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限位开关的作用:严惠麒 ：《论语》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严惠麒 ：《论语》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社会控制是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纵观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不同社会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不同，其方式与手段也存在差异。社会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特定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控制思想应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陈劲松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前儒学社会、儒学社会及后儒学社会，认为儒学社会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为道德核心建构起来的君主秩序。儒学社会主要以伦理控制为手段，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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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控制的社会学思想。从社会学视角阐述社会控制系统， 始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美社会学家斯宾塞、杜尔凯姆、罗斯等人均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斯宾塞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与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国家及其政府机构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国家是进行社会调节的机制，政府则是进行国家管理的职能机构。杜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其中社会团结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事实，社会分工影响社会团结由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这一过程中，反常分工则可能造成对社会团结的破坏。因此，他提倡全面加强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建立一种与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在1901 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首次从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控制”一词。他认为，社会控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统治，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A·伊兹尼在罗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控性社会”概念。他指出，一个自控性社会就是在人们对他们处于其中的世界负责的社会。这种社会与消极的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消极社会中，人们被外部活跃的他人所支配；在一个自控性的社会中，“人是创造者，他们创造他们的社会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的研究方法论基础不同，对社会的认识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性。

　　二、《论语》中的社会控制基础：“人性善”。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弄清人类的天性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看来，同情心、友善、正义感和怨恨是人的天性。在良好的环境中，这些天性能够产生出一个纯粹的自然秩序，但这样一种秩序远不完善。当社会交往日益密切，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时，自然秩序就会受到破坏。这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控制建立和维护一种人工的社会秩序。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就是社会控制，主要有三种手段：法律、道德和宗教。之所以对人的内在本性进行控制，庞德从人性论出发，认为是人的本性具有自我扩张性与社会本性，两者具有不协调性和不平衡性。文明社会要想发展，就要不断地限制人的自我扩张性，弘扬社会本性，而能胜任如此大任的就是社会控制。由此可见，认识人性的本质对于理解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人性假设可以构成社会控制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最早对人性提出假设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人性的系统思想，但有一定性善论倾向。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篇》），即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惯的差异，人的品行、习性逐渐有了差别。正是这一人性假设奠定了孔子社会控制思想的基础。

　　三、《论语》中的社会控制思想。社会学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社会控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控制是否依靠外部力量来划分，可分为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内在控制即自我控制，指社会成员自觉地把社会规范内化，用以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外在控制是社会依靠外在力量控制其成员就范。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的界限是相对的，两者相互渗透和转化。孔子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其社会控制思想从内外控制的角度来看突出表现为修己与安人。在《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修己即对个体生活的道德控制，安人即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集团的伦理控制。

　　（一）对个体生活的道德控制：“修己”。社会学中视社会为一个整体，个体是组成社会的要素。个体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对个体生活的道德控制即对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控制，其控制对象并不直接指向个人，而是个人所处的网状社会。在此基础上，所有个体行动有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有了道德意义。孔子首先为社会中的个体确立了社会行动的准则，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要求人们去遵循，在此基础上也就达到了对社会中的最基本元素——个人的社会控制。在孔子思想里，个人有“圣人、君子、善人、成人、士”之分。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是每个人都应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即只有君子能感受到“天命”、“大人”（有道德之人）、“圣人言”的真实存在，敬之畏之。孔子所谓的“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在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构成中，主要包括仁、知二大要素。“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孔子君子人格的核心要素。“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君子必须具备仁，不得须臾离仁，否则就不成其为君子。由于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要素，因此君子具有仁所派生的各种品德，如“君子泰而不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君子的这些品德都是由仁派生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他的“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道德伦理秩序，是一种高标准的“礼”。“仁”的核心内容即“克己复礼”，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礼”的观念包含着政治上的君臣之礼，家庭中的长幼秩序及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会受到其生存环境、文化传统诸多因素构筑的思想体系的制约，任何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社会历史时期“礼”这一观念的影响。“知”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另一因素。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在这里把仁、知、勇三者并列，但“仁者并有勇”（《论语·宪问》），“勇”实际上是“仁”派生出来的。可见“仁”与“知”为君子人格的二大要素。《论语》中多次出现仁知相提并论的记载。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曰：“知人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二）对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层面的伦理控制：“安人”。修己是个体对自我的道德控制，而“安人”则是“修己”的自然延续，是将社会中人与人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建立在更合理的道德关系上。“修己”形成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分化，是人与人之间“安”与“被安”形成的基础。在这里，“安人”之人即君子，被“安”之人即小人，二者代表社会两大不同群体或集团，通过“安人”引导、教化小人，实现社会控制。孔子对社会群体或集团的伦理控制集中反映为三个方面：正名、富民、教民。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纲常纽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提出重建社会正常秩序的正名论。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里的名是对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地位、拥有权利、享受待遇与应尽义务的规定。孔子认为，社会成员的言行必须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否则会引起社会失序，导致社会动乱。早在正名之前，孔子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君、臣、父、子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行事，不得有“僭越”之举。在这里，孔子的正名思想将社会成员的身份定格在一定的框架中，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保证。

　　孔子所处时代生产发展水平低下，民众赋税沉重，生活困苦，而统治者生活奢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孔子主张统治阶级采取“富民”之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论语·颜渊》）孔子将“足食”作为为政者的当务之急，认为宁可缩减军备也不能减少粮食，失去民众的信任。“富民”是统治者取得民众信任、维护统治秩序、实现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教民”是孔子“安人”之道的重要环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承认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其倡导的仁者“爱人”、“泛爱众”、“博施济众”在教育上的体现。通过教育，可使社会成员将外在的社会控制规范内化为自觉活动。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社会控制手段。

　　四、小结。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过程。《论语》中的社会控制思想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突出表现为对个体层面的道德控制以及对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层面的伦理控制两大方面。在其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相结合，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