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化品库房标准: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17:24:47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10 更新时间:2009-4-12 【字体:小 大】

 

 

授课对象:  06、07、08级本科生

 

学时安排:3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叙述、分析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以及维新运动的发生、发展历程以及失败原因和意义等问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各主要阶级为探索国家出路所做出的努力,并引发学生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谁将是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领导者?

 

重点难点:

 

   1.《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的比较与评价。

 

   2. 洋务运动的主要表现。

 

   3. 维新运动的性质与失败原因。

 

课后作业: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何不能成功?

 

  2.有“中国早期现代化”之称的洋务运动有何贡献?

 

    3. 比较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为何结果不同?

 

教学安排:

 

[导入新课]

 

       18世纪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逐渐停滞,经验表明,新的一轮王朝更迭即将开始。然而,就在此时,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被迫打开了,王朝更迭的背景与以往相比有了太多的不同,也正因此,中国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能够走上王朝循环的老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几个主要政治力量——农民群众、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均曾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探索。他们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并进行了实践。但是,无论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斗争,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维新变法,都没有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些探索先后以失败告终。

 

[讲授新课]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1学时)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30分钟)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以两广、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侵略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即此起彼伏。到1851年,这些斗争终于演化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先请学生思考问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战争是发生在广西而不是其他地区?请2-3名同学回答。

 

1.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10分钟)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其十分深刻的内在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同样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呢?(提问1-2名学生)

 

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早已存在的阶级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

 

(1)战争军费和战争赔款的转嫁。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清政府为此付出战费七千万两;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如此巨额的开支,都被清政府用加紧搜括、催征钱粮的办法,转嫁到了劳动人民头上。

 

(2)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公开化。鸦片和洋货大量输入,使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赋税负担更加沉重。“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摘自曾国藩在1852年2月的一份奏折)。

 

(3)官吏的横征暴敛。鸦片战争后,为解决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清政府的赋税征收更加频繁,而各级官吏在此过程中的横征暴敛更甚,使本已困顿不堪的农民雪上加霜。正所谓“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摘自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

(4)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不断提高。当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官僚占有着全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大多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而地租高达全年收成的一半甚至以上。

(5)连年灾荒。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终于使人民不断陷入失业、破产、饥饿,甚至死亡的困境之中。

日益沉重的负担与剥削,再加上连年的灾荒,使得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了,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广西呢?(提问1-2名学生)

第一、广西地区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表现:

(1)银贵钱贱现象在此更为明显。广西与鸦片走私的入境处广东省相邻。由于这种地域关系,广西地区的人民就成了受鸦片毒害最早最深的受害者,银贵钱贱现象在此表现得更为明显,给这里的人民所带来的灾难也就更加严重。

(2)广西在鸦片战争之后汇集了大量的流民,从而使得广西地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比其他地区更为巨大。这些流民主要有:

退役军人: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曾在两广地区临时招募了壮勇三万六千余名,各地的土绅还招募了许多练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就地裁军,这些人被陆续遣散,重新陷入了失业的境地,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很多人来到了广西境内。

破产的农业和手工业者: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自然经济的基础,使得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手工业者破产。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为了寻找生活出路也大量地涌入了广西境内。

传统商路上失业的挑夫: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当时中国的传统商路主要有:广州-北江-韶州-江西-湖南、广州-西江-广西-湖南、武夷-广州,商路的周边分布了大量的以运输为业的挑夫和船工等人以及众多的茶馆客店。鸦片战争后,贸易中心逐渐北移到上海,中国的传统商路也开始逐渐萧条,其直接后果就是挑夫、船工等大量失业。这又在广东、湖南等地造成了庞大的失业人群。为了谋求生路,他们大批地流入了广西地区。

这些流民的大量涌入,就把战后人民破产失业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全部投向了广西地区,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由来已久的来土斗争。

(图片展示:1.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繁盛时期的景象;2.清代的童工挑夫;3.商路上的纤夫)

