸寒泻下之品。这正是运用“动变制化”思想，把握住证的传变、转化，抓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主证，予以及时恰当治疗。 祖国医学不但十分重视疾病的动态变化，而且十分注意疾病的性质变化。在观察疾病性质变化时，认识到不但病邪不同可以引起不同的疾病，即使病邪相同有时也可以出现不同的疾病。 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从化学说的规律：病邪虽同，从化各异，从阳化热，从阴化寒。譬如有三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相同，在同样条件下受寒邪发病。一人表现为头项强痛，恶寒发热，身痛无汗，气闷微喘，脉象浮紧，属于伤寒病的太阳表实证。另一人表现为畏寒怕冷，不发热，腹满而吐，食不下，腹部阵阵作痛，大便稀泄，口不渴，脉沉，属于伤寒病的太阴里寒证。第三人初起时微恶风寒，第二卷５很快即发热而渴，头痛、无汗，微咳，脉象浮数，属于温病的风温卫分证。同受“寒”邪，致病不同，这是由于寒邪侵入之后，随着每个人当时体内阴阳虚实不同而“从化各异”。第三人，是阳性体质或当时体内已有积热，故“从阳化热”而形成了温病。第二人为阴性体质或当时体内已伏有寒邪，故“从阴化寒”而形成了伤寒病的里寒证。第一人则身体素壮，寒邪自外侵入，人体的卫外之气立即在机体皮表卫分与寒邪抗争而形成伤寒病的太阳表实证。病邪不但在发病时可以从化各异，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可以发生从化各异的情况。例如伤寒病的少阴证中就有寒化证的附子汤证、四逆汤证等，热化证的猪苓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证等等的不同。厥阴证中也有厥热进退、阴阳胜复的变化等。祖国医学非常重视由于各人体质和反应性的不同，而使疾病过程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故在辨证论治时，必须注意到病邪对人体的损害与抗损害斗争中的不同内容及人体在一定条件下如何自己运动的规律，从而去辨别疾病的证候，预见疾病发展的趋势，从而去帮助和调动人体内部的抗损害因素与机能而战胜疾病。总之，只有在临证中善于运用“动变制化”思想和“从化学说”，才能提高辨证论治水平。３．必须遵照循症求因、治病求本祖国医学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总结了一套通过病人症状，去进一步探究人体全身变化情况的方法，后人称此为“循症求因”（亦名审症求因）。例如“风”的症状是善行而数变，痒、抽搐、掉眩、游走、脉弦等，常与肝有关；而“湿”的症状是病体沉重，缠绵难愈，水肿、浸淫流水，胸闷、纳呆，口粘、恶心，身热不易速退，舌苔厚腻，脉滑，常与脾有关等等。 医生可以根据这些因症统一的规律去“循症求因”，从分析局部病变的相互关系和症状特点入手，从整体上去认识疾病的本质。例如曾治疗一名４８岁的女性患者，发热５０余日，体温昼３７８～３８５℃，夜３８５～３９℃，先恶寒继即发热、热多寒少，口苦、呕恶欲吐，汗出恶风，胸闷，食欲不振，大便干燥。虽经西医检查终未确诊，用抗生素等治疗无显效。焦氏据其寒热往来５０余日不解，苔厚腻，脉滑，胸闷纳呆，呕恶欲吐，知为邪踞半表半里，膜原伏湿郁久化热，湿热内蕴而致。因伏有湿邪，故缠绵难愈，据此而用和解少阳、化湿清热法，七剂痊愈。可见临证时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症治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须注意“循症求因”。 在“循症求因”的同时，还要注意“治病必求于本”。疾病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症状，而症状只是疾病的现象，医生必须详细观察并进行综合分析，透过对疾病表面现象的分析抓住疾病的本质，才能确立恰当的治疗方法。祖国医学把人体各种结构和功能，概括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对立而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认为阴阳在互相消长的运动中须保持动态平衡，机体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发生疾病。因此中医治病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所以在治病法则的总体上，古代医家非常强调着眼于调整阴阳这个根本。明代医家李念莪在《内经知要》注解“治病必求于本”时说：“病变无穷，而阴阳为之本。”又说：“洞察阴阳，直穷病本，庶堪司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例如一６６岁男性患者，头晕目眩，阵阵耳鸣，双目干涩，视物不清，腰膝酸软，心烦易怒，轰热汗出，偶有舌强语涩，舌质略红，薄白苔少津，脉象略弦细，血压波动于１９５～２６０／１１７～１４３ｋＰａ（１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１０毫米汞柱）之间，虽服用降压西药，然血压不稳定，症状无缓解。 焦氏认为６６岁男性，知肾气已渐衰，加上头晕、目眩、耳鸣、目干涩、视物模糊、腰膝酸软，知其肝肾阴虚，肝肾之清窍失于濡养；心烦易怒、轰热汗出、舌强语涩，知为肝肾不足、水不涵木、肝第二卷６阳上亢、肝风欲动所致。治疗上不是着眼于采用大剂量重镇之品，以求达到降低血压，而是本着“治病求本”的精神，遵唐代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旨，采用“滋水涵木”、“育阴潜阳”，佐以“平肝熄风”之法治之，在全身症状消除后，血压也降到了正常，可见临证时必须注意到“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４．必须注意治养结合祖国医学治疗疾病，不仅要注意进行积极的燮理阴阳、整体治疗，并且还十分注意对身体的调养。《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脏气法时论》又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主张服药与饮食调养要配合得当，以达强身却病之目的。更指出攻伐大积大聚时，要消其大半即止，攻伐太过则伤人，宜扶正调理，结合饮食调养，所余之积聚，可渐渐自去。 本于这种思想，焦氏常常把饮食宜忌随时嘱告病家，使其达到治疗与调养相结合，令疾病迅速痊愈。例如对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患者，嘱其忌食辣椒、胡椒面、葱、蒜等辛辣助火之品外，尚宜忌食容易动风之鸡肉、鸡汤等，因为鸡为巽禽，其性属风。再如对寒邪伤肾入骨，致骨松筋挛之痹的患者，除了服用补肾祛寒，强筋壮骨之中药治疗外，平时还应多食一些核桃、鹿肉、山药、狗肉、羊肉、肉桂皮、小茴香，或金毛狗脊、枸杞子等补肾、助阳、祛寒之物，四肢关节处应注意保暖，进行适度的锻炼及运动等等。可见，俗话所说的“三分吃药七分养”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 总之，“治养结合”也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于临证中必须贯彻这种精神，细心嘱告病者，如何调养而达早愈。 （二）五强调１．强调“因证制宜”“因证制宜”，即是在辨证论治时要根据证候和病情的不同特点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时令气候、地理环境以及个人体质不同，对疾病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治疗疾病时，要把影响疾病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做到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要根据各个病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概言之曰“因证制宜”。 按照不同季节气候的特点，而使用药物，称之谓“因时制宜”。四时气候的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对人体的生理病理都有一定的影响。至于反常的气候，则更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春天风和日暖、阳气上升，腠理逐渐疏松，即使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散之药，以免汗出过多；夏天炎热，动则汗出，治疗时应注意清解暑热、保护津液；秋天气候干燥，应注意滋阴润燥，不适宜过用辛香燥烈的药物，以免重耗津液；冬天寒冷，阳气敛藏于内，腠理致密，若非大热，不得过用寒凉之品，致使阳气更伤；梅雨季节，雨水颇多，气候潮湿，患病每多夹湿，治疗时则应适当加入化湿、渗湿之品。 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在使用药物时亦应有所不同，对此称之为“因地制宜”。我国土地辽阔，东、南、西、北、中，地理环境不同，各地的生活习惯有异，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影响也不尽然相同，故用药之时，亦应有所区别。例如我国的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寒冷少雨，患病则多燥、第二卷７多寒，治疗宜辛润；而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温暖潮湿，患病则多湿、多热，治疗方法宜清化。同样是外感风寒，在北方的严寒地区，药量则宜稍重；而在南方的温暖地区，药量则应稍轻。 使用药物时，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惯、体质强弱、阴阳盛衰等特点，来拟定治法及方药，此称之为“因人制宜”。因年龄不同，生理机能和病理特点亦不同。老年人气血衰少，生理机能减退，故多见虚证或虚实夹杂证，治疗时，应当注意到补虚，即使有实邪存在亦宜攻补兼施，不宜肆意攻伐，以免损伤正气；小儿的生理机能旺盛，脏腑娇嫩，气血未充，病情转化迅速，故治疗过程中应当注意调护胃气，忌投峻烈之药，若非大虚之证，尤当慎用补剂。用药剂量亦必须根据年龄的不同而加以区别，药量太小，则不足以祛病，药量太大，则易伤正气。人的体质又有先天禀赋、后天营养和锻炼等情况的不同，若体质强壮耐受性较强者，用药剂量可大一些，反之，则可小一些。人的体质不同，即使是患同样的病证，用药也要有所区别。如阳盛之体应慎用温热药，而阳虚之体则应慎用苦寒药。妇女在生理病理上有经、带、胎、产的特点，也应加以考虑。 ２．强调明辨主证和主证特性并辨别证候转化与真假辨证的首要目的是要在纷繁的症状中找出主证，并辨出它的特性。祖国医学认为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体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与病邪作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其发展变化是不均衡的，其中必然有起着主要作用的证候，中医将起主要作用的证候称为“主证”。找出了主证，才可以进行治疗，但还不能十分准确地给予恰当的治疗，所以辨出主证后，还要辨出主证的特性。举例来说，“肝脾不和”为主证，治以调和肝脾之法，虽然也可以，但是还要进一步分辨它是因肝旺引起的，还是由脾虚引起的。如果是因肝旺、肝气横逆克制脾胃所致，治法应是抑肝扶脾，甚至只用抑肝法就行了。反之，如果是由于脾胃虚弱，肝乘脾虚之机而克制脾胃，治法就应是扶脾抑肝了。所以，笼统地用调和肝脾法而无所侧重，就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辨证时除了注意辨出主证和主证的特性外，还要注意辨别证候的转化与真假。中医从“动变制化”思想出发，认为疾病的证候是不停地变化着的，不要认为虚证就永远是虚证，实证永远是实证，要随时注意它的变化。