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金威阀门:服膺真理,成就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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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真理,成就伟业
——对毛泽东人生成功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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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服膺真理，成就伟业——对毛泽东人生成功的一点认识
主讲人：李永成（河南省开封市委党校教授）
时间：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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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辉煌一生所展示的最值推崇、最具跨时代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构成其人格灵魂与成功秘诀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是他服膺真理的精神，是他以圣贤传道的大志、行豪杰办事之功业的人生战略。今天我从八个方面，讲他“服膺真理”的特质，，也作为对毛泽东人生成功之因的探索。一块儿研究，希求赐教。
一、毛泽东是用真理来安身立命的人
毛泽东生在湖南，湖南的理学传统很厚，有湖湘学派，曾国藩是其代表，他把理学和经世之用之学相结合，军功显赫，又著述等身。毛泽东小时候崇拜曾国藩，相信有支配万物之理，叫作大本大源。他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得真理才可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青年毛泽东不忙做事，而是全力寻找大本大源。找得很辛苦，相信和试验过七八种学说，都一一放弃，好像住旅馆，从这一间到那一间。他读了六、七年孔夫子，读了七、八年资本主义的书，直到1920年，读到三本马列主义的书，才立定信仰，从此不再动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从某种角度说，他的一生可分成三部分：1、选择真理，彷徨无定；2找到真理，潜心研究；3、运用真理，成就事业（当然，后二者有交叉）。选择真理用了十三年（在六、七种学间徘徊）；找到真理，用了17年，我指的是从接触到弄通马列主义。1920年接触，到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写成，产生了质的飞跃，彻底弄通了。也就是说，他有两个闭门读书期：在私塾和湖南一师的读书及在延安读书（不是真闭门，他从未终止读社会的“活书”）。在延安下了很深的功夫研究马列，他曾对人说：“联共党史，读过十遍”，“《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100遍”（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在延安用了大半年时间，反复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读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之后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两个闭门读书结束（特别是后一个），毛泽东就脱胎换骨了，对唯物辩证法这个列宁称为最无片面性弊端的学说，已经既能系统论述，又会熟练运用，完全变成了自己的哲学。自信已然找到了大本大源，从此以一驭繁，应对百纷。
“两论”里讲的核心观点，一个是能动的反映论，一个是对立统一，前者讲如何实事求是，后者即矛盾法则。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就是万物的根本规律，宇宙的本源之理。毛泽东用这些思想武装，从此变得十分神奇。换言之，实事求是、对立统一是毛的得道之方、思想法宝。我的体会：他的文章谈话，千言万语，讲的都是这些法则；他的实践作为，千头万绪，都受这些哲学支配，从此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再从某种角度说，毛泽东一生分两段：找真理和用真理。前二、三十年，倾心寻找宇宙本源之理，力求找到一个用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思维框架，后几十年，用它去认识实践中具体的理，包括打仗、建设、文化工作、党建、合作社、继续革命之理，也就是用马列主义说明中国革命的问题。按《实践论》所说，物质世界的运动永无完结，人的社会实践永无完结，人的认识也就永无完结。
那么，纵观毛的一生，无外乎反复做着两件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一面做事，一面寻理。毛泽东改造世界的实践，十分丰富，他总是勇敢的开拓新的实践领域；毛泽东认识世界的寻理，极其认真，一生读书手不释卷。这两件事抓的很紧，用他的话讲，共产党人就是要圣贤传教、豪杰办事，一身而二任焉。
这种贯穿一生的探求宇宙规律、服膺客观真理的精神，大家不要小看。在我看来，它是毛泽东的人格之魂、智慧之源、成功之因。能否这样说？各有各的观察吧。真、善、美，毛泽东皆所求，但哪个为统领？答曰：真。后二者也追求，他有服务人民的舍已为群之善，有诗词书法的创作之美，两者都出类拔萃。但他尤其最爱真理，最服真理，最坚决、虔诚地实践真理，其成就无与伦比，称为导师当之无愧。他这样做的价值极高，因为用真理来安身立命，是主客观统一的可靠途径，是从必然中获得自由的不二法门——如果研究毛的成功之道、伟人品格，这是不是一个主要视角？
二、毛泽东对真理的信仰，虔诚而坚定
毛泽东明理、识理、信理，几乎每做事必有理作支撑，行之有理，言之有据。比如，家境殷实、“白面书生”（毛自状语）的毛泽东，为何参加革命？主要是因他所服膺的马列主义真理的指引。他1941年在延安回顾说：初读马列的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除独秀”，“我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关于农村调查》，
