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高端养老院:论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委时期的历史功绩

　　１９４７年５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从陕北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此后的一年中，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但他率领中共中央工委创造性地解决了夺取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所必需解决的许多关键问题。本文拟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委时期的伟大历史功绩，作一论述，以就教于党史界同仁。

　　一、指导建立华北解放区，为战略大决战创造稳固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１９４７年初，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解放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党中央考虑到华北地区是连接东北、西北、华东、中原等解放区的核心地区，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我党将战争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由陕北转移到华北。但是，当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军事形势和财经状况还不能担负起这种重大历史任务。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工委于１９４７年５月先期进驻西柏坡，肩负着从解决晋察冀边区军事问题和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入手，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进而使它成为人民解放战争指挥中心的重大使命。

　　解决晋察冀边区军事问题，是刘少奇、朱德率中共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首先着手解决的最紧迫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根本扭转华北战局，进而影响解放战争全局的问题。

　　５月至６月，刘少奇同朱德首先指导晋察冀军区初步实现了作战方针的转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立即于５月４日召集聂荣臻、萧克、罗瑞卿谈话，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说服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他们发现，晋察冀部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还带着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注:《刘少奇年普》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页。】。５月底，他们决定对边区的军事机构和建制进行调整，恢复晋察冀野战军，建立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后勤工作。这就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工作，可以轻快有力，灵活使用，适应了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其上述工作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于６月致电刘少奇、朱德说：“各电均收，处置很对。”【注:《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７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刘少奇在上述工作中起了关键性的决策作用。朱德曾于７月致电毛泽东说：“此间军事工作，经刘少奇的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８２页。】。１９４７年６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在青沧战役后允许晋察冀野战军休整一个月，责成杨得志、罗瑞卿在朱德、聂荣臻帮助下完成一切必要的改组，建立健全野战军的各项组织机构和制度，使之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青沧战役胜利后，七、八月间，晋察冀军区各部队进行休整。经过两月整训，晋察冀军区部队，彻底实现了作战方式向大规模运动战、正规战的转变，增强了战斗力，彻底扭转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

　　晋察冀军事问题的彻底解决，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刘少奇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致电中共中央称：“野战军的作风也改变，军队整党已开始，已不怕大的伤亡，并能够攻坚”，可以保证晋察冀边区“在今后能比过去更有力量地进行作战”【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１０９页。】。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１月间，在刘少奇、朱德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取得了清风店、正太路、石家庄、平保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大量有生力量。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不仅开创了我军运用攻坚战术攻克大城市的先例，而且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为建立强固的华北解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９４７年初，由于战争地域和规模越来越大，各解放区分散、落后的经济和交通状况与大兵团作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各解放区财经形势日趋严峻。能否解决各解放区财政经济问题，为长期战争提供充足的后勤支援，是关系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承担了解决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所存在的问题，统一组织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力量的艰巨任务。由于财经工作的复杂性和解放区被分割的条件，这项工作起始于中央工委成立之前，最后完成于中央工委结束历史使命，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

　　１９４７年１月，刘少奇首先提出了统一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指出，必须“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助调济，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他指示立即召集华北财经会议，并具体指导了华北财经会议的筹备工作。刘少奇指示：“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他还提出，由各解放区派人组织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６２页。】，即华北财经办事处。刘少奇所制定的一系列指示，为华北财经会议的顺利召开、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此后，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统一，基本上是按照这些要求运作的。１９４７年２月至５月在邯郸举行的华北财经会议，提出了以后财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问题。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于４月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工委直接领导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了暂时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一切财经工作，担负起筹措除东北以外各个战场军需供给的艰巨任务。石家庄是华北各解放区联结的中心，其重要性关系到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因此，他十分关心石家庄的经济工作，在石家庄解放后立即作出指示：要采取长期建设的方针，不允许任何破坏。这就为石家庄的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石家庄作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在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财政支援和军需供给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战争规模和区域的不断扩大，军火军械的生产和供应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军需物资运输量急剧增加，交通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工委于１９４７年底同时召开了华北解放区军工会议和交通会议。他在这两个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各解放区军工生产的统一领导、调剂、节约、技术、管理等问题。根据刘少奇、朱德的指示，两个会议分别讨论并制定了各解放区统一的军工建设和交通工作的总方针，解决了各解放区间军工建设和交通工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等问题，最大程度地保障了１９４８年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的军需供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从１９４８年２月刘少奇提议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建立华北解放区、筹建华北人民政府起，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建立统一的财经行政机构和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阶段。２月，他在中共中央工委财政经济座谈会上提出，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可考虑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因此，合并华北解放区是彻底统一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重要步骤。在华北人民政府筹建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以华北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具体计划。他于８月在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提出，把几个中央局统一起来，搞一个财政部、一个大华北政府【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１５６页。】。他所说的“财政部”、“大华北政府”，即指以后建立的华北财经委员会。１０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西北、华东各设分会，统一管理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至此，除东北以外全国各解放区的财经统一工作正式完成，各项体制正式确立。其中，刘少奇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建立各解放区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加强各解放区经济联系的一个关键问题。１９４８年３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全国各解放区统一的银行体系，“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下一步再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再下一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０２～４０３页。】。不久，他领导中共中央工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决定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等政策。此后，各解放区货币、金融机构的统一工作，即按刘少奇制定的计划进行。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该银行新币成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这对于各解放区发展经济，支持战争起了重大作用，并为新中国金融工作做了必要准备。

