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环保取缔通知书:宋——词的崛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7:19:35
发布时间： 2010-5-10 14:08:59 被阅览数： 15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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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词的起源
词这一文学形式，起于唐代，而在宋代迎来了它的全盛期。词的发生与唐代的新音乐有密切关系。作为古代音乐一个顶点的唐代音乐，其中心是早从六朝开始直至初唐、从外国特别是从西域流入的所谓胡乐。这些外来音乐与地方民谣经由教坊而普遍流行起来，合上这些旋律（曲子）歌唱的歌词（曲子词）就是词的起源。归根结底，所谓词就是“歌”中与音乐旋律相对的歌词。
词在形式上最大的特征是句式长短不一。这种形式的韵文，在前已经见于六朝以来的乐府诗中，被称为长短句，因此“长短句”一词，逐渐被作为词的别称来使用。相对应于一个曲子的词之音节数是一定的，尤其是有关音节的平仄与押韵规则，较之近体诗更为严格。总之配合各种曲调的词，其包括句数、字数、押韵、平仄的乐谱是确定的，作者依谱填词，出处即在于此。每种曲调的名称，叫作词牌。它又照样成为题名，从而词有许多同名作品存在。词牌，亦即题名，只是表示每首词的形式，而与内容无关。于是， 偶尔与词牌相应者称为本意之作。进入北宋后，张先、苏轼等开始在词牌上添上与内容相应的词句作为副题，不久这就普遍化了，然而词牌内容本身的词也还多有创作。在词发生后不久，同一体式重复二次形式的词（双调体、双叠体）大体确定了，它的前后两半称为前阕、后阕。唐五代词大致在五六十字以内，这种短小的形式叫小令。与此相对，称进入北宋后盛行起来的越益加长至八、九十字的形式为慢词。普遍以此方法来加以区别。
2、晚唐至宋
如认为就形式而言，词萌芽于盛中唐，则作为文学的词的历史，是由晚唐的温庭筠开始的。
他虽以才名被讴歌，却不为官界所容，遂以不遇之身耽溺于青楼。在那儿。他于艳丽的色彩感中歌咏接触的男女情态。在那些词中，那如丝抽绎的柔情与忧愁的世界，是词开辟诗所未曾表现的独自境界的第一步，在给予继起的五代词人以重大影响的同时，虽有各种变迁却也成为以后整个词史中最基本的特征。
唐亡后中原五朝交替的50 年间，在南方的扬子江流域的十余个地方政权，也反复经历了变幻无常的兴亡。然而与北方五朝多非汉族政权相反，南方五朝基本上是汉族维持着帝室。逃避战乱的唐朝的官吏被重用，唐代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被继承，在这些具有丰饶的经济力量的国家中，对不断贴近的战乱漠不关心，逃避于刹那的享乐里，而沉湎于歌舞之中者尤多。这就促使了歌曲流行，成为五代词得到发展的原因。特别是据有扬子江上流地区的蜀（前蜀、后蜀）与据有扬子江下流地区的南唐二国，遭受直接战祸也少，加以天子自身富于文化修养而喜欢音乐，因此以宫廷为中心，词的创作一直很兴盛。
首先在蜀国，逃避蜀中、晚年成为前蜀宰相的晚唐诗人韦庄，在蜀地扩展温庭筠艳丽词风的同时，又留下了抒发自身淹滞亡命之地望乡离别之情的优秀词作。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纂了《花间集》，首列温庭筠词66 首，以下以韦庄为首，收录毛文锡、欧阳炯、李珣等蜀中词人作品500 首， 蜀词由此一书而大体能知其全貌，然而大部分不超过温庭筠之流，只有韦庄在绮丽之中有独自清愁的音响，从而与温庭筠并列为所谓“花间派”的代表。在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李璟的宰相冯延巳三人为著名，所谓中主、后主，是三代而终的短命王朝第二代、第三代天子的称呼；李璟、李煜、冯延巳三人是以始祖李升开筑丰饶的江南三角洲地带为后盾，而很快又将五代地方政权中号称最强大的南唐驱向灭亡的君臣，然而却尤富文才，对词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李煜今存词虽不足40 首，然而其质量，可说不负其唐五代之第一人的称号。他前期在位时代的词，具有在使宋人警叹的豪奢宫廷中悄悄过着享乐的生活的娇乐艳情之趣；而在其丧失爱妻大周后之后的作品中，与其企望避开的亡国预感交融在一起，散发出虚无的色彩。
