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蓝天风机:八大政治路线确立过程中的刘少奇

王双梅
2001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719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

中共八大主席台



刘少奇的部分手稿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之一。它在中国人民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刘少奇作为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对这条路线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初的思想是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召开八大的决议后，准备召开八大成为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重要问题。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计122人参加的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主席谈话时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
这一思想，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精神相一致，也同当时全国以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为龙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气氛相一致。
1955年春，许多农村地区发生粮食紧张，毛泽东决定，加快农村合作化步伐以尽快解决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个体小农经济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5月中旬，毛泽东首先改变年初他曾同意、并由刘少奇具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合作化发展方针。7月31日，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批判以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为代表的所谓右倾保守观点。
10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对合作化发展速度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上升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而使党内“左”倾冒进的空气急剧升温。12月25日出版的，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全国农村党组织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地高涨起来。限制合作化运动的网罗被冲决了，在两个月的时间中全国各省就成立了几十万个合作社。”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修改了以前关于15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提出“少则5年，多则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业、重工业、轻工业，都加速一点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级领导同志生怕自己成为犯右倾保守错误的“小脚女人”，互相赶超，使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呼啸而来，并带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和指标也不断刷新。原定粮食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6千亿斤的指标，在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的“十七条”中修改为9千亿斤，很快又在“四十条”中增加为1万亿斤。远景规划指标的压力又使1956年的预算指标不断加大，基建投资从112多亿元，增加为200多亿元。
12月5日，刘少奇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一基调召开八大，那八大一定会开成一个头脑发热和鼓虚劲的会议，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高潮就很可能提前在1957年出现。
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的转变经过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对自己没有大力提倡组织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的刘少奇，12月25日传达毛泽东反右倾保守的讲话结束时，即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打招呼，说为了准备八大政治报告，最近要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谈，请他们准备。7日，这一工作便开始。每天下午从两点或两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有一天在听取商业部汇报时，竟持续到深夜一点多。
那么，八大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会从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而转变到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这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综合发展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有关，同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周恩来、陈云等的努力有关，同刘少奇的努力更是密切相关。其中由刘少奇率先开始而引发的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调查研究，是实现这一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结束时指出，讲到促进，反右倾保守，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讲话的同志也有的讲到，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右倾是必须反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敲锣打鼓，脑筋有点发热。他强调：“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作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是叫做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我想，全党在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是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说实事求是。”
毛泽东这段讲话中所反映的两点论思想，为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发展空间。
周恩来在1月30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和2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主持对某些严重脱离实际的经济指标进行压缩。
到2月中旬，刘少奇已听了国务院30个部门的汇报。他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要点大部分由国务院办公室整理出来及时分送中央各负责同志。调查开始时，刘少奇虽也是宣传反右倾保守的，也曾认为每年财政结余20多亿元，可以多搞一些项目。但到了2月间，他感觉到了已经出现的冒进倾向，2月17日回答交通部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时则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的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3月8日，刘少奇在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时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是促退。应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物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瓜不熟，要摘，是主观主义。目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都有。他耽心全国几十万个基层组织，出一个毛病，就是大毛病，偏了不好，要注意各种问题，不要不顾条件到处搬用。
在4月初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刘少奇发言指出：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
4月以后，随着基本建设急于求成，造成各种物资严重不足的后果凸现，引起全国紧张的连锁反应，使刘少奇深深认识到，由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动发展起来的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思想方法上存在的片面性，已不是修改和降低一些计划指标所能纠正的，必须把反冒进从单纯压缩基建指标上升到端正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层面上来。
这时，党内民主生活中出现有利形势，使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制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有了可能。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后，在国际共运中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成为各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3月中旬和4月初召开的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党的领导集体也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在党内造成了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氛围。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搞调查研究后，于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各口的汇报。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思想逐步趋于实际。正是在这些认识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重要代表作《论十大关系》。
然而，人的思想认识发展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就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当他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他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1956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的建议。由于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通过。