再如，毛泽东为什么上井冈山？也是真理的指引，他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必须搞武装斗争，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他有数篇文章详论此理。毛泽东上井冈山当时顶着三个压力：1、敌人要命。当时的政府悬赏40万大洋要他和朱德的人头，使之在非法状态下生活了十年。2、家庭灾难。杨开慧和孩子被捕在狱。3、党内指责。他的路线与当时的中央唱对台戏，处境艰难。毛泽东在1956年回顾：“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泽东文集》第7卷105页》）
三个压力，皆为常人所难忍，同时加身而无惧，最能体现毛泽东为真理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表现在他不怕挫折、屡败屡做的那股劲。大革命失败，五万党员跑的跑，降的降，死的死，剩下不到万把人，他毅然上井冈山；万里长征30万党员剩下不到3万人，他带着队伍到陕北继续干。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革命经常死人，毛泽东心理准备很足。1965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贱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在长征路上有一次，过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毛泽东文集》第8卷400页）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写诗“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记述了此情。
九死一生而不悔不馁，需要多大的精神支撑？功名利禄是撑不住的。他是用真理所揭示的必然性作支撑，包括新生事物不可战胜、但它开始弱小、成长曲折这种必然性。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引征大量史实，讲了这个规律。他说：
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的。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文集》第8卷308页）
这些信念，养成了毛泽东力排众议、不怕孤立的性格，培养了他藐视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不怕当少数，喜欢说“硬着头皮顶住”，不要怕惊涛骇浪。他是以真理的代表自任，以真理的信念武装，为真理的必然性而做，于是勇气、力量、智慧从中涌出。如果说毛泽东成功有道，这是根本之道。如果说毛泽东堪为楷模，这是他身上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是指他那种为信念不惜以身殉之的坚强意志，那种类似宗教家殉道的精神。而他所殉的道，非寻常道，乃是成功之道、智慧之道，适足以成功伟业、造就伟人。
三、毛泽东以客观为师修养自身（即按真理的要求，塑造自我）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修身，湖湘学派继承了这个传统。毛泽
（一）循序渐进的耐心
事物的发展，皆有不可移易的次序，经由量变到质变。毛泽东最重此理，办事第一循序（不违序跳跃），第二渐进（不急躁冒进），凡事待其水到渠成。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循序渐进而成其功的。1959年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至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加以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毛泽东文集》第8卷115页）
循序渐进须戒急用忍。怎么戒急？毛泽东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工厂个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块地犁。就是吃饭地是如此，一口口吃，你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段话在1945年的七大和1959年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都讲过。
怎样用忍？条件不成熟的事，不去做。比如，1947年他提出，自由资产阶级肯定是反对我们的，但现在不是打倒他们的时机，应吸收其代表参加政府，“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的反动性，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再如建国初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毛泽东告诫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燥……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1975年，毛泽东的生命只剩一年了，仍耐心的说，四上帮“上半年不解决，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5月）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7月）
毛泽东的耐心，是服从真理、自觉培养的产物。客观事物是循序渐进的，主客作为也应循序渐进，慢慢来不能急。他对陈毅说：“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文集第3卷127页）他在七大讲：“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些”。又说：“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毛泽东文集》第3卷，368页）
（二）不为已甚的节制
毛泽东常讲“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他认为走向反面的机制，是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膨胀至极，丧失活力，终于在一定条件下，被原先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一方取代，此即“物极必反”的意思。日中则昃，月圆则亏，凡处巅峰状态的，大约都是不妙的。
对于客观之师展示的这个理，毛泽东慎思、谨遵，自觉地不走极端，不为已甚。他曾写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又录李固遗黄琼书中的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不为已甚表现在斗争中，是有理，有利，有节。这6个字在“毛著”中频繁出现。有理就是有道理、合规律；有利，就是实践中取得最佳效果；有节，就是有节制，见好就收，不利欲膨胀。本质是有理，目的是有利，关键是有节。凡无节之动，极端之举，必不会有理、有利。