然而作为其杰作的，是亡国后幽闭生活中所作《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令》诸吟。特别是《浪淘沙令》结末，“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之句，尤负盛名。
以锐敏的感受力为支撑的卓越才能，为生于帝王家、终为俘虏身的命运转变所触发的一瞬间的火花，构成了李煜这些作品。在追忆、望乡的悲哭中，有着凄惨的音响。正因为李煜，词开始有了可称为绝唱的作品。
李璟词除《浣溪沙》三首外均不传，而冯延巳存有百首左右作品，在上继韦庄风格的缠绵情绪之中，含蕴有清雅的趣味，给予北宋的晏殊、欧阳修以很大影响。对连接五代与北宋起了很大作用。
在宋代，传统的诗也产生了新的境地，宋诗成为与唐诗并列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巨峰，然而明代的胡应麟还是宏观地评定“唐诗、宋词、元曲”， 词被认为是代表宋代的形式。
3、北宋词
前期——十世纪后半叶，太祖、太宗时代，还是统一天下的过渡时期。整个文化处于低调，在词的世界中，也仅王禹偁、林逋和寇准、丁谓等著名的诗人并高级官僚染指，存词均不过数首。
进入11 世纪，到了真宗、仁宗时代，与政治情况之稳定恰成比例，文学也渐渐兴起了活泼的动向，词坛也苏生了。其中，首先继五代词风活跃起来的是晏殊与欧阳修。
晏殊是官至仁宗宰相的重臣，其词柔润而婉丽。欧阳修作为诗文大家而享有盛名，然而其词中的艳媚风格，适与他谨严的古文成为鲜明对照。二人都是南唐生人，这给他们的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以强烈的影响，特别与冯延巳相接近，以至于那些作品常常被收集在相互的词集中；而并未开辟特别的新境界，仅仅是欧阳修的数篇艳词中，在将俗语作为时尚使用方面，成为不久后兴起的宋词之共通的新动向。
随着天下变得太平，社会上弥漫着华美的风潮，以汴京为首的大都市中青楼繁盛，当高级官员们在宫廷中争竞于五代遗留下的小令之绮丽风格时， 与新时代相应，新词之发动，又一次从民间，从北里游巷首先兴起。亦即宋初的音乐仍处于继承五代江南的乐曲的状态中，而不久，发展成演奏较长的大曲、法曲，而倡里中率先较早地配合大曲制作了长调的歌词，吸取民间这一动向，给宋词注入新鲜血液的是柳永。
柳永也出身于南唐之地，为应科举考试而来到汴京，然而随即因耽于酒色而多次落第。晚年虽好不容易登第，但是辗转而为地方小官，结果落魄而死。他的浮浪之名上达仁宗之耳，所以依仁宗的意旨而落第；然而他的葬礼上，妓女倾城而聚不留一人。围绕柳永的逸事，数量很多，而都显示了他受到上层阶级的白眼，而同时在民间享有绝对的名望。
柳永词现存约200 首，歌唱花街柳巷的艳情之作和讴咏旅情客愁之吟， 分别反映了他作为荡子与下层地方官的前后各半生。当时其词流行的程度可据从西夏归来之人的话中窥见，有云“有井水处，皆歌柳永词”。
之所以说柳永为宋词带来了新的拓展，其一是因为他多用慢词，其二则为频繁地使用口语，这些都是他由民间素朴的流行歌唱中采入技法中的。他灵活运用所谓“语述体”的口语之本质精神，又采取长篇的形式，依靠这些， 婉委细腻地缀连起想要诉说的衷曲。由此展开而成的词作，有着历来那种重视简洁与含蓄的韵文中所未曾经见的奔放与絮絮绵绵。从某种意义上，也应当说是具有“执拗性抒情”的境地。