例如高热神昏的阳盛热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四肢厥冷、体温急剧下降、冷汗淋漓、失神不语的阳脱阴盛虚寒证。反之阴寒之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阳热之证。因此还要注意分辨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等证。一般说，老年病人或久病、重病患者，如出现发热不宁，口干不欲饮，面红如妆，足膝冰冷，心烦而欲盖衣被，且能安卧，脉象沉细而弱等，为真寒假热证。反之如病人出现神昏，四肢逆冷，有时怕冷而不欲盖衣被，胸腹及腋窝高热而四肢冰冷，口渴能饮凉水，烦躁不能安卧，脉象沉小但重按有力等，则为真热假寒证。另外，还要注意到“大实见羸状、至虚有盛候”的情况。例如体壮的病人出现倦怠喜卧，食欲不振，头昏少神，肢体乏力，舌苔黄厚，大便干秘，脉象实大有力等，为真实假虚证。儿童易见此证，因为儿童每日到处玩耍，喜欢吃东西，很有精神，如果不注意节食而伤食停滞，则可出现不喜玩耍，喜卧懒动，食欲不振，头昏倦怠，精神不好，脉象沉滑有力等症。此时的倦怠、无精神、喜卧等并不是虚证，而是真实证中出现的假虚现象。反之，老年人或久病、重病之人，如突然出现神志十分活跃，言语格外清楚，声音亦较前清亮，本来不能坐起的病人，突然能坐起，活动有力，过去记不清的事，突然记得很清楚，脉象虚、弱、微、散，似有似无。这种情况，俗话称之为“回光返照”，为元神虚极欲脱，真虚假实之证，是极其危险的证候，应赶紧抢救，或可救于万一。故主证确定后，尚需再分辨其真假。 第二卷８３．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一治疗原则，最早见于《素问·异法方宜论》。其论说：“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得治之大体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又说：“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几千年来，这一治则一直是辨证论治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注意了疾病的内外因素的辨证关系，也注意了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因为同一疾病在不同条件下变化各不一致，故在辨证论治时，除分辨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等情况外，还要注意根据病人所处的地区、气候、季节、生活习惯、饮食、体质等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使“各得其所宜”，才能更好地提高疗效，治愈疾病。 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认识到不但同病可以异治，而且异病也可以同治。因为在不同的疾病中可以出现相同的病理过程，表现出相同的证候，这时就要运用异病同治的法则，采用相同的治法。如《伤寒论》阳明病中的阳明腑实证与《温病条辨》中焦温病中的热结阳明证，虽然一为伤寒，一为温病，但因为在疾病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病理过程而表现出相同的证候，故都可以采用下法，以承气汤为主进行治疗。不过，还要注意到治疗方法虽然有原则性、确实性，但并不排斥治疗方法的灵活性、可变性。如伤寒病的阳明腑实证与中焦温病的热结阳明证，虽然都用承气汤攻下，但在伤寒病阳明腑证中是因为寒邪已经化热，热久则会伤阴，故以辛苦咸寒的大承气汤急下存阴。而中焦温病中，则由于温邪一开始就有伤阴的特点，故在邪入气分而出现热结阳明时，病人阴分已经受伤，所以在下法中又常加生地、元参、麦冬甘寒润养之品，合以芒硝、大黄成为甘寒润下之剂，发展创立了增液承气汤这种适用于温热病的下剂。从以上不难体会到，临床上进行辨证论治时，不但要随时注意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并要在依法处方时经常考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灵活变化的用药方法。 在临床工作中，焦氏经常诊治西医已经诊治过的疾病，既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一治疗原则，同时又注意参考西医的诊断与治法，认为这样对中西医结合工作有很大帮助。例如同是消化性溃疡病，要注意分辨有的是肝胃失和证，有的是中焦虚寒证，有的是脾虚肝乘证……，同是痢疾，有的是湿热证，有的是虚寒证，有的是寒热错杂证……。因此，同病异证就要异治。 又如不论是脑动脉血栓形成、血管神经性头痛、心绞痛、心肌梗塞……，只要临床表现为瘀血阻滞证，就可以用活血化瘀法；表现为气滞血瘀证，就可用行气活血法；表现为痰浊壅盛证，就可用降化痰浊法；表现为胸阳痹阻证，就可用助阳开痹法；表现为风痰阻滞证，就可用祛风化痰、活血通络法……。这是以西医病名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中医的疾病更是如此，例如１９５７年北京的暑温病，重用白虎汤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９５８年因暑季多雨，改用了苍术白虎汤，才取得良效。两年中同是暑温病，而治法却有异。故而在进行辨证论治时，要随时注意结合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 ４．强调据证立法、以法统方、依方选药、灵活变化立法即是确定治疗大法（治则），这是辨证论治中很关键的一环。立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治疗效果。立法时一定要根据所辨证候的病情和治疗需要来确立治疗法则，简称“治则”，也叫治疗大法。治则好像含有作战时“战略”的意思。《内经》中关于治则的记载颇多，例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木郁达之、火郁第二卷９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拆之”，“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等等。后人把常用的治则，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治疗大法，简称“治病八法”。但是在确立了治则之后，只完成了第一大步骤中的第一阶段。因为这只是考虑出了治疗原则，也可说是才有了治疗的大方向，还需要进入第二阶段———根据治则的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治法”。有了具体“治法”，“立法”这一大步骤才算完成。治法比治则更细微、更具体，故而治法也比治则多得多，可以说多得没有确切的数字。例如汗法中有辛温发汗法，滋阴发汗法，引吐发汗法，益气发汗法等；下法中有急下存阴法，咸寒润下法，增液通下法，宣肺通肠法等等，不多赘述。治法似含有作战时“战术”的意思。所以说治法是治则的具体体现。但在理、法、方、药中的“法”字，却包含着治则与治法的统一。须要强调的是：立法一定要根据所辨出的“证”来立法。 立法之后，要根据立法的要求选方、用药。首先是选方，可在古代或近代的方剂中，选择符合本治法要求而且组织精妙、切中病情、疗效高的方剂作为基础，以备随证加减之用。如找不到合适的成方，可以按照组织药方的原则去组织新的药方。同时还要注意随证加减，以使之更能切中病情而进行“用药”的考虑。如果选用成方，应把方中每味药物加以分析，去掉那些对病情或机体不利的药物，再选择加入一些能使方剂更符合治法、更切合病情，能进一步提高疗效的药物。如果组织新方，也应根据治法的要求，按照组织药方的原则，结合病人具体病情，深思熟虑地选择药物、组织药方。在选方用药时可参考前人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十剂（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君臣佐使（现称主辅佐使），以及四气、五味、十八反、十九畏、相须、相使等组方用药的原则进行周密地思考，更不可忘掉以法统方。 焦氏强调运用前人的方剂，绝不可生搬硬套，组织新的方剂时，要因地、因时、因人，根据证、法的要求，汲取古今经验选择合适的药物制定药方。总之贵在加减得法，妙在随证变化。 焦氏将前人关于方剂加减变化的方法加以归纳，结合个人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种方剂加减变化的方法：（１）加：“加”，即在原方上加一二味药，或是加重原方药中一二味药的用量。 （２）减：“减”，即是在原方中减去一二味药，或减轻原方中某药的用量。 （３）裁：“裁”，如裁衣，即在原方上裁去目前不需要的一部分药物。 （４）采：“采”，即是在保留原方主要药物的基础上，再把其它方剂中功效最突出的或配伍最巧妙的二三味药采摘进来。（５）穿：“穿”，即把所需要的二三个或三四个药方的主要部分，有主次、轻重地穿插起来成为一方。焦氏自拟的麻杏二三汤，就是把麻黄汤中的麻杏两味采过来，再和二陈汤、三子养亲汤“穿”起来而成。 （６）合：“合”，即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方剂合并，结合起来使用。焦氏在治疗久久不愈的胃脘痛时，常用自拟的“三合汤”。本方即是把良附丸、百合汤、丹参饮三个药方合起来用。如痛处固定或有时大便发黑，疼痛较重者，可再合入失笑散方，则又名“四合汤”。 （７）化：“化”，既是方法，亦是要求。上述的加、减、裁、采、穿、合，有时可以单独使用，有时要配合应用，主要是注意灵活运用，切忌死板。对所选用的方剂，经过加减、裁采或穿合的变化后，还要注意到“化”。即是把经过变化的药方，除再次与证候、治法、人、地、时等多种情况进行分析，校对无误外，还要仔细分析药方中各药的组织配伍和药力比重、用量大小、先煎后下、炙第二卷１０炮研炒等是否合适，各药之间以及与证候、治法之间是否存在着有机联系，能否达到发挥最大的治疗特长，并纠正其原药所短，使药方达到比原方更符合治疗的要求。前人把这种经过变化而取得良好效果的方剂，称赞曰“出神入化”。前人有些有特效的名方，就常常是从“化”中所出。也可以说，“化”是要求把方剂的药物组织、配伍变化与证情、治法达到“化合”的水平，而不是将药物彼此孤立的“混合”在一起。 总之，运用前人的方剂也好，自己组织新方也好，都必须紧密结合病情，根据治法要求，做到以法统方，随证加减，灵活变化。 ５．强调四诊合参，并吸收现代科学方法切脉，虽然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但并不是“切”诊的全部内容，切诊还有切头、切腹、切足等等，所以只凭切脉去辨证论治是不全面的。因为病情与脉象有相符合者，也有不相符合者，故临床时必须把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得来的材料互相参考，互相佐证，用以详辨证候，才能辨证正确。只有辨证正确，才能订出正确的治法，选出正确的方药，迅速治愈疾病，前人把这种诊法称做是“四诊合参”或“四诊互参”，是辨证论治时必须重视的。虽然在诊治疾病时，也有时要“舍症从脉”，但往往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取舍，而且也是经过“四诊合参”以后才确定的。所以千万不要片面地强调“舍症从脉”，以此作为借口而忽略“四诊合参”。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运用四诊方法解决了对疾病的辨证论治问题，并且内容越来越丰富，至今仍是中医战胜疾病的主要武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今天来看，它仍存在有不足之处。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不易掌握、不易普及、缺乏量化指标。