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水管:调整经济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高 峰

    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成本追兵”。中国必须思变，摆脱困局，由“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中国拥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褒贬不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中国制造”终结了无止境扩张，企业产能严重过剩，贸易摩擦纷至沓来。“世界工厂”正面临由毛虫到蝴蝶的痛苦蜕变。

相同称谓，迥异内涵

    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与日本以其强大的创新与制造能力，先后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各色产品、各种机器与各类设备，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语）。

    英国于十九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英国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的近代工厂，成为国际分工的高地，是全球的制造中心，也是全球经济中心与财富集散中心。

    类似英国，美国也是通过执新一轮工业革命之牛耳而成为“世界工厂”，在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上拥有对手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世界市场的能力。与英国先驱者不同的是，美国是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标榜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作为后起的“世界工厂”，美国创立了“泰勒制”与“福特流水生产线”，奠定了现代工厂的基础。

    通过“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1955—1974），日本主动承接国际分工，奠定经济起飞基础。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技术立国”（1975—1990）新思维，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革新，大规模生产世界最精细又不失价格优势的产品。作为新兴“世界工厂”，日本不仅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丰田模式”），而且还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为世界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就英、美、日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一般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该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等已位于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行业的前列，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第二，该国的工业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工业产值必须占到世界工业产值的相当比重；第三，该国的工业品主要不是用于国内消费，其出口必须占到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较大比例，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第四，该国的工业生产不仅为世界大规模提供各类物品，而且为世界贡献批量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的管理经验，使世界工业文明跃上新的台阶。

    1995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五，而如今上升到大约百分之十五，虽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五，却远远超过德国的百分之七和英国的百分之三，与日本几乎持平。“中国制造”居世界第一位的，在2007年有一百七十二种，到2009年超过两百种。世界百分之七十的DVD和玩具，百分之五十的电话和鞋，超过三分之一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中，第一次提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自此“世界工厂”就成为国内外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常用词汇。然而，与英、美、日这些昔日“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世界工厂”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存在极大差距。在量比上，昔日“世界工厂”其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最高时，英国为百分之五十三，美国百分之四十，日本为百分之二十，而中国如今只有百分之十五。在质地上，更是相去甚远，“Made in China”长期以来一直近乎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十五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百分之三十五的反倾销、百分之七十一的反补贴涉及中国。显然，发达国家给中国授予“世界工厂”名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不是英、美、日曾经担当的“世界工厂”，而是一个内涵已“与时俱进”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就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世界加工厂”。

悲哀与无奈的“世界工厂”

    由于长期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政策，中国在诸多领域、诸多行业基本放弃了研发，如此导致现如今中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百分之五十，而作为前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仅有百分之五左右。据统计，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百分之零点零三，百分之九十九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商品中百分之九十是贴牌产品。中国彩电、手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是关键芯片依赖进口。

    2009中国企业五百强出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评论：“客观地讲，五百强更像五百大。”而就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利润、创新与竞争力还是规模，这些巨型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不过是些中小企业。因此，金融危机袭来，尽管中国远离飓风中心，但是众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代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企业因此关门。由于没有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中国的“世界工厂”是一个“赚点面包屑而已”（摩根士丹利的表述）的微利加工厂。有学者估算：外国投资商拿出百分之三十的资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拿走了百分之七十的利润。而“贴牌生产”更甚，外国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百分之八。

    作为世界工厂，美国向世界贡献了“泰勒制”与“福特生产线”，日本向世界贡献了“丰田模式”与“日本式经营”。中国贡献了什么？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宝贝、其大老板长期以来被他们像皇帝一样供奉的富士康，所“贡献”的是无与伦比的庞大的“军事化管理”，生产程序分工到极致，一个工人每天上班十小时可能只是重复几千次装配一颗螺丝。如此，最终成了被物化的生产工具，极度枯燥的工作造成的精神重压，迫使一个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自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整个世界日益迈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生产管理方式，恰恰映射出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悲哀。

    中国的电脑生产厂家表示，中国制造的每台电脑只能赚几个苹果的钱，但却耗费了大量资源与环境。同样，中国生产一亿条裤子才能换到一架波音飞机，这里不仅是明摆着的天文数字的收益差距，而且潜藏着巨大的环境成本。生产一亿条裤子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的环境损失要大得多，因为印染业是一个污染十分严重的行业。当今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三亿人喝不上安全饮用水。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大致与污染呈正比，而且环境恶化依旧日趋严重。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八千至一万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中国支撑不到那一天。

