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驾驶证是否有效:毛泽东民主自由思想形成、发展的三个阶段

他在少年时期就写下了充满王霸之气的诗歌《蛙咏》：“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子敢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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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敢于深入虎穴，亲自带着他的谈判代表团来到重庆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和平破产了，他面对有着比自己力量更强大装备更精良的国军，能够镇定自若地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一九四八年底，军事上惨遭失败的蒋介石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他以一篇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回答：将革命进行到底！
过去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不害怕；后来苏联撤走专家，他也不怕。他一辈子从不向人乞怜。他曾骂过赫鲁晓夫是猪，骂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可以将以美国为首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
……
他就是毛泽东！一个似乎让人很难即刻将他的名字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的人。在一般人眼里，只有“儒雅”“温顺”的领袖才会给他的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然而事实相反，我们并不难揭开一个为表面所掩盖的真相――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如毛泽东一样对压迫阶级、对帝国主义毫不手软地实行制裁，才能给他的人民争得民主和自由。
“自由、民主、文明、富强”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了的社会目标，他还向世人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四个词在毛泽东心中，分量最重的又无疑是“民主”和“自由”了。
在肯定了这一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索这么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民主自由思想是否可以分成若干个时期呢？又怎么划分比较合理呢？我且将脑子里显现出来的一点轮廓记下来：
第一个二十八年（１８９３－１９２０）：带有个人经验色彩的朦胧的民主自由观；
第二个二十八年（１９２１－１９４８）：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阶级的民主自由观；
第三个二十八年（１９４９－１9７６）：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民族的民主自由观。
按虚岁计，毛泽东活了８４岁，刚好可以分成这么三个二十八年。当然，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不可能像“三八线”那么毫不含糊，这里只是根据创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这两个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将他的思想分成这三个时期。
一个人最缺什么，往往就会致力于追求什么。毛泽东出生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缺乏民主自由，所以他在无意识中就开始了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凭着个人的经验，他发现软弱和迎合是断然换不来民主自由的，对不讲民主和自由的个人、集团和社会，只能以暴抗暴，这又形成了他追求民主自由的形式和道路。在第一个二十八年，他的认识更多的是来自对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的了解，直接的是他接触的人和事，间接的是他阅读的驳杂的书籍，但对各种主义了解较少，要说有，那就是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同斯诺的谈话）。
少年毛泽东的民主自由思想的产生，是和他生活的家庭有关的。他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个“独裁者”，不允许他看“闲书”，批评他没规矩，不同意他到外乡求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少年毛泽东学会了以反抗来获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并获得更多的自由。有一次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觉得受了羞辱，自尊心受了伤害，就离家出走。父亲追赶他，他就跑到池塘边，并威胁父亲说：如果你敢再走近一步，我就跳水！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这件事时幽默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这种经验，对毛泽东性格的形成和他以后所走的革命道路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而毛泽东呢，父亲给他的是独断专行的印象，而他却从中更懂得了民主和自由的可贵。但他同时也懂得，民主和自由不会从天而降，也不是靠温顺的态度向别人乞怜所能得到的，而应该通过抗争去获得，这让我们不难想到他后来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
除了家庭经验，毛泽东也直接、间接地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直接的有他所目睹的农民的饥荒、暴动及他们所受到的镇压。毛泽东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同情“叛乱分子”，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斯诺的谈话）乡里发生饥荒时，穷人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的父亲将大量粮食运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村民没收了，毛泽东说“我并不同情他（指毛的父亲）”。毛泽东对社会的间接认识来自听到的故事和读到的书本。他喜欢听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故事，他读过一本对他影响很深的《盛世危言》，他还在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时读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赞同里面的许多观点。
他根据个人经验，由他接触到的农民想到他的家人，甚至宁愿站在其他农民一边而不站在父亲的一边。对占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他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不曾改变，后来他成了共产党的领袖后，依然身穿土布衣服，站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亲切交谈。他领导的革命走的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他从不说自己或自己领导的军队能赢，而是说胜利属于人民。他喊出的“人民万岁”也是发自内心的。他觉得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他在与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都提到要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释放所有政治犯”。筹建新中国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而在第一个认识阶段，毛泽东对民主自由还只是感性的迸发，就像他在２４岁时把1917年的俄国革命看作是自由的爆发一样，是并未成熟的，是朦胧的，虽然他也留下了关于民主自由的书面言论，如1915年写给同班同学的信中作过这样的论述：“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也，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显然，那时他还只能以易见的事例来论述他的认识，尚不能如他下一阶段一样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事物的矛盾，揭示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毛泽东的思想变得清晰明朗。遵义会议前，他曾一次次遭受排挤、压制，甚至被开除党籍；遵义会议后，他成了党的领袖。