对于柳永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一方面有“卑俗”的蔑称，另一方面比之于词中之杜甫。然而归根结蒂，都说明了他的革新性，柳永是整个北宋时期最优秀的词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与柳永比肩，突破过去词风的外壳的又一词人当举张先，他虽是晏殊、欧阳修的亲密朋友，然而官位远远低于二人。晚年，他在浙江家乡送走了余生，而同时乐享风流。他的词没有柳永那样程度的新颖，却也进而既使用新曲，又染指慢词，在内容上，也以清新的笔致，成功地作出了极细微的描写。再者，北宋前期的词尚有晏殊之子晏几道，他继承乃父词风，达到逼真的地步。又有晏殊的门人，也被歌颂为名臣的范仲淹，他现存作品虽少，但其中也能见出可说是不久后出现的苏轼之先的大方表现。
后期——11 世纪后半期，以“东坡”之号知名的苏轼出现了，他集诗文书画之所有天才于一身，而在词方面也开辟了独自的境地，在与柳永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宋词的新的可能性。
苏词的革新面，首先在于风格上不尊崇细致的藻饰与雕镌，他不同于传统的婉丽，而以豪放的笔致尝试作雄大的表现，进而在题材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也就是历来说词所主要能采择的是艳情、离恨、客愁，也可说是一味的感情，那已成为词的特征；然而苏轼，正如其代表作《念奴娇》的副题为“赤壁怀古”那样，怀古、傲世、咏怀、送别等词所很少使用的素材都进而成为他歌咏的对象。其结果，他的词境扩展到了“无情不可容，无事不可言” 的程度。如果说，因为一味囿于狭隘领域之内而从诗中独立出来的词，在蓄积力量中打开了大门，那么可以说，打入仅属于诗的领域的词作，正是苏轼词。
不过，他的词，常常被批评为不合音律，不能歌唱，这是其内容之奔放性、丰饶性，拒绝一切细微制约的结果。特别是歌唱文学一步跨入了阅读文学，在这一点上也可认为与诗接近。
苏轼及继承其词风的词人被称为豪放派，以后豪放派被作为与歌唱柔情为主的“婉约派”相对峙的称呼来使用。
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有很多门人传扬了他的文统；然而在词的分野方面，却无可以目之为达到其继承者程度之人。仅仅是晁补之，以其富有气骨的词风，较近于苏轼。此外，黄庭坚留存有近于苏轼的豪放词和多用俗语使人想起柳永的作品，这两方面的作品风格不高，不能认为达到了他在诗中所达到的个性。
从11 世纪后叶至12 世纪前叶，宋南渡前后，与苏轼之豪放相对，继承由花间派开始延而至于柳永婉约传统的词人，当举秦观、贺铸，然后是作为代表性作家的周邦彦。
秦观亦东坡门人，而词风迥异，是纯粹的婉丽。传说他因模仿柳永而为苏轼叱责，然而从整体来看，他的词并不那样近于柳永，而广泛地受到历来的词的影响。归根到底，缺乏个性，混同于他人之作非常多。
贺铸具有刚毅的人格而不遇，晚年蛰居以终。正如他所自称那样“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他追逐晚唐诗风，在浓丽之中有沈郁的音响。
出现于苏轼稍后，代表北宋婉约派的是周邦彦，他精于乐理，自度新曲， 更进入了新设立的音乐官署大晟乐府，在审定古来的曲调以利当时音乐改革的同时，潜心钻研，吸取了历来婉约词的精髓而自成一家。
然而由其擅长以慢词作绵绵不尽的叙情写景，可见柳永给予他的强大影响。他也多用口语为时尚，而措辞不似柳永之通俗，较为典雅而精心雕琢。巧妙地采取古典诗句以入词，以致被称誉为“字字皆有来历”，尤其喜好以极洗炼的手法将六朝赋盛唐诗融化入词。他的词在形式与表现的一切方面， 将历来词的手法采入无遗，达到了词的最出色的集大成的地步，因此被称为“词家正宗”成为嗣后南宋婉约派词人的最高典型。
创设曾招请周邦彦之大晟乐府的徽宗，是个喜爱音乐，在诗画方面又表现出优秀才能的艺术家，但在政治上却任用佞臣，而自己沉缅于放荡之中。因此国政腐败而奢侈之风气弥漫一时。以至1127 年汴京陷于金军之手，宋王朝南逃，而徽宗成了阶下囚，在北边死于屈辱之中。身历这一大变乱而留存具有特色之作的是徽宗自身与女词人李清照。
