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安全的化幼儿:一语定论！邓小平面对外国记者竟如此评价华国

一语定论！邓小平面对外国记者竟如此评价华国 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著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77年2月，天还很冷，在北京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虽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就一定会过问陶铸的平反问题的。

　　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大约一个小时，曾志母女俩说，邓小平^{_{只是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对妈妈说^{_{：“看来又白跑一趟了，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_{却不以为然}}——她知道，^{_{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呢。}}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为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_{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_{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_{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3条要求：^{_{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的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_{：“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10年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先河。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_{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_{：“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_{：“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词^{_{：“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喜事，是胜利！”}}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最后的决断。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_{：“至于应该判刑的人，判刑轻重要按照罪行。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的性质。”}}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_{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以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_{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_{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_{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几乎都聚集北京。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主犯终审判决。这是大快人心的判决，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至此，轰动全球的“超级审判”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革”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他尚未复出之时，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方案。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院由方毅选定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方毅、胡乔木、李昌、武衡等也参加了。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开会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邓小平采取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的方式讲了一篇话。邓小平对那天参加会议的人说：“到会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交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讲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 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8月4日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在尝够“闹而优则仕”的折腾后，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听到邓小平把科教放在先行的地位，都为之感动、激动。他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这个工作“方毅与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他宣布座谈会由方毅主持，他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谈纪要是肯定要看的。可是5天的会议他一天都不缺地全到了。

　　会议的会场座位是排成环形的。每日的上下午讨论，邓小平自始至终双向交流参加，平等地与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从他一开始讲了话以后，大家就踊跃发言，七嘴八舌，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之后，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之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了。

　　8月5日的会议上，吉林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例举了一个涉及16省市自治区上千人的一个大案，邓小平表示，平反冤假错案，一定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采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邓小平强调，必须保证科技人员，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邓小平还强调，要有奖惩办法，但要以奖励为主，要用谈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对“文革”中违心地讲了错话的科技人员要注意加以保护，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等等。他专门强调了要加强科研与教育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要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8月6日上午，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两个估计”问题。大家认为，“四人帮”对教育破坏极大，危害极重，但至今，他们给教育战线定下的罪名没有清洗，重大的路线是非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因此，教育界的干部不敢抓工作，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教师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马上明确表态，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两个估计”时，8月6日下午的会议大家自发地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时的招生办法，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办法，而且，教育部已经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制定好上报中央了。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上大学”的大学招生办法是胡闹，根本就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人才需要。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搞这种荒唐办法的大学招生了。大家建议立即恢复“文革”前的做法，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推到冬季招生。邓小平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态度明朗，表示支持大家的这一想法，当即要求教育部的同志马上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积压”了10多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特别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十一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8万人。半年后，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科学的春天也终于来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四个坚持”以前都曾提出过，但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并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共和国大厦撑起了4根擎天巨柱，使共和国遇狂澜而不倒。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1980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年7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少见到的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前。开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很快当地人和外地观光客便围了过去，看个究竟。他们看见吊车的吊斗把带着工具的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那个工人开始用工具慢慢拆下毛泽东画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声喊：“毛主席像不能摘！”然而，更多的则是以严肃的表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大吊车用钢绳拔下大会堂前两块巨幅标语的一瞬间，则引来了一片斥责声。

　　同样的行为在全国相继展开。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摘下，从教室摘下，从走廊上摘下。楼墙上及砖墙上的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被覆盖或被清洗。据当时报道，有些塑像因太大太坚固，不得不使用了炸药。
人们总是认为^{_{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的神经末梢，是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率先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也越发关注中央的态度。

　　针对全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在这年8月11日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少宣传个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和诗词，过去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样做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今后要^{_{减少到必要程度。}}

　　10天过后，也就是8月21日，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并采访邓小平。法拉奇^{_{以采访首脑人物著称，以报道世界风云闻名于世。}}法拉奇^{_{以提问尖锐而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敬而远之}}，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他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显著特点，许多^{_{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而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等方式。}}当年毛泽东和斯诺是这样，如今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时，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_{：“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同时，他也深知，他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法拉奇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问候之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手势，法拉奇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她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一个火辣辣的问题^{_{：“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近年来，披露开国大典盛事内幕的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可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后面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了当年的详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大典筹委会认为：^{_{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红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又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解释道：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一条写“中国”，一条写“世界”，既有民族意义，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何时都是适用的。

　　而画毛主席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悬挂在会议室内布置会场所用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是他画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后，几代人为天安门主席像画像，每年至少有一张，有时两张。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然而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法拉奇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

　　紧接着，法拉奇更尖锐地说^{_{：“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_{“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_{：“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到^{_{：“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锐地问道^{_{：“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_{：“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_{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环紧扣一环。}}如果说问及^{_{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关系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_{避重就轻，言简意赅}}，他说^{_{：“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_{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_{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_{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_{：“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曾参与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_{关于“文化大革命” “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龚育之回忆说^{_{：“《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几千字的提纲。龚育之这样回忆^{_{：“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第1次同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_{关于决议起草的3条指导方针。第一条，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_{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龚育之感叹^{_{：“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邓小平^{_{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改――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龚育之回忆说^{_{：“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二次讨论稿，即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_{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龚育之也与其他同志一样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取修改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看了4000人^{_{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他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起草小组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同时他认为讨论稿^{_{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龚育之说^{_{：“当时，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之后，起草小组又重新改写。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_{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_{建国以后各段历史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胡耀邦主张^{_{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龚育之补充说^{_{：“不多久，小平同志又转告了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段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_{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工作时间很长、威望很高的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龚育之透露：“^{_{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提法。”}}
　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5次提供讨论的稿子。最初交给4000人讨论的稿子是50000字，后来重写过的稿子压缩到28000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龚育之说，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_{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_{“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走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_{“《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此，龚育之果断地说^{_{：“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绝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龚育之认为，^{_{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_{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最终想动摇决议。}}

　　198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的一份厚礼。《决议》^{_{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_{在罕见的两难之中做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_{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_{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_{《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_{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_{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_{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是这么谈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_{：“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_{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_{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党的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_{“……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_{“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邓小平说^{_{：“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_{不变的情怀。}}毛主席那^{_{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本文摘自《邓小平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 余玮 吴志菲）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不变的情怀。毛主席那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