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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的全面展开

随着甲骨文的广泛流传和研究者渐多，甲骨文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是也就在这时，甲骨文本身却在遭受着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厄运。—方面，小屯的农民每年都在为了卖钱而到处乱挖私掘，大批甲骨失去了原有的地层关系，与甲骨共存的其他文化遗物全遭毁弃；另一方面，甲骨文又大量流散国外，尤其是明义士几乎将1923年至1926年间出土的成千上万片比较完整的甲骨全部囊括而去。这在学术上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了抢救甲骨文和殷墟文化遗存，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成立，便立即开始了利用现代考古技术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928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派董作宾(图25)前往安阳小屯村调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况。董作宾到安阳后，首先同安阳的彰德十一中校长张尚德、城内古董店尊古斋店主王嘉瑞和城郊小屯附近花园庄私塾老师阎金声等人商谈调查事宜，委托他们代为收购甲骨和访查情况。然后，他又亲自到小屯村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殷墟的甲骨文尚未挖完，还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董作宾的调查结论是：殷墟确有从速进行科学发掘的必要。从此，开始了对于甲骨文研究和现代考古学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殷墟发掘工作。

从1928年10月第一次试掘开始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在这短短十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总共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候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三次发掘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十二次均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仅在YHl27坑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17，000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龟甲约有300多版，创造了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奇迹。总计十五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近30，000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

在殷墟发掘的间隙中，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2月进行过两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3，650片，由关百益选拓800片编为《殷虚文字存真》一书，后又由孙海波选拓出930片，编为《甲骨文录》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室曾经在安阳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后，直到解放前夕，除了陆续发生一些私人盗掘外，殷墟发掘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殷墟发掘工作在开始阶段的主要目的，仍旧在于发现甲骨。后来随着发掘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发掘经验的丰富，虽然也逐步注意到铜器、陶器、骨器、蚌器、象牙器和玉、石器等其他文化遗物以及建筑基址和墓葬等，但投入注意最多的仍然是甲骨文；在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中，有一些人由于从事殷墟发掘而走入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并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后来即成为甲骨文断代和天文年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而在殷墟发掘后期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些则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甲骨学学者。

殷墟发掘对于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甲骨文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在促成甲骨文研究这一根本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董作宾所创立的分期断代学说无疑是最重要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学者发现后，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被考证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殷纣王)灭亡共约273年，经历过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能否根据甲骨文内在的规律将它们分出不同的时期，已经成为甲骨文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早在董作宾之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试图从一些角度着手进行探讨。例如，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于祖先的称呼有所不同，便断定这是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据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辈为阳甲、盘庚、小辛，判定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称谓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他还根据武丁的三个儿子分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断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时代的甲骨文。他的这种依据商王世系和称谓判定甲骨文时代的方法，曾对董作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终于成为董作宾关于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标准。

董作宾对甲骨文开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主要是受到所谓“大龟四版”启示的结果。所谓“大龟四版”，是指1929年12月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四个比较完整的刻满甲骨文的龟腹甲，当时的发掘报告称之为“大龟四版”。董作宾是第三次殷墟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他在对这四个龟腹甲的甲骨文进行考释时，发现其中的一个龟腹甲上，每一条卜辞中在干支之后和“卜”字之前都有一个相当于人名的字，他认为这些相当于人名的字都是当时参加占卜活动问卜的史官名字，他把这些史官称为“贞人”。在这个龟腹甲上总共有六个这种“贞人”的名字。他们既然同出现在一个龟腹甲上，当然应当是同时在商王朝任职的史宫，而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当和这个龟腹甲坐的甲骨文属于同一个时期。这就是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贞人断代学说。

1933年，董作宾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期断代学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系统提出根据十项标准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图26)的分期断代理论。他的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

二称谓

三贞人

四坑位

五方国

六人物

七事类

八文法

九字形

十书体

他所划分的五个时期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位商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两位商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两位商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两代两位商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两代两位商王)