例如望面色的“晦暗”、“无光泽”、“面黄”、“面青”等；望舌的“红”、“绛”、“紫”、“暗”、“淡”等，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只好跟随师傅在病人身上慢慢去体会，需要多年才能掌握运用。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就需要各方面的科学家与中医共同研究，发明创造光、电检查仪，把变化记录下来，或做更详尽的分类、对比，教学时能够用幻灯或彩色荧光屏、录像带等显示出来，便于学习。在进行检查时，能够记录下来，以便作治疗前后病情变化的对比，对于总结经验、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医学发展，有极大的帮助。另外中医的脉象，也非常不易掌握，前人传下来的２８种脉象，有的不易分辨。而诊脉时又容易带有主观性，所以没有十几年或几十年经验，很不易熟练掌握，甚至有的医生一生也见不全２８种脉象，因而非常需要创造能够反映祖国医学诊脉特点的脉象仪器来提高诊脉质量和教学质量。 总之，望诊、闻诊、切诊都需要提高到有数据量化指标的水平，才有利于辨证论治的发展提高。 即使是问诊，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以新的内容。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到今天，只用原来的四诊的方法诊断疾病，已感到明显的不足，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以补充。例如对“泌尿系结石”的病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得进行辨证分析，只能认识其为“石淋”，而“石”有多大，却无法得知，待“石”排出后方能看明白。如能吸收西医学的Ｘ线腹部平片、Ｂ超等检查方法，则可知“石”在何处及其大小，以帮助诊断与治疗。再如对于冠心病、心肌炎等心脏疾病的患者，虽能运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来辨别是胸痹还是心痹，并进行辨证论治，症状完全消除后，就可认为临床痊愈。但如能吸收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血脂代谢等检查，尤其是心电图治疗前后的比较，不但对病情变化更清楚，而且更能肯定中医药的疗效。又如肺结核的病人，运用四诊方法辨证论治，确能得到显著的效果，但不知病灶好转如何？是否有传染性等等。如若及时吸收西医学的Ｘ线检查、做痰结核菌培养及验血等检查，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疾病的程度、性质、是否具有传染性等，必要时还可以配合西医学的治疗，进一步提高疗效。不再多举例第二卷１１子。总之，及时吸收现代科学的检查方法和西医学的诊治手段之长，以补中医药学之短，可以赋予辨证论治以新内容，促进中医学发展，也更利于经验的总结与疗效的提高，并且有利于中西医结合。因此除了努力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外，还要努力研究如何利用光学、电学、超声波、红外线、分子生物学、仿生学、电子计算机、气象学等等近代科学方法，积极创制反映出中国医药学辨证论治特点的新仪器、新方法，同时吸收西医学的化验诊断、仪器诊断，用以为辨证论治服务，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创议痹新病名，研制痹新方药痹之名，系焦氏根据《内经》、《金匮要略》、《医学入门》、《医学统旨》等有关的论述，经过多年的反复推敲而创立的。虽然古医书中对关节变形的痹证，曾有不少记载，古代医家虽也认识到痹证中尚有区别于行痹、痛痹、著痹之能令人致残的废疾，但诸医家各持己见，各立其名。 如有称骨痹、肾痹者；有称历节、白虎历节者；也有称顽痹、鹤膝风、骨槌风者等等。焦氏在学习和继承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参考近代文献，又结合多年的临床体会，对这种关节变形、骨质受损、筋缩肉卷、脊背弯曲、几成废人的痹病的病因、病机、证候、脉诊、治法以及方药的加减变化，进行了归纳整理，提出了“痹”病名，从而补充了《内经》“痹论”中仅有行痹、痛痹、著痹、热痹、痹热分类的不足。焦氏认为痹不但包括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而且也包括现代医学中其它一些有关节疼痛变形、骨质受损的疾病，如：大骨节病、结核性关节炎、氟骨病等。 但其中以类风湿性关节炎最为多见，临床中诊治的病例也最多。 焦氏指出，痹乃痹病之一，与痹病具有共同的病因，即“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然而，焦氏对“合而为痹”之“合”字却有独到的见解。认为此“合”字除说明风寒湿三邪相结合错杂而至，可使人致痹外，还有以下三种含义：①痹病是风寒湿三气杂至与皮、肉、筋、骨、血脉、脏腑的形气相“合”而发为痹。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合”，故而形成了不同的“痹”，如合于皮者为皮痹，合于肉者为肉痹（肌痹），合于筋者为筋痹，合于心者为心痹，合于肝者为肝痹……。总之，不能与风寒湿三气杂至相合者，则不能为痹。②风寒湿三气杂至还与不同季节各脏所主之不同的时气相“合”而为不同的痹。如春季感受风寒湿三邪，则易与肝所主之春气相合而发为筋痹；冬季感受风寒湿三邪，则易与肾所主之冬气相合而发为骨痹等等。③“合”字还有内舍于五脏之“合”的意思。若筋痹、脉痹、肉痹、皮痹、骨痹病久不愈，复感受三邪则内舍于所合之脏而成肝痹、心痹、脾痹、肺痹、肾痹。焦氏对“合”字的深刻、全面的理解，对于创立“痹”病名和分析病因病机，以及寻找本病发生、发展、转归、治疗的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体现了整体观和动变制化思想的观点。 焦氏认为痹之所以能致“”，除具备“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外，还具有与其他痹病不同的特点：①寒湿之邪深侵入于肾：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房室过度以及妇女月经病、产后等导致肾虚，肾为寒水之经，如三邪侵入又寒湿偏盛，寒湿之邪与肾同气相感，则易乘虚深袭，入肾入骨，痹阻经络，血气不行，关节闭涩。肾不养肝，筋乏淖泽，筋骨失养，渐至筋挛骨松，关节变形不得屈伸，终成废疾。②冬季受邪，寒湿入肾：肾气王于冬，寒为冬季主气，冬季感受三邪，肾先应之，寒邪与肾同气相应，邪气伤肾入骨，致骨重不举，酸削疼痛，久而关节肢体变形，形成羸难愈之疾。③痹病久而不愈，复感三邪，寒湿深侵，痹久不愈，复感三邪，恰值冬第二卷１２春寒冷之时，或居寒湿之地，寒湿偏颇，寒风气盛，夹湿深侵，内侵所合之肾肝二脏。肾主骨，肝主筋，肝肾同源，互为影响，筋骨同病，渐至筋挛骨松，关节变形，脊柱佝偻，其人羸，难以行走。可见痹的发病特点，主要是三邪深侵入肾，故发生骨质受损，关节变形。三邪未侵入肾者，虽久痹不愈，也不会发生骨质受损、变形。所以痹发病机理，要比风、寒、湿、热痹更为复杂，病邪更为深入，症状更为严重。又因波及肝脾而致筋挛肉削；因病程长，寒湿、贼风、痰浊、瘀血互为交结，凝聚不散，又可加剧病情变化和发展。 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医家们发现属于中医“痹”范畴的强直性脊柱炎以青年男性为多，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则以女性为多见。但其原理，多未阐述。焦氏用祖国医学的理论对此进行了探讨与解释，认为痹发病之关键在于风寒湿邪深侵入肾伤骨。而女性具有月经、白带、崩漏、孕胎、生产等特点，此皆与肾肝冲任两脉有关，经、带、崩、漏、胎、产皆可伤肾，所以三邪乘虚而入的机会比男子多。况且女性属阴，寒湿之邪亦属阴，同气相求亦易发病，故临床中属于痹范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督脉督一身之阳，在腰部与肾相连，青年男性常常过劳伤肾或房劳伤肾，波及督脉，使督阳受损；男性属阳，同气相感，督脉伤而脊强直，因而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率以青年男性为高。此解释在今天虽然尚无实验依据，但却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思路。 痹是一种具有特定病机、独立证候的疾病。焦氏经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痹的临床证候、治疗原则、处方用药的特殊规律性。 （一）临床证候的规律性痹除具有风寒湿痹共同具有的症状———关节疼痛、肿胀、沉重及游走窜痛等外，还具有病程长，疼痛剧烈，痛发骨内，骨质受损，关节变形，僵直挛，屈伸不能等。因病邪深侵，久病入血，故本病多在夜间疼痛剧烈，临床上多见沉弦、弦滑、沉弦滑等脉象。鉴于肾虚为本，故７０％左右的本病患者，表现尺脉弱小。焦氏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通过多年分析总结，归纳出痹常见的三种证候。其中最常见的为肾虚寒盛证———其特点是：喜暖畏寒，易疲倦不耐劳，腰膝酸软或腰腿疼痛，晨起关节僵感；舌苔较白，脉多沉细带弦，尺脉多弱。第二种证候为肾虚标热轻证———其特点是：夜间关节疼重时，愿将患处伸到被外，似乎其痛可轻，但久则疼痛反而加重，又须放入被内。手足心时感发热，痛剧之关节或微有发热感，但皮肤不红。倦怠乏力，口干便涩，舌质微红，舌苔微黄，脉沉弦细略数。本证常在阳气渐复、部分邪气有欲化热之势时见之，虽比第一种证候少见，但比下述证候则要多见。第三种证候为肾虚标热重证———其特点是：关节疼痛而有热感，局部皮肤亦略发热发红，喜将患处伸于被外，但伸久受凉后，疼痛加重而又收回被内，如此反复。 伴口干咽燥，五心烦热，小便黄，大便干，舌质红，苔黄厚而腻，脉滑数或弦滑数。本证在邪气郁久化热，或久服助阳药后阳气骤旺，邪气从阳化热时，可见之，但北方较为少见。 （二）治疗原则的规律性焦氏提出痹的治疗原则为：补肾祛寒为主，辅以化湿、散风，养肝荣筋，活瘀通络，强壮筋骨。认为肝肾同源，补肾即能养肝荣筋；祛寒、化湿、散风，促使风寒湿三气之邪外出；活瘀通络又可达祛瘀生新之目的。若出现邪欲化热之势时，则需减少燥热之品，加用苦坚清润之药；若出现已化热之证，则需暂投补肾清热法，待标热清解后，再逐渐转为补肾祛寒之法，以治其本。 第二卷１３另外，还特别提出，要时时注意调护脾胃以保后天之本。 （三）处方用药的规律性根据治疗原则，焦氏拟定了三个处方，供临床辨证选用。 １．补肾祛寒治汤———适用于肾虚寒盛证本方以《金匮要略》桂枝芍药知母汤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虎骨散加减化裁而成。方中以川断１２～２０克、补骨脂９～１２克、熟地黄１２～２４克、制附片６～１２克，补肾祛寒、填精补血、滋养肝肾、强壮筋骨为主药；以骨碎补１０～２０克、淫羊藿９～１２克、炙虎骨９～１２克（另煎兑入）、白芍９～１２克、桂枝９～１５克、独活１０～１２克、威灵仙１２～１５克，助肾阳、壮筋骨、散风寒、通经络、缓急舒筋为辅药；以防风１０克、麻黄３～６克、苍术６～１０克、知母９～１２克、炙山甲６～９克、伸筋草３０克、赤芍９～１２克、松节１５克、地鳖虫６～１０克，散风寒、祛湿浊、活血化瘀、通经散结、舒筋活络、滋肾清热为佐药；更以牛膝１２～１８克强筋骨、散瘀血，引药入肾肝为使药。 如遇上肢病重者：可去牛膝加片姜黄９～１０克、羌活９～１０克；瘀血明显者：可加血竭０７～０９克（分冲），或加活血止痛散１／３管冲服，或加制乳香、没药、皂刺各６克，或加红花１０克，或加苏木１５～２０克；腰腿痛明显者：可去松节、苍术加桑寄生３０克，并加重川断、补骨脂用量，再随汤药嚼服炙胡桃肉１～２枚；肢体关节挛僵屈者：可去苍术、防风、松节加生苡米３０～４０克、木瓜９～１２克、白僵蚕１０克；脊柱僵弯者：可去牛膝、苍术加金毛狗脊２０～４０克、白僵蚕６～１２克、鹿角胶９克（烊化）；关节疼重者：可加重附片用量（１５克以上时需先煎２０分钟），并加草乌６～９克，七厘散１／３管随药冲服；舌苔腻者：可去熟地加砂仁３～５克，或加藿香１０克；脾虚不运，脘胀、纳呆者：可去熟地加陈皮、焦麦芽、焦神曲各１０克，或加千年健１２～１５克；有低热或关节发热者：减少桂枝、附子用量，去淫羊藿、苍术，加黄柏１０～１２克（须黄酒浸３～４小时，效朱丹溪“潜行散”之意），加地骨皮１０～１２克，或知母加至１２～２０克，或加秦艽１５～３０克。 ２．加减补肾治汤———适用于肾虚标热轻证肾虚寒盛证经过治疗与休养后，阳气渐振，部分邪气有欲化热之势，则可转为肾虚标热轻证。此时一定要在补肾祛寒治汤中减去温燥之品———减制附片为３～５克、减桂枝为６～９克、减麻黄为２克（若汗多者可以去掉）；去熟地、淫羊藿、苍术、防风、松节。加入苦以坚肾，活络疏清之品，如生地１５～２０克、酒浸黄柏１２克、忍冬藤１５～３０克、络石藤２０～３０克、红花９～１０克、桑寄生３０克、生苡米３０克。方中仍保留川断、补骨脂、骨碎补、知母、赤白芍、独活、威灵仙、炙山甲、地鳖虫、伸筋草等补肾、祛风散寒、化湿、治本之药。 ３．补肾清热治汤———适用于肾虚标热重证本方为急则治其标热之邪的暂用方剂，方中以川断１５克、骨碎补１５克、生地１５～２０克、知母１５克、炒黄柏１２克、地骨皮１０克、赤芍１２克补肾清热为主药；桑枝３０克、秦艽２０～３０克、忍冬藤３０克、络石藤３０克、蚕砂１０克、威灵仙１５克清热祛风除湿，通达四肢经络为辅药；以羌独活各６～９克、白僵蚕９克、制乳没各６克、地鳖虫９克、红花１０克，祛风胜湿除僵，活血散瘀、解痉散结为佐药，使以透骨草祛风除湿，引诸药深透骨中，搜剔入骨之邪。服用本方标热之邪清解后，再据辨证论治之原则，逐渐转入补肾祛寒法为主，以治本收功。 另外，焦氏强调：①鉴于虎骨价格昂贵，且已禁用，可用透骨草１５～２０克、寻骨风１５克、自第二卷１４然铜６～９克同用来代替之。②痹病情严重，病程亦长，万勿操之过急，昨方今改。只要辨证无误，服药亦无不良反应，则应持续服５０～１００剂左右，以观后效。如有效可继续服用，以再度提高效果。③较长期服用汤药后，疗效显著时，应把汤药４～５剂共研细末，每日三次，每次２～３克，用温黄酒或酒水各半，或温开水送服，长期服用，加强疗效。 三、临证用药，强调“七要”临证用药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提高临床疗效关系重大。焦氏积数十年的临证经验，对临证用药体会甚深，经验丰富，疗效卓著。现择其要介绍于后。 （一）立足辨证熟谙药性祖国医药学几千年来逐步形成了“辨证论治”的医疗体系，内容包括理、法、方、药四个方面。 临床用“药”要组织处方，组织处方要符合治疗“法”则的要求，而治疗法则的确立，则有赖于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这就是“辨证论治”，所以理、法、方、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临证用药、组织处方，必须立足于辨证。只有辨证精确，治法无误，才能组织好一个有效的处方来。 但是，要组织好处方，用以提高临床疗效，除立足于辨证和恰当的治法以外，还必须熟谙药性。只有熟悉药物的性味、功效以及升、降、浮、沉和作用趋势，才能组织好处方，让药物发挥最高效能。举例来说，附子与干姜同属辛热药物，但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不同，附子之热走而不守，干姜之热守而不走，前者温肾，后者温中；石膏与黄连同属寒性药，但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不同，石膏味辛，虽质重而能透，黄连味苦，苦则能降；麻黄、桂枝同是辛温发散药，麻黄发汗平喘，桂枝解肌发表，二者作用不同。又如同是滋阴药物，麦冬滋养肺阴，地黄滋阴补肾，二者作用各异。同是补肾药，熟地补肾阴，肉桂补肾阳。即使是同一味药，如柴胡，在甲方中取其发散和解，在乙方中用其升提作用。再如同是一味大黄，在不同的药方中，由于配伍或炮制方法不同以及用量大小的变化，其治疗作用都不一样。诸如上例，不胜枚举，一言以概之，熟谙药性是组织处方的前提条件。（二）注意配伍调整用量中药的配伍变化很多，药方中药物配伍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治疗效果，这是组织处方的又一重要问题。例如麻黄本为辛温发汗药，如配以适量的生石膏，则可减小其发汗作用，而发挥其宣肺平喘、开肺利水的功能；但若配以桂枝，则其发汗作用大增；若配以白术，则其利水作用显著。又如荆芥本为辛温解表药，如配以防风、苏叶，则为辛温解表；如配以薄荷、菊花，则为辛凉解表。防风可治头痛，如配白芷则偏于治前头痛，配羌活则偏于治后头痛，配川芎、蔓荆子则偏于治两侧头痛。再如黄连配肉桂，可治心肾不交之失眠；半夏配秫米可治胃中不和之失眠。 再从方剂来看，古人许多名方是在前人的方剂中加味组成的，也体现了药物配伍的重要性。例如四君子汤，为健脾补气之剂，但脾运功能差者，容易产生胸闷胃满的副作用。宋代名医钱乙，加入陈皮一味，借以理气和中，纠正了壅塞的副作用，更好发挥其健脾补气的功能，成为临床常用的著名方剂。 除了配伍以外，药物的用量对临床疗效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桂枝配白芍，如桂枝和白芍第二卷１５用量相等，为桂枝汤，有和营卫解肌的作用；如白芍用量大桂枝一倍，则为桂枝加芍药汤，用以治疗太阳病误下转属太阴，因而腹满时痛者；若桂枝用量大于白芍，为桂枝加桂汤，成为治疗心阳虚致发奔豚的方剂。小建中汤，为桂枝加芍药汤再配饴糖组成，用以治疗中焦虚寒、气血不足之证，取其温建中焦、止腹中痛的治疗作用，与桂枝加芍药汤所治之证虽虚不甚，又有不同。 再如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三个药方都是厚朴、枳实、大黄三味药组成，因三药的用量各方不同，就方名不同，治证不同。再如清瘟败毒饮原方中指出：“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川黄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并指出：“六脉沉细而数者即用大剂，沉而数者，即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可见用量的变化，在处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药物的用量也与年龄的大小、体重的轻重、病邪的猖衰、身体的强弱、气候的冷暖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均须临证注意。 临床用药如果不注意配伍变化和药量大小的变化，即使是立法和处方的大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也往往效果不理想，甚或无效。 （三）药物生熟治效各异中药的炮制约有两千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方法上也不断改进，积累了丰富的炮制与使用经验。中药的炮制虽然已由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加工，但是临床医生也必须掌握炮制对药效的影响，以便于处方时选择应用。例如：生姜发散风寒、和中止呕；干姜则暖脾胃，回阳救逆；炮姜则温经止血，祛肚脐小腹部寒邪；煨姜则主要用于和中止呕，无生姜之散，无干姜之燥。再如：当归用酒洗后适用于行血活血；炒炭后则适用于止血。又如石膏生用则清热泻火，熟用则敛疮止痒。地黄生用甘寒凉血，养阴清热；熟用则甘温补肾，滋阴填精。苡米生用偏于利湿，炒用则偏于健脾。大黄生用泻力最大，适于急下存阴；蒸熟则泻力缓和，适于年老、体衰须用大黄者；大黄炭则泻力很小，但确能止大便下血。荆芥生用为散风解表药，炒炭则成为治产后血晕及子宫出血的有效药物。牡蛎生用平肝潜阳，软坚散结，消瘰疬；煅用则敛汗、涩精、止白带等等。仅就以上少数例子即可说明药物生用与熟用在效能上是有区别的，在处方选药时，要注意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 （四）煎服方法必须讲究前人在煎药、服药的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要注意汲取这些宝贵经验。例如《伤寒论》中桂枝汤的煎服法：……取药一剂用水七杯，微火煎取三杯，除去药渣，温服一杯，约过半小时，再喝热稀粥一杯，以助药力，盖上被睡卧约二小时，令遍身潮润出微汗为最好，不可令大汗淋漓，如大汗，病必不除。若服这一杯药，病全好了，就停服其余的两杯，若服一杯没有微汗，就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再照前法服一杯，约在半天多的时间内可连服三杯。若病情严重，则可不分昼夜连续服用。若服完一剂病证仍有，可再煎服一剂。遇汗难出者，可连服二三剂。大承气汤的煎服法：用清水十茶杯，先煮枳实、厚朴，取五杯，去掉药渣，放入大黄，再煎到两杯时，去掉药渣，放入芒硝，更上微火煮一、二沸，分成两次服。服药取得大便泻下后，其余的药就停服。 《金匮》大半夏汤（半夏、人参、白蜜）的煎服法：以水十杯左右和蜜，用勺扬二百四十遍，用此蜜第二卷１６水煮药，取二杯半，温服一杯，其余的一杯半分成两次服。再如大乌头煎，大乌头五枚，以水三杯，煎取一杯，去掉药渣，加入蜂蜜两杯，再煎至水气尽，得两杯，壮人服０７杯，弱人服０５杯，如不效，明日再服，不可一日服两次。再举《温病条辨》中银翘散的煎服法为例：……杵为散，每次服六钱，用鲜苇根汤煎药，闻到药味大出，就取下，不可煮得时间太长。病重的，约四小时服一次，白天服三次，夜间服一次。病不解者，原方再服。还有的药方如“鸡鸣散”，则要求在清晨４时左右服用才有效果，等等。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煎药方法、服药方法，都对治疗效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但要注意药物的炮制、配伍、方药的组织等，还必须注意药物的煎服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概括起来说：解表药宜大火，煎的时间不要太长（约１５～２０分钟），约２～４小时服药一次，病愈即停服。补益药宜慢火久煎（约３０～４０分钟），每日早晚各服一次，可比较长期服用。攻下药宜空腹服，治上焦病的药宜饭后服，治下焦病的药宜饭前服，治中焦病的药宜在两顿饭之间服，急救服药，以快速为主不必拘泥时间。这是仅就一般而言，具体的煎、服方法，还应根据病证的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必须仔细分析病情，根据自己处方中药物组织的要求，详细嘱告病人家属，怎样煎药，哪些先煎，哪些后下，饭前服还是饭后服，约几小时服一次，共服几次……绝不可不根据病情及药方组织的要求如何，而都死板地照常规服药，不管外感、内伤，都是早晚各服一次，这样常常发生药方虽然符合病情，但由于煎、服方法不对，而致无效。医生遇此情况，如不究其由，而另开一方，则将耽搁病程。 （五）加减变化随证而施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但在每味药物的性味功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还创造了许许多多有效的“方剂”，通过方剂的组织，把药物配伍起来应用，从而更提高了医疗效果。 这些方剂的内容、理论和组织方法，是祖国医学中极为宝贵的遗产，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但是在使用前人方剂时，要注意随证加减，不可拘泥刻板地生搬硬套，原方照抄。例如有的开四物汤用来调月经，原方中的药物一味也不敢增减。对月经超前并且血量过多的，也不敢减少川芎的用量，或去掉川芎，加入艾炭等；对月经错后甚至两个多月才来一次的，也不敢加重川芎用量，或更加入红花等；对血分有虚热的，也不敢把熟地换成生地。还有的开八正散，对大黄的用量不敢增减，更不敢去掉，以致造成病人淋病未愈而又发生了泄泻。甚至有的开方连生姜三片、大枣四枚都不敢动一动，等等。这样的药方疗效是不会理想的。前人批评这种药方叫做“有方无药”。意思是说虽然找到了前人的一个有效方剂，但没有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去加减药物，所以效果不会好。 反之，又有另一种情况，有的在开方时不去借鉴前人有效的方剂和组方原则，而是头痛开上川芎、菊花；脚痛开上牛膝、木瓜；病人还有些眼花，再开上草决明、石决明；还有些消化不好，再开上焦三仙；还有腹胀，再开上木香、槟榔……根据症状开上十味、八味药，药与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主药、辅助药的分别，没有药物的配伍变化，没有使药物相辅相成的组织，也没有互纠其偏的配合。