徽宗似乎写过很多词，但今存者不过十数首。多为在位时之作，享乐色彩浓烈，然而其幽囚后的作品《燕山亭》之凄怆悲哀的音调，动人心魄。李清照是位才女，她出身名门，嫁与金石学者赵明诚，助丈夫完成其著作《金石录》。据传在金兵来攻的骚扰中，她南逃避难，不久丈夫病殁，此后她辗转江南，结局很是萧条。她歌唱对丈夫的情爱、追慕，与流亡的愁苦， 尤多以清新的感觉表现纤细热情之优秀作品。特别是《声声慢》词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句中的叠字手法，富于独创性。
4、南宋词
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 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 首，17 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 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 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
5、词的衰退
当进入13 世纪时，蒙古帝国（元）兴盛起来，与金抗争。宋理宗交结元朝以讨伐宿敌金国。端平二年（1234），这一愿望实现了；然而其结果却是使宋直接受到了更为强大的元朝的压力。不久，元军越过扬子江，侵入了南宋的领土。
对于这种民族危机，除了文天祥、刘辰翁等少数以词寄托慨世哀时之志者以外，多数的文人词人，只是表现出极消极的反应，一味沉浸于风流韵事之中，同时迎来了祖国的灭亡。其中周密、张炎、王沂孙三人最为著名。三人后半生都在元渡过，同时均不仕而终身。他们尤其尊崇姜夔而延袭其词风， 以擅长咏物而被称赏为“咏物派”，以绮丽的描写为特征，其中也仍暗暗流露出亡国的哀音。
时代的兴亡，社会的变迁，不久就波及于文学世界，同时文学也与之呼应，缀接起它的历史。然而一个时代的终止往往同时与一种文学样式之衰退相一致的情况，如宋代灭亡之于词那样鲜明的例子还是少见的。与周密等宋代遗民的活动终止同时，作为文学的词之生命也就归于消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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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词的起源
词这一文学形式，起于唐代，而在宋代迎来了它的全盛期。词的发生与唐代的新音乐有密切关系。作为古代音乐一个顶点的唐代音乐，其中心是早从六朝开始直至初唐、从外国特别是从西域流入的所谓胡乐。这些外来音乐与地方民谣经由教坊而普遍流行起来，合上这些旋律（曲子）歌唱的歌词（曲子词）就是词的起源。归根结底，所谓词就是“歌”中与音乐旋律相对的歌词。
词在形式上最大的特征是句式长短不一。这种形式的韵文，在前已经见于六朝以来的乐府诗中，被称为长短句，因此“长短句”一词，逐渐被作为词的别称来使用。相对应于一个曲子的词之音节数是一定的，尤其是有关音节的平仄与押韵规则，较之近体诗更为严格。总之配合各种曲调的词，其包括句数、字数、押韵、平仄的乐谱是确定的，作者依谱填词，出处即在于此。每种曲调的名称，叫作词牌。它又照样成为题名，从而词有许多同名作品存在。词牌，亦即题名，只是表示每首词的形式，而与内容无关。于是， 偶尔与词牌相应者称为本意之作。进入北宋后，张先、苏轼等开始在词牌上添上与内容相应的词句作为副题，不久这就普遍化了，然而词牌内容本身的词也还多有创作。在词发生后不久，同一体式重复二次形式的词（双调体、双叠体）大体确定了，它的前后两半称为前阕、后阕。唐五代词大致在五六十字以内，这种短小的形式叫小令。与此相对，称进入北宋后盛行起来的越益加长至八、九十字的形式为慢词。普遍以此方法来加以区别。
2、晚唐至宋
如认为就形式而言，词萌芽于盛中唐，则作为文学的词的历史，是由晚唐的温庭筠开始的。
