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火器安全标志:刘克敌:梁漱溟与清华四大导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8:50:00

刘克敌:梁漱溟与清华四大导师

刘克敌

  1917年,时仅24岁的梁漱溟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讲授哲学,从此正式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北大教师生涯。由于身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那篇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梁漱溟从此得以结识许多学术界的名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关系,梁漱溟自己有一段概括性很强的话:“我同梁任公先生有往来,那个时候我同王静安先生,王国维也认识,也往来。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我在一个小时内我就听说了,我还跑去颐和园去看。可是我跟陈寅恪也认识,也有过接触,他也是学问很丰富,很多,我没有怎么样向他请教。赵先生我没有谈过话。过去的人物里头算是跟梁任公先生,梁启超曾经有过一段很亲近。”(《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录)

 

  在四大导师中,梁漱溟与之交往最早者当属梁启超。

 

  同梁启超的相识并开始交往,是他1920年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当时,梁漱溟住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一天,梁启超带其长子梁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等人突然登门造访梁漱溟,使后者甚感意外。因为其时梁启超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而梁漱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后生。

 

  原来,梁启超的这次访问,是看到《究元决疑论》后,又听了好友林宰平的推荐之辞,才对作者产生了兴趣。其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对佛学的爱好。后来,清华国学院成立后,梁启超也曾邀请梁漱溟到国学院作过短时期的讲演。

 

  不过,说到梁启超与梁漱溟的交往,则首先要追溯到后者的父亲梁济(梁巨川)先生与梁启超的交往。民国初年,梁启超由外地到北京,当时只是北京城里一个普通官员的梁巨川,因为多年来一直十分敬慕梁启超,曾数次写信给梁启超,请求一见。奈何他人微言轻,梁启超没有回应。梁巨川就又写信给他,送上纸张扇面,敬求墨宝,还是如石沉大海。1915年,梁巨川把这件事写入他的《伏卵录》中。1918年,梁巨川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梁漱溟为此悲痛万分,竟收回潜心向佛之心,决心投身社会。1923年,他在编辑《桂林梁先生遗书》时,就将《伏卵录》先行送给梁启超看。梁启超看后十分感动和惭愧,就写信给梁漱溟请罪,自责当年对其父的怠慢:

 

  漱溟宗兄惠鉴:读报知 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非。一言蔽之,字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桥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自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益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洁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种俊佛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兆。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1925年)

 

  此信写得十分真诚坦白,可见作为一代大师的梁启超,虽然名满天下,虽然有难以避免的怠慢之言行,毕竟没有失掉一颗赤子之心。梁启超的这种纯真的情感还可从梁漱溟讲的下面一事看出。有一次,梁漱溟去看望梁启超,发现后者正俯在案上,恭笔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寿屏上写字,这寿屏正是他为老师康有为七十寿辰而作而写的。而在当时,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当然是梁启超讨逆檄文中笔下批判的对象。但师生二人政治立场的对立并不能取代师生之谊,当时康有为正在青岛居住,梁启超并没有因为老师不在北京就忘记为老师祝寿,可见师生感情之深厚。另一方面,梁漱溟也没有考虑到梁启超的声望是否会受损而把其父的抱怨之文送给他看,也说明了其内心的纯正无邪。

 

  事实上,梁漱溟对梁启超非常尊重,认为梁启超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对其评价极高:“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1920)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 组织“新学会”, 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不过,对于梁启超的弱点,梁漱溟也不为其辩护,而是给予正确的批评。他指出,从知人论世来说,梁启超的思想与方法论上,也不免有局限的一面。这是不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他认为在梁启超的哲学思想里,是多元的。既有佛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同时还有西洋哲学家如叔本华一派那种以生活意志为宇宙本体的唯心思想。在这方面,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也接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认为由此意志,以生欲望,并且认为宇宙本体是一个不断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梁漱溟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谬误思想。同时他认为,梁启超在方法论上是用佛学的唯识来代替辩证唯物论,把唯识、因明,提到很高的境界。由这种观点的演绎,必然发展成为折中主义,即所谓中庸思想。梁启超过去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改良主义者,其思想根源即在此。