(3)由来已久的“来土斗争”使广西地区的各种矛盾更为复杂

“来土斗争”即来人和土人的斗争。

来人:在广西,是客家人的又一名称。所谓客家人是我国历史上汉族人民向南方迁移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特殊固定语音系统和生活习俗的民系。广西的来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指明清以来,自广东嘉应州等客家聚居地区移来的人。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来人的不断涌入,加重了广西地区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增多,使得“佃众田稀”等等。随着客民的大量涌入和分布地区的越来越广,土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逐渐凸现出来。这就是广西社会所特有的“来土之争”现象。土客械斗也因此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规模之大,席卷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均属罕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动荡。

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土客械斗中,客家人往往处于劣势。他们不仅人数较少,居住分散,而且在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上也远逊于当地人。1850年10月,贵县(今广西贵港市)发生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此次械斗,客家人一共有3万人投入,而广西本地土人也有2万余人投入,双方互相厮杀40多天。客家人渐渐势弱,被广西本地土人击败,广西本地土人对客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和驱赶,超过10万多客家人几乎被广西本地土人杀光,适遇金田起义,数千幸存下来的客家人即奔赴金田参加太平军起义。

同时,这种以地域和宗族关系所组成的客家网络,也成为同为客家人的洪秀全、冯云山才等人发展自己的信徒的重要基础。拜上帝会早期的成员大多是客家人,仅就太平天国的发祥地紫荆山区而言,当地入会的三百多户以烧炭为业的山民“几尽是原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就拜上帝会中的骨干成员而言,紫荆山东旺冲的杨秀清、武宣东乡的萧朝贵、桂平金田村的韦昌辉、贵县北山里的石达开也均为客家人,他们后来与洪秀全、冯云山一道构成了密谋起义的核心人物。总之,客家人构成了拜上帝会的中坚力量。

(图片展示:1.建于清乾隆末年的广西贺州客家围屋;2.现今广西客家人分布示意图)

  第二,素有革命传统。

广西地区曾经是南明抗清的最后据点,南明的反清思想深深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反清组织天地会自清朝初年便在此扎下了根,并在鸦片战争以后变得更加活跃,由它发动的起义遍及了整个广西地区,起义的次数也不断上升,这就给广西地区造成了良好的革命形势。

第三,清政府在广西地区的统治薄弱。广西地处偏僻的南部边疆,距离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十分遥远。这里地形险要,地瘠民贫,财政拮据,文化经济很不发达,因此这里的地主处于孱弱的地位,这里的地方大吏不敢,也无力针对新情况,采取新措施,只能因循守旧,敷衍度日。因此,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极为薄弱。也正因此,其临近各省的起义队伍,如湖南的曾如炷、起义军以及广东的艇军等等,都在起义之后转入了广西境内,广西成了湖南、广西、广东三省反抗力量汇合点基地,从而使这里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第四,洪秀全的个人因素。

简要介绍洪秀全其人及其人生道路的转变: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后取名秀全。洪秀全是一名农村知识分子,早年也将科举及第看作最远大的理想。他从16岁起开始考秀才,但四次均未考上,升官路被堵死,深感怀才不遇,并对科举制度和清王朝统治产生愤懑情绪。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传教士梁发写的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受其影响,深信他本人就是拯救中国,使中国“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的救世主,于是,说服好友同乡李敬芳、冯云山、洪仁玕等人信奉上帝,并根据“只拜上帝,不敬邪神”的信条,把各自村塾中的孔子牌位除去,从此走上了叛逆道路。后拜上帝会成立,并逐渐壮大起来,洪秀全在教义理论、仪式方面获得成功,而冯云山等人在发展信徒上亦成就显著,在广西紫荆山一带已有几千人信奉上帝。与此同时,拜上帝教教众与官府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那天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建国号太平天国。

(图片展示:1.洪秀全塑像;2.广西桂平白石山圣寿寺,拜上帝教活动旧址)

2.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经过(不讲,看电视剧《太平天国》片段)(7分钟)

3. 《天朝田亩制度》(5分钟)

(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展示图片:1.《天朝田亩制度》;2.太平天国天王玉玺;3.太平天国发行的钱币)

(2)历史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其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实际上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就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

(图片展示:1.太平天国承认土地私有的田凭;2.1852年9月太平天国进攻长沙时,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发布的诰谕。)