他虽以才名被讴歌，却不为官界所容，遂以不遇之身耽溺于青楼。在那儿。他于艳丽的色彩感中歌咏接触的男女情态。在那些词中，那如丝抽绎的柔情与忧愁的世界，是词开辟诗所未曾表现的独自境界的第一步，在给予继起的五代词人以重大影响的同时，虽有各种变迁却也成为以后整个词史中最基本的特征。
唐亡后中原五朝交替的50 年间，在南方的扬子江流域的十余个地方政权，也反复经历了变幻无常的兴亡。然而与北方五朝多非汉族政权相反，南方五朝基本上是汉族维持着帝室。逃避战乱的唐朝的官吏被重用，唐代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被继承，在这些具有丰饶的经济力量的国家中，对不断贴近的战乱漠不关心，逃避于刹那的享乐里，而沉湎于歌舞之中者尤多。这就促使了歌曲流行，成为五代词得到发展的原因。特别是据有扬子江上流地区的蜀（前蜀、后蜀）与据有扬子江下流地区的南唐二国，遭受直接战祸也少，加以天子自身富于文化修养而喜欢音乐，因此以宫廷为中心，词的创作一直很兴盛。
首先在蜀国，逃避蜀中、晚年成为前蜀宰相的晚唐诗人韦庄，在蜀地扩展温庭筠艳丽词风的同时，又留下了抒发自身淹滞亡命之地望乡离别之情的优秀词作。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纂了《花间集》，首列温庭筠词66 首，以下以韦庄为首，收录毛文锡、欧阳炯、李珣等蜀中词人作品500 首， 蜀词由此一书而大体能知其全貌，然而大部分不超过温庭筠之流，只有韦庄在绮丽之中有独自清愁的音响，从而与温庭筠并列为所谓“花间派”的代表。在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李璟的宰相冯延巳三人为著名，所谓中主、后主，是三代而终的短命王朝第二代、第三代天子的称呼；李璟、李煜、冯延巳三人是以始祖李升开筑丰饶的江南三角洲地带为后盾，而很快又将五代地方政权中号称最强大的南唐驱向灭亡的君臣，然而却尤富文才，对词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李煜今存词虽不足40 首，然而其质量，可说不负其唐五代之第一人的称号。他前期在位时代的词，具有在使宋人警叹的豪奢宫廷中悄悄过着享乐的生活的娇乐艳情之趣；而在其丧失爱妻大周后之后的作品中，与其企望避开的亡国预感交融在一起，散发出虚无的色彩。
然而作为其杰作的，是亡国后幽闭生活中所作《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令》诸吟。特别是《浪淘沙令》结末，“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之句，尤负盛名。
以锐敏的感受力为支撑的卓越才能，为生于帝王家、终为俘虏身的命运转变所触发的一瞬间的火花，构成了李煜这些作品。在追忆、望乡的悲哭中，有着凄惨的音响。正因为李煜，词开始有了可称为绝唱的作品。
李璟词除《浣溪沙》三首外均不传，而冯延巳存有百首左右作品，在上继韦庄风格的缠绵情绪之中，含蕴有清雅的趣味，给予北宋的晏殊、欧阳修以很大影响。对连接五代与北宋起了很大作用。
在宋代，传统的诗也产生了新的境地，宋诗成为与唐诗并列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巨峰，然而明代的胡应麟还是宏观地评定“唐诗、宋词、元曲”， 词被认为是代表宋代的形式。
3、北宋词
前期——十世纪后半叶，太祖、太宗时代，还是统一天下的过渡时期。整个文化处于低调，在词的世界中，也仅王禹偁、林逋和寇准、丁谓等著名的诗人并高级官僚染指，存词均不过数首。
进入11 世纪，到了真宗、仁宗时代，与政治情况之稳定恰成比例，文学也渐渐兴起了活泼的动向，词坛也苏生了。其中，首先继五代词风活跃起来的是晏殊与欧阳修。
晏殊是官至仁宗宰相的重臣，其词柔润而婉丽。欧阳修作为诗文大家而享有盛名，然而其词中的艳媚风格，适与他谨严的古文成为鲜明对照。二人都是南唐生人，这给他们的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以强烈的影响，特别与冯延巳相接近，以至于那些作品常常被收集在相互的词集中；而并未开辟特别的新境界，仅仅是欧阳修的数篇艳词中，在将俗语作为时尚使用方面，成为不久后兴起的宋词之共通的新动向。
