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来观澜墅: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 侯艾君



　　有人说，车臣的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其文化的特点在于：信仰伊斯兰教，男权优先，注重亲缘联系，村社生活，崇拜长老，等等；而且，许多个世纪过去了，而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状况的发展和变化却相当缓慢和不那么显著。当车臣危机使车臣民族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焦点和核心的时候，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依旧保持了自己许多个世代以来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看过那些对于车臣民族、车臣社会的研究著作或者采访报道，让人觉得，车臣的人民似乎仍旧是19世纪沙米尔时代的人民。对于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来说，地理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乃至高山区，道路不通，与外界交往比较少，具有相对于外界的封闭性；除了地理因素以外，也由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和部落组织结构和体制──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图忽米等地都存在着泰普（，相当于部落或部族）体制。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了车臣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还影响到了车臣人的民族性格。在俄罗斯作家、旅行者的笔下，异文化的文化审视就使得车臣文化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当实现现代化成为落后民族国家和的咒语、和走向进步的指标时，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价值都被边缘化了。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却认同文化的差异性。那些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衡量标准看来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却正无须由现代文明去发明和「照亮」，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与其他文明平等的价值。以赛亚．伯林从展示并保留了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一意义上，甚至认为苏联的解体似乎也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我们能看到苏联的巴别塔垮成废墟，只该感到庆幸，即便有些效果变得很险恶──我是指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而言」1。而旷日持久的车臣危机恰恰使得那些原本潜在的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文化差异日渐凸显出来。隐藏在政治危机和冲突背后的，还包括那些深刻的偏见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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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与车臣人早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一则来自战争和征服，一则来自人民之间的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交流中（毕竟，俄罗斯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车臣是一个少数民族，俄语的信息量又远远大于车臣语），车臣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俄罗斯人的观念和印象，被外界所认知。在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民族丛林中，车臣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长期以来，有关车臣的历史文化都只是作为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一部分而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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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罗斯境内生活的众多民族中，俄罗斯民族历来是领导民族，在各民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置身于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间，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国家之内的许多民族几乎像外国人那样，缺乏了解。反过来，这些弱小的少数民族却对于俄罗斯民族的了解多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了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那些俄罗斯人从来没有与高加索民族一起生活过，而只是在市场上或者在交通工具上注意过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不仅没有象样的理由不喜欢作为整体的这些人，而且也不能够判断他们谁是谁」2，「所有人对于他们几乎都是一张脸孔；相反，高加索人则对于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却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甚至是病态的能力」3，对于他们遇见的任何一个毗邻他们的边疆地区的人（甚至还不止是与他们相近、毗邻的人），他们都能够判断出那些波兰移民后代身上的「不太俄罗斯」的东西），他们可以「凭借许多不易觉察的特征，饶有兴致地猜出他的民族属性」，并且几乎从来没有差错4。这种不对等的交流和反映，是以经济、文化的差异甚至差距为前提的。长期以来，作为俄罗斯帝国（苏联）境内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车臣人向来都只是处于边缘位置；正是车臣危机和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使得车臣人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在俄罗斯作者的笔下，车臣人的形象几乎从来就是消极、恶劣的。在1823年出版的一本《高加索人》的书中写道：按照礼节（我们可以理解为文明程度），车臣人可以分为三类：「和平的车臣人」、「独立的车臣人」、和「山地的车臣人」。「和平的车臣人」，就是被武力征服的、松日河右岸的24个村庄的居民；「独立的车臣人」，就是不友好的车臣人，有属于自己的适于种植和放牧的肥沃土地，水和森林丰富，住在从黑山山脚到南面的地方，阿克塞河和松日河的河流沿岸；而字「独立的车臣人」中，有一部分人是高加索的极为有名的强盗，他们被称做「山地车臣人」。在该书作者的笔下，车臣人往往结成一些小的帮派（由5到20人组成），渡过捷列克河，潜伏着，袭击物件是那些不加小心的旅行者或者在农田干活的、缺乏防范的农民。如果抓到的是军官或者是商人，那么就将脸、手、脚都贴在墙上，监禁起来，给很少的食物，几天之后拿来纸、笔、墨，指定赎金，并通过第三者将信送到俄罗斯。要是掠夺的是普通人，就将他在市场上卖掉5。此外，山民还是一些不讲信义的人。19世纪20年代前后到过高加索的普希金曾经写到：切尔克斯人仇视我们。他们常常潜入山中，从那里对我们发起袭击。和平的切尔克斯人的友谊也是靠不住的：他们永远准备帮助自己同部落的抢劫者6。

