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有代审驾照的吗:香港为何能成“廉政先锋”？且看“防贪锦囊”(新华每日电讯 2007-7-2)

贪污“零容忍”，“贪一元钱也不行”成为社会共识
香港为何能成“廉政先锋”？且看“防贪锦囊”


（ 2007-07-01 14:11:07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8版

▲香港廉政公署“开放日”吸引了大批市民参观。（资料片）
●廉署打击的重点是通过严厉执法使人“不敢贪”，通过制度上加强管理、引进百姓的监督使人“不能贪”，通过防贪意识的教育使人“不想贪”
●目前香港政府公务员贪污已受到控制。上世纪70年代评十大社会问题，贪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现在贪污早就不在其中了
紧挨着中银大厦和力宝中心这两座亮闪闪的香港经典地标，位于中环的美利道停车场大厦已经有些旧了，白色外墙上巨大的“廉政公署ICAC”标志，早已在《廉政先锋》之类的电视剧中为内地人所熟悉。这座楼，廉署已经用了近30年。旁边的东昌大厦，廉署的部分办公室也居于其中20余年。
再过3个月，这个拥有1200多名职员、声威赫赫的机构，将结束分散办公的历史，搬至北角海边的新总部大楼。在那座25层的大楼里，廉署首创使用的单向玻璃认人室、录影会见室等都将各安其位，射击场、扣留中心、行动指挥室一应俱全，并将配备更多的高新科技设施。
33年前廉署成立之时，正是香港警界高级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贪污案追查的关键时刻。彼时的香港，官员受贿贪腐，警务人员包娼包赌，甚至救护车送病人要先拿“茶钱”，消防员打开水喉灭火前要收“开喉费”，病人住院要“打赏”给清洁工才能有口水喝。
回忆廉署初建时，从1974年起就在这里供职的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说，执行处、社区关系处、防止贪污处三管齐下的架构当时就已确立，他也想不明白，直到近年来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预防贪污、制度反腐”的思路，为何在30多年前就“超前”地被设计为香港反贪促廉的支柱之一。
“香港是全世界第一个谈预防贪污的，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认为预防比惩治还重要。”陈志新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
目前的廉署，每年都会接获来自市民的3000多宗举报，其中超过70%的举报是具名的。在2006年，经过调查被检控的341人中，以案件计算，88%最终被定罪。
2006年的民调显示，超过80%的市民认为廉署查案大公无私，这是此项民调举行13年以来的最高值，而1997年这个数字为70%。
就在不久前，廉署将久为人们熟知的宣传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更新为“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强调市民的参与和支持。
廉洁高效的公务员体系已经成为香港的招牌之一，在很多国际组织的调查中，香港的廉洁度在亚洲区都数一数二。对于贪污“零容忍”，“贪一元钱也不行”，成为社会共识。
已经执掌防贪处11年的陈志新告诉记者，这个处的首要工作就是堵塞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贪污漏洞，对最易腐蚀的环节进行研究——大到数十亿元的基建工程，小至巴士钱箱硬币失窃，为新公共政策、程序及法例的制定提供防贪建议。
陈志新说，自己属下50多名职员，要为80多个政府部门、100多家公营机构提供“防贪锦囊”，还要兼顾私营机构。
廉署这个始终标榜“独立”的机构，在香港回归后已更换了4位专员，但工作方式和力度并无太大变化，政府、警务部门仍旧是监督的重点。尽管对于廉署执法的权限和方式屡有争议，“谁来监督廉署”也被提出，但是廉署防贪策略的行之有效公认无疑。在国家预防腐败局呼之欲出之时，廉署作为香港的重要财富之一，其制度反腐的管治经验更是备受关注。
■防贪重在提升行政效率
记者：廉署预防贪腐被视作从源头入手、制度反腐的典范，多从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入手寻找隐患，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陈志新：有健全的管理就会减少贪污的机会。我们的理念就是从系统方面进行预防。
我们重点关注政府部门的发牌制度、工程管理、执法程序，每年要做100个研究项目，提出审查报告。比如你想开一家茶餐厅，但是拿到牌照可能要一两年，有人就可能为了加快而行贿。我们就要研究为什么要这么久、可否加速，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改善发牌制度，堵塞贪污漏洞。
我们对于三个方面特别重视：整个程序是否流畅，是否有行政延误；行政审批的结果有没有问责；行政程序是否透明，一般百姓是否知道。
提升行政效率是防贪的重要手段。以往好多个案都是因为行政效率不高而产生了贪污机会。比如20年前，你要拿驾驶执照需要排队一年，还要给考官500元至1000元的红包。
记者：在提供了审查报告之后，怎样约束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落实情况？