不为已甚表现在方针上，是让两个相反的方针结成对子，互相制约，以防某一方走极端。常以“既要……又要”来表述。如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既要藐视敌人，又要重视敌人；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自由，又要纪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削弱山头，又要照顾山头；既要吸取精华，又要剔除糟粕等等。
不为已甚表现在行事风格上，是凡事留余地。比如对敌斗争留余地。对战俘、罪犯一律“给出路”，苏联肃反杀150万人，中国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951年，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缓期执行，就是留余地。毛泽东说：“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后来，“死缓”作一刑名写入法律，开创了古今中外法典的先例。
党内斗争留余地。《论十大关系》中讲：“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59年庐山会议斗得那么激烈，会后毛批示：要把犯错误同志留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仍当同志和兄弟看待，“必须留有余地”。他不同意开除陈独秀出党；说服人们选王明、博古当中央委员；对叛变到戴笠那里当研究室主任的张国焘，1959年批示：“如张割断与美国的关系，可考虑给以生活补助”；1971年南巡时和林彪的斗争已剑拔弩张，还说：回去找林谈谈，“他不找我，我去找他”，林彪叛逃时，毛不让打其座机，说：“由他去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1975年还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载于八卷本《毛泽东文集》的最后一页。
文章谈话留余地。他称赞鲁迅“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不满意韩愈的“以文为诗，一览无余”。毛泽东的谈话，含蓄委惋，不直白，不说尽，留有很多余地。比如，批评种族歧视，就说美国人喜欢有色金属，不喜欢有色人种；反对个人崇拜，就说：“搞了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言有尽而意无穷，留有想像的余地。
毛泽东一辈子不做过分的事，连“毛著”中804篇文章里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也是反对过分的，说文化部给《创业》这部电影安十条罪名，“太过分了”。
（三）以平常心待物的通达
毛泽东师法自然，深察盛衰之道。既然运动是绝对的，得失成败相依流转，就应顺其必然,与时俯仰,不凭主观好恶偏执一面。所谓平常心，就是淡定之心、超脱小我之心，它是人的主观力求与世界相契合的自觉修养，毛泽东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常人喜得不喜失，但毛泽东看局部之失，往往为全局之得的条件，所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不怕打破坛坛罐罐。
常人喜治不喜乱，而毛泽东认为乱常常是治的环节、步骤，所以坦然处乱，不惧其乱，甚且有意以乱求治。
常人喜福不喜祸，但毛泽东打破祸福两分法,认为祸福之相倚，犹如将两个泥人摔破和水重捏过，“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是不能截然分开的。1958年他对记者说:“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这种通达（即通观、豁达，通观是见识高，豁达是心胸大）的性格，对毛泽东帮助甚大。因为跳出了行而上学的牢笼，思想不拘于一面，得失不萦于胸怀，就有了随遇而安的洒脱和放松，掀掉了斤斤计较的心影遮蔽，有助于潜意识的无碍释放，智慧才华便如开闸之水般横溢。毛泽东的智商高，情商也高，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其成功心理要素不可忽略的部分。
（四）往最坏处打算的魄力
毛泽东总结规律得出二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因此凡事往好处努力，往坏处打算，常常往最坏处打算。比如：重庆判时的坏处打算，是准备被软禁、“坐班房”。开七大时的坏处打算，是在“结论报告”中设想今后可能遇到十七种大灾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第十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还有敌人暗杀我党负责人，党内高层意见分岐等等。
这些皆是以客观为师的结果。毛泽东看到，客观事物都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都有两种可能性，主观必须顺从客观，好的前景也争取，坏的结局也准备。只想好的一面，往往事与愿违，不是被事实浇一盆冷水，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而世间事十有八九不如意，你盼其好，反而来得坏，不如干脆把坏处想足想透，“庶几反映了现实”。这是他1945年给柳亚子信中说的。
有时，做了坏的准备没用上，毛称之做蠢事。他宁肯做这类蠢事。三线建设，深挖洞，做打大仗的最坏准备，1963年毛泽东明白地说，可能用不上，“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就是说，宁肯往坏处作的准备没用上，也不可无准备。
往最坏处打算，也是心理锻炼的方法，就是锻炼不怕。毛泽东的胆魄大，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看他的两次谈话：1958年谈到打原子战争，毛泽东说：“这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当然是不怕。”1963年谈到中苏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毛泽东传》1271页）这就像他常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怕也下、也嫁，但怕却无益，所以选择不怕，“随它去吧”。
我们说毛泽东主观修养好，人格伟大，哪里来的？都是以客观为师，向客观规律学来的，换句话说，都是他老老实实地服从真理，把客观真理内化为主观的气质、品格、境界、方法、心态的结果。由于平日总是明理、识理、积理，慢慢产生两个效果，1、如宋儒说的，胸中尽除私欲、天理流行（“毛著”中反主观主义的文字特多）。2、毛泽东经常很自然、很容易地发现真理，小中见大，深入浅出，比如他说，自然界没有清一色，即使是打麻将，也很难凑清一色，好不容易凑上了，仍然不纯粹，还有一万、二万、三万的差别。