　　在对车臣人的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就认为，有关俄罗斯征服高加索的战争都可以归结为「使山地民族变得文明，终止他们的强盗式的袭击──那对于高加索的俄罗斯居民点是经常的、和重大的威胁」7。

　　19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曾经对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对高加索的长达60年之久的征服战争作过评价和论述。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基本上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行动辩白的。他说，俄罗斯征服南方（高加索）并非因为想要让俄罗斯民族居住在那里。对于北方民族来说，居住在南方是自杀性的，西伯利亚对于俄罗斯比高加索更有吸引力。作者对高加索山民充满了误解和偏见，毫无好感：「就其狂热的宗教、生活方式、习惯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特性来说，高加索山民是一些天生的盗贼和抢劫者，永远不让、也不会让自己的邻居安宁……」8在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俄罗斯的征服行动几乎是异常高尚的行动，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惠及他人：「俄罗斯知道，她给自己加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尽管它也许还没有预计到，这个包袱是如此沉重，需要为此进行为期60年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无论如何，不管是实质还是形式，这都不是征服，而是对疲惫不堪者和濒临死亡者提供帮助。」9。

　　甚至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家彼斯特尔对车臣人也充满歧视和偏见。1824年他在自己的宪法第一章就讲到对待高加索山民的对策。他认为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许多土地都应该归并俄罗斯：「因为为将山地民族变成和平和安宁的邻居的所有尝试，明显地、无可争辩地证明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这些民族不会放过任何微不足道的机会给俄罗斯造成尽可能的危害。只有一种手段可以将他们驯服，那就是将他们完全征服。尽管这暂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不能期待安宁，也不能期待安全，在这些国家里永远都会有战争。」10。接着，彼斯特尔写道：「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操着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管理方式极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都热衷于相互之间胡作非为和拦路抢劫。」11彼斯特尔主张严厉、甚至是残酷地对待这些山民。他主张将高加索民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和平的，另一部分是狂暴的。将前者作为俄罗斯臣民对待，而将后者用武力迁居到俄罗斯内地，将他们分散成数目小的若干部分，散居在俄罗斯各州；同时，在高加索建立俄罗斯居民点，将不驯顺的山民的土地分给这些俄罗斯居民。这些观点与俄罗斯帝国政府后来的做法甚至不谋而合。许多俄罗斯政论家乃至普通的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并非殖民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以研究高加索问题而知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认为，征服高加索山民并非出于殖民目的（同山民的战争──高加索战争──直接源于远征波斯；其战略方面的意义甚于殖民的意义，自由的山地部落永远威胁着俄罗斯军队）；而是一次将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兄弟民族例如格鲁吉亚从其野蛮卑污的山民邻居的包围中解救出来的正?行动，几乎是在俄罗斯的南部边疆进行的一次十字军征服。此外，在俄罗斯民族历来的弥赛亚思想的支配下，俄罗斯征服这些落后的民族或者部落，被认为是为了解放他们，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文明。而且征服高加索所带来的经济上、战略上的好处，本来就是俄罗斯有权利追求的。但是高加索山民对俄罗斯帝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俄罗斯在高加索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使俄罗斯人感到愤懑。