4.《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5分钟)

(1)《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2)历史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这是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或者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纲领。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政新篇》的核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亚洲最早的近代化方案。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由于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直接产物,也没有反映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因而缺乏实现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再加上太平天国后期严峻的军事形势,天国内部的腐化堕落以及民心的丧失,使洪仁玕不得天时、地利、人和。1861年2月后,洪仁玕的权力一再被削弱,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

(图片展示:1.《资政新篇》;2.洪仁玕书写的“磨练风霜存骨相”)

    二、太平天国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性(15分钟)

    先请学生思考问题: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2.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请2-3名同学回答。(3分钟)

1. 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2分钟)

天京事变(经过略)的结果: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阶级局限性以及有关人员的个人过错,致使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思想上的日益蜕变,最终酿成了这样一场大变乱。这场变乱使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解体了,极大地损伤了太平天国元气,摧折了本不稳固的理想和信仰的支柱,导致战局急剧逆转,对太平天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在湘军、淮军、常胜军等中外力量的合击下,到1864年的4月,天京已成孤危坐困之势。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故(一说自杀)。1864年7月19日,湘军将城攻破天京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实行血洗、火焚,一座繁华的京城蹂躏成一片废墟。太平天国起义终归失败。

(图片展示:李秀成、曾国藩、曾国荃画像)

2.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0分钟)

(1)清政府与西方势力的联合镇压。侵略者并不想推翻清政府政权,它的目的在于控制这个政权,使它更顺从他们的意旨,从而巩固他们既得的权利和掠夺新的特权。于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与清政府便一道腾出手来,联合对付太平军,华尔、戈登之流组建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纷纷登场了。

(图片展示:1862年太平军在慈溪击毙“洋枪队”领队华尔。中外有关官吏在公祭华尔。)

(2)太平天国起义的理论基础是破碎的神学理论,并不代表时代潮流。基督教在中世纪已经没落,迷信宗教只能使人民灵魂麻醉。洪秀全自身的封建思想,使太平天国成为基督教和封建思想的畸形儿,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神权与专制为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的种子。它甚至难以对抗它的直接对手——传统儒教。毛泽东曾说:“洪秀全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心理扑灭了他。”湘军起兵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在作战中之所以异常英勇,是因为他的上层人士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战,下层军官为太平军的暴行义愤而战。

(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大加排斥,使其缺乏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制定纲领。洪秀全反对儒家典籍,“毁灭一切”就是他的遗风,“诗书典籍,扫地荡尽”。统治区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逃离。许多参加太平军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杀,就是对太平天国失去信心而被迫出走。

(4)太平天国领导者本身的问题,如不团结直至天京变乱自相残杀,以及腐朽昏庸、鼠目寸光使起义军在起义过程中四面树敌。同时许多流氓地痞混进了起义队伍,而领导人没能及时净化队伍,军纪败坏。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虽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注定不能成为近代革命的领导阶级,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图片展示:太平天国末期的女囚)

3. 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先后攻取600多座城市,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2)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这种冲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性文献是前所未有的。

(3)《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农民战争中,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打击了外国略者,也是前所未有的。

(5)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掉孔庙,砸碎孔丘牌位。太平天国还设立了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6)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图片展示:歌颂太平天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民间版画。)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1学时)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洋务运动的兴起 (20分钟)

1. 洋务、洋务运动和洋务派(2分钟)

“洋务”,一词的内容较广泛,重心在于外交。

“洋务运动”,一词则不包括一般的外交活动,而基本属于 “富国强兵”的内政范围。一般我们把部分清朝官员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从事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建设近代海军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称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图片展示:1.恭亲王奕訢;2.李鸿章)

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1861年1月成立,是处理洋务的中央机关,由奕訢、桂良、文祥三人兼领总理衙门大臣。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它实际上成了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展示图片: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在总理衙门议事的官员)。