总之，没有辨证立法，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和连贯性，就算一张处方。这样的处方效果也不会理想，前人批评这样的处方叫做“有药无方”，意思是说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药物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方剂的组织原则或前人有效方剂的借鉴，疗效也不会好。 焦氏指出，正确的处方原则，应按照辨证、立法的要求，选好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剂，然后根第二卷１７据病人具体病情，把方剂中的药味加以分析，如有不符合目前病情要求的，就应把它减去，如需要再加入一二味药的，就选一二味符合辨证、立法要求，能在这个方剂中起到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增强治疗效果，不会影响本方总的治疗要求的药物，加进来以提高疗效。前人的经验认为这种处方叫做“有方有药”。意思是说这种药方，既符合辨证、立法的要求，又有前人有效方剂的借鉴，或是按照方剂组织的原则，根据理、法的要求，组织成了方剂，选用了比较恰当的药物，药与药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这样的药方就会达到满意的效果。例如辨证为少阳证，立法是和解少阳，选用方是小柴胡汤加减。在开方时，如病人口渴明显的，就去掉半夏，加天花粉以生津液；如胸中烦热而不呕的，就去掉半夏、人参，加瓜蒌以荡郁热；如腹中痛的，就减黄芩，加白芍以益中祛痛；如口不渴，外有微热的，去掉人参，加桂枝以解肌表；病情较重的，用量要稍大些，病情较轻的，用量可稍小些，夏季生姜可略少，冬季可略多等等，但总的药方组织没有脱离和解少阳以退半表半里之邪的立法要求。综上所述，运用中药组成处方，一是要根据病情要求（辨证、治法要求），二是要遵循组方原则。而方剂的运用又是极其灵活的，需要随证加减变化。当然，这种灵活变化，也不能漫无边际，必须符合辨证、立法的要求。同时疾病的过程在不断地变化，这一阶段需加减这些药，另一阶段则又需加减另一些药。所以运用中药时，要注意方剂的变化，药物的随证加减，对提高疗效是有很大帮助的。 （六）现代成果参考运用事物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研究的丰硕成果越来越多，要及时将这些成果运用于临床，赋予“辨证论治”以新内容，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医疗水平。例如：银花、连翘、鱼腥草、蒲公英、地丁、黄连、栀子、黄柏等，均有明显的抗菌作用；黄芪有强壮保肝等作用；鹿茸含有雄性激素为全身强壮药；白芍、马齿苋对痢疾杆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北五加皮有类似毒毛旋花子素的作用；人参、五味子具有“适应原”（Ａｄａｐｔｏｇｅｎ）样作用（注：“适应原”样作用系增强机体非特异性的防御能力，这种作用是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进行的）等等。在组织药方时，可根据病情，结合科研成果而选择运用。但还要注意，应尽量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去选择，不可生搬硬套。例如中医的虚寒痢，单用黄连、白芍、马齿苋等有抑制痢疾杆菌作用的药物，往往效果不理想。但如同时结合中医对“虚寒”证的治疗原则，加用干姜、吴萸、附子、白术、党参等温补脾肾之品，则容易取得良效。再如服用五味子粉剂，可使肝炎患者升高的转氨酶（ＧＰＴ）下降至正常，但停药二、三周后，复又上升。如结合辨证论治，随应证的汤药冲服，则疗效巩固，多不再回升。 从复方研究来看，有人用滋阴潜阳药对动物神经原性高血压进行研究观察，有良好的效果。但将滋阴药和潜阳药分开试验，则降压效果均差。对肾性高血压，桂附八味汤效果良好，单用六味地黄汤也有良效，而单用肉桂、附子则基本无效。再如四物汤与八珍汤做动物实验，表明二方对急性贫血状态下的动物，有促进红细胞增生的作用，而八珍汤的效果尤为显著，说明“气血双补”、“阳生阴长”理论的科学性。还有人用补中益气汤做实验，证明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性收缩作用，并能调整小肠肌张力恢复，促进营养的吸收，这与中医理论“补中益气”是相吻合的。而且实验还证明，升麻、柴胡在药方中对其他药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尤其在肠蠕动方面，如果去掉这两味药，该方对肠蠕动的作用即现减弱。但是如单用这两个药，则无以第二卷１８上各方面的作用。再如茵陈蒿汤的实验研究，发现把茵陈、栀子、大黄三药分开，单味投药则无明显利胆作用，只有三药配伍应用，胆汁排泄则大量增加，且量与质的排泄同时增多。又有单位对５５个含有黄连的复方进行实验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配伍适宜的黄连复方，确可减少抗药性的形成，提高抗菌效果，增强解毒能力，减低单味药的毒性和副作用，可见药物的配伍变化非常重要。 总之，现代科研成果给临床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既要积极运用现代研究成果，同时又要注意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不能废医存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使中西医的长处结合起来，把辨证论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促进祖国医药学的发展提高，有利于新医学新药学的早日形成。 （七）识别饮片以利选用经过加工能配方的中药叫做“饮片”。对这些饮片，临床医生应尽量争取能辨认一二百种左右。在辨认饮片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对药物性状、炮制、质地、气味等的进一步了解，对临床处方选药很有帮助。曾经有人因为对中药性状、质地等不甚了解，而出过一些偏差。如在汤药中开蛤蚧一对；开羚羊角一支或一对，也有的开三、四钱；有的认为乌贼骨一定很重，一开就是一、二两；对代赭石不知其重，对海浮石不知其轻，用量开不准确；甚至有把葫芦巴（植物的种子）当成葫芦的蒂巴，让病家自己去找等等。说明认识中药饮片，确对临床用药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事物是互相关联着的，所以临床医生处方用药，并不是只要开完药方就可以取得理想疗效的，在处方时必须注意各方面的配合，抓好各个环节，才会有较好的疗效。今愿提出以上几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注意。 四、重视药物归经在中药的药性理论中，除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喜恶须使等理论外，还有“归经”的学说。 “归经”是研究、指明哪些药物主要对哪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明显治疗作用的学说，这一学说是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的。 中医中药是同一理论体系，医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分割开的整体。中医治病必须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关于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医家们常用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来概括。这四者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理”，又贯穿在法、方、药三者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方与药占了辨证论治的相当比重。所以，中医必须对中药的药性理论有深刻的认识，熟练地掌握它的各种规律性，才能很好地完成在理、法指导下，准确的进行处方、遣药，如果离开了中医理论，便不能准确的辨证立法，更谈不上论治。如果离开了中医的药性理论，便不能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处方遣药，所以古人强调用药的重要性时，说用药如用兵。可见中药的药性理论是十分重要的，从而也可以看出归经学说的重要性。 用归经的理论来研究中药，是达到深刻认识中药，熟练掌握和运用中药的一种方法，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现仅就药物归经学说，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二卷１９（一）药物归经学说的产生与意义古代临床医家们，为了总结药物产生治疗作用的规律性，渐渐在药物的研究中，形成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经过临床实践还感到这些理论尚不能满意地解释药物的作用和药物对疾病产生治疗效果时与各脏腑经络间的不同关系。例如同是热性药，进入机体后，有的可治脾寒，有的可治肾寒；同是辛味药，进入机体后，有的可疏肝气之郁，有的可解太阳之表，有的可散脾胃之结。散表寒的药，不治里寒；补肾虚的药，不能治心虚；补肺虚的药，不能治肝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医家们注意到从药物与机体间的关系去探究。对药物作用的理解不能单纯看作是药物自己的作用，乃是药物进入机体后，机体对药物产生反应而出现的药物与机体间的相互作用。药物的气质性能各有特点，机体脏腑经络的气质功能、特性也各不相同，因而药物和机体各自的敏感性和选择性也不一样，这就构成了药物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特殊作用。故此，药物进入机体后，机体的某一部分、某一脏腑、某一经络或某几脏、几经，对此药物的作用特别有所感应，就常可显示出突出的疗效。《内经·至真要大论》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医家们还根据各脏腑经络发生疾病的特点来观察药物的作用，通过观察哪些药物对哪些疾病有特效而知其主入某脏某经。 如《内经·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通过观察疗效，则可知能治抽风、眩晕、震颤的药能入肝；可治因寒而收引挛急的药多能入肾；能治胸部郁气闷胀、咳、喘的药，多可以入肺；能治水湿停滞不化而产生浮肿、水肿、腹满的药则可以入脾；能治血中毒热而生疮疡的药，则多能入心。 如汪昂在《本草备要》中说：“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有因性相从者，有因气相求者，有因质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可见古人在临床用药的实践中，认识到了机体与药物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具体表现在药物与脏腑经络间有比较明显的密切关系上，以这种关系来阐明某药主要与某一脏腑、某一经络或某几脏腑，某几经络产生明显的治疗作用。这种论述药物与机体，具体脏腑、经络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则称之曰“药物归经”学说。这一学说是按药物作用于身体某部位（定位）分类的一种方法，用以补充四气五味（定性）和升降浮沉（定向）理论的不足，使对药物作用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确定出药物作用的定位性概念。 