四、毛泽东的斗争性格，来自真理的启示
毛泽东性喜斗争。年轻时称斗争生活其乐无穷；逝世的前一年说：不斗争就没有进步。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夫妇来访后写道：毛泽东这时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竭，但斗争的话题使他又“像年轻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的独特性格怎么来的？可以说，是他一直相信的一些理，在内心发酵催化出来的。
第一，他相信斗争是成圣之路径。杨昌济教修身课有一本《伦理学原理》，德国人写的。杨只教了一半，但毛泽东在上面写了12100字的批语。书中说：“人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批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书中说：“人类势力之大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毛泽东写道：“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如黄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进奔猛”。如“长江涌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起怒号”。由此结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人格的成长，不可无抵抗和斗争的对象，那对象越凶恶厉害，主体人格的成长越快，这是毛泽东性喜斗争的根源之一。
第二，他相信人的快乐既来自目标达成的喜悦，更来自奋斗过程中的体验。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有一种“目的反射”，是说当人一旦确定目标并为之奋斗，大脑皮质便释放一种神经波弥散于神经系统，成为人的激情、活力和快乐的源泉。目标达成或放弃，此波随之中止，快乐也就消失。于是便有马克思的名言：斗争就是幸福。毛泽东深信此理，决心于斗争中求乐，很早就断言，在奋斗中将身体和精神的能力发展到极致，是人生之正鹄（目的、意义）。所以一生拼命自强，追求精神创造之乐，不屑于官能刺激之乐。
第三，他相信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社会的阶级斗争难以回避，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他两次拿帝国主义作喻，说帝国主义这个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又说帝国主义这个鬼，你怕不怕它，都要害人的，“不会发慈悲心”。结论呢，“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斗争是矛盾法则的本质，斗争是社会人生的真相。所以毛泽东总是自觉投身于斗争的洪流中，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总之，毛泽东的叛逆性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真理的感召下，对人生价值的自觉选择。他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他年轻时疾呼六不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晚年力倡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吴冷西：《忆毛主席》）。他数次讲敢于“反潮流”，从1949年陕北的杨家沟会议，一直讲到1970年的江西庐山会议。他几番引俗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全身心浸透着反压迫、求平等的情结，甚至一次在上海看戏，看到白娘子被法海禅师压于雷锋塔下，竟至拍打扶手叫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所有这些，表明了毛泽东服膺真理的坚决、彻底、真诚。信念果真如此，愿拿生命殉之，他是知行统一的人，内心非常坚定。
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造反者，当了主席还继续革命。他造反的对象，前半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半生是自由资本和权力资本。他认为私人资本在社会居支配地位，广大人民就会遭难；他认为权力资本一旦在党内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就“比资本家还历害”。他认为苏联已经这样了，中国也有这可能，由此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纲领——毛泽东晚年三次称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就是指反帝反封和反修防修这两件事。
从他造反的对象看，面临的都是强手，但他从不退缩，大约源自于这样一个真理的鼓舞（这个真理不得自书本，而是他的发现），就是压迫别人的人，本能地产生惰性腐化的因素，而被压迫者则充满生机和活力。毛泽东一直坚信，小人物、青年人、逆境中人、贫贱的人，他们多数人的身上，蕴藏着充沛的创造力、向上成长的活力和开拓进取的内驱力。让我们来看毛泽东1958年写的一段批语：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引《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
两年后他对日本客人说，我们调查了全世界近三百年来搞发明创造的人，“这些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当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这些思想凝结为这样一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的斗争，为了主义，服从真理，近乎无所为而为，就是说，其本上没有为自己谋地位、名誉、金钱、官职及其他种种世俗利益、物质好处的动机。他遵循斗争的客观法则，相信辩证法的真理，永保革命、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不是当大官了就安享既得利益，抛弃和修正曾信仰的主义。毛泽东在延安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死前还讲：“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