陈志新：预防贪污的工作是有法律配合的。廉署条例规定，我们有权审查政府部门的工作程序，提出改进要求，假如那些部门不配合就是不依法。香港预防贪腐做得比较好，这一点很关键。
不过，我们和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是伙伴关系，一般不会亦不需强调这种法定的权力，而是切合他们的实际情况，给出搞好预防系统的建议。每年我们会提出超过1000项的建议，90%以上在一年之内就可落实。这让我们很受鼓舞。
更重要的是，各部门一定要对预防贪污问题问责，假如他们不认同这个责任就很难做。政府领导高层必须有决心，认同预防贪污是良好管理的重要一环。
记者：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专业人士有什么特殊作用？
陈志新：这些年来防止贪污的成效，取决于我们职员的专业。在我们监督审查的领域里，无论是工程、发牌、执法，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找到贪污孳生的缝隙。我们好多职员都是工程师，最近也招聘IT技术的专家，应对信息化下的贪污。专业化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千亿元新机场项目“零贪污”
记者：防贪处只有50多人，占廉署总人数的约5%，以这样并不算多的人力，如何高效地实现预防贪腐的目标？
陈志新：工作繁重之下，要有制度决定优先次序。我们的政策是所有贪污案件，涉及公务员的都要优先跟进，这是案后预防。
我们也主动做案前预防，以过去30年的经验，我们知道哪些方面最容易发生贪污，比如采购、公共工程管理。早几年，香港兴建的公屋也有豆腐渣工程，出现短桩问题，两栋20多层的高楼要拆掉，损失2亿港元。这个对政府的威信打击很大。
第三类，同步预防。比如10年前香港建新机场，总投资超过1000亿港元。从一开始，防贪处就与临时机场管理局保持紧密联系，积极参与有关的机场工程研究，以确保该局在制定各项工作制度时能够将防贪措施列入考虑范围之内。防贪处提供的建议包括以下各方面：投标者的初步筛选、标书的审批、工作表现的监察等。在防贪处的同步跟进下，这样大的工程最终没有出现一宗贪污案件。
记者：有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都可能贪污，每人都有个价格牌，关键看出价是否够高。你怎么看？
陈志新：我们从制度方面防贪，可能每个人都有个价格牌，但是制度的设计让贪污也有很大风险，给人发现的机会提高，那他就要好好考虑了。廉署打击的重点是通过严厉执法使人“不敢贪”，通过制度上加强管理、引进百姓的监督使人“不能贪”，通过防贪意识的教育使人“不想贪”。
■静默的革命赢得市民信赖
记者：廉署每年平均接获3000多宗投诉，其中约70%是署名举报，廉署是如何得到市民如此信任的？
陈志新：受授双悦最可怕。30多年前的香港，老百姓不喜欢贪污，但是只能无奈地接受贪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医院里拿一杯白开水也要给钱，消防员来救火也要“有水过水”(给红包)。而今天，香港百姓不接受贪污行为，你去拿钱，80%他会举报你。
这种改变风气、潜移默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经过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具名举报的比例，1974年廉署刚成立时占35%，到1981年占60%，1997年时增加到68%，2006年已达73%。市民以行动说明他们对廉署的支持。而在很多国家，这个数字是30%左右。
廉署一直在倡导市民具名举报，过去的廉署专员曾写文章呼吁市民“堂堂正正，亲身举报”，因为举报函件中若附有联络方法，将使我们的同事在跟进时成效更大。
记者：改变风气，增强市民信心，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陈志新：香港比较幸运的是地方小，社区关系处的同事可以一家家做家访。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同事到渔船上家访，告诉市民有人欺负你就跟我们说，不要给“茶钱”和“红包”。
这种风气转变的背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香港经济起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人的教育程度提高，学生运动成为反贪的源头，然后有强大的中产阶层出现，他们对政府问责的要求比较高。加上传媒的监督，人们认同香港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不能有钱就什么都能做。
要市民有信心，就要告诉他们你是保密的，“廉署保密，密密实实”，确保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我们有证人保护条例；同时，要证明给市民看你是认真处理、负责执法。在廉署成立之初，执行处大力打击政府部门贪污，市民目睹廉署将一个个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越来越愿意举报贪污行为。廉署依法办事、不偏不倚的形象深入民心。每年我们都做一些民意调查，99%的市民表示支持我们的工作。
政府的决心也很重要。目前香港在政府公务员方面贪污已受到控制。70年代评十大社会问题，贪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现在贪污早就不在其中了。