归经学说的产生，是对药物作用研究的发展，是历代医家通过无数的临床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对药性理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是对药性理论逐步阐发补充的结果。从而使药性理论越来越完善，渐渐掌握药物作用的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对不同脏腑经络的疾病，采用不同归经的药物，则可产生显著的疗效，这对辨证论治，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看出药物归经学说是来源于多年的临床实践，也是经得住实践考验的。今后，还要对药物归经学说继续进行研究，使药性理论更进一步向前发展，渐臻完善。（二）药物归经学说的主要内容药物归经的理论，最早见于《内经》。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灵枢·五味篇》说：“五味入胃也第二卷２０各有所走，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等等。经过历代医家运用，到宋元时代的张洁古在《珍珠囊》中把《内经》的理论具体运用到药性理论中而明确地提出了药物归经的理论，又经李东垣、王好古等医家的阐发而形成了药物归经学说。这一学说不但使《内经》的理论得到了有力的验证和发展，而且给后世医家在临床上灵活运用中药以很大的启示。认为药物有五味，五脏有苦欲，各随脏气喜恶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治疗作用。例如同一酸味的五味子，既可用于收心（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又能用于补肺（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具有酸味的白芍，既能用于敛肺，又能用于泻肝（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以酸泻之）。另如同是辛味药，既有细辛的辛散，又有知母的辛润；同是苦味药，既有白术的苦燥，又有黄连的苦泻，等等。由此可见，要使药物发挥优良的治疗作用，必须密切结合脏气喜恶、病变性质、药物气味，使之互相合适，才能正确地掌握与灵活运用，从而提高医疗效果。深切地了解药物性味而使之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疗效显著。如归经不明，无的放矢，即难获良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在处方时还要注意采用“引经报使”药，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今将药物归经学说的主要内容归纳介绍如下：１．五入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内经·至真要大论》）。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内经·宣明五气篇》）。 ２．五欲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内经·藏气法时论》）。 ３．五苦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内经·藏气法时论》）。 ４．五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内经·宣明五气篇》）。 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内经·五味篇》）。 ５．五伤多食咸，则脉凝泣而色变。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内经·五脏生成篇》）。 ６．五胜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脾，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内经·五运行大论》）。 ７．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见后页。 第二卷２１肺虚实泻实泻子：泽泻、葶苈、桑皮、地骨皮。 除湿：半夏、白矾、白茯苓、苡仁、木瓜、橘皮。 泻火：粳米、石膏、寒水石、知母、诃子。 通滞：枳壳、薄荷、生姜、木香、杏仁、厚朴、皂荚、桔梗、苏梗。 补虚补母：甘草、人参、升麻、黄芪、山药。 润燥：蛤蚧、阿胶、麦冬、贝母、百合、天花粉、天冬。 敛肺：乌梅、粟壳、五味子、白芍、五倍子。 标本清热———清本热（清金）：黄芩、知母、麦冬、栀子、沙参、紫菀、天冬。 去寒温本寒（温肺）：丁香、藿香、款冬花、檀香、白豆蔻、益智仁、砂仁、糯米、百部。 散标寒（解表）：麻黄、葱白、紫苏。 大肠虚实泻实泻热：大黄、芒硝、芫花、牵牛、巴豆、郁李仁、石膏。 泻气：枳壳、木香、橘皮、槟榔。 补虚补气：皂荚。 润燥：桃仁、麻仁、杏仁、地黄、乳香、松子、当归、苁蓉。 燥湿：白术、苍术、半夏、硫磺。 升降：升麻、葛根。 固脱：龙骨、白垩、诃子、粟壳、乌梅、白矾、赤石脂、禹余粮、石榴皮。 标本清热清本热：秦艽、槐角、地黄、黄芩。 散标热（解肌）：石膏、白芷、升麻、葛根。 去寒———温本寒（温里）：干姜、附子、肉果。 胃虚实泻实泻湿热：大黄、芒硝。 消饮食：巴豆、神曲、楂肉、阿魏、硇砂、郁金、三棱、轻粉。 补虚化湿热：苍术、白术、半夏、茯苓、橘皮。 散寒湿：干姜、附子、草果、官桂、丁香、肉果、人参、黄芪。 标本清本热（降火）：石膏、地黄、黄连。 解标热（解肌）：升麻、葛根、豆豉。 脾虚实泻实泻子：诃子、防风、桑皮、葶苈。 涌吐：豆豉、栀子、萝卜子、常山、瓜蒂、郁金、韭汁、藜卢、苦参、赤小豆、盐汤、苦茶。 泻下：大黄、芒硝、礞石、大戟、续随子、芫花、甘遂。 补土补母：桂心、茯苓。 补气：人参、黄芪、升麻、葛根、甘草、陈皮、藿香、葳蕤、砂仁、木香、扁豆。 补血：白术、苍术、白芍、胶饴、大枣、干姜、木瓜、乌梅、蜂蜜。 标本除本湿燥中宫：白术、苍术、橘皮、半夏、吴萸、南星、草蔻、白芥子。 洁净府：木通、赤茯苓、猪苓。 渗标湿：开鬼门：葛根、苍术、麻黄、独活。 第二卷２２小肠虚实泻实热气分：木通、猪苓、滑石、瞿麦、泽泻、灯草。 血分：地黄、蒲黄、赤芍、栀子、丹皮。 补虚寒气分：白术、楝实、茴香、砂仁、神曲、扁豆。 血分：桂心、胡索。 标本本热寒之（降火）：黄柏、黄芩、黄连、连翘、栀子。 标热散之（解肌）：藁本、羌活、防风、蔓荆。 膀胱虚实泻实热（泄火）：滑石、猪苓、泽泻、茯苓。 补下虚养阴清热：知母、黄柏。 通气散寒：桔梗、升麻、益智仁、乌药、山萸肉。 标本本热利之（降火）：地黄、栀子、茵陈、黄柏、丹皮、地骨皮。 标寒发之（发表）：麻黄、桂枝、羌活、防己、黄芪、木贼草、苍术。 肾虚实水强泻之泻子：牵牛、大戟。 泻腑：泽泻、猪苓、车前子、防己、茯苓。 水弱补之补母：人参、山药。 气分：知母、元参、破故纸、砂仁、苦参。 血分：黄柏、枸杞、熟地、锁阳、苁蓉、萸肉、阿胶、五味子。 火强泻之（泻相火）：黄柏、知母、丹皮、地骨皮、生地、茯苓、元参、寒水石。 火弱补之（益阳）：附子、肉桂、益智仁、破故纸、沉香、川乌、硫磺、天雄、乌药、阳起石、茴香、胡桃、巴戟、丹参、当归、蛤蚧、覆盆子。 精脱固之（涩滑）：牡蛎、芡实、金樱子、五味子、远志、萸肉、蛤粉。 标本本热攻之（下）：即承气诸法。 标热凉之（清热）：元参、连翘、甘草、猪肤。 本寒温之（温里）：附子、干姜、官桂、白术、蜀椒。 标寒解之（解表）：麻黄、细辛、独活、桂枝。 心虚实火实泻之泻子：黄连、大黄。 气分：甘草、人参、赤芍、木通、黄柏。血分：丹参、丹皮、生地、元参。 镇惊：朱砂、牛黄、紫石英。 神虚补之补母：细辛、乌梅、枣仁、生姜、陈皮。 气分：桂心、泽泻、白茯苓、远志、茯神、石菖蒲。 血分：当归、熟地、乳香、没药。 标本本热寒之泻火：黄芩、竹叶、麦冬、芒硝、炒盐。 凉血：生地、栀子、天竺黄。 标热发之（散火）：甘草、独活、麻黄、柴胡、龙脑。 第二卷２３三焦虚实实火泻之汗：麻黄、柴胡、葛根、荆芥、升麻、薄荷、羌活、石膏。 吐：瓜蒂、沧盐、韭汁。 下：大黄、芒硝。 虚火补之上焦：人参、天雄、桂心。 中焦：人参、黄芪、丁香、木香、草果。 下焦：黑附子、肉桂、硫黄、人参、沉香、乌药、破故纸。 标本本热寒之上焦：黄芩、黄连、栀子、知母、元参、石膏、生地。 中焦：黄连、连翘、生地、石膏。 下焦：黄柏、知母、生地、石膏、丹皮、地骨皮。 标热散之（解表）：柴胡、细辛、荆芥、羌活、葛根、石膏。 胆虚实实火泻之（泻胆）：龙胆草、牛膝、猪胆、生蕤仁、生酸枣仁、黄连、苦茶。 虚火补之（温胆）：人参、半夏、细辛、当归、炒蕤仁、炒枣仁、地黄。 标本本热平之除火：黄芩、黄连、芍药、连翘、甘草。 镇惊：黑铅、水银。 标热和之（解表）：柴胡、芍药、黄芩、半夏、甘草。 肝虚实有余泻之泻子：甘草。 行气：香附、川芎、瞿麦、牵牛、青皮。 行血：红花、鳖甲、桃仁、莪术、三棱、穿山甲、大黄、水蛭、虻虫、苏木、丹皮。 镇惊：雄黄、金箔、铁落、珍珠、代赭石、夜明砂、胡粉、银箔、铅丹、龙骨、石决明。 搜风：羌活、荆芥、薄荷、槐子、蔓荆子、白花蛇、独活、皂荚、乌头、防风、白附子、僵蚕、蝉蜕。 不足补之补母：枸杞、杜仲、狗脊、熟地、苦参、萆、阿胶、菟丝子。 补血：当归、牛膝、续断、白芍、血竭、没药、川芎。 补气：天麻、柏子仁、白术、菊花、细辛、密蒙花、决明、谷精草、生姜。 标本本热寒之泻木：芍药、乌梅、泽泻。 泻火：黄连、龙胆草、黄柏、苦茶、猪胆。 攻里：大黄。 标热发之和解：柴胡、半夏。 解肌：桂枝、麻黄８．五脏苦欲补泻药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酸泻之———赤芍。实则泻子———甘草。 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虚则补母———地黄、黄柏。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以甘泻之———甘草。实则泻子———甘草。 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虚则补母———生姜。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以苦泻之———黄连。实则泻子———桑白皮。 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炙甘草，以甘补之———人参。虚则补母———炒盐。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诃子，以辛泻之———桑白皮。实则泻子———泽泻。 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补母———五味子。 第二卷２４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以咸泻之———泽泻。实则泻子———赤芍。 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柏。虚则补母———五味子。 ９．引经报使药手少阴心：黄连、细辛。 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柏。 足少阴肾：独活、知母、肉桂、细辛。 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葱白。 手阳明大肠：白芷、升麻、石膏。 足太阴脾：升麻、葛根、苍术、白芍。 足阳明胃：白芷、升麻、石膏、葛根。 手厥阴心包络：柴胡、牡丹皮。 足少阳胆：柴胡、青皮。 足厥阴肝：青皮、吴萸、川芎、柴胡。 手少阳三焦：连翘、柴胡上焦：地骨皮；中焦：青皮；下焦：附子。 以上７、８、９三表，是据《本草纲目》序例简化整理。张山雷说：“洁古老人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向无单行本，仅见于李濒湖本草纲目序例中……”张氏又参考《医学指归》等著作，在原来基础上作了“疏通”、“补缀”、“纠正”而著有《脏府药式补正》一书，请参考。