随着天下变得太平，社会上弥漫着华美的风潮，以汴京为首的大都市中青楼繁盛，当高级官员们在宫廷中争竞于五代遗留下的小令之绮丽风格时， 与新时代相应，新词之发动，又一次从民间，从北里游巷首先兴起。亦即宋初的音乐仍处于继承五代江南的乐曲的状态中，而不久，发展成演奏较长的大曲、法曲，而倡里中率先较早地配合大曲制作了长调的歌词，吸取民间这一动向，给宋词注入新鲜血液的是柳永。
柳永也出身于南唐之地，为应科举考试而来到汴京，然而随即因耽于酒色而多次落第。晚年虽好不容易登第，但是辗转而为地方小官，结果落魄而死。他的浮浪之名上达仁宗之耳，所以依仁宗的意旨而落第；然而他的葬礼上，妓女倾城而聚不留一人。围绕柳永的逸事，数量很多，而都显示了他受到上层阶级的白眼，而同时在民间享有绝对的名望。
柳永词现存约200 首，歌唱花街柳巷的艳情之作和讴咏旅情客愁之吟， 分别反映了他作为荡子与下层地方官的前后各半生。当时其词流行的程度可据从西夏归来之人的话中窥见，有云“有井水处，皆歌柳永词”。
之所以说柳永为宋词带来了新的拓展，其一是因为他多用慢词，其二则为频繁地使用口语，这些都是他由民间素朴的流行歌唱中采入技法中的。他灵活运用所谓“语述体”的口语之本质精神，又采取长篇的形式，依靠这些， 婉委细腻地缀连起想要诉说的衷曲。由此展开而成的词作，有着历来那种重视简洁与含蓄的韵文中所未曾经见的奔放与絮絮绵绵。从某种意义上，也应当说是具有“执拗性抒情”的境地。
对于柳永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一方面有“卑俗”的蔑称，另一方面比之于词中之杜甫。然而归根结蒂，都说明了他的革新性，柳永是整个北宋时期最优秀的词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与柳永比肩，突破过去词风的外壳的又一词人当举张先，他虽是晏殊、欧阳修的亲密朋友，然而官位远远低于二人。晚年，他在浙江家乡送走了余生，而同时乐享风流。他的词没有柳永那样程度的新颖，却也进而既使用新曲，又染指慢词，在内容上，也以清新的笔致，成功地作出了极细微的描写。再者，北宋前期的词尚有晏殊之子晏几道，他继承乃父词风，达到逼真的地步。又有晏殊的门人，也被歌颂为名臣的范仲淹，他现存作品虽少，但其中也能见出可说是不久后出现的苏轼之先的大方表现。
后期——11 世纪后半期，以“东坡”之号知名的苏轼出现了，他集诗文书画之所有天才于一身，而在词方面也开辟了独自的境地，在与柳永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宋词的新的可能性。
苏词的革新面，首先在于风格上不尊崇细致的藻饰与雕镌，他不同于传统的婉丽，而以豪放的笔致尝试作雄大的表现，进而在题材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也就是历来说词所主要能采择的是艳情、离恨、客愁，也可说是一味的感情，那已成为词的特征；然而苏轼，正如其代表作《念奴娇》的副题为“赤壁怀古”那样，怀古、傲世、咏怀、送别等词所很少使用的素材都进而成为他歌咏的对象。其结果，他的词境扩展到了“无情不可容，无事不可言” 的程度。如果说，因为一味囿于狭隘领域之内而从诗中独立出来的词，在蓄积力量中打开了大门，那么可以说，打入仅属于诗的领域的词作，正是苏轼词。
不过，他的词，常常被批评为不合音律，不能歌唱，这是其内容之奔放性、丰饶性，拒绝一切细微制约的结果。特别是歌唱文学一步跨入了阅读文学，在这一点上也可认为与诗接近。
苏轼及继承其词风的词人被称为豪放派，以后豪放派被作为与歌唱柔情为主的“婉约派”相对峙的称呼来使用。
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有很多门人传扬了他的文统；然而在词的分野方面，却无可以目之为达到其继承者程度之人。仅仅是晁补之，以其富有气骨的词风，较近于苏轼。此外，黄庭坚留存有近于苏轼的豪放词和多用俗语使人想起柳永的作品，这两方面的作品风格不高，不能认为达到了他在诗中所达到的个性。
