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与水的反应:刘少奇是党内“二把手” 并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4

党的文献 作者：马云飞

“九篇文章”写于《历史草案》之前，是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阅读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代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献后有感而发的读书笔记，有两万多字，毛泽东当时曾题名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是一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文献。之所以珍贵，在于毛泽东写作的动机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在党的会议上讲话，而是为了清理思路、总结经验，文中不加掩饰地表露了毛本人当时真实的内心思想。因此，文中用语比较尖锐，涉及不少当事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延安时期，除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个别人外，毛泽东没给其他任何人看过。

毛泽东在这组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少奇。在谈到白区工作时，他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而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时，说：“‘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他还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出自于毛泽东。

当然，毛泽东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党内高层干部的认同和响应。陈云就是其中态度积极的一位。陈云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除讲了上述那些话外，还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身份，陈云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任弼时、王稼祥在这次会上也充分肯定了刘少奇，讲了赞扬的话。康生在发言中检讨了过去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刘少奇对，并说：“主观主义的错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页。）

第四次是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途中。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历经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30余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于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召刘少奇回延安是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在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并先后以中央和毛泽东个人名义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刘少奇在回电中提出：“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77页。）考虑到华中的实际情况和七大推迟召开，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请求。不久，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张闻天向中央提出暂时脱离中央工作到绥德和晋西北考察研究。1942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张闻天的请求，并再次作出决定，召刘少奇回延安。中央电报通知强调：“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7页。）紧急部署了华中工作后，刘少奇开始了返延的行程。

对于刘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切。刘少奇还未上路，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再三叮嘱：“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并电示彭德怀预先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要求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9、391、392—393、394页。）刘少奇一行出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刘少奇的行止，电示沿途各部切实保障安全。当得知刘少奇已安全抵达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他立即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5页。）刘少奇一行过同蒲路时，毛泽东又电示一二○师暨晋绥军区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人：“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2页。）刘少奇回延安之行，毛泽东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0月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到达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6页。）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称赞说：“刘少奇的文章讲的很好”，在白区工作时“刘少奇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记录，1942年11月12日。）

1943年元旦，即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这次团拜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当时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了这次团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刘少奇回到延安后职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就是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