人类的历史中，很少有人向毛泽东那样，一生无怨无悔地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一生坚决勇敢地向压抑小人物成长的社会权威挑战，向压迫劳动人民的腐朽统治者挑战，向阻碍人才脱颖而出的旧制度挑战。无论他身处贫贱或身居高位，都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心中所思，口中所言，笔下所写，文中所载的全部东西，直接或间接的，全是反压抑、反压迫、求创新、求解放的意志宣言、理论主张和战斗檄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处在社会下层、正在勇敢地冲决压迫罗网向命运抗争的人们的，那些身临苦状为争自由幸福而奋力开拓进取的人们的，那些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于逆境中屡败屡起艰辛攀登的人们的粮食、武器、方向盘。
五、毛泽东遵循真理，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
毛泽东总在认识真理，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逐渐掌握了许多斗争的法宝。这些法宝中最为特殊、最深打下他个人印记的，是将人的能动性举为第一，是善于将人的能动性最充分地发挥。
人和动物不同的，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能动性有多大？好比运行于地下的熔岩，一旦喷发，无可限量。毛泽东声称，世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正确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他相信的这个真理，既来自唯物史观，也来自亲身经验。毛泽东照着这个真理去实践，把它深刻验证，让它大放异彩。
重视和挖掘人的能动性，使他把战争变成了艺术，变成了优秀指挥员上演有声有色活剧的舞台，小米步枪因此可以打败飞机大炮。他在《论持久战》中概叹：战争一旦从壕沟里解放，人的能动性便大显身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毛泽东重视人的能动性，有诸多表现，可以讲三点：
（一）毛泽东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一直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说：“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从不向任何强势低头，但对人民群众，从来谦恭有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先做学生，
他说：“领导者是刘备，群众是诸葛亮，刘备离不开诸葛亮”。而“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引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他说：“人民是上帝”（1964年）。我们每天挖山不止（喻打日本——引者），“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
他说：群众是英雄，而我们自己（指领导者——引者）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他说：群众是水，领导者是游泳的人。“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泳一样，不要脱离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
（二）毛泽东始终把人的工作放在首位，把人心向背看作根本，把团结多数视为策略之魂，把统一战线当作制敌的第一利器。有人说毛是策略大师，“毛著”可作策略全书来读，其策略的精髓乃是八个字，团结多数，各个击破。
从团结多数说，凡斗争必组织队伍，凡队伍即带统战性。自毛泽东接手中共领导权，统一战线就成了法宝，一直搞五湖四海，不搞清一色。身为领袖，毛泽东凌云健笔意纵横，团结数是其杰出篇章。周恩来甚至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只要记住团结二个95%就行了。党内团结有个例子，七大时毛泽东力劝人们选王明、博古作中央委员，九大时他说：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还是按老规矩，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从各个击破说，毛泽东在所有斗争中，都遵循各个击破原则：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是各个击破；先取乡村和中小城市，后取大城市，是各个击破；先打亲日的买办集团，后打亲英美的，是各个击破；先打少数最反动的大地主，反后逐步消灭作为阶级的所有地主，是各个击破；1970年庐山会议，先批陈，而后“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是各个击破……军事术语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政治上叫人群皆分左、中、右，重点团结中间派。
（三）毛泽东创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喜欢说两句话：做什么事都要搞群众运动，不要少数人冷冷清清；干什么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少数人包办代替。
什么叫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是说领导机关先把群众的意见、智慧、经验、要求搜集起来，加工制成代表他们利益又合乎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办法。到群众中去，是指通过宣传组织和引导，再把它们交给群众实行。如此循环往复地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使得领导的决策更正确，群众的实践更富成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化作了有民族特色的“实践论”，再化作了很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保证了领导者的主观产品，比较地永远贴近群众意愿，永远贴近客观实际。
