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军”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组图)

• 　　吴佩孚作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在军阀混战中涂炭生灵、其罪重矣，尤其是在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然而，吴佩孚在民族气节方面却大节不亏。

什锦花园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东段曲折，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北大街和大佛寺东街，长600米。明代，胡同西段称“红庙街”，东段称“适景园”，因成国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家园林“适景园”而得名，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什锦花园胡同”。

什锦花园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什锦花园1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院落。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管理处1950年调查，当年该院内部分东、中、西三个院落，共有房屋167间，包括凉亭1座、游廊40间。中院为主体建筑，在“巽”位建广亮大门①，院内有南房10间(带抄手廊的瓦房)，西式三层楼房1座(56个房间)，北房10间(带抄手廊的平顶砖房)；东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南房5间、腰厅8间、北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西院有南房5间(瓦房)，腰厅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北房5间(3间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两间耳房)。

院内房屋除20间倒座儿南房外，其余的均集中建在院子北部，庭院显得宽敞豁亮，用游廊隔成三个院落，几株古树点缀其间，既增加了历史厚度，又能引人遐想。

此宅原为北洋政府行政长官薛之珩的公馆，经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资修葺一新后，吴佩孚于1932年入住，直到1939年12月4日辞世。世人遂称什锦花园11号为“吴公馆”。

20世纪50年代初，吴佩孚之孙吴运坤将此宅出售，先后为军委民用航空局、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东城区人事局的办公用房，现为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办公用房。

现在院内的主要建筑为南北两座办公楼，不过，东院自腰厅往北的四合院仍在，西院的3间腰厅仍在，中院的倒座儿南房虽被拆除抄手廊但基本格局未变，广亮大门虽被封闭为房屋但当年的气势犹存，尤其是院内的几株古树仍然根深叶茂。

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922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曾拥兵50万，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因其年轻时在家乡考取过秀才，故在北洋军阀中有“儒将”之称。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1925年春，吴佩孚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经武汉、过洞庭湖前往岳州居住，在路过武汉时曾吟诗一首——“天风吹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

吴佩孚作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在军阀混战中涂炭生灵、其罪重矣，尤其是在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然而，吴佩孚在民族气节方面却大节不亏。

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公开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说:“大好河山，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并要求释放学生，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直接目标之一是拒签巴黎和约，即“外争国权”。但当时却有所谓“两害取轻，毅然签字”的叫嚣。对此，吴佩孚联络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61名南北将领公开通电表示反对签约。吴佩孚说:“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并驳斥了“两害取轻”的论点，说:“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最后吴佩孚以极为尖锐的措词痛斥日本侵华野心，再次表示军人的爱国之责，不惜对日一战。一时，吴佩孚有“爱国将军”之美誉。

1932年，已经兵败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定居北平，受到张学良的隆重欢迎。可是，吴佩孚却曾当面大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痛失东北。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吴佩孚坚决不入外国租界，仍然住在什锦花园11号，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软硬兼施，宁死不当汉奸。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后，自认为吴佩孚可以利用。于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汉奸齐燮元等相继粉墨登场，劝吴佩孚“出山”。一时间，“吴公馆”门前车水马龙、说客盈门。但是，吴佩孚却提出“出山”的先决条件是日军先撤出北平，使说客们碰了钉子。

日本侵略者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强迫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事先，土肥原贤二拟了题为“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稿子，要求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同时，还伪造了一封吴佩孚主张“日中议和”的通电在报刊上公布。吴佩孚通过家属向美国记者郑重声明，否认此事，以正视听。

在记者招待会上，日方向与会的130多位中外记者散发他们伪造的吴佩孚发言稿。但吴佩孚将“发言稿”弃之不用，却发表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军”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并说明一切均以发言为准，会上印发的稿件是假的。然后，对于记者提问一律笑而不答，使日本侵略者大丢其脸。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辞世，享年66岁，距举行记者招待会仅10个月。关于吴佩孚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曰病逝，一曰惨遭日本人的毒手。

吴佩孚逝世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唁电，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大义炳耀”；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

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友好180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600多斤。

伴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层层纸钱顺着风势直上云霄，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漫天大雪。在寒冷的冬季，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自然让人感受到“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悲凉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企盼。(王之鸿)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书局)

《文史资料选辑》(中华文史出版社)

直系主脑人物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查办。岂料，摩拳擦掌的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领袖的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佩孚字)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总统黎元洪已经给他留下了这个内阁中最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执意不愿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副巡阅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佩孚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道：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传统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专制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苏联的青睐与二七惨案

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吴军的强大实力使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1925年，俄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身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的贿选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吴佩孚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也不愿“犯上作乱”；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疑惑：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吴佩孚之拒日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利用这幅吴氏家庭合影，大造舆论。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吴佩孚之死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掺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在日本人与汉奸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蒋介石的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内地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有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从适景园到什锦花园》(作者张亚东《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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