董作宾的这一分期断代方法虽然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但基本上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可以遵循的科学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基础。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以十项标难和五期分法为经纬的甲骨文分期理论的创立，使甲骨文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视为混沌一片的十多万片甲骨文资料，从此鸿蒙凿破，成为可以划归前后五个不同时期的有条理的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据以探讨甲骨文不同时期文例、字体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据以探讨不同时期的史实、礼制的发展变化，把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就在董作宾从事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同时，大革命后东渡日本旅居的郭沫若(图27)，也开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断代问题。他在编纂《卜辞通纂》一书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与董作宾大体一致的一些看法。他在收到董作宾寄赠给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时，感到董作宾的说法和他的某些见解是相似的，他的一些看法也可在个别地方为董作宾的说法作补充。两个相距数千里之遥的学者能够产生大体一致的看法，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实际上并不在这一方面，而是在于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

郭沫若和甲骨文发生关系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于政治原因东渡日本以后；自此，他便和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晚年仍然兴趣不衰。1929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资料在内的古代历史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全面探讨。其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章，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31年，郭沫若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专门从事甲骨文文字考释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33年，他又出版了《古代铭刻汇考》一书，其中有九篇是专门讨论甲骨文的有关问题的，因此他将这组文章定名为《殷契余论》。同年，他还根据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籍和国内外私家收藏的甲骨文，进行精心挑选、分类编排，并作详尽考释，编为《卜辞通纂》一书，为甲骨文的学习研究者提供了一本极方便的入门著作。1934年，郭沫若又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篇》一书，其中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文章有三篇。1937年，郭沫若又从刘体智所藏甲骨文资料中精选拓印，编成《殷契粹编》一书；同时对于书中收录的资料一一进行翔实考释。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八年问，编写了六七种甲骨文论著，考证出不少甲骨文新字，提出了了系列有关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新见解，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学术界把他(号鼎堂)和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并称为为甲骨文研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所谓“四堂”。

“四堂”之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用力较勤、收获较大的学者，要数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的胡厚宣了。胡厚宣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在三十年代中叶曾亲身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并亲手整理过殷墟发掘所得的绝大多数甲骨文。他不仅为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科学发掘所获甲骨的总集《殷虚文字甲编》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作过释文，而且参加了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所发现的YH127坑出土的17，000多片甲骨的实物整理工作，这些甲骨后来曾是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得甲骨文总集《殷虚文字乙编》的主要内容。胡厚宣在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能充分利用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相传世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对殷代社会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此外，他在甲骨文材料的访求、搜集和流传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因此，他在甲骨学的许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例如，他曾先后解决了商代卜龟的来源、记事文字的类别与意义、商代的农业生产与气象问题、商代的宗法与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状况等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有关“四方风名”的考证与“一甲十癸”说法的考辨更为学者专家称道。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截至解放前夕，胡厚宣共发表、印行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的论著至少有五十四种之多，大多十四种之多，大多都收集在后来获国家科学著作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文集中。日本的甲骨学者曾经称道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是甲骨学“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

从殷墟发掘开始到解放前夕，甲骨学度过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历程，总算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首先是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中，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已近300人，出版的甲骨文著作已增加到70多种，著录和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已有四万多片，共发表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800多种。其次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方法的日渐科学化。这一时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现。除了前述董作宾、郭沫若和胡厚宣等人的专门著作外，许多学者都出版、发表了重要论著。例如，罗振玉、王国维的弟子商承祚，编印了《殷虚文字类编》一书，开创了将甲骨文按《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辑录成说集为专书这一先例；后来，他又编印、考释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又如，辽宁海城人于省吾于治理经学、小学之余，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形义，先后出版了《双剑（言多）殷契骈枝》初集、续集、三集，其中不少考证很有价值，对于甲骨文的形义源流解说精当，见解颇新。‘再如，浙江秀水人唐兰，除了编印、考释《天壤阁甲骨文存》外，还先后撰写了《殷虚文字记》、《殷虚文字研究》多种，并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对甲骨文的识读、考释方法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另外，河南潢川人孙海波辑录各家成说，将已经释读和未释读的全部甲骨文单字摹写编次，编印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加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则除了编有《甲骨学文字编》外，还编写了《甲骨学商史编》一书。此外，吴其昌著有《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丁山撰写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张政烺作《奭字解》，陈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炜作《甲骨文例》，周传儒写《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陈直著《殷契剩义》，徐仲舒著《耒耜考》，余永梁著《殷虚文字考》……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新颖，影响广泛，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此相类似的论著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甲骨学由于殷墟科学发掘的促进，达一时期已经取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甲骨学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甲骨学真正获得新生，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