　　在彻底扭转了华北军事形势之后，刘少奇经过缜密思考，果断及时地提出并直接领导了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工作。他认为，“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因此，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６日，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并制定了完善的两区合并计划：两区完全合并，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等，亦均合并办理。”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５页。】。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决定采纳刘少奇的建议，建立华北解放区。

　　中共中央工委时期，刘少奇同朱德一起彻底扭转了晋察冀的战局，决策并指导实现了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和华北解放区的建立。这就为国共两党的战略大决战建立了强固的后方基地和充足的后勤支援，同时也为中共中央由陕北移驻华北，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提供了安全保障。

　　二、主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强大社会动力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工委由陕北转移到华北，肩负着为全国各解放区制定统一的土改政策，彻底完成土改工作，为大规模长期战争提供最强大社会动力的艰巨任务。

　　刘少奇认为，“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２０５页。】。因此，他作为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将领导土地改革运动视作他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究竟如何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应该制定一个怎样的适合于形势需要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他长期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他亲自负责筹备了全国土地会议，并悉心制定了各项工作计划。为了避免制定政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颇，他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冷静而周密地考虑着土改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他于１９４７年５月提出了要求各地代表注意研究的九个问题【注:关于九个问题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第９１页。】，基本涵盖了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已经或可能出现的所有复杂问题。关于举行全国土地会议的具体方式，他要求，首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８２页。】。现在看来，这种方式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使会议缺乏一个明确的方针和导向，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说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由于土改问题极为复杂，中共中央工委很难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及大量复杂问题，并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土改政策，而只能首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情况并进行讨论，集思广益，最终形成统一认识。因此，这是在当时客观形势下较好的可行的方式。而且，中共中央于７月２７日复电中央工委，同意了这种方式。

　　充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刘少奇领导土改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从陕北向华北转移途中，刘少奇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重点阐明了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１９４７年４月，他在晋绥边区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７３页。】，土改工作中基本的是群众路线问题，要用一切方法培养群众的自信心、自信力。尔后，他又致信贺龙等人，根据晋绥边区土改情况提出：形成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前提。通过保障群众民主权利监督、检查和选举各级干部，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对彻底完成土改具有关键性作用，“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注:《中共中央在西北坡》，第７０页。】。毛泽东于７月把这封信批转各地，要求各解放区一切干部用此信“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７５页。】。７月１５日，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阐明了走群众路线的具体方法：在乡村中建立贫雇农小组，以贫雇农小组为核心团结全体中农建立农会，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去解决各种问题。

　　根据１９４７年７月下旬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确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他指出，平分土地的办法是消灭封建最彻底的办法，毛病最少，好处最大，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个大解放。他同时明确，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实现彻底平分的具体方法，而不采取打乱平分的方法【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９１～９２页。】。刘少奇领导土改的基本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彻底取消封建土地制度，按已有土地平均分配；另一方面，也强调不侵犯中农利益、保留富农经济的重要性。１９４７年４月，他在晋绥边区指出，在政策上要坚持四个原则：彻底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关系；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能彻底消灭富农经济；按已有土地平均分配【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７６页。】。由于中农在致富过程中往往上升为新富农，富农和中农是两个关系密切的阶层。如何制定富农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团结中农的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前后非常重视对中农和富农政策的掌握，密切关注着可能出现的“左”的倾向。他强调，对不同的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虽然“《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在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１９９页。】。坚决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刘少奇领导土改的一贯思想。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要严格区别封建地主与工商业者、封建剥削与工商业资本，“工商业肯定要保护……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２００页。】。