实行群众路线，目的为了实事求是，它们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毛著”中总是并提。两者相辅相成，实事求是重在尊重（世界的）规律，群众路线重在满足（主体的）愿望。规律和愿望通过二者互相通连：从实事中求“是”，离不开群众的实践，须从群众中去求；所求来的“是”，离不开主体意愿，是为了实现群众的利益，并须拿到群众实践中检验，它们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前者体现着科学抽象的逻辑过程，后者展示着集思广益的民主渠道。作为研究的学者，毛泽东具有着严循客观规律的冷静理性；作为群众的领袖，毛泽东充满了为实现群众愿望而不懈奋斗的热烈情感。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在毛的理论和人格中交相辉映并在实践中达到了完美统一。它们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是立场和方法的统一，是科学理念与民主精神的统一，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或者说是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重视人的能动性，这个平凡真理被理解和发挥得淋漓尽致。靠了永远和群众在一起，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靠了团结多数的艺术、统一战线的法宝，毛泽东有充分的理由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一切反动王朝打不赢革命军”；毛泽东有十足的根据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断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有飞机大炮，我们有人心所向，有人的聪明才智的自觉发挥，他因此写下这样的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六、毛泽东忠实遵循辩证法的真理：一分为二
作为策略大师的毛泽东，他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是什么？是对立统一观点，是矛盾分析方法。对这个“宇宙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奉若神明，见解精辟，运用娴熟，并且可以说情有独钟。因为他平日里讲的最多的道理，是对立统一。
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独到的见解。黑格尔搞了唯心辩证法，马、恩弃其唯心论的糟粕，肯定了三大规律；列宁则三中选一，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说它是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毛泽东则对矛盾法则作了深入研究，把矛盾分析法具体化了。他一直想确立矛盾法则唯我独尊的地位，到晚年甚至断言：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这即是我说的“情有独钟”之意。
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与其对认识论的贡献，非常相似：马恩说，认识是能动的反映，毛泽东就细述认识如何能动的反映；马恩说，主要用对立统一分析问题，毛泽东就细述如何用对立统一具体分析矛盾。两件贡献功劳都极大。前者，毛自己说，认识的具体规律，只有他第一次说清楚了；后者，一个外国学者说，辩证法从中国传入欧州经毛泽东的传承和发展又回归了中国。二件贡献，分别详载于《实践论》和《矛盾论》。可见毛泽东不仅服膺真理，而且善于发明、发现、发展真理，用真理和讲真理，他集于一身，都非常出色。
毛泽东讲对立统一，用对立统一，有自己的一套。他喜欢说：凡事都有两重性。意思是：由于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相依相伴，所以它在一种条件下表现这一属性，在另一条件下表现那一属性，一身而二任焉。矛盾无时、无处不在，两重性也就无时、无处不有。两重性也叫一分为二，两点论。毛泽东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两点论，“一万年都有”，“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两重性是毛泽东的惯用语。如：“帝国主义有两重性”（真老虎和纸老虎）；“乱子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成绩有鼓励人和使人骄傲的两重性，错误有让人倒霉和教育人的两重性等等。
毛泽东坚信对立统一这个真理，凡事观其两重性，没有例外。
做人讲究两重性，称自己是虎气猴气的统一。他对王震（一野）说：一个人应既有松树的品格，又有柳树的品格，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共产党员就应该可亲、可靠。他对许世友（三野）说：“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指隋何、陆贾、周勃、灌婴）。他对邓小平（二野）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讲的都是两重性。
解释形势用两重性。毛泽东在七大说，最近四五年国际局势“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毛泽东文集》第3卷378页）
解释事物的波浪式运动，用两重性。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
阐述政策，也用两重性。他在《论政策》文中说：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反共顽固派，因为他们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重性，我们应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性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重性”，所以“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暗中勾结日寇）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重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从前的人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她在那方面足当战无不胜呢？就在思想与实际的贴近上。思想贴近实际的办法，在于用两重性观点精确分析具体矛盾，使主观方法和客观实际高度一致，在于把每一个具体的矛盾，一分为二地分析到定策所需的细微层面而后已，分析到直达事物的深层结构而后已，一句话，真正从实事中求得“是”。我想，伟业大概就是这样成就的吧。