2. 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3分钟)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外国侵略者拥有比中国旧式武器厉害得多的“坚船利炮”,外国军队的训练有素,也远胜于中国的绿营、八旗。他们在同外国侵略者的实际接触中,还感到这些外国人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并不准备推翻清朝统治而取而代之。因此,他们主张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换取列强的支持,引进洋枪洋炮和西方某些先进技艺,求得“自强”,确保清朝统治。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对外妥协换取列强的军事援助,镇压太平天国。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国侵略者只是清朝的“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而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对列强应当“信义笼络”,以共同对付人民起义。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

3.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15分钟)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

(一)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在初期以“自强”活动为中心,以获得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和练洋操为主要内容。

在大量购买洋枪、洋炮伺时,洋务派还开始向外国购买机器等设备,用来开办兵工厂,仿造洋枪、洋炮和弹药等军火。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军火工业。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也在1862年设立了上海洋炮局,1864年,左宗棠也在杭州试造轮船。1864年后,洋务派加紧创办兵工厂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军火工业。其主要的兵工厂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以及兰州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

(图表: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企业。图片展示:1.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2.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大炮)

洋务官僚创办的这些近代兵工厂,所生产的船舰、枪炮、弹药,概由政府直接调拨军队使用,不计产品价格,更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生产经费全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它们的盛衰,主要决定于政府拨款的多寡,不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这类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封建官营工业。同时,由于这些工厂在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又处处仰赖外国,有浓厚的买办性。因此,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资本主义企业。然而,这类企业与旧式的封建官营工业也已有不同,它已不是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还雇佣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即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所以,虽然这些军事工业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官营生产的旧质态,却已不纯粹是昔日封建工业的简单翻版。从它们使用大机器生产和利用雇佣劳动,已体现出近代中国生产方式的缓慢变迁。

洋务派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而清政府鉴于财政枯竭,虽然“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洋务派为了改变经费拮据的状况,羡慕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途径,于是便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

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将筹办洋务的目标,由“自强”兼及“求富”,开始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到中法战争前夕,洋务派共建成近20个上述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这些企业也都采用了新式机器进行生产。

(图表: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图片展示:1.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办事处;2.上海机器织布局;3.开平矿务局;4.1880年清政府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仪式)

创办的民用企业,大都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钱作资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业。开办之初,往往有一笔官款作本,但须分年取利抵还。照洋务派的说法,叫做“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商合办”名义上是官与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实际仍由洋务派(即官方)控制。

当然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名义把持,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它们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难敌外资。

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厂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因而,这些民用企业,与军事工业不同,已是道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这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明治维新后不过才六七年的日本,居然也派出两艘铁甲舰,耀武扬威地欺侮中国。清政府同日本签订《台事专约》,屈辱地了结了这次中日交涉。事后,洋务派把中国缺乏铁甲舰,作为对日本“委曲求全”的托词。为此,他们提出“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的主张,清政府便下决心拨巨款,向西欧定购铁甲船,创办新式海军。1875年6月,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批准,调拨粤海关、江海关等税银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四百万两,分别解往南洋、北洋,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后来,为了集中使用经费,规定这四百万两先满足北洋需要,以后再解往南洋。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起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三支海军。南洋水师有军舰17艘,北洋水师15艘,福建水师11艘。南洋水师掌握在湘系手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淮系的私产,福建水师则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三者各归节制,互不统辖,派系畛域极深。这些海军平时不重训练,大量时间耗费于运输物资和迎送官员的繁杂事务上,内部组织松懈,武器又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型号。这种种弊端,在中法战争时就暴露出来。中法一战,福建水师覆没,南洋水师也大受损失,只有北洋水帅得以保全。

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正式设立,实际主持的是李鸿章。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立。此后,海军军费基本被用作修建颐和园。

为了统一管理海军,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正式设立,由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父)为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的是李鸿章。此后,海军衙门在李鸿章主持下,花了数以千万两计的巨款,采购外国军舰、大炮,建设旅顺、威海卫军港,聘请外国教官训练官兵。经过几年经营,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立,拥有军舰22艘,其中17艘购自外国,5艘自制。李鸿章聘英国人琅威理(W. M. Lang)等为海军教习,掌握操演大权。不久,旅顺、威海卫和大连军港及相应的船坞、炮台,亦先后完工,北洋海军全部建成,位列世界第8位,号称东亚最强大的舰队。自此以后,北洋海军不再添购军舰,每年四百万两军费,大部分被慈禧太后挪用为兴修颐和园的工程费。

