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中国外交60年②_国际先驱导报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1959-1969年
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 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
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
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
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
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印尼排华事件
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1960年7月，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
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那时候·中苏决裂
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时候·世界声音
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
（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1956年—1964年
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
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
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那时候·中国放人
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那时候·世界声音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
（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
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
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那时候·中苏决裂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世界声音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本报资料图 1956年—1964年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那时候·中国放人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新华社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４日播发） １２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１９５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那时候·世界声音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 从毅然“赴死”到凯旋归京，半年间张海涛写了四封信给江红，每一封都被他视作“遗书”。杨梅菊摄 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
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那时候·华侨遭遇
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
（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那时候·世界声音
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那时候·华侨遭遇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新华社１９６０年７月３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６月２９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６月３０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外交大事记（1959-1969年） 苏联撤走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详见第6版） 伊塔暴乱事件1962年四五月间，苏联“克格勃”分子的渗透破坏，引起了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大规模的暴动，苏联胁迫、诱拐6万多新疆民众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边境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不断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向我境内领土逼近。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释放日本战犯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无条件释放了1000余名在押日本战犯。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３名日本战犯。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已全部释放。（详见第7版） 印尼排华事件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尼西亚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印尼政府出台限制、排斥华侨的法案数十个，造成50多万华侨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年爆发的“9·30”事件中，印尼右派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戮。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详见第8版） 香港工人对抗英殖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1967年5月-8月，香港的左派人士开展了抵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51人丧生，超过800人受伤。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将苏军击退。中国的胜利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王瑶）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