　　如果说，来自敌人和充满成见或者敌意方面的观点，是不可靠的；那么，身为北高加索各个民族和部落的领袖，领导他们反抗俄罗斯帝国征服战争的沙米尔对车臣山民也素无好感。在沙米尔看来，山民们天生酗酒、打劫杀人和淫乱，：「我杀死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忠于俄罗斯人，……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我杀死他们是由于他们卑污的天性：热衷于偷盗和打劫。」12。他认为他统治的是一个下流的民族，抢劫犯，这些人「只有在看到头上悬挂着已经砍掉几颗脑袋的军刀时才会做一些善事」13。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沙米尔对山民采取了极为严酷的镇压措施。

　　然而在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里，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山民的形象却与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却有所不同。一方面，俄罗斯作家对包括车臣人在内的所有山民加以歌颂，另一方面仍旧描写了山民的落后、愚昧、残忍等阴暗的方面。在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囚徒》中，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切尔克斯少女爱上了一名被俘的俄罗斯军官，这位少女不顾家族部落的规矩，将俄罗斯军官放走，然后，切尔克斯少女投河自尽。实际上，这样的文学作品重复了男权中心时代的主题：一个女性为了所爱的人而委曲求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所爱者还是一个自己所属的家族、部落或者民族的仇敌和侵略者。而在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则对切尔克斯人-山民大加赞美，在他们的笔下，山民或者切尔克斯人是一些骄傲的、勇敢的人，但是按照原始的、自然的方式生活。在俄罗斯作家中，普希金、莱蒙托夫、格里鲍耶多夫、波列扎耶夫、拉多日尼茨基、费特等曾经写作大量诗文，热情洋溢地歌颂高加索以及山民。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他们在这些山民（被笼统地称做切尔克斯人）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某种人性与社会的理想，因此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和理想主义色彩。在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也曾经写到了高加索山民，他们多半愚昧落后，不守法律，缺乏道德操守，但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却并不是完全的鄙视。小说在写到主人公在从高加索返回的路上，雇佣的几个山民（奥塞梯人）扛物品，山民们假意吆喝公牛前进，但是实际上却是故意拖延时间，有意要敲竹杠讨要小费。车主，深谙此道的当地人说：「糟糕透了的下流胚，这些亚洲佬！您当他们吆三喝四，是在帮忙吗？鬼才晓得他们是在吆喝些什么？公牛可明白他们，就算套上20头吧，只要他们用自个的话吆喝，公牛也会寸步不移……」14在小说的另一处，又写到：「我们那边的卡巴尔达人或者是车臣人，虽然他们全是强盗胚，穷光蛋，但却是能豁出性命的硬汉子。」15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哈吉穆拉特》中写到了闻名全车臣的原沙米尔将领哈吉穆拉特因为不堪忍受沙米尔的严峻统治以及出于同沙米尔的个人恩怨，叛逃到俄罗斯；但是后来又逃回车臣，结果被追赶的俄罗斯军队打死。作者写到：「就是这个死，使我想起那棵在犁过的田地里被车压倒的牛蒡花」16。而作为呼应，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赞美了牛蒡花，牛蒡花成为车臣民族的某种象征：「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是多么的惊人，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17。小说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于一个民族形象的刻画，往往具有更加广泛的流布范围，影响也更大。车臣人在俄罗斯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就是以这种形象而被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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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以后，1917年到1920年间，车臣人与高加索的其他民族一起，迸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开始了建立自己国家的运动，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消灭了白色势力，建立了苏维埃国家。但是随着苏维埃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措施，破坏了车臣社会原来的组织和结构，而这就激起了爱好自由的车臣人的激烈反抗。在这些对抗中，车臣人被视为不安分的、难以统治的民族。1921年到1925年，车臣曾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苏联政府动用了大批正规军队，运用轰炸、炮击的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8。在集体化时期，由于史达林苏联政府强制推行集体化，破坏了车臣人的内部生活，1929年，车臣人进行了激烈反抗，遭到严厉镇压。到了3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车臣人也饱经苦难，许多车臣人像其他苏联人一样，遭受了镇压和清洗。但是，车臣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他们天性酷爱自由，勇敢、剽悍，不畏强暴，对于强权有本能的反抗意识。可以说，在整个苏联时期，车臣人遭受了许多苦难，同时也反抗不断。而在一个时期里，车臣人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民族因为民族之间的竞争，一直存在着矛盾。而苏联政府的宣传中也公然将车臣人视为苏联「各民族间友谊的障碍」，是一个最「困难」的民族。到卫国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车臣人遭到史无前例的流放。而在随后公布的流放原因中则表明，车臣人是由于有投敌附逆的行为而遭到惩罚的。这样，车臣人实际上就又成为一个全体成员都是叛徒的民族；至少在苏联人的心目中就是如此。因为苏联政府在流放车臣人的时候是不加区别的。因此，他们背负着精神上的重负，在苏联社会中，在流放地，饱经歧视和苦难；而这对于苏联社会来说似乎是理所应该的。在那个时代，通常是以一个抽象的政治标准将人民划分为敌我两派，很少有人能超越这一法则。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曾经在自己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写到了身处流放地的车臣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是一群文化落后、缺乏创造力的人。即使在流放地，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也是极其明显的。德意志人是「最整洁、热爱美」的，希腊人则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而车臣人则与外界封闭起来，他们住在名为「萨克利亚」(即俄语) 的又矮小又破的房屋里。在当时，车臣人是与其他被同时流放的穆斯林民族一样，背负着出卖国家的叛徒的恶名。在这一时期，车臣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全体成员在政治上有过错的民族，车臣人为此受尽歧视。在流放地，许多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于对车臣人的歧视而引发的，因为苏联国家已经宣布，他们是因为投敌附逆而被流放到此的；而在车臣人的北高加索故乡，车臣人和其他被流放民族的土地和房屋被其他民族的移民合理合法地占据了，并且得到政府默许甚至是鼓励，因为车臣人被流放后，原来的共和国境内已经变空了。在这一时期，车臣人对于俄罗斯人、以及苏联的其他民族的消极、反面的形象，是由于史达林乃至苏联的政治体制、和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几乎可以说，是苏联政府将这样的形象强加给这个民族的头上。