(图片展示:1.当年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2.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3.刘公岛上北洋水师提督府;4.海军衙门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

北洋海军表面的庞大声势,使李鸿章颇为陶醉,他在1891年一次检阅北洋海军后上疏清廷吹嘘,称:“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4年4月,在又一次检阅后,他更大言不惭地说:“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就在李鸿章洋洋自得之际,东邻日本正在心怀叵测地拚命扩张已有海陆军实力,其海军舰队的战略目标便是北洋舰队。终于在1894年策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而宣告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完全破产。

(图片展示:1.1894年黄海战役;2.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等人画像)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材。机器、大炮、轮船、电报。因此,出现了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专门学堂。其中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尤为知名。这些地方研讨的是“艺事”。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艺事渐为人重。在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然还比不上科举制度的尊荣,但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制度。因此风气稍开之后,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一部分西学课程,古老的书院制度以其顺乎潮流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推进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图片展示:1.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的京师同文馆;2.徐建寅、华衡芳、 徐寿在上海广方言馆;3.厦门同文馆外景;4.1870年派遣的中国首批留美学生合影;5.詹天佑、严复等人的肖像)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洋务的倡导者是始料不及的。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25分钟)

    先请同学讨论:有“中国早期现代化”之称的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发展有何贡献?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每个问题请2-5个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10分钟)

1.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7分钟)

第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第二,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思想,成为其理论纲领,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第三,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第四,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管理经验和人才储备,对此后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技术工人,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2.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8分钟)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尝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年间,当时的西方各国内部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各国之间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已经攫取到巨大利益的西方世界暂时无暇顾及大清国的内部事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宝贵的喘息之机,这是洋务运动进行的外部环境。面对难得的机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是“强兵”,为此兴办了江南制造局等新式军工企业,建起了新式学堂以培养人才,设立了同文馆或译书局、组织翻译西书以传播西学,修建了铁路,开设了矿山……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却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结果呢?清朝自身诸多缺陷造成的。

(1)在财政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清廷与各列强共签订了172个不平等条约,不仅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而且许多条约涉及到数额巨大的赔款,导致用于兴办近代军工企业财政经费的严重不足,极大限制了洋务运动的进行。

  (2)在人才储备方面,清廷奉行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儒士后备军,据估计人数在150万人左右,占当时总人口的3.5%;但总体的人口素质却十分低下,如以粗通笔墨为标准,当时的识字率可达到30%,若以能够记账、写信作文写诗为标准,识字率则仅占男性人口的5-10%。西学人才严重匮乏,且得不到重视,人人以科举正途入仕为荣,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图片展示:1.京城里进行科举考试的贡院,以前学子们最向往又最恐惧的地方;2.贡院号舍模型图;3.考生正在单个考棚里作八股文)

 

(图片展示:1.《走向共和》剧照:张之洞大兴西学;2.山东曲阜的孔府、孔林和孔庙;3.慈禧;4.八旗官学管学大臣保守派徐桐)。

(4)传统官僚政治制度严重制约了洋务运动的进行。

    在这样一个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洋务派人士,也难逃传统官僚政治所固有的一切弊端,也是导致洋务运动流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1学时)

    一、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25分钟)

    先请学生观看电视片:《百年中国》之“风雨世纪初”(2)——黑暗的政局(片段),使学生在影片中找到当年的沉重之感,为下面的讲述做好铺垫(时长约8分钟)。

    1. 维新运动兴起的原因(2分钟)

(1)民族危机的加深。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展示图片:1.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发行的邮票;2.时人所作“时局图”)

为挽救国家的命运,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抛弃“中学为体”的价值观,力图寻求西方“器物”之外的“技”。于是,他们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