清代景日珍在所著《嵩尊生书》中有“五脏苦欲宜恶谱”，亦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清代姚澜著有《本草分经》，均可作参考。 在药性理论的研究中，医家们还特别指出药物有它的两面性，有“利”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如《内经》曾说“酸生肝”，但又说“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指出了五脏皆有宜、有禁。 《内经·至真要大论》中更明确地说：“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通过这种辨证的看法，使临床用药既能按照不同的归经去选药组方，调治脏腑经络的疾病，又可使人随时想到“过犹不及”利害相连的告诫，从而指导临床医师不致造成实实虚虚之误。 （三）药物归经学说的临床运用归经学说对指导临床用药，起着重要作用，对确切选择药物进行组方遣药和提高疗效有极大帮助，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结合病例，谈几点个人在临床上运用归经学说的肤浅体会。 董某某，男，２２岁，工人。北京某医院住院病人，病历号Ｃ９８２２４，会诊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简要病史：一年多来牙龈时常出血，每次发病都需要经口腔科处理，才能缓解。因此，已经一年半未能上班工作。本次发病后，虽经口腔科医生处理，但仍出血不止。住院后，又于１１月９日拔除左上门齿两个，将其出血处的血管进行结扎、缝合。但手术后，牙龈仍出血不止，影响饮食，经大量止血药物注射、口服等，均不能止血。于１１月２７日应邀会诊。 现在证：左上门齿处及牙龈出血，血色鲜红，满口牙龈肿胀，心跳，右头部有随心跳而上冲第二卷２５跳动的感觉，口渴能饮、大便秘结。舌质红舌苔老黄。脉象数，左手弦滑有力，右手弦细，略滑。 辨证：阳明经的经脉入齿中，齿龈属阳明经（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患者年轻体壮，脉象弦滑有力，知是实证，口渴能饮，牙龈出血，舌苔色黄、脉数，知为胃经实热；大便秘结，舌苔老黄，脉滑数有力，是大肠热结之象；牙龈出血其色鲜红，结合左手脉大，弦数有力，知是血热妄行；心跳、上冲及后头跳动感，是热炽化火，血随气升，气随血上而致。综观脉症，诊为阳明经（胃和大肠）火热炽盛，血热妄行而致之齿衄病。 治法：清泻阳明，凉血止血。 处方：生石膏４５克（先煎）、生大黄６克、知母９克、黄芩１２克、生地２４克、元参３０克、麦冬９克、白茅根３０克、大小蓟各１５克、生藕节３０克。水煎服，４剂。 方解：根据治法要求，采用白虎汤合增液承气汤加减，方中以生石膏清阳明经气分邪热，生大黄泻阳明经血分结热为主药。配知母、黄芩入肺胃二经而助主药清泻阳明火热之力为辅药。 再据治法中有“凉血”的要求，故又选入生地、元参入肾壮水，凉血降火。又考虑到已病了１０余天，出血又多，大便秘结，舌红，既有手阳明大肠结热的一面，又有出血、病久、伤津的一面，故再加麦冬入肺胃二经凉血生津（合生地、元参、生大黄，为增液承气汤的主要成分）共为佐药。又据“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加白茅根、大小蓟、生藕节入胃经以凉血止血为使药。同时，生藕节兼有活瘀的作用，使血止而不生瘀。  治疗结果：服药后，当天夜里，出血明显减少，可以安睡。次日大便通畅，头已不晕，血已止。二诊时，在上方中又加生赭石３０克、旋复花９克、白芨９克，又服６剂，即痊愈出院。以后又服药１８剂，正常上班工作。此后多次追访，齿衄从未发生。 （四）药物归经的研究方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药物归经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密切联系临床实践，进一步加以研究，并利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提高，以使其更好地为解除人类疾苦服务。在研究药物归经学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１．必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密切结合辨证论治的医疗体系去进行研究。 ２．要用整体观去观察、研究药物的归经，要看到药效是机体反应与药物性能相互发生作用后产生的，必须把内外因素（机体、药物、气候、环境、病理生理等）联系起来分析观察，不要孤立地、片面地去追求药效。 ３．药物归经不单是使药物达到病所的问题，而是在于调节有病脏腑经络以及其他脏腑经络之间的功能活动，使之影响整体，而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目的。 ４．欢迎现代科学工作者，用原子示踪、同位素扫描等等各种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探讨药物归经的作用原理。但要注意密切联系中医理论。 ５．《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也是研究中医的一种很好的模式。 最后，必须指出，药物归经虽然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拘泥于一药入一脏、一经，刻板机械地去生硬套用。因为每种中药本身即具有它的复杂性，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炮制和配伍变化则更为复杂。所以必须结合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相须相使等理论以及脏腑经络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等去应用。更不能认为归经学说已经十全十美，它还有一定的缺点，如味苦的有的不入心；色红的也有的不入心，色白的有的入胃，入肾的不一定都咸，入太阳的有的也入第二卷２６太阴，也有许多药品可以通行各经，尚有许多药还不知道它主要入何经何脏腑。另外，历代医家对同一药物的归经描述，有的很不相同，等等，有待今后的医药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和补充。 五、中医传统科研思路焦氏十分重视中医科研，对中医科研有着浓厚的兴趣。焦氏认为中医传统科研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因为历史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传统科研方法也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赋予新内容。既然是科研，就要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以便不断地发现新事实，获得新知识，阐明新规律，创立新理论。但是中医是一门特殊的传统医学，中医的科研思路，必须坚持以“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色，创新发扬”为指导思想。 从中医药学的发展史来看，古代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继承前人的理论和成果，另一方面又吸收当代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的科技成就，而且还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汉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高成就、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说是张氏毕生科研的结晶。其成就之广、水平之高已为后世医家所公认，在此不予赘述。张仲景的科研思想和方法，可概括为“勤求古训”（纵向继承）、“博采众方”（横向吸收）、立足临床（实用出发）、力辟时弊（扬去糟粕），所以达到了创新发扬的目的。仲景的科研思想和方法，对于现在仍有可借鉴之处。设仲景于今日，亦必将坚持这样的思想方法，在保持传统和发扬创新上亦必谱写新篇章。 焦氏认为，当代的中医科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坚持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点，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祖国医药学是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传统医药学，它与经验医术不同。中医药学理论几千年一直指导着临床实践，无数实践证明中医药学理论对临床医疗指导的有效性，从而表明其科学性。所以，在进行中医药科研时，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都不能脱离或背离中医药理论这个基本点，这就是突出中医药特色。譬如对某一种疾病进行临床研究，可以（也应该）采用现代医学的诊察方法，也可以参考其治疗思路，但在运用中药治疗时，绝不能背离辨证论治而中药西用，否则就不能叫中医科研，而是搞的废医存药研究，方向就不对了。 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很多，诸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营、卫、津液……，药学中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十八反、十九畏、相须相使……等等，都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西医诊察手段进行研究，探求其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使其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广泛联系和组织多学科的科技人员（包括软科学的科学工作者），共同从多方面入手，逐项地开展多学科研究，然后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在中医药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新医学新药学的早日形成提供理论基础。 （二）立足于临床，开展多学科研究中医药科研的目的，最终在于提高临床疗效。所以，加强临床诊治的研究，又是中医药科研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急性病、危重病、难治病的研究，寻找辨证论治的规律，对于提高中医的诊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对此，焦氏提出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二卷２７１．中药的研究：关于中药研究，除上述中药理论研究，以便进一步阐发中药药效机理，把中药的治疗作用从知其然变为知其所以然以外，同时要对中药的质量控制、真伪劣鉴别、剂型改革、采收炮制等，都要作为重点进行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从而提高中药的用药质量，并开发新药源，建立新理论，促进中药学的发展，为临床提供更好质量的药物。 ２．复方的研究：中医治病是以复方为其治疗措施，而历代有许多名方流传至今，现为临床所习用。方剂的组织和药物的配伍虽有传统的原则可循，但现代的机理尚有待研究阐明。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可喜的成果报导，但为数甚少。因此，对方剂的深入研究，无疑对提高临床疗效是有积极意义的。 ３．四诊的研究：四诊是中医传统的诊断方法，无数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传统四诊不易掌握，而且也存在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客观的量化指标。