　　整党工作是土改运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党能否正确领导土改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主持全国土地会议重点讨论了整党问题。他在会议上强调，不先搞党的问题，就不能搞好土地改革。整党工作的具体目标是，加强纪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取得一致；改变干部的不民主、命令主义作风，改变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的情况，解决党内存在的不纯洁状态和官僚主义。他指出，整党的方法，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２０１页。】。评价刘少奇关于整党问题论述的关键是，党内组织、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实践证明，虽然问题的严重程度没有土地会议所估计的那么大，但确实在一些组织和干部中严重存在。因此，刘少奇关于整党的论述总体上是正确的。刘少奇于１９４７年９月会议结束时着重就整党问题分别与各解放区代表团谈话，指出党内斗争是为了搞好党，应采取最负责任的态度，要及时制止争论不休的、不考虑后果的、不负责任的无原则斗争。他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整党的步骤，从各中央局起，然后以省为单位，以省委为中心，首先由上而下进行。他所制定的这些整党原则和方法，对于基本保证各地整党工作的有序进行与正确的整党路线和方法，避免混乱现象和出现大的失误，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工委时期，刘少奇指导了土改运动进入新高潮、走向深入的关键阶段。总的讲，他主持制定的各项政策，在整个土改运动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土改工作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对于以后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尽管在土改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使运动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刘少奇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为建立新中国奠定政权体制基础

　　１９４８年初，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大决战的条件日趋成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的国家政权诞生之前，我党首先必须解决新中国政权建设怎样办的问题。中共中央工委及稍后时期，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并直接领导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为新中国国家机构和政权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过程中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刘少奇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是他在领导土改运动中结合发扬群众民主，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的基础上，全国土地会议前开始酝酿、提出，会后逐步完善、确定的。这是他在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创建。１９４７年９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正式决定：“目前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上至下的代表会议制度……望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指示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各级人民代表会的功能和职权应“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各级政府机关，应向代表会报告自己的一切工作，并请求审查和批准。代表会对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武装等一切事项，均有权决议或否决之，各级政府机关须完全遵守并执行代表会决议”。“各级政府委员会不称职者，得由代表会全部或个别撤换、审核”；其选举办法是，“各级代表会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各级代表会的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注:《刘少奇年普》下卷，第１０４页。】。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批转了中央工委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同时决定其名称“一般以人民代表会议为妥”，并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党在解放区政权建设方面的基本方针。这一制度与抗战时期建立的各级参议会无论在功能、职权，还是组织形式上都有根本区别。刘少奇首先提出并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首倡者。他之所以提议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其重要目的就是为新中国政权积累、探索管理和建设经验，奠定体制基础。早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提出中央政府问题之前，全国土地会议前后，他便开始思考筹备中央政府的问题，于１９４７年９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在１９４８年五、六月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青年、妇女的全国会议，讨论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并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中央政府的成立。１９４８年３月，他屡次在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指出：成立华北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直达到全国胜利。中央要吸收这种太平区域管理国家的经验，以便将来管理全国。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他还强调，华北两区合并后的方针是建设，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准备。要依靠华北探索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大会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以便统一、管理全中国。中共中央华北局于５月下旬成立后，他立即指出：华北工作带全国意义，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是刘少奇赋予华北人民政府的重大使命。

　　刘少奇是华北人民政府的总体设计者。他全面主持了华北人民政府筹建和成立的整个过程，制定了具体步骤。１９４８年２月，他在提议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建立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同时，对政权建设也提出了明确的构想：“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３７５页。】。根据刘少奇的部署，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０日，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在石家庄开始合署办公。刘少奇又领导中共中央华北局初步规划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并对各部门负责人选提出了指导意见。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当晚，他即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就两边区政府联合行政委员会各部门机构及负责人选作出初步决定，并请中共中央核示。５月２６日，他再次主持召开华北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正副主席、财经委员会、农业部、工商部、企业部、交通部、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司法部、高级人民法院、人民监察院、华北银行、秘书处、治河局；由董必武任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黄敬、杨秀峰任副主席，宋助文任秘书长，对其它部门负责人选也作了决定。１９４８年８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及９月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的正副主席及各部门负责人，除少部分有所变动外，基本采纳了华北局的意见。刘少奇十分关心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亲自审阅并批准了薄一波主持制定的代表大会工作计划，提议“会期可延长到十天以上，以便党外人士讲话”【注:《刘少奇关于批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计划致薄一波信》，１９４８年８月３日。】。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举行和华北临时人民政府的如期成立。

　　刘少奇为华北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权制度建设的总方针，指导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区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薄一波《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等华北人民政府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文件既基本涵盖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所有重要体制，也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体制基础。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１９４８年８月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９月正式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它正式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其它各级人民政府创建了一整套重大的政权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保证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其它各级人民政府的迅速组建。薄一波曾回忆说：“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７８页。】”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委时期的伟大历史功绩，总起来说就是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充足的后勤支援和强大的社会动力，从而为中共中央将中国革命的战略指挥中心由陕北转移到华北，展开与国民党的战略大决战创造了条件；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坚实基础，为中共中央进驻北京，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具体准备。其伟大历史功绩，将永彪史册！

　　（本文作者河北省南宫市人，１９６７年出生，１９９１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与人合编《中国抗战与民族振兴》、《河北省志·人物志》现代卷等书，并发表论文１０余篇。石家庄０５００５１）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