记者：市民的防贪意识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陈志新：我们预防贪污，说得都是硬道理，没什么人会争议。
70年代我开始做预防工作时，还有人分不清什么是执行什么是调查，怕我们秘密调查，有抗拒心理。我们告诉他防贪处是以顾问方式协助堵塞漏洞，到80年代才开始被接受。廉署刚成立时，因为有“断六亲”的理解，有些人会怕廉署，朋友和你交往会有顾虑，我们的同事也很担心被排斥;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心态逐渐淡化，在廉署工作社会地位很高。
我现在担心的是年轻人没经历过贪污横行的年代，不懂危害。当年我们父母当小贩，给人欺负，警察从你家的果摊上常年拿走水果而不给钱。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人谈贪污的问题了，所以要持续地提高市民的防贪意识。反腐败反贪污忘掉就会有危险，就可能死灰复燃。     (记者程瑛)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学习香港经验
“我们这儿快成党校的分校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行政主任王诗华笑称。她告诉记者，每年都有上千名内地的公务员和企事业管理人员在此接受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仅江苏一省，2004年到2006年间就组织了108个培训班共3401人赴香港培训，培训专业涵盖财务会计、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物流运营、空港管理、城市交通等等。
内地干部赴港学习、借鉴香港经验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二十年前。当时，中央政府力推这种培训方式，甚至曾计划把各省市厅局级干部在香港轮训一遍。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络部的甘朝生曾在上世纪90年代负责接待来港培训人员，他向记者回忆：仅1993年到1995年间就共举办了18期培训班，每期40人，其中来自中直机关的干部10人，来自三个不同省份的干部各10人。
1997年香港回归后，内地赴港培训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干部有增无减，一些东部沿海省市，如上海、江苏、福建等，甚至与香港开展长期的人才培训合作，以便更好地借鉴香港经验。而培训的内容，也围绕内地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是目前香港培训内地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最多的机构。中心行政主任王诗华说，近年来举办的内地干部培训班和人数年增长率约20%，针对公务员的培训内容主要有依法行政、城市发展与管理、全球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区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与发展、旅游业发展与管理、环境保护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国际工程管理、证券管理及企业上市。
记者在采访赴港培训时发现，虽然香港已回归10年，但内地干部依然看重香港在廉政建设、经济管理、金融监管、土地开发、旅游管理、教育体制、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经验。
《中国工业年鉴》编辑部总编辑彭建国赴港多次，他认为，香港反腐倡廉的制度经验值得借鉴。经过不懈的努力，香港廉政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香港经济保持繁荣发展的同时，腐败得到有效的遏制。
在经济方面，彭建国看中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介绍，香港实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政府奉行的原则，一是市场主导经济；二是政府给予市场最大的支持，作出最少的干预；三是审慎理财，量入为出。
四川省南充市旅游局副局长周伦斌对香港的土地利用印象深刻。他说，香港地少人多，但土地开发面积至今仅占20%，剩余80%土地被政府严格控制，这种对土地的合理规划体现出良好的发展理念，非常值得内地许多城市借鉴。
湖南湘潭市政协副主席苏健全表示，香港注重通识教育，重视人的整体素质发展，强化道德熏陶和学校德育工作，这一点值得内地教育机构借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指出，“大学教育最重要之功能应在于培养具有全面了解能力之人才，不论其专业如何，必须具备广博之一般知识”。这一观点正是香港推进教育现代化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经验。 (记者董瑞丰　伭轴)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7-07/01/content_63145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