　　应该说，俄罗斯人对车臣人的这种消极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车臣人自身。毕竟，车臣这样的民族对于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确实是一个后来者。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于俄罗斯帝国时期对于车臣人的长期征服和统治，以及由于这种殖民统治、和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错误的民族政策所带来的民族之间的仇视和敌意。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情况下，俄罗斯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具有某种大俄罗斯主义色彩的优越感和歧视。甚至在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看来，俄罗斯将这么多落后的部落和部族征服并归并到自己的版图，是解放了这些民族，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丹尼列夫斯基甚至为此而对欧洲指责俄罗斯发动高加索战争感到忿忿不平；对于丹尼列夫斯基来说，俄罗斯征服高加索地区而遭到西欧的谴责，就像是几百年前俄罗斯抵抗了鞑靼─蒙古，而在19世纪上半期打败拿破仑法国挽救了欧洲一样，理应得到欧洲的感激才是。

　　 车臣社会的氏族部落的痕迹还很深刻，所以，亲缘关系在车臣人社会中非常被看重。当一个车臣人在莫斯科或者其他的大城市做生意站稳脚跟，就会将一个大家族都带来到这里，于是就形成一个庞大的车臣人社区。外部世界对于车臣人的成见还来自车臣（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都存在）社会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如果用一个图表的形式，就可以直观地将这种分层的社会机制反映出来19。

泰普（）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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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郎（）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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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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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若干）小家庭