 

  梁漱溟还曾把蔡元培与梁启超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如果不是对两位大师均有深刻了解者,是不可能做出这样得体深刻之评价的。

 

  对于赵元任,则由于赵所从事的语言研究过于专门,因此梁漱溟和他交往甚少,只是知道赵是语言大师。数十年后,已是近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引自《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录)

 

  对于王国维,梁漱溟的了解则比较深入,这不仅是由于两人之交往相对多些,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王国维的自杀与当年梁巨川的自杀,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也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中的重要内容。

 

  今人对于王国维的自尽昆明湖多已熟悉,但对于早于王国维却以同样方式自尽的梁巨川,可能比较陌生。事实上,他的投水自尽,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当年梁巨川先生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在自己生日前三天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能过什么生日!当时,其家人正准备为梁巨川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自己会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

 

  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应当让我们永远铭记: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然后梁巨川先生出门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世界,是留恋还是绝望?记住他投水自尽的这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惟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

 

  当然作为中国人,他也希望民国昌盛。梁巨川请自己的好友千万将这封《敬告世人书》发表在报纸上,以便警醒世人。至于他的遗体,用门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风。难以置信的是他在写遗书时,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朋友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赴死之际,还会如此的从容和镇定。这和王国维赴死前的言行是多么的相似!

 

  父亲的死,极大的震撼了梁漱溟,他决心放下一颗向佛之心,投身于拯救国民苦难的事业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看到了一个把全部精力献给乡村建设事业的梁漱溟。

 

  父亲的死,是梁漱溟心中永远的痛!因此,他非常理解王国维的自杀,理解王国维内心深处的痛苦。对于王国维当年为何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实情,梁漱溟曾写专文解释: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于1920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中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著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于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曾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沉。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梁漱溟全集》七卷518-519页)

 

  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对于王国维之死,有近乎经典的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如果把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和梁漱溟的评价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在哀叹中国文化的衰落和认为文人志士身处乱世之中,应当有以身殉志的决心和勇气等方面,其实是非常相近的。至于梁巨川与王国维二人表面形式上的“殉清”而死,其实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也不必过于看重的。

 

  说到与陈寅恪的交往,早在抗战时期,他们均在桂林时就有往来。后在南京俞大维家两人又见过面。当时陈寅恪刚从英国回来,双目已近乎失明。可惜根据现有材料,已很难确定他们的具体交往内容。另一方面,对于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学问,梁漱溟自然佩服。不过,也认为他们虽然学识渊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片面之处,而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他们二人对哲学的看法。梁漱溟是这样说的:

 

  王静安先生(国维)有言:余疲于哲学有日矣。(按:王先生译出日本文哲学书最早)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

 

  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学纷无定论,宗教难起信心。此其感想与前王先生之言甚相类似,吾故连类及之。如两先生者既各有过人之才智,蔚成其学养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学的慧悟,则信乎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也。

 

  (梁漱溟《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艺术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谈到美的定义时,居然与王国维的观点非常相近。梁漱溟认为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在于“真切动人”。他为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他说:“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然其真者,谓其真切动人感情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而感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身心之间的,此与科学、哲学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 《人心与人生》第231页) 梁漱溟又说:“美之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情感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总而言之,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籍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众受到启发,受到教育”。(同前引书,第232页) 这种美学观与王国维的美学观比较相似。王国维认为,“艺术之真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之所以有美学价值,就在于它能以真切动人的形象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把审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艺术中。反之,文学艺术作品如不能真切动人,那么就没有美学的价值。

 

  作为四大导师的同时代人,梁漱溟对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相比之下,他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理解超过对赵元任和陈寅恪的理解。这不仅是由于后者当时的年龄和声望不及前者,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前者作为父辈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于他们的思想观点在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认同。

 

  惜哉,梁漱溟等俱已成为历史,只剩下我们这些俗人还对这滚滚红尘恋恋不舍,……人们啊,当你们为追求名利忙忙碌碌之时,是否听到了他们善意的叹息呢?

 

来源:探求网

日期:20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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