因此，也应组织多学科的力量，采用现代手段，对四诊进行深入研究，使四诊客观化。同时通过研究，创造出新仪器，补充新内容，逐渐从四诊向五诊、六诊而发展，从而提高中医的诊断水平，为辨证论治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 ４．辨证论治研究：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疗学的精髓，是体现中医医疗特色的关键。辨证论治的全过程，包括理、法、方、药四个方面，都是取得临床疗效的重要环节。辨证论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临床疗效的优劣。为了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必须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因此，必须对辨证论治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然后经过归纳总结，探索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和规律。同时要对病、证、症进行各种实验研究，阐述三者之间关系和物质基础。关于这方面，应该以“证”的研究为主，探讨“证”的实质。 ５．治则的研究：治则是中医的治疗大法，诸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劳者温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等等，都具有浓郁的中医特色，应结合具体病种，进行现代研究，以发现治疗学上的新事实，探索新内容，创立新理论。 ６．疾病的研究：密切结合临床，开展中医病的研究。如对中风（出血性和缺血性脑血管病、脑栓塞、脑血管痉挛等）、胃病（萎缩性胃炎、溃疡病、胆结石、胆囊炎、胰腺炎等）、腰腹痛（泌尿系结石、肠疾患、妇女月经病、附件炎等）、痹证（急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胸痹心痛（冠心病、心肌炎、风心病、肺炎等）、厥证（休克、昏迷、卒倒、晕厥、ＤＩＣ等）、痰证（癫痫、抽搐、良性囊肿、甲状腺瘤等）以及哮喘、癌肿等疾病的研究，探索其辨证论治的规律，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总结出新技术、新方法，阐明新规律，建立新理论。 ７．针灸的研究：针灸疗法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对针灸的研究，也应该采用多学科共同进行，但必须按照中医理论体系去探讨其实质，如研究经络实质、俞穴特性、针麻原理、子午流注原理、灵龟八法原理……等等，以冀从理论上、技术上找到突破口。  （三）中医药古籍和医史文献整理研究中医药古籍汗牛充栋，又学术流派众多，对某一问题既有各抒己见，又有互相补充，有必要对各种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在整理研究时方法应该多样，除了运用训诂进行点校、批注外，也须按问题立项，逐项进行整理归纳，正本清源，找出规律，从而发现新问题、新线索、新知识、新理论，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和多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第二卷２８总之，焦氏指出，通过上述研究，促进中医药学逐渐实现现代化。故而在思想方法上，应继承与发扬并举，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并用，中医与西医结合，这样的研究既保持了中医特色，又丰富和充实了中医药学的内容。因此，不要认为“传统的科研方法”就是落后保守的方法，因而与现代科研方法对立起来，对此应该有正确的态度。 临证特色 一、辨析心痹、胸痹异同，探究心痹新方药“心痹”病为五脏痹之一，始载于《内经》。如《素问·痹论》篇说：“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灵枢·五邪篇》说：“邪在心，则病心痛”。焦氏认为，其病因或由于脉痹日久不愈重感外邪；或因思虑伤心，气血亏虚，心气痹阻脉道不通所致。近人论冠心病、心绞痛，多从“胸痹”论治。但焦氏认为，《内经》中虽有胸痹之名，而辨证论治则是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才正式提出来，并加以论述的。至于心痹与胸痹的关系，认为胸痹较心痹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更复杂，胸痹可包括心痹，但心痹不能包括胸痹，二者密切相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临床上胸痹可见“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不得卧，心痛彻背”、“心中痞”、“胸满、胁下逆抢心”，等等；心痹可见“暴上气而喘”、“病心痛”、“胸中痛、胁支满”、“心痛引背”等，二者皆有心肺相关联的证候。因心肺同居胸中，心主血、肺主气，二者有血脉相通；而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故心肺两脏生理相关，病理亦属相连。因此心痹与胸痹的临床证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之处，《内经》中已明确指出：“心痹者、脉不通。”焦氏认为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归属于“心痹”范畴，似较归属于“胸痹”范畴更为恰当。 心痹的病因病机，焦氏认为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及脏腑诸病的传化等等，均可以发生心痹。 但概括起来，最常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因年迈体弱，气血亏虚，心阳不振，气血不得宣畅，血脉受阻发为心痹，或因寒邪伤人，气血涩滞，脉痹不通而发心痹，或因忧思过度伤神，神伤则心虚，虚则邪易干之，气血瘀滞而发心痹，或因膏粱厚味，油腻醇醴，过食生冷导致脾胃损伤，运化失司，聚湿成痰，痰阻脉络，痰浊上犯，阴乘阳位，阳气不布，血脉痹阻发为心痹，或痰湿浊邪从阳明炅热之性而化热，形成痰热浊火，上蒙心窍，心窍不利，脉道涩滞，发为心痹。以上诸种病因病机既可单独存在，亦可二者或三者并存，交互为患。病情进一步发展，气血闭阻，心脉不通，可心胸猝然大痛而发为真心痛；如心阳受遏，心气不足，胸阳不振则可见心动悸、脉结代；若心肾阳虚，水邪泛滥，水饮凌心射肺，则又可出现咳喘、短气、肢肿等证。 古代诸名贤至现代各医家均认为心与脾胃关系甚为密切，从而渐渐形成了“心脾同治”与“心胃同治”之大法。然深究其理，似叙述不详。焦氏根据《素问·平人气象论》“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的理论，明确指出：胃与心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卷２９故纵恣口腹，暴饮暴食，纳食过多，或中焦塞滞，痞壅难消，胃失和降，积气上逆，虚里失常，宗气不行，心血受阻，脉道不通，心气不得宣行而发心痹，出现上腹及心胸疼痛。因此，临床遇有胃脘痛，呕哕，心胸痞塞堵闷之证，需详加辨认是否心痹，切勿误诊为胃痛。 心痹病之辨证属“本虚标实”的观点在国内颇多，至于本虚与标实之具体含义与临床证候类别，尚有不同见解。有的主张以补为主，以补为通，通补兼施，或用通阳宣痹之法，或用补气养血之法，或用扶阳抑阴之法，或用活血消水之法，或用补肾养肝之法；有的主张气阴两虚为其发病之根本，治用益气养阴之法；有的主张“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以调营卫、通心气为治则；有的主张心阳虚为本为始，血脉郁滞，而以益气回阳为大法；还有的主张心痹辨证多为“痰热内阻、夹有瘀血”而宜清热化痰，宽胸散结，佐以活血通脉。总之，众说纷纭，治法各异。焦氏认为首先要抓住主症：胸部憋闷，心胸疼痛，膺脊肩胛间痛，左臂内侧沿心经循行部位窜痛等，再结合舌诊、脉诊，全面分析，深入辨认，根据虚实、寒热、兼夹、转化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归纳，分为虚实两大证候。前者兼见气、血、阴、阳诸虚之不同，后者兼见寒盛、痰盛、气滞、血瘀、食滞、热盛之异；前者治之养血益气，助阳通脉，后者治以宽胸开痹，活血通脉；前者方用《千金》细辛散加减，后者用《金匮要略》栝蒌薤白桂枝汤化裁。遇有心胸疼痛不得缓解者，皆可加用“苏合香丸”同服。 焦氏认为心痹之病以实证为多，即使虚证亦常是虚中夹实，故在治疗上不主张多用补法。 例如治虚证之方，虽可用四君子汤及人参粉冲服，但应配用干姜、桂枝伍甘草以温助心胸阳气，且参术配干姜可温扶中阳，培土生金，鼓舞正气，以助驱邪。同时又重用栝蒌、薤白以温阳开痹，使胸中大气一转，胸阳调畅；再佐用红花、丹参、麦冬、元胡等，养血活血而通血脉。而用药之妙尤在于细辛一味，其性味辛温，入少阴心肾之经，既能温通心阳，又能鼓动肾阳，斡旋上下而达温通祛邪之目的，由此不难看出焦氏“治虚不忘祛邪”之深意。鉴于心肺同居胸中，为气血之所主，生理相系，病理相通，故又提出治疗原则上应为心肺并调，气血同治。如在其治疗实证的方中，就重用厚朴、枳实泻其痞满，行其留结，降其抢逆之气；且得桂枝、薤白通阳宣痹，栝蒌开胸化痰，降气散结，五灵脂、丹参、山楂、元胡、莪术活血通脉。诸药同用，则痰结之气可开，瘀血痰浊之邪可去，心胸之阳可复（治虚证之方中亦不乏此意）。至于细辛不仅入少阴以鼓心肾之阳，温通血脉，而且兼入肺经以宣气。总之，充分体现了“心肺并调、气血同治”之大法。 焦氏还特别强调：辨证时不但要注意各种证候并非孤立存在，往往为二、三证同时兼见，同时也要注意病程的初、中、末期不同的变化，于临证之时要灵活掌握。旨在告诫后学用药之法度全在于权衡临床证候之表现，有是证则用是药，易一证则易一药。只有辨证立法精确，方能提高临床效果。 二、治咳七法，灵活辨施咳嗽为临床常见的症状之一，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疾病，但确有不少患者以咳嗽为主诉来就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肺……在变动为咳”，历代医家亦认为“肺为娇脏，怕寒而恶热，故邪气易伤而难治”，“肺受病易，药入肺难”。再观前贤著作中，对咳嗽之症亦多议论详恳，其用心良苦可知。《内经·咳论》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不但肺本身受邪可以发生咳嗽，而且五脏六腑有病，波及肺时，也可以发生咳嗽。清代程钟龄曾说：“（肺）譬若钟然，第二卷３０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之火，自内攻之则亦鸣。医者不去其鸣钟之具，而日磨锉其钟……钟其能保乎。”焦氏更认为咳嗽一症，包括很广而牵涉面宽，治疗时必须辨病因病机，探求标本表里，灵活运用辨证论治，不可只用所谓止咳、镇咳、宁嗽的药物去对症处理，否则会耽误病情，轻则迁延难愈，重则变症百出。焦氏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临床体会，把治疗咳嗽的方法，概括为：宣、降、清、温、补、润、收七大法则。 （一）“宣”法“宣”寓有宣散、宣发、宣通、宣畅、开宣、通宣、疏宽等意。宣法是用宣散发表、疏宣肺气、宣通郁壅的方药治疗咳嗽的方法，蕴“宣可决壅”之理。肺窍清虚，喜宣通而恶壅塞。肺感于寒，邪拨于气，气壅不得宣发，故咳喘上气。另外肝气不舒，情志不遂，气机久郁，可致肺气郁，不得宣畅，因而胸闷胁胀，郁气上逆作咳。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诸气郁，皆属于肺。”必须治以宣畅气机，以除郁壅而咳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