　　在克郎（，相当于氏族）-泰普的社会结构中，若干个小家庭（一个小家庭由大约5名到20名成员组成）组成一个大家庭，长老具有决断权，长老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它对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具有法律般的效力，并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严密，封闭，严酷。在这种社会中，做出的决断以及对该决断的执行都是高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就写到，在中亚流放地，一个车臣人阿布杜尔．胡达耶夫杀死一位车臣老人，逃到监狱里，但是他的亲人将受到死者家族血亲复仇的威胁；几位车臣老人决断，必须将杀人者当场宣判并处死，否则就处死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阿拉木图发电报，将车臣民族最受尊敬的长老请来。长老们召开会议，对胡达耶夫进行诅咒，宣布不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他遇见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这样，胡达耶夫家族的人就可以随便走动，不会被威胁了       每一个泰普还拥有自己一定的领土：「氏族城堡」，显示自己氏族的兴盛。这种社会组织可以迅速地将属于泰普的人们动员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泰普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对该地区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90年代以来，泰普的社会结构还日渐具有了政治功能。一个泰普往往支援一定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政治派别；而反过来，一个政治领导人也多半是以某些泰普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这些特征并没有消失，尽管在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中，原来的自然进程被打破。但是，如果说当代的车臣社会保留了氏族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氏族部落的落后状况，恐怕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在那些宗族社会的外表之下，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而且宗族势力和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当代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那无论如何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氏族部落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说法还否定了车臣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在归并俄罗斯帝国以后──所取得的历史进步（有人认为，在杜达耶夫上台时，车臣的泰普体系已经被摧毁了）。但是宗族势力和形式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表明它仍旧在某些方面适应了车臣社会生活的某些要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而且落后和进步也是相对的，许多前代的事物也许就在后代以某种形式改头换面地回复了，而这却受到人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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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在冲突的情况下，山地民族更倾向于用武力的手段解决冲突：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更可靠、有效21。这种特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当地所有的共和国都建立了一些军事组织或者准军事组织，例如车臣建立的「曼素尔」、以及曾经在阿布哈兹作战的「高加索民族同盟」等等。几乎各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近卫军。社会生活的军事化或者准军事化，这也是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一种特色，而车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到1992年9月的时候，车臣的军队已经达到1万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移居他乡的车臣人，由于他们具有亚洲人的面孔──或者就是高加索人的面孔，又在当地形成一定规模和势力，并且与外界隔绝，很少往来，因而就被看作一个神秘的外来世界。而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就被视为残酷的竞争者，对当地人造成经济上的威胁。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少数民族的代表就会变得显眼。当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也许没有人会留意到这些，但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社会心理就会变得不宽容，少数民族、尤其是在经济上取得某种成功的少数民族，往往就会成为多数民族（主民民族）的歧视的牺牲品。实际上，在一定的时期内，高加索人在俄罗斯大城市的经济上的成功，其地位却往往类似于犹太人，即经济地位高于政治地位，因此尤其容易遭到嫉恨。甚至还有这样的一种微妙的心理定势：当一个人被出身俄罗斯族的匪徒勒索，往往就会视为正常，而如果是被少数民族的匪徒勒索，其反应就会极端消极。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很长的时期里，俄语的辞汇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活跃的、有生命力的辞汇：那就是「高加索民族脸孔」（），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歧视意味的辞汇。它是动荡不安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苦闷象征，并且是与那些「野蛮资本主义」、投机、恐怖主义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时代，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多么阴暗而可怕的变异和扭曲，人们已经失去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车臣人乃至北高加索人的形象恶化甚至丑化方面，部分俄罗斯媒体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一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惯于采用新闻手法，或者夸大其辞，或者耸人听闻，或者资讯不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新闻报道却是最受欢迎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最大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犯罪案件，作者往往要特意强调一下犯罪嫌疑人的高加索出身。尤其在俄罗斯军队对车臣开展军事行动以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关于车臣人如何清洗俄罗斯居民、绑架和杀害人质和和平居民的，几乎是一种反车臣的歇斯底里。于是在普通的俄罗斯人的眼中，车臣人是一个「犯罪的民族」。随着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逐渐发展，俄罗斯人对车臣人（以及车臣人对俄罗斯人）越来越怀有敌意和仇视，连俄罗斯的政治家在谈到车臣问题时也缺乏必要的理智。在车臣战争前后，车臣和俄罗斯都利用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工具，展开了激烈的「资讯战」或者说「宣传战」，以便为自己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援。俄罗斯倾向于将车臣反抗者塑造成为一个恐怖主义集团，而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则是为了在车臣乃至俄罗斯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合法的警察行动；另一方面，车臣也尽力将俄罗斯刻画成为凶恶的敌人。车臣人力图将车臣的反抗活动表现为摆脱俄罗斯对车臣长期以来的殖民统治，是争取民族自决的正义行动。双方都尽力表现对方在武装冲突中的残忍和野蛮的方面，每一方都决不放弃给对方造成被国内和国际舆论谴责的机会：「……双方都尽量诋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为非人的恶魔。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22。但是有关的民意测验表明，对车臣人持有消极观念的俄罗斯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竟然都没有和车臣人接触过23；媒体是如此神奇地左右着人们的观念。