一个来自农民家庭的遭受过排斥、压制的领袖，当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时，是注定了他能够形成对民主自由的辩证的理论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这种民主自由的阶级色彩。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来说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大启蒙，它将中国的工人和学生作为无产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以后，中国的群众运动变得频繁而热烈，抗日宣传、反内战宣传、促成国共合作……他们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尽管毛泽东去世十余年后，五四的民主思潮渐行渐远了，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没有了，但毛泽东本人是深受过这种思潮的鼓舞的，他一生都喜欢和爱护着群众运动，他说：“不要怕群众批评，不要怕群众闹事。”又说：“对学生运动绝不能镇压，**运动绝没有好下场。”他还亲自建议，把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和工人的**权利写进宪法。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青年学生准备留洋寻求救国真理，而毛泽东选择了留在国内，他说另有计划。他做了北大图书管的管理员，他热切地搜寻着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他心中，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
五四运动,接触共产主义,成立新民学会,这一切,都为毛泽东1921年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开始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了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困落后的东方大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的问题，他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因此，土地革命也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他把反帝反封建定为革命的任务，他的民主和自由事实上已正确地定位在了对以工农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马克思主义，就完全确定甚至束缚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就在于他能结合自己的调查、实践和他独特思维去分析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让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受益，而让中国共产党最受益（它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简直是神话），而在中国，毛泽东从中获益又无疑是最多的。
毛泽东虽然个性要强，为人刚直，但一个师范生长期和留洋学子共同领导中国革命，这促使他拥有了虚怀若谷、刻苦学习、注重调查、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品质。他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工作，比如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他的首创，每一项重要的工作，每一次大小的战役，他都能充分听取他人的意见，这一点，来自国军的俘虏是经过了比较的，最有发言权的，他们都觉得在朱毛的队伍里是最讲民主和自由的。他本人也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毛泽东评点古今事件》）
但为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有家长作风，甚至朱德也说过这话？这么评价他，只不过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二十年代末至长征前，几乎有这样的规律，凡是按中央的命令执行必然失败，按毛泽东的意见总打胜仗。毛泽东这样的天才“一千年才能出现一个”，不管这话是否夸张，至少说明越是复杂的问题，真理越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明知自己的意见正确，他当然坚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非从制度上对民主和自由否定，他也无法否定。要知道，那时的毛泽东根本做不了“家长”，他为他的坚持真理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有过三落三起。1927年11月，毛泽东因没有完全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被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其实是被周鲁错误传达了中央开除毛后补委员处分的决议）。毛泽东的第二次大落是在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党代会决定给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因此没有当选前委书记，无奈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主要岗位。这次对毛泽东的打击最大，以至于病倒了。1931年以后王明在根据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11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取消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毛泽东又一次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这一系列打击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坏事，这让他“更懂得团结同志了”“更讲究工作方法了”（子珍语），这又是毛泽东民主自由思想能在实践中有效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种成功，体现在他最终取得了最高领导地位，从而缩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之上，也体现在他团结了最广大的同志和人民，确保了党内思想高度统一之上，还体现在他能享有崇高威望，及时地纠正、清算张国焘、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了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各界各阶层的思想之上。
毛泽东眼里的民主和自由不仅是党内的民主和自由，也不仅是红军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之外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民主和自由。1933年，他曾提出在“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等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以后在建立统一战线和历次和平谈判中，毛泽东都提出了“人民享有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的条件。而《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更表明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经非常明朗，非常成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论联合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纲领，如：废除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毛泽东处处将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谈到“人民”时他曾指出“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是别的民主分子”。他还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毛泽东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穿着农民一样的打着补丁的衣服，说着家乡的土话，抽着劣质的卷烟，可以随时随处停下来和农民交谈……他带头将自己摆在一个和农民平等的位置上，所以，很少有人会怀疑毛泽东的民主自由思想不是真实的。《论联合政府》发表后，居然在重庆有人接到这本小册子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他们说：“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很有办法！”他凭借这一点，不但征服了他的朋友，也征服了他的敌人。