七、毛泽东认识真理的途径：调查研究
毛泽东讲清了这样的道理：实是求事就是获得真理，真理从实践中来，而人不能事事躬亲，所以要调查研究。认识的过程，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真理的过程。第一步，从实践调查中获得感性认识；第二步，经过分析研究，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三步，把理论拿去实行，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这叫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毛泽东自评，这些道理马、恩列没讲清楚，“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根据这些道理，他鄙薄教条主义。在延安，他讽刺教条主义者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有个什么书，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付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猪会跑，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也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根据这些道理，他特别看重经验。毛泽东自称靠总结经验吃饭，又说，“我一生恨进了学校”。他一直主张，教育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1943年在延安讲，“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1957年在北京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些话的意思说，书本得来的知识，在其未与生活实际结合之前，算不得真正的知识。
根据这些道理，他主张人的知识、本领、才能，既从书本中学，也从实践中学，主要在实践中学。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些观点,是不是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是不是与世俗的常言常理很不同？难怪一些教授称毛泽东的学问是野路子，这和说梁启超的文章是野狐笔差不多。但毛泽东对这些真理却深信不疑，身体力行。比如，他的打仗本领，主要是在战争中学的；他的阶级斗争的本领，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学的。他没进过政治学堂、军事院校，却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就是说，他们的成才成家，都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他还说过，孔夫子在学校不是学的孔子主义，马克思在学校也没学过马克思主义，就是所谓事情往往出在冷门。而毛泽东本人，则爆出了最大的冷门。
毛泽东实践这些真理，最突出表现在调查研究上。他一生的调研不计其数。年轻时的徒步五县，行程900华里搞调研，跟他同行的萧子升有文：《我和毛泽东当乞丐》，记载了此事。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时，深入农户调研，写下十几篇调查报告。其中《寻乌调查》写了8.3万字，仅寻乌的商业，就列举了大宗生意22类，其中水货50种，杂货类中的洋货131种。列举之详，为古今调研文章所罕见。在延安，当领袖了，很忙，不能总下基层。但仍勤奋调研。陈家庚访延安后写文章，说毛泽东与陪同来访的同民党一科长竟“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有个美国记者叫韩丁的，写文章说，在重庆我带着好多问题采访毛，没想到他颠倒了个个，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从美国政治、工会到工人生活……“我离开时得到的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取别人谈话的人，乐于向所有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一手知识。”
从这二人的讲述中，我们窥见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风范，看到了毛泽东笃诚实践真理的态度。那就是老老实实遵循认识的规律，从实践中学习，下笨功夫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不贪便宜、走捷径。他有二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好比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好比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搞调研，诚恳认真，专注痴迷，充满了孔子到太庙的那种“每事问”的精神。比如作寻乌调查时，他说自己一直想了解城市问题，但总没有机会，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当
八、毛泽东凭依真理而高瞻远瞩
毛泽东一生历尽大风大浪，经常面临黑暗、险峻的形势，但总能在险峻中找到生机，目光远大。他的哲学是：任何形势中的矛盾的两方面，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互易其位。这个条件，就包括矛盾的原主导方面过分膨胀，渐失生机，走向衰竭，为其对立面所取代。可见形势里头的黑暗面越凶，越是纸老虎，离走向反面的日子越近。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讲话提纲”中写道：“中国将在长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时值帝、修、反反华大合唱之际，“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他却这样写。
