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vc和upvc的辨别方式:南方周末：这些官员迷风水 不信马列信鬼神

　　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上。他们或者“走出去”，给祖坟迁一个“宝地”；更多人则把“大师”请进来，在办公桌脚底贴上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

　　据知情者透露，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

　　“近半年，我已经接了三十多单活。”来自杭州的风水师袁敬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家行政学院的博士程萍刚刚完成“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是只有不到1／2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迷信形式。

　　“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的比例，甚至高于老百姓。”程萍对本报记者说。

　　2007年5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对此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当信风水成为官场风气

　　来自重庆的道士九真道人，自称曾受一名“负责大工程”的当地局级官员委托，在道观里专门设坛，24小时烧香，祈求其高升。

　　这位道士向本报记者披露：该官员还佩戴着一块被“加持过”的玉。“宝玉”是如此炼成的———根据此人的生辰八字，九真道人把“符咒”写在他的照片上，和玉石一起在坛里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在外面做工程身体平安”、“官位稳定”等一些“指定信息”，已经全部“输入”。而到年底时，这块玉还要拿回坛里，输入新信息，祈求明年运程。

　　整套项目，该官员每年需要付6000－7000元。如果他有一些临时的特殊要求，“那么根据具体要求实现的难度，另收几千块到十来万的情况都有”。

　　已经有无数事例证明：中共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被这种“玄学”俘虏。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曾因一风水师预测他“5年内成为封疆大吏”，一高兴就给了对方8000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通过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袁敬斋对本报记者说。他在杭州开设的“敬斋堂”，主要的业务就是风水咨询。

　　而程萍博士主持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也印证了风水命理在党员干部中市场颇大——2006年9－12月，上海、湖南、青海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参与了这项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官员，接近三成。而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年初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为21％。

　　调查特别追问：“如果预测方法告诉您，您最近将有大灾难，您将如何处理？”也有接近1／4的官员选择了“查询有关的书籍或询问亲友”和“按预测者提供的办法去避灾免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县长、处长们，几乎全部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不少人曾在党校进修。
　　
　　秘密进行的玄学测算

　　随着“风水申遗”的提出，以及某些大学开设风水课程，大师们的行为已不再遮遮掩掩。但更多的时候，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

　　“很多风水师不留胡子，不穿唐装，要尽量掩藏身份。”袁敬斋笑着说，“常常是西装领带，好像推销员。”九真道人则称，“如果去办公室看，一定是周末没人的时候。”

　　尽量避免找本地风水师，是另一条官员们都遵守的规则。“当地人容易走露风声，风险太大。”“易学命理大师”常玄理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和一个江西的副部级官员约在湖南某宾馆见面。

　　“我们有时候去看官员的房子，甚至都见不到主人。看完后，我们还要将所有的演算、草图当面撕掉，以免主人担心外传。”一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说。

　　平常时，风水师们主要的客户，商人要多于官员。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地方党政机关换届了，“大师”们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党政干部这边。

　　一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去年12月给沿海某省的几个地方一把手着重“看了看办公室”，因为他们都有权力在整栋大楼里选择自己办公室的位置。其中，在某官员办公桌的东南角，这位风水师摆上了一尊铜钟，按照业内的说法，这是一个“金钟罩”，能把位于东南面的官运拿过来。

　　“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相信一些‘玄’的东西。”袁敬斋这样总结他的经验，“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就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觉得很灵了。”

　　常玄理辰也有类似的观察，“党政干部们比较喜欢符咒。”这些画着只有风水师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的纸片，通常会被放置在办公室的一些很隐秘的角落，比如说抽屉背面、挂钟后头，甚至用水泥封在地板下……“给一个官员的安排成功了后，他给我磕头，流眼泪啊！”袁敬斋说。
　　
　　关于风水的腐败

　　“风水师给官员们的布阵、符咒，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常玄理辰说，“让他们觉得，已经有风水的加持了，事情就搞得定了。这样，信心就有了。而一件事情的成败，和当事人的信心有很大关系。”

　　然而，风水带给官员们的，也不乏实际收益。由于干部们忌讳与“大师”直接打交道，出面邀请风水师的，就常常是“傍”着官员的大款。一位曾经受人所托看过几位官员住宅的风水师对本报记者说：“相关的酬劳，经常是商人们支付的。”

　　记者了解到：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20万元不等，有些人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风水促人脉、人缘。”一位大师说，“作为一个风水人，我清楚自己的角色：承上启下，但与政治无关。”而他们的商人朋友们也清楚这一点。通过风水师们的“承上启下”，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张政商关系的网络。

　　在风水业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传奇：某大型国有企业在行将倒闭的关键时刻，通过风水顾问的居中协调，成功邀请到了某位头面人物参与了一次公关活动。这家企业随即获得了1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而这位风水顾问也随即获得了1000万的“顾问费”。

　　“有些话，只有风水师才带得到。”一名要求匿名的浙江籍商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要进入这张网，就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大家都需要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人际关系的网络。”袁敬斋的一位弟子说。她正在学习“看面相”和“合八字”的相关技能。

　　“经济政治成功的背后，也许有我们一份力量，这是台面下的潜规则。”袁敬斋说。

　　但在一些法律人士眼里，这种潜规则已经触犯刑律。“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说，“但是，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难界定。”
　　
　　信仰为何缺失

　　风水曾经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宫内搬床、修墙，必先祭神祈祷。而北宋徽宗，也曾听信术士之言，垫高皇城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

　　“旧的传统还存在，导致了风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而当我们党的革命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某些新问题时，新的、和执政党的使命相联系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神怪之说又会流行。”

　　“所以，这些官员信仰上出了问题！”王教授说。

　　“为什么有人能升官，为什么有人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对本报记者说，“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而关于风水成功的各种传说流言，当官员们处于换届调整这样的紧张时刻，就会给他们强烈的心理暗示。”

　　而在袁敬斋看来，“风水有它的合理性，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但风水不是科学。”对风水有独立研究的冯老师对本报记者说，“预测中，是偶中。100％的所谓准确率，除了吹牛，就是骗子。”

　　很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在澳门大师专程为沈阳市中院看了风水2年后，原院长贾永祥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最后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2005年12月因受贿702万元判处死缓，尽管她天天念佛求神。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也终究难逃死刑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第34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而这些，恰恰是对官员迷信风水的坚决否定。(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