5月2日，毛泽东离京到广州继续调查研究，直到6月4日返京。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胡乔木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大约在5月下旬，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制止急躁冒进，通告各部委各省市区压缩基建规模，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由少奇同志提出要中宣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指出：“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这一方针。
这些事实说明，至少在5月下旬，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已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6月4日和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具体贯彻和完善这一方针，调整压缩1956年度的预算计划，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准备。
6月16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后，《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6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中宣部按照刘少奇指示起草、由刘少奇和胡乔木进一步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通篇贯穿了刘少奇在1956年上半年，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把这些问题提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来克服各级干部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的高度。
这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反冒进的力度，遏制了1955年下半年反右倾保守以来在全国形成发展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复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轨道上来。
八大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当时虽然不赞成反冒进方针，但他服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
建国后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大路线的核心，是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对这条路线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年中开始的全国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对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已经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斗争究竟处于什么态势，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存在一些分歧。
可以说，刘少奇对建国以来工作的指导，基本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在1949年8月28日，他在访苏回国途经沈阳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出了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一段话：“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1951年7月，他在著名的春藕斋讲话提纲中，又明确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2年8月26日，他在五反运动基本结束时所作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的两项主要工作，一项是经济建设，一项是文化建设，这两项工作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
1955年6月，正当毛泽东发动对“胡风集团”展开激烈斗争之时，刘少奇在召开有关会议集中研究胡风问题后，于6月16日给全国各省市发出电报，要求将中央5月12日和6月3日关于揭露、处理胡风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不要转发至地、市委，希望将这一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1956年2月12日，广东省委给中央发来对当前镇压反革命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全省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下，认为反革命愈抓愈多的认识不符合事实，今年可以不必再发动全省规模的搜捕行动。刘少奇收到这一报告后，批示：请主席、周、陈、彭真阅后发。毛泽东认真研究这一报告，感到了形势的变化。他修改以前准备在1955、1956的两年时间内，进行比较集中的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计划，在这一报告上批示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公安部门应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计划。
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了批转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三个文件，及时修订在1955年肃反斗争高潮时制订的有关条文，使全国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八大政治路线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制订的。
1956年7月13日，刘少奇在接见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中，进一步分析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
“在中国，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中国人民进行了上百年的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以说，在我国，我们已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有些不满意的情况是可能的，正当的要求可以解决，如工资问题、居住条件、言论自由等。”
这时正值八大召开前夕，刘少奇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刘少奇的《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这篇手稿。
刘少奇的这篇手稿，写于1956年7月下旬至8月8日之间，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的修改意见。
手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从1955年下半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由此他明确提出：
“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在两次伟大革命胜利之后所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很好地利用业已组织起来、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
这里就提出了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八大政治报告通篇都贯穿着这一精神。正如邓小平在8月3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所讲的：“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少奇同志报告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
可惜，刘少奇这段比较精彩的话，在8月底的修改中被删去了。“中心任务”在正式报告中修改为“现时任务”，“使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的奋斗目标代之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基本思想没有大的变化，但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却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同突出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刘少奇还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新党章一样，把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刘少奇对这一提法反复修改，删掉又加上，显然经过了一番考虑。这实际上对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有所发展，把它从摆脱贫困应具备的“条件”上升为国家工业化的具体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共在探索“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备受攻击的那个表述其实与刘少奇无干
众所周知，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文革”中这一表述受到最猛烈的攻击，被说成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塞进的私货。其实从现存的政治报告决议草稿看，这一段话同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完全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据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八大会议在9月15日开始后，9月19、20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9月21日，毛泽东即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修改问题”。9月22日，毛泽东两次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在此基础上，24日完成了《决议》的第二稿，这一稿经毛泽东批示后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这天晚上，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广泛吸收代表意见的基础上，27日凌晨两点完成了决议的第三稿，毛泽东批示胡乔木“照此付印，付翻译。”
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三个决议草稿中均没有刘少奇修改的痕迹。当然在讨论中，刘少奇发表了意见。据李雪峰在《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同他修改手稿中提出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一致。
