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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政治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来看

作者：天林 2010-9-22 11:33:56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不搞政治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

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来看

天林

最近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考察深圳的讲话，温总理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指出,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一百多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改革时期”，第一次是一百年前慈禧太后在发动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导致统治者内部发生变化，一八六零年的“辛酉事变”则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尽管他仅仅是一次宫廷事变，但是它反映了当时宫廷内和中国政局中革新与守旧之间的一场最关键的斗争和较量。“辛酉事变”的结果，是以慈禧太后和奕忻为代表的革新派战胜了以咸丰帝和肃顺等八大臣为首的守旧派，通过“辛酉事变”，清除了肃顺等守旧派，这是对当时朝廷内部守旧派的一次沉重打击。通过清除肃顺这些守旧派，使得朝廷内部的政治气氛开始开明了一些，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开始在朝廷内部有所突破。“辛酉事变”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在中国内部开始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的“洋务运动”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辛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原本一个讨厌西方文明的守旧，腐败和落后的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带动下，掀起了一个向西方学习“富强”和“治国”之道的高潮，特别是以后的“洋务运动”，这正是向西方学习新科学，新技术，新文化的中国最初的现代化运动。虽然慈禧支持中国学习西方技术和科学的“洋务运动”，遗憾当时的慈禧太后还不可能认识到西方的最文明，最先进的并不只是他的技术和科学，而恰恰是他的民主制度，正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改变世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体制，为近代和现代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

一百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又在中国发动了一次新“改革”，邓小平是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发动了向西方学习运动。一九七六年共产党领导毛泽东逝世，邓小平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迫使共产党内的“凡是派”下台。邓小平的战胜“凡是派”如同慈禧太后战胜“八大臣”一样，也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二“改革时期”。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两次改革都面临一个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究竟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还是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慈禧太后的改革是在“中体西用”口号的背景下产生的。魏源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实际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开端。一八六一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部庐抗议》卷下，第三九页。）创造了一个“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这个原则很快得到洋务派的公认，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理论，被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这个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它作为一种思想原则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即主张在封建根基上嫁接西方文明，但反对对封建的制度做根本变革，这表明了洋务派学习西学的态度。“中体西用”实际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那时凡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主张改革的人都没有超越这一思想境界。

“中体西用”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初期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主要是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引进西学，并使之合法化。作为一种文化政策，它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承认须用西学来补充中学这一事实，即：“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洋务运动》（一），第一七七页。)也就是允许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部分西方文明的新文化，为西学在中国的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中体两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洋务派举办了外语、军事和技术学校，并派遣了留学生、对封建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了第一次的尝试。在“西学为用”口号下引进的先进机器和西方的科技，为以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因素。同时“中体西用”也是洋务派同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以便减少学习西学和“自强运动”的阻力。

但是“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并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长期发生着作用，则其消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洋务派希望用枝节的改革，用西方现代文明的生产力，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本身就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中体西用”是以维护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原则为前提，是封建的伦理加上西方的科技，故具有浓厚的保守性质，他们“只学西方的科技而排斥近代思想的引进，特别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引进，严重地压制了西学的全面宣传。洋务派既想引进西方的新学，但又死死抱住封建主义的旧学，并要用新学来维护旧学，其结果是人们用已汲取的部分西学，反过来自然地不断地来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原则。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口号，他割裂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是在不改变政治体制情况下，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科学。到洋务运动后期“中体西用”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相反他成了当权者用来束缚人们手脚，反对政治改革的桎梏。

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在“中国特色”下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之路”。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离开世界开放这个大前提的“中国特色”，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然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正如温总理所说，没有政治改革只会死路一条。

从一百年前中国改革失败，日本改革成功的教训，人们应该得到启示。

就在中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邻国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近代的日本曾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西方国家现代技术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挑战和严峻的问题。一八五四年，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日本的幕府统治者先后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国门的条约。西方国家在日本取得了治外法权、租界权、驻兵权等种种特权利益。日本却在从一八六八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时间内，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推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日本的改革就不仅仅表现在引进西方的技术上，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宪制制度。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日本从根本上对封建专制体制进行变动，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应的“君主宪制”制度。“君主宪制”与“共和宪制”都是“宪制制度”，世界上英国是实行“君主宪制”最早的国家，法国则是世界上较早通过“共和制”过渡到“共和宪制”的国家，英国的“君主宪制”则是和平过渡的产物，而法国的“共和制”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革命”的产物。日本实行“君主宪制”也是日本和平过渡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以天皇名义宣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改革的纲领，这五条誓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废除封建体制，其核心是学习西方宪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在《维新政体书》中说得更为明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议事制度。实质就是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一八八九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从宪法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日本迅速走上西方宪制制度发展道路提供了宪法制度上的保障，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一个与中国相同的封闭的专制国家一变而为东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宪制度化。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日本则从根本对日本的封建专制体制进行变动，建立了与封建专制相对的“君主宪制”制度。“君主宪制”与“共和宪制”都是“宪制制度”，世界上英国是实行“君主宪制”最早的国家，法国则是世界上较早通过“共和制”的过渡到“共和宪制”的国家，英国的“君主宪制”则是和平过渡的产物，而法国的“共和制”则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革命”的产物。日本实行“君主宪制”也是日本和平过渡过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以天皇名义宣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改革的纲领，其内容是：（一）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论；（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这五条誓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废除封建体制，其核心是学习西方宪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在《维新政体书》中说得更为明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议事制度。实质就是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一八八九年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从宪法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日本迅速走上西方宪制制度发展道路提供了宪法制度上的保障，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一个与中国相同的封闭的专制国家一变而为东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宪制度化。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可以说是与它的基础和起点是相似的，时间上也是同步的，在学习、采用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而惟一不同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同步进行，在借鉴西方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这一点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实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不是只是在技术的科学上的先进，而恰恰是西方以民主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制度，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则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旗号下，企图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作一些皮毛枝节的修补剪裁。慈禧太后在当时的中国属于一个改革派人物，他支持了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各学科学，但是他反对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特色”的道路。

何者可使中国富强？在后来中日战争的炮火中，日本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已经证明何者的改革是成功的。中日在“学习西方”时所采取的“改革”方式不同，导致了中国在后来甲午战争中的彻底失败。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水师提督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他说明了中日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封罕为人知的信中这样写道：

“您知道三十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转达引自（法）阿兰·佩雷菲《停滞的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第六零四至六零五页。)

丁汝昌没有能看到这一天的来临。在海战之后，他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丁汝昌的死，却使国人振聋发喷，意识到了“西人之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中国真忧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风俗之颓靡”，他们大声疾呼：“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 梁启超：《变法通论·论译者书》。)

中日两国推进西化、富国强兵激出发时期，大致相同，过程也很相似，但是为什么日本能够一跃而成为当时在亚洲的惟一强国，我们则始终积弱不振，而区被列强分割的灾祸接踵而来，其原因何在？领导人认识的不同中国和日本祸福殊途的理由之一，是两国领导人的认识不同，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蒋介石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据《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卷，第七六至七七页。）一书介绍，蒋介石认为：

日本领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于考察各国军政归国之后，组成内阁、实行宪政。建立军制。此时，我国的李鸿章也正为洋务重臣，曾以大学士的身分考察外国形势。

“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教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 (蒋介石《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一九六六年九月。)

“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

“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

“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蒋介石《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一九六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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