　　不同的文明具有相同的价值。对于不同的文明，我们承认差别，但是我们不能做价值判断说，一种文明是有价值的，而另一种文明则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一种文明的价值高于另一种文明。

　　按照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承认对于人们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需要。对一个群体的承认和该群体对自身的认同是不同的，对一个民族的正当的承认也是正当的需要，同时，一个民族或者群体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别人的承认决定的。如果别人的承认是扭曲的，就会对这个民族或群体造成伤害。扭曲的承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受害者造成「创伤和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24。实际上，对于承认的需要，也正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驱动力之一。对于车臣人在俄罗斯民族以及其他民族观念中的反映，表现出了对车臣民族的历史形成的误解和偏见。任何民族当然都会具有这样那样的种种特点，表现出某种构成民族性的东西。在今天的车臣，一些车臣人从事掠夺、贩卖人口的罪恶贸易和活动──这决非正派人所为。但是不应该只将问题的某一方面无限夸大，或者简单片面，而由于偏执和狂热失去公正和客观；而且，对于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某些活动和特点，也要表示同情的理解。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历史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车臣人的民族性格也与其历史是分不开的。作为游牧民族，车臣人并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处于相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更多的差别。在许多有记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上，比如法兰克人、贝杜因人等，都以偷盗、掠夺为荣，不事生产，这是由于其生存方式决定的。在车臣的社会里（甚至在那些最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部落里），也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善恶标准，用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去衡量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遗传学的成就并不能为一个民族的道德状况提供学理上的支援。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关于先天的文化差异都是站不住脚的」25。至于说部分车臣人在二战期间的投敌附逆行为，则这只是表明特定环境下少数车臣人的政治态度，并不能表示车臣人天性不讲信义、容易变节，一个民族的个别代表的行动并不足以让这个民族全体都必须为他们背负恶名。著名的高加索问题专家波克罗夫斯基针对沙皇政府的史学家所谓的高加索山民热衷于「抢劫」和「袭击」的说法，指出：「应该记住，高加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游击战争，真正发生的这样的袭击（有不少几乎是杜撰出来的）也是游击行动，那些山地封建主所采用的，其性质非常接近西欧中世纪的男爵的袭击活动，只是一些例外」，此外，波克罗夫斯基还指出：沙皇军队也干过袭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居住在防线上的哥萨克26。那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今天，当全世界都从新闻媒体得知车臣人从事绑架人质、勒索财物的活动时，实际上，俄罗斯联邦军队的这种行为也不少见。俄罗斯著名的《新报》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雅就曾经报道了俄罗斯士兵在车臣设置「过滤营」，拷索人质等行径。双方的这些行为表明了车臣与俄罗斯对抗的残酷、和民族矛盾的深刻。

