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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城”得与失

发布: 2010-2-14 00:00 |  作者: 陶希东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根据英国经验,不同时期建设的新城,具有不同的目的,但从国外新城建设的主导目标来看,主要是为了有效疏解大都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成为整个大都市区的有机功能区域。

  而要想真正发挥新城的“反磁力中心”作用,吸引中心区足够的人口和产业,就必须与母城具有一定的距离,具备一定规模,功能完善,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英国在进行第三代新城建设时,从原来收效甚微的第一代、第二代新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1964年英国政府公布的《东南部研究报告》指出,过去建设的第一代、第二代新城由于规模小(规划人口分别为2. 5万、618万、10万左右),城市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性强(如伦敦地区第一代、第二代新城距中心的距离大概为30~50公里左右),并未达到建设新城以疏解大城市人口、产业的目标。于是,第三代新城主张建设一些规模较大的有吸引力的“反磁力”城市,以吸引不断涌向大城市的人口,并且对伦敦地区的新城建设提出离母城更远的要求,大概在80~129公里之间,以保持与首都功能的分离。

  另外,新城建设应注重“公共形象”建设, 体现“以人为本”原则。新城建设的初衷主要是通过塑造良好的居住、就业和生活环境来吸引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依此解决城市发展遇到的诸多问题,促进城市功能的合理配置和空间结构的平衡发展。因此,如何规划建设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新城,对发挥新城对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疏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国外的新城建设中,有些新城在早期规划建设时,较少注重“公共形象”和“人文精神”建设,破灭了起初入住者对理想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美好希望,降低了对人口的吸引力。经过一段时期以后,逐渐暴露出其早期开发的诸多问题。

  例如建设于20世纪70年代的巴黎马恩拉瓦莱新城的第一分区。其一,由于住宅开发速度过快、强度过大,新老城市化地区之间因尺度上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空间上的割裂感,削弱了城市组团的整体性和凝聚力;二是住宅建设过多采用了尚未成熟的新理论、新技术,一些激进的设计思想带来了非人性化的超大尺度,某些不成熟的设计手法如通过高架平台联系高层住宅等,破坏了住宅的安全感;三是集合式社会住宅占住宅总量的比重过高,有的甚至超过90%,吸引了大批没有生活着落的外来移民,使不少住区陷入经济和社会困境。

  又如英国伦敦的密尔顿凯恩斯新城,虽然实现了分散化布局和人车分流,但规划初衷是“以车为本”,而非“以人为本”,因而无法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并有效发挥步行系统的功能,面临着无法组织高效公交系统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新城建设须注重人口与就业、产业与功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实现新城自身平衡是一座成熟新城有效发挥特殊功能的关键,而国内外有些新城正是由于无法构筑自身的平衡发展框架,往往在实践中阻碍新城作用的发挥及其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人口与就业、产业与功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问题。

  例如伦敦的密尔顿凯恩斯新城目前拥有2万个就业岗位,大约1/3的就业人员需要到伦敦上班,1/3的就业人员从外地进入,未能实现原来设想在城市内部达到居住与就业平衡的目标。

  其他如伊朗德黑兰首都地区的Andisheh新城,只有10%的居民在当地从事建筑业等工作,其他新城居民在首都或其他城市中心工作;同样是德黑兰的Hashtgerd新城,68%的居民在新城之外工作。这两个新城分别有76%和100%的居民依靠新城以外的教育、医疗和管理等服务设施,实际上让新城沦落为“卧城”的角色,居民的工作、购物和休闲场所分布在其他城市中心。

  因此,新城的规划并没有解决德黑兰的城市交通等问题,相反增加了新的问题,比如使上下班交通高峰时间的交通更加拥挤。除此之外,无法实现产业与功能、经济与社会、新城与大都市区空间之间、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也是国内外新城建设的主要教训。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大都市圈经济研究专家,本报记者 张一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