至于把矛盾的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27日毛泽东批示的决议文稿中确实没有。据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回忆，这段话为陈伯达所加。考虑到当时党的许多文件都是由陈伯达最后定稿，乔木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从刘少奇这一时期的大量讲话中看，他也没有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先进而不需要改革的思想。实际上，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他在1955年底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时，就指出：“社会主义最怕无人负责”和“社会主义的愚笨性”。他认为在轻工业和手工业中，“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1956年6月17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
“要建立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可能有各种办法，我们应采取各种更好的制度，一切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制度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较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
可见，刘少奇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也是同决议中的那个表述联系不起来的。
“党的领导”部分修改不好，刘少奇睡不着
八大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集体领导。刘少奇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他在修改政治报告中形成的手稿《共产党》，生动地反映了刘少奇所付出的心血。这是一篇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宝贵文献。它的形成时间，是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已经接近尾声的9月上旬。
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问题”一节的修改，由陆定一负责。8月13日完成的修改稿，刘少奇只作了很少修改，即于14日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毛泽东，说：“如认为可以付印，请交尚昆在此油印”。但他同时说明“有一个北戴河小组，讨论对这一部分的意见很多，说主要没有说到我们党内当前的问题”。刘少奇参加了这个小组的讨论，他显然赞成北戴河小组的讨论意见，对这部分也不太满意。
毛泽东对这个改稿作了四、五处修改，批示“可以”付印。
以后陆定一继续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形成“党的问题”第三稿，提交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此后又经陆定一修改，于8月28日形成第四稿，送毛泽东再次审阅。毛泽东对这次修改稿很满意，批示：“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他并把陆定一修改稿中的原题目“党”改为“共产党”。这个修改稿成为  八大政治报告第四个修改稿的组成部分，提交8月3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讨论。之后，陆定一仍在修改。但总的来说，陆定一修改的这几个稿子，除在文字和条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改进外，在思想深度上没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长期在党内分管党的工作、向来重视党的建设的刘少奇，9月上旬，在对政治报告前五部分作最后修改的同时，却对“共产党”一节进行了重大修改。他增写的14页手稿，共计6千余字，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问题。据当年参与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邓力群回忆，在一天晚上的11点左右，刘少奇修改增写完这部分后把他们起草小组的同志找去，说他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并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
刘少奇在修改增写的这部分报告中，首先提出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问题。他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的经验。他尖锐而坚定地指出：
“在我们党刚刚当政的时候，就有人怀疑共产党当政以后是否也要腐化起来。现在看来，我们党是能够克服党内的腐化现象的。今后只要我们党经常进行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保持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经常接近劳动人民，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使他们的生活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有过大的悬殊，我们的党就不会腐化的。”
其次，刘少奇对党面临社会主义新形势，如何避免犯重大错误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苏共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革命和建设中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也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刘少奇由于他所处的特殊领导地位，对这一问题似乎有更深的警觉。他在1955年春邀集各省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合作社运动“如果今年再像去年那样发展，是冒险的”。结果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非但没有停止发展，反而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的合作化运动。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虽然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但他内心是有忧虑的。1956年5月8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布置人大代表下去视察时，就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飞跃前进的同时，指出：农业合作化里面有很多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方面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在中央来讲，就是不够了解情况，下面的情况很多，我们就是不清楚，不了解。我看我们在中央负责上面工作的人应该警惕这么一个问题。”
就在这次修改政治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问题时，刘少奇还修改加写了“如果我们任意地加以提高，我们就会有从前进得过快的车子上跌下来的危险，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出于这种使党避免犯错误的考虑，他在这份手稿中“告诫我们的一切干部和党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否则，我们很有可能犯错误，以至犯严重的错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当时的告诫是切中时弊的。
再次，刘少奇还努力想在党内淡化个人迷信，提高党内民主的氛围，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刘少奇在七大为大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当时党内外都有一定的历史需要，他在后来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然而建国以来的实践，使他感到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已产生一些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
1954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文件的封面上，写下了“过分宣传个人作用”的批注。5月，他又向党内高级干部批转苏联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重视党的作用的几份文件，并在批示中指出：这几个文件中所说的问题，“中央认为十分重要，我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
这次陆定一在修改稿中，把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领导的功劳。刘少奇认为这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以自己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为基础，在修改手稿中，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领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
“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水平，党内是否有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否具有认识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的能力，在决定革命和党内重要问题的紧要关头，他们是否拥护正确意见和否决错误意见，以及整个党是否能够采取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去进行工作等，是党是否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决定因素。其中，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他们对于机会主义的识别能力，是主要的决定关键。”
刘少奇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明确指出了领袖也可能犯错误的问题。刘少奇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正式报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政治报告中这一部分的理论深度大大提高。
9月8日，刘少奇增写修改的这部分手稿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后，毛泽东在10日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等商谈这部分的修改。当时讨论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后的事实是，由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在刘少奇手稿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写。直到14日早上6点，毛泽东审阅了他们的修改稿，并批示：“‘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他同时致信杨尚昆：“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
显然，政治报告中的这最后一部分没有再交刘少奇过目。刘少奇这时已忙着接待来参加八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