　　车臣民族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民族更少的才华和创造力。有许多出身车臣民族的大学者、商人、军事指挥官等，他们都是车臣民族的优秀代表。俄罗斯作家、思想家托尔斯泰曾经亲自参加过高加索战争，在他的小说《哈吉穆拉特》中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主题。小说中，俄罗斯士兵被迫打死车臣人，同时还侮辱了他们的圣地，而反过来车臣人也蔑视和仇视俄罗斯人。最后，俄罗斯士兵在说到那些被他打死的车臣人的时候，说：他们都是些多么好的孩子！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在卫国战争中，有18000名车臣人参加了卫国战争，勇敢作战，建立功勋。然而可悲的是，苏联政府却有意抹杀这一点。卫国战争中的苏联英雄巴依布拉托夫被登记为库梅克人，马哈麦德-米尔佐耶夫被登记为塔吉克人，而努拉基洛夫则竟然被同时登记为库梅克人和鞑靼人27。车臣追求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领袖乔哈尔．杜达耶夫的出身俄罗斯族的遗孀阿拉．杜达耶娃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竟然对车臣民族说了那么多的溢美之辞：她认为在车臣境内发生的杀害三名英国人的事件绝非车臣人所为，而是俄罗斯特工的阴谋；是为了吓唬外国的投资者，并向外界表明车臣人是怎样的野蛮和残忍，是匪徒和恐怖分子。在说到车臣民族的时候，她认为，车臣人是一个极为知恩图报的民族，很容易忘记受过的伤害和屈辱；他们只是在复仇的时候才记得敌人，而且也不会在背后放冷枪。至于那些在莫斯科发生的爆炸事件，杜达耶娃认为也不可能是车臣人干的，因为这是车臣民族传统和复仇戒律所不允许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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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往是多么不易。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交流、交往乃至相处的时候，必然存在某种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中还有另一个地区与该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经济生活都存在很大差别，在一个社会中还有另一个社会时，这种文化差别就具有了政治学上的意义。应该说，文化发展与政治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某种脱节之处。在一个统一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往往想要保持文化特性和独立性，是趋于保守的；而对于统一的国家来说，则倾向于将社会中的各个族群的特色泯灭、趋同，使社会成为一个同质的社会。在一个社会中，民族之间如果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文化隔阂，再加上经济、政治利益的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走向冲突29。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即使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但是对于如何在车臣地区恢复中央政府的控制，恢复法律和秩序，仍旧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在那里长久地恢复安宁，让车臣人实现与整个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才是根本出路。

　　但是，个别车臣武装在与俄罗斯军队的对抗中进行诸如绑架、掠卖人口、毒品贸易等活动，就使得车臣民族全体都蒙受了恐怖分子的恶名。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使得美国改变了对俄罗斯在车臣军事行动的态度，从而就更加凸显了车臣人政治活动的非法性。当俄罗斯境内某处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立即就会联想到车臣人，车臣人几乎成为「恐怖分子」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对于车臣的报复也就越加残酷（有资料表明，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也采取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措施：如掠夺人质，勒索赎金等等）。车臣人爱好自由、剽悍善战、不惯于屈从，但是车臣民族又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而这样情况下车臣民族往往苦难更加深重，在与强大的俄罗斯的武装冲突中，付出的民族牺牲也就越大。车臣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车臣人蒙受苦难的原因之一。