人民发自内心地喊他“万岁”，他也发自内心地喊出“人民万岁”。他给了人民民主和自由，他也赢得了人民最狂热的拥戴和崇拜。他将反动派除外的各民族、各阶层统称为人民。这个时期，他想到的是要给全国各族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同时也就必须对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实行专政。他的民主自由思想自此烙上了民族的烙印。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京赶考”的成功，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1949年10月，毛泽东成为了一代开国领袖，从此，他一举手一投足，**广场就会人潮汹涌，沸反盈天。
有人拿群众的口号说事：万岁不是指皇帝吗？难道毛泽东要做皇帝？
这样理解，显然犯了强加因果的错误，不能因为人民呼他“万岁”，就认为他想做皇帝。人民呼“万岁”，是藉以传达心中对他的感恩、爱戴和崇拜，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只好将本用于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的词给他。想做皇帝的人太多了，人民却并不呼他们“万岁”。人民不会给领袖无缘无故的爱，就像不会对领袖无缘无故地恨一样。如果仅仅因为对他权力的敬畏和讨好，那么为什么当初蒋介石没人呼他万岁呢？不仅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帝制之前，溥仪之后，群众能这么呼唤他的，除了毛泽东，没有第二例。爱是相互的，毛泽东以“人民万岁”来回答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同志时提出来的，而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越是底层的人民，他就越是愿意为他服务，给他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童年毛泽东曾给毛四阿婆收稻谷，少年毛泽东曾在游学途中为因还不起租税被迫拿女儿作抵押的佃农“**”，青年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领袖毛泽东拒不过黄河誓与延安人民同患难……越是底层的人民，越是能享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可以游行，可以集会，可以批判“地富反坏右”，批判得对不对，后人一时难弄清，但农民是批判者，其他人是被批判者，底层百姓能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如此行使权利，这一点是空前的，是令我们难以想像的，也是令我们振奋的。
毛泽东一生最爱群众，最爱群众运动。在他的晚年,最令他痛苦的就是与群众接触的机会相对少了，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声音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安全出发，给他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他的自由，比如不能去人多的地方，非去不可时要戴上口罩。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群众，且为此还严厉斥责工作人员：“你们为什么害怕群众？为什么害怕群众运动？”（《毛泽东的故事》）他还说：“对学生运动绝不能镇压，**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我们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走到哪里，都被群众包围，有时他站在前面，有时出现在后面，有时在中间，有时在一旁，那亲切自然温馨的场面，不是摄影师所能安排的。毛泽东出行，你根本看不到警车开道的场面，更不会有连百姓家中的菜刀也要被收缴的荒唐事。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哪用得着害怕你的服务对象呢？他谆谆教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到群众当中去，搞调查研究，要听到群众说实话。
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民能说话，人民的声音能盖过一切，他深谙“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只可导，不可堵”的道理，他提议将人民群众享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写进宪法，就是为了保障人民说话的权利。
而人民的自由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能好好地活着，扬眉吐气地活着，挺直腰干活着。毛主席下令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最起码的自由。如果国家受外族侵略、欺凌，人家到你家里来耀武扬威，你会感到享有自由吗？虽然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付出了老年失子的沉重代价，但人民的自由不是官僚的自由，不是富人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整个民族的自由，当外国侵略者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听到“中国”这个名字，就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恶意挑衅时，我们才能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虽还不富强，但很有安全感也很有尊严的国度，我们生活在自己祖国，我们不受制于人，我们是自由的！
后来毛泽东评价抗美援朝时说，“抗美援朝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义的”。他又说，我们比谁都更需要和平，但是侵略者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只有打，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自由。他举例说，美国被击退到三八线以南后，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怕了，马上签字。（《毛泽东评点古今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的哲学：对侵略者的战争换取的是国内的和平，对敌人的专政换取的是人民的民主自由。他对人民有多爱，对敌人就会有多恨。在西藏问题上，外国反动派总爱添乱，毛泽东态度十分强硬，他说，“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合适，要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躲闪。他还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自己家里的事自己能作主，别人不强加干涉，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才谈得上拥有民主和自由。
可以说，在毛泽东的晚年，他的民主自由思想也是在发展的。就是在后来被人兴奋地揪住不放的“负有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人民的感情也是没变的，他目的还是要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的。他感觉到，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还不能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所以有必要在文化领域内来一场革命，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强调说，“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绝不是政治的作秀，“作秀”压根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人民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但是，事物总是辩证地发展的，毛主席在人民心中享有最崇高的威望，这成就了他，也最终制约了他，他呵一口气，地动山摇，挥一挥手，排山倒海，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借他的势，干着他所不愿看到的勾当，局面才难以收拾。尽管如此，文革的积极作用还是有的，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的几年，中国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他的教育下，还是能记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社会治安好，贪官污吏少，这些都是我们深有感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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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还在，而且，历史越往前发展，毛泽东思想就会显得越宝贵。在全球劳资矛盾再次突显、民主自由更令世人瞩目的二十一世纪，其预见性和伟大性已更加清晰。因为伟人站得高望得远，他的思想注定要在他所在的下一个、两个世纪里，才更能为我们普通人所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