从11 世纪后叶至12 世纪前叶，宋南渡前后，与苏轼之豪放相对，继承由花间派开始延而至于柳永婉约传统的词人，当举秦观、贺铸，然后是作为代表性作家的周邦彦。
秦观亦东坡门人，而词风迥异，是纯粹的婉丽。传说他因模仿柳永而为苏轼叱责，然而从整体来看，他的词并不那样近于柳永，而广泛地受到历来的词的影响。归根到底，缺乏个性，混同于他人之作非常多。
贺铸具有刚毅的人格而不遇，晚年蛰居以终。正如他所自称那样“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他追逐晚唐诗风，在浓丽之中有沈郁的音响。
出现于苏轼稍后，代表北宋婉约派的是周邦彦，他精于乐理，自度新曲， 更进入了新设立的音乐官署大晟乐府，在审定古来的曲调以利当时音乐改革的同时，潜心钻研，吸取了历来婉约词的精髓而自成一家。
然而由其擅长以慢词作绵绵不尽的叙情写景，可见柳永给予他的强大影响。他也多用口语为时尚，而措辞不似柳永之通俗，较为典雅而精心雕琢。巧妙地采取古典诗句以入词，以致被称誉为“字字皆有来历”，尤其喜好以极洗炼的手法将六朝赋盛唐诗融化入词。他的词在形式与表现的一切方面， 将历来词的手法采入无遗，达到了词的最出色的集大成的地步，因此被称为“词家正宗”成为嗣后南宋婉约派词人的最高典型。
创设曾招请周邦彦之大晟乐府的徽宗，是个喜爱音乐，在诗画方面又表现出优秀才能的艺术家，但在政治上却任用佞臣，而自己沉缅于放荡之中。因此国政腐败而奢侈之风气弥漫一时。以至1127 年汴京陷于金军之手，宋王朝南逃，而徽宗成了阶下囚，在北边死于屈辱之中。身历这一大变乱而留存具有特色之作的是徽宗自身与女词人李清照。
徽宗似乎写过很多词，但今存者不过十数首。多为在位时之作，享乐色彩浓烈，然而其幽囚后的作品《燕山亭》之凄怆悲哀的音调，动人心魄。李清照是位才女，她出身名门，嫁与金石学者赵明诚，助丈夫完成其著作《金石录》。据传在金兵来攻的骚扰中，她南逃避难，不久丈夫病殁，此后她辗转江南，结局很是萧条。她歌唱对丈夫的情爱、追慕，与流亡的愁苦， 尤多以清新的感觉表现纤细热情之优秀作品。特别是《声声慢》词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句中的叠字手法，富于独创性。
4、南宋词
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 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 首，17 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 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 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
5、词的衰退
当进入13 世纪时，蒙古帝国（元）兴盛起来，与金抗争。宋理宗交结元朝以讨伐宿敌金国。端平二年（1234），这一愿望实现了；然而其结果却是使宋直接受到了更为强大的元朝的压力。不久，元军越过扬子江，侵入了南宋的领土。
对于这种民族危机，除了文天祥、刘辰翁等少数以词寄托慨世哀时之志者以外，多数的文人词人，只是表现出极消极的反应，一味沉浸于风流韵事之中，同时迎来了祖国的灭亡。其中周密、张炎、王沂孙三人最为著名。三人后半生都在元渡过，同时均不仕而终身。他们尤其尊崇姜夔而延袭其词风， 以擅长咏物而被称赏为“咏物派”，以绮丽的描写为特征，其中也仍暗暗流露出亡国的哀音。
时代的兴亡，社会的变迁，不久就波及于文学世界，同时文学也与之呼应，缀接起它的历史。然而一个时代的终止往往同时与一种文学样式之衰退相一致的情况，如宋代灭亡之于词那样鲜明的例子还是少见的。与周密等宋代遗民的活动终止同时，作为文学的词之生命也就归于消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