　　查尔斯．泰勒指出，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迫接受她们自身卑贱低下的形象，久而久之就将这种形象内化，以至「当阻碍她们前进的客观障碍已经消失了以后，她们仍旧无法利用新的发展机遇」30。黑人的处境也与此相似：白人社会为黑人设计了贬损黑人的形象，黑人只能接受而无力拒绝，从而黑人的自我贬抑就成为对其进行压迫的最好手段。同样，在俄罗斯在车臣民族的关系中，俄罗斯可以为车臣人设计一种民族形象，将这一形象强加于车臣人。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扭曲的承认，也会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形象；尤其当承认者对于被承认者具有文化上的强势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当一个人，如果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那么这个人也就真的会自暴自弃，一个群体也是如此。比如，说车臣人是剽悍善战的，而车臣人也就真的认为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具有这一特殊的能力。据说，在约旦有5000多车臣人，他们中许多人主要是担当约旦王室的保卫任务31。而如果将这一逻辑推演开来，如果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认为或者倾向于将车臣人塑造成为可怕的恐怖主义者，那么，也许许多车臣人世世代代就真的成为恐怖分子。种种因素决定了：现在和将来，俄罗斯都必定在车臣担负着沉重的反恐任务。在车臣，具备滋生恐怖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恶劣的社会经济形势（在车臣战争中，许多车臣人之所以拿起武器成为战士，是出于生计，因为统计表明，车臣的失业率高达90%以上，而做雇佣军可以得到固定的收入。当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被完全摧毁）；许多人因为战争而罹患 「车臣战争综合症」（长期生活在战争的条件下，有亲人在战争中死去，几乎每一个车臣人都有心理疾病）；大量车臣青少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或不愿意接受教育（这是车臣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大量的武器流入车臣境内；等等。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以外，更严重的还在于严酷的社会心理氛围（尤其是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车臣境内成为战场，而当车臣人离开车臣进入俄罗斯其他地区时，往往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嫌疑人，受到严格的监视和盘查）。1944年对车臣人的全体流放，至今仍旧是车臣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痛──它戕害了车臣人的民族尊严，使车臣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以后，车臣人在教育自己的后代的时候，可以在高加索战争、强制集体化、1944年流放之后，再加上20世纪末的车臣战争，这些将教会已出生和未出生的车臣人以仇恨。俄罗斯政府在车臣的失败就在于：它使得本应是俄罗斯政府对车臣分裂活动领导人的讨伐变成了俄罗斯政府与车臣人的矛盾、甚至是俄罗斯民族与车臣民族的矛盾甚至是致命的仇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很快就走上了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那些阴暗的心理氛围，那些屈辱和仇恨在其间曾经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俄罗斯政府应该给予这些弱势群体以更多的扶持和帮助，而不要再人为地增加本来就存在的隔阂。对于消灭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车臣武装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是足够强大的（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已经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当车臣危机的军事阶段结束后，军事手段已经不再重要，应该做的是帮助车臣实现社会和文化发展，消除那些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否则，在未来，车臣的危机不难再起，而所谓「俄罗斯与车臣的矛盾是永恒的」的命题也许并非神话。



注释
1 刘军宁主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212。  
2、3　电子出版物：，见www.yandex.ru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4、5　电子出版物：，见www.yandex.ru  
6、10 、11　（圣彼得堡，2000），页27、8、8。
7、26　（莫斯科，2000），页29、29。
8、9　（圣彼得堡，1995），页31、36。
12、13　 1996年5、6期合刊，页69、69。
14、15　殷涵译注：《莱蒙托夫诗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375、381。  
16、17　托尔斯泰（Leo Tolstoy）著，刘辽逸译：《哈吉穆拉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84、2。
18 郑异凡译：〈关于1925年车臣事件的档案〉，《世界历史》，2000年3期，页111。
19 （莫斯科，1999），页125。
20 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著，田大畏译：《古拉格群岛》中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页475。
21 （莫斯科，1994），页136。  
22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页308。
23 ，《》（莫斯科，1995），页10。
24、30　汪晖主编，万俊人等译：《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290、291。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25 泰勒（Charles Taylor）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9。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27 ，《》，第2卷（莫斯科，1993），页172。
28 电子出版物：《 》，见www.netcity.ru /2001.8.21  
29 多伊奇（Karl W. Deutsch）著，周?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页245。
31 电子出版物：《》，见warweb1.chat.ru/warone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