    世界工厂要消耗巨额能源，煤炭发电约占中国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因此煤炭开采长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朝阳产业”，整个行业长年累月都在加班加点，以满足“世界工厂”的巨大能源需求。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当今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2007年公布一数据：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二点零四一人（此前是二点八三人）；同为发展中煤炭大国的印度、南非等，百万吨死亡率在零点五人左右，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仅为零点零三至零点零五人。灿烂的烟花照耀夜空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然而制造烟花爆竹是项危险作业。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烟花爆竹由中国制造。而且，从事这种危险作业的工人得到的是十分低廉的工资，企业赚到的是十分微薄的利润。“带血”的煤炭与灿烂的烟花映照出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无奈。

“世界工厂”前景堪忧

    经济被敲诈——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语），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石油价格从每桶几美元飙升到上百美元，而稀土近乎未变，稀土当土卖早已成为世界的笑料。昔日的“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每桶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世界工厂”却不得不直面油价高企的长期重压。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钢铁产能接近全球的百分之五十，进口铁矿石占全球贸易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依照一般经济理论与惯例，中国可以利用“客大欺店”优势，理应拥有铁矿石的定价权。然而，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利用中国企业一盘散沙、行业有组织没纪律的混乱局势，将一个并非稀缺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推向新高，2009年仅力拓公司半年净收益相当于中国钢铁行业整年的毛收益，而且在每一轮矿石谈判中变本加厉，漫天要价，中国钢铁正面临全行业亏损威胁。

    铁矿石如此，需要大批量进口的其他资源类产品亦然。近年来，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价格无不翻了几番。每一轮国际资源价格上涨，最终多半由中国承担。每一轮国际“新概念”运动——如知识产权、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最终主要也是由中国买单。如今，应对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减排，这个卡住中国工业化脖子的倡议与行动，依照一贯逻辑，中国无疑将是替罪的头羊。

    声誉被损害——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本世纪之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爆发导致信心与消费低迷，如此驱使经济萎缩、物价下跌。恰逢中国加入WTO，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大批流向国际市场。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美欧主流媒体渲染下，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舆论鹊起。中国的世界工厂绝大多数只是代工厂，依照西方的标准加工制造。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舆论就中国“毒玩具”、“毒牙膏”等事件，大肆炒作“中国制造”威胁了世界消费者的健康。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海啸后，西方大国为应对危机，开动印钞机，大肆印刷发行钞票，如此埋下通货膨胀隐患。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家信口雌黄，说中国利用欧美各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商品价格，如此“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引用西方评论的话说：中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的产品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低质的”；中国企业热衷于“盗版”而非“创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是根据“政府指令，更多的是出自贸易主义的贪婪”；中国的工人被视为是“廉价”的；中国商人是“容易上当的”，同时又是“不诚实的”。

    利润被剥夺——既没有“钱图”，也没有前途。中国近乎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给它们最优惠政策、最经济方式以赚取最大利润。外资企业的净出口占全国净出口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五十。外资在消耗中国巨大资源的同时，留给中国的只是点“面包屑”，大批“三无”中资企业长年游走于破产与微利经营的边缘。通常原创设计制造（ODM）或自有品牌生产（OBM）的毛利润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而中国从事的贴牌生产（OEM，或称代工生产）毛利润率一般不到百分之十。每部手机售价的百分之二十、计算机售价的百分之三十、数控机床售价的百分之四十，都要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世界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芭比娃娃由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十美元计，其中八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一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六十五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中国只能拿到三十五美分的加工费。标有“Made in China”的苹果电脑在美国售价每台四百九十九美元，但每卖出一台，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员工仅得九美元。芭比娃娃与苹果是两个极富有代表意义的“代工产品”，由代工芭比娃娃到代工苹果，“中国制造”的代工技术显著升级，但是中国从这两个“代工产品”中所获取的毛收益占整个产品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一点八，由此足见中国的国际分工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更加恶化。

    地位被替代——不思进取的危机。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者加薪、资源价格上涨、环境硬约束以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制造”的成本正不断上升，“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自2005年底以来，墨西哥比索对美元贬值百分之二十，人民币却对美元升值约百分之二十，外加中国的工资近年来出现恢复性上涨，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制造的成本比墨西哥高百分之二十，而2005年时是低百分之五左右。2009年5月，据《道琼斯》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近年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过。虽然中国制造依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面对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挑战，中国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世界加工厂”地位已响起警报。

    在国际分工角逐与经济竞争中，昔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美、日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拥有近乎傲视群雄的地位。而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成本追兵”。中国必须思变，摆脱困局，由“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