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自动化设备目录:“生在农村你自卑吗？”

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农村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后来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新闻纸上写我关于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的切身感悟与零星见解。

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个书名。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不是说我想照葫芦画瓢，因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得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

只是不知为何，这位记者采访时将我的上述文章复印了许多份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呢？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藉藉无名的村庄能够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因为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受到惩罚，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自从这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家乡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人生记忆中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并且有此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的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的空空荡荡，谁知道如今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山地被莫名其妙地卖掉70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我再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只待了十来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时敲你的门。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30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到读经，从土地制度到税赋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乡居杂记》系列评论。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借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认识了几十年来一直被中国人遗忘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清僻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