毛泽东非常善于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我们来看三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诗一般语言预见革命高潮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0年日寇疯狂大扫荡，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毛泽东再次用诗一般语言预见革命高潮说：“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声称三个月到六个月解决共产党问题。毛泽东后来写道：“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三次都是在乌云极厚的时候预见光明的，就是说，他是在“四一二”屠杀血迹未干，数次“围剿”接踵而至的形势下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他是在日寇节节进逼、国土相继沦丧的形势下写《论持久战》等讲日军必败之文章的；他是在胡宗南占延安的前一个月，即1947年2月写成《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和《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等文章的。总之，都是在乌云最多的时候大写光明的。从前人们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最堪当北斗指南的地方，就是能让人们在漆黑一片中看见光明，这与“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情形，约略似之。
如果从广义方面看，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有让人们从黑暗中看见光明的意义。
毛泽东“战略退却”的军事思想就是如此。退却是不光彩的、令人沮丧的。但退却中创造着前进的条件，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眼下的黑暗（退却）包含着日后的光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这是令人伤心和气馁的，亡国论者看此一片黑暗。毛泽东却说：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黑暗）里面包含着胜利（光明），而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还不是这样证明的吗？”
长征30万人到陕北剩下不到3万人，瘦得“皮包骨”，形势真是困难极了（黑暗）。但毛泽东却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播下的种子——包括一路上向人民作宣传，包括队伍的经受锻炼和考验等——后来不是结出丰硕果实（光明）吗？
中国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这里所谓“从发展的观点看”，不正是从黑暗的现状，看出光明的前景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勘破人世间祸福相倚、好坏流转、得失通连、生死无常的真相而自然生发的、超凡脱俗的宏大气魄？为什么他总是在最令人沮丧的时局中，“乱云飞渡仍从容”，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当口，勇辟蹊径闯新路呢？简言之，皆源于他服膺真理，源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唯物辨证地，也就是客观、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只有这样看问题，才使人有理由对世间事永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因为辩证法不相信无坚不摧之物，她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一切都会变化，大的让位于小的，困难的让位于顺利的，危机里裹藏着生机，困难中包含着顺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失败频仍，成功将至，乌云越厚，光明越多……今天，在人们为正义的事业艰难奋斗之际，不是可以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吗？
下面作点儿结论：
每个人都有人生的追求，自我实现的方向，内心痴迷的目标，安身立命的所在。毛泽东年轻时，立志把身体和精神的能力发展到极致，后来相信马列，就把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的规律，作为毕生宗旨。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成舍已为群之志，培实事求是之才。他完全被马列主义真理所征服。他一生称为上帝的，只有两个：马列主义和人民大众。前者是大本大源，后者是实践真理的主体。他信仰这两个上帝，矢志不移，像虔诚宗教家对待耶稣一样，尤其是对真理。很多人爱真理，但毛与众不同，他服膺的真理，一是马列主义世界观，二是他自己发现的大大小小的真理，他们几乎遍及各个领域，乃至于合在一处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真理体系。毛泽东的服从真理，心不旁骛，达到了入迷的程度，达到了以圣贤传道、死后留文为已任的程度（毛泽东晚年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死后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他一生不数钱，不怎么讲究吃穿，物质消费的心情很淡，对官能刺激之乐兴趣不大。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们和自己所追求的，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有意舍弃掉了。这保证了他永久奋斗，不断攀峰。从这一点说，他就是《纪念白求恩》里边说的那五种人，尤其是一个纯粹的人。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短暂人生众多有价值之物中，最有价值的之一。他因此成就了伟大人格，成就了伟大事业，成就了真善美的丰碑。他也因此受到了最广大人群的尊敬、爱戴，所谓最广大人群，指从英勇的造反者到与世无争的教徒，从箪食引浆者流到文学巨匠、科学泰斗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他所安身立命之处，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中的那些核心东西，是文明的瑰宝，是精神的财富，其所具有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越阶级、超越时代、超越了不同文明的畛域的。这份遗产，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应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