(2)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2.康有为及其维新思想(5分钟)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官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879年后,康有为曾到香港、上海游历,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阅读了一些西学的书籍,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日益衰败的专制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渐渐地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新思想。(图片展示:1.康有为故居-广东南海市丹灶镇苏村;2.康有为铜像;3.康氏宗祠)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边境狼烟四起,警报频传。痛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他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这次上书当然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为已把变法的思想,变成正式的建议。这次上书,很快就在一些爱国士子中传诵,康有为在士林中的声名鹊起。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决定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深入研究并传播维新理论,培养立志变法的新人。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一所寓政治于教育的新型学馆,即万木草堂。在这里.康有为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潜心训诂词章,而是引导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既讲孔学、理学、史学,又讲西学,批判古文经学,提倡今文经学。在讲学中,他从中国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强的压迫,民生的凋敝,无所不及;每论一学,或讲一事,总是上下古今,参以欧、美事例、世界大势,旁征博引,比较论证。学生们除了读中国古书,还必须读介绍西学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经,史学问,还要学习声、光、电、化一类自然科学。康有为的讲学,不仅以渊博的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吸引学生,而且更以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扣击青年的心弦。万木草堂开始时有20多名学生,1894年增加到100多人。从1891到1898年,万木草堂学生连同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从上海、北京来拜门的学生,一共约有千人之多。陈千秋和后来成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的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人,就是万木草堂学生中的佼佼者。

 在这几年中,康有为一边教书培养人才,一边研究变论,写了不少书籍和文章,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新的理论依据。其中由梁启超等人在万木草堂协助完成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维新运动影响最深。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多方论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左传》、《周礼》、《逸礼》、《毛诗》、《易经》等书都是假货,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根据的所谓“新”朝之学,是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康有为在书中,把周秦诸子都尊为“托古改制”的祖师,把“六经”说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他认为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论创作出来的;他自己的变法主张,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孔子的旗帜下,他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宣称人类社会就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愈变愈进步,现在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

两书都是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这些著作的发表,给了顽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为推行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图片展示:康有为所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图片展示: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论权威和皇帝的政治权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斗争策略。

3. 维新派的宣传(1分钟)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四)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图片展示:戊戌维新期间办的报刊)

4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4分钟)

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变革只能一步步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绅士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称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一针见血地驳斥道:“牛体安能马用”?即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图片展示:漫画:“康有为在总理衙门驳斥顽固派”;图表:维新派同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的内容)

(2)历史评价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5.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5分钟)

(1)百日维新的含义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展示图片: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一起的照片;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画作)

(2)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100多天里,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这些诏令涵盖了经济、军事、文教、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

在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鼓励创办报纸,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有国家供养的特权。

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在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图片展示:1.京师大学堂旧址;2.京师大学堂门额;3.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满汉文)4.1903年京师大学堂重要教职员合影;5.京师大学堂的洋教习)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20分钟)

先请学生讨论: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请2-3名同学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8分钟)

1.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5分钟)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破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第四,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2.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7分钟)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

维新运动缺乏阶级基础。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其人数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

维新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弱小,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

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守旧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维新派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书生气太重,缺乏政治素养,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政治经验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很轻视。

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而康有为很快就把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拒之门外。在政治经验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弱小的维新派得不到同盟者和群众支持。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

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维新人士很快就成了帝党、后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几介书生不可能利用当时的时势,稳妥地推进变法,相反,他们急躁冒进接连发布变法措施,似乎是想在一个晚上就把中国几千年来的弊病除去,就象是睡一觉醒来,中国就已进入太平盛世了一样。如此不顾主观、客观条件的变法,能成功吗?

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中国又失去了一次现代化的机遇。

教学总结:

    本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的资料和知识点很多,学生难以把握。但是通过这种突出重点,理出线索,再辅以声像资料和图片资料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较好地掌握理解本章内容。

    本章教学力求立体化再现史实,突出逻辑性、思想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激发学生的思考热情,促使他们积极与老师互动,解决他们对若干环节的陌生-求解-深入探索的欲望,活跃了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以上授课,总体教学效果良好。具体表现:学生能够主动参加讨论,专注度有所提高。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在互动探讨的过程中,似乎深度不够,说明学生对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尚有差距。拟在今后的教学中将工作做在前边,即适当地提前将思考题布置给学生,并指导其如何查阅有关资料,这样学生在下一次上课时,对该思考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也就容易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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