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成开锁公司电话: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

 
 
 
    李克农生于安徽巢县，长于芜湖，自幼便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又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参加芜湖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1925年参加领导教会学校退学风潮，参与创办民生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做出了巨大贡献。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安徽芜湖国民党当局也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形势急剧恶化。李克农等在党组织领导下，先是打入敌人内部，随后又转入地下，辗转于芜湖和巢县之间。直到1928年他才离开家乡，经南京前往上海。    1928年3月，李克农在王振武的护送下来到上海后，很快便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不久，李克农被调入中共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1929年底，根据工作需要，又调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亲自领导筹建的一个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特别工作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武汉、平津、香港这几个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等所在地的重要城市。    1929年李克农被调入中央特科后，被安排在第二科，即情报科，任务是打入敌人心脏。早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二十五号）中就曾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方可派遣。中央特科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派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国民党全国特务机关的全盘活动。他们深入虎穴，在这场隐蔽斗争中，演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给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对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和地下党组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中央的嘉奖。    当然，要弄清这场斗争的真相，还必须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谈起。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是表兄弟。徐小时住在上海曹家渡，小学和中学均在南洋公学，以后进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后自费赴美国留学，攻电气工程。毕业后曾在电气公司实习，并在美参加国民党。回国后于1928年初开始在陈立夫把持下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任职，后担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成为特务头子。    徐是留美学生，崇美思想严重，平时杂志非美国的不看，与同学打电话也一概是英语。他也极为崇拜蒋介石，称之为“最高领袖”。他受儒家思想熏陶，对孔子和曾国藩也很崇拜，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几次想学曾国藩写日记，因无恒心而未成功。徐平时喜欢钱财，曾大量贪污特务经费，但更喜女色，尽管他曾有三个妻子和一个姘妇，仍不满足，平时经常逛妓院，并和调查科的女特务鬼混。徐恩曾的特殊经历及个性特点，不仅对他本人的特务生涯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李克农等人的地下工作也产生不小的作用。    中央特科情报科当时派人打入敌人心脏时，就是从徐恩曾这里入手的。1928年，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招生，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共产党员钱壮飞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并以其卓越的才能，迅速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925年，经张暹中介绍，钱壮飞和妻子张振华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钱壮飞开始了他一生中崭新的、惊心动魄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    钱壮飞入党后，在中共北方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医生的职业为掩护，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那硕大的医药箱里，经常装着党的秘密文件。他经常和张振华摩肩信步在北海公园等地，看似观光，实则乘无人之机，散发传单，有时甚至在夜间悄悄地将传单塞进人家的门缝里。他们还经常到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秘密住处“出诊”，有的同志要走了，需要化装用的衣服、箱子等物品，只要开个单子来，张振华便买好及时送去。    残酷的地下斗争，使才华横溢的钱壮飞得到锻炼，逐渐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加之他博学多才、多谋善断，遇事深藏不露，又长于交际应酬，为日后深入虎穴龙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北京的反动当局也疯狂搜捕着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局及其下属的各级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人被残酷杀害，钱壮飞也遭到通缉。白色恐怖使他本来仅能勉强维持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率领全家老小出走，前往上海。    1928年春，钱壮飞来到上海后，一边寻找党的关系，一边谋求可以糊口的职业。    这年年终，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招考的广告，就又去应试，不考还罢，一考竟考了个第一名。办这个训练班的就是后来成为中统特务头子的徐恩曾。由于钱壮飞多才多艺，又和徐恩曾同乡，爱才之心和乡党之谊使徐恩曾对钱壮飞不能不另眼看待。同年，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也因之升任无线电管理局秘书。    1929年春，陈立夫兼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主任后，徐恩曾受表兄的提拔，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建设厅厅长，钱壮飞也携家迁往杭州。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决定举办西湖博览会，作为建设厅厅长的徐恩曾被委托筹办。徐恩曾当然是乐不可支，这不仅使他有机会大显身手，且可以借此机会大捞一把。尽管他曾留学美国，但是学电机的，对此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怎么办？他倒也有办法，将此事全权委托钱壮飞，并在浙江省建设厅为钱壮飞挂了一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虽然医专毕业，但对音乐、书法、绘画、电影、演出无所不通，更兼非凡的组织才能，因此，接办之后，从博览会的设计到会务准备，他安排得有条不紊，把个博览会办得有声有色。    这次博览会使徐恩曾出尽风头。1929年8月20日，陈立夫驱车来到博览会，对前来迎接的徐恩曾大加赞赏，并告诉他，孔祥熙和宋霭龄参观这次博览会后赞不绝口，认为与巴黎博览会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别具特色。上司的嘉许，加之钱壮飞在博览会结束后给视孔方兄如神灵的徐恩曾送来几大箱金灿灿的“硬通货”，使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器重。博览会结束不久，徐恩曾回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钱壮飞则被他委任为私人秘书，视为心腹。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日后对钱壮飞、对李克农，甚至对中共中央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    一天，徐恩曾在家中宴请钱壮飞，席间他向钱壮飞交了老底，说陈立夫邀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他已经答应，该机构重点是对付共产党，为了掩人耳目，对外挂总务科的牌子，住址设在南京。他还说，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已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并得到陈立夫的首肯。他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后给他满意的答复。    我们知道，1928年陈立夫的亲信杨剑虹找其同乡杨登瀛筹办调查科上海分支机构时，杨登瀛尚且顾虑重重，现在徐恩曾要身为共产党员的钱壮飞到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工作，钱壮飞又怎能无动无衷？听着徐恩曾的话，钱壮飞的脑子在飞速旋转，此事关系重大，个人无权贸然答应，但在这样的场合也不便断然拒绝。好在徐恩曾没有让他立即表态，所以他灵机一动，一面频频致谢，一面赶快转移话题，称颂徐恩曾步步高升，并畅谈南京的人情风俗。    离开徐公馆后，钱壮飞带着三天答复的要求，心事重重地返回家中。他想，如果要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共产党员的任何言行是有原则性的，特别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有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个人才能决定行止。此时他是多么希望找到党的组织啊！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徐恩曾与钱壮飞谈话后的第二天，他又宴请上海滩的几位名人。钱壮飞为筹办酒席迎往送来，忙得团团转，好不容易到散席，他到柜台前结帐，忽然发现柜台那边有一张他非常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正是自己多日来一直在寻找的人。    你道此人是谁？此人姓胡名底，又名北风，是与他同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友。胡底系安徽人，1925年入党，当时尚在中国大学读书，自中国大学毕业后，他便长住在钱壮飞家中，和钱壮飞密切配合，共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奔波、战斗。胡底年龄不大，但他才华超群，李克农曾经说过：“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高。”“四·一二”政变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钱壮飞一家一同南下，前往上海。抵沪后为了谋生，他们又几度离散。此时两人相见，自是分外高兴，特别是钱壮飞得知胡底已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更是欣喜异常，情不自禁地连连叫好，并郑重其事地问胡底：“我有急事相告，你能带我去见故乡的亲人吗？”    胡底点点头，递过一张名片。他当时正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他们相约第二天在摄影棚相见。    第二天，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胡底将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着眼镜、身着长袍、神情庄重、面目慈善的青年迎了上来，他握住钱壮飞的手说：“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你。”    钱壮飞握着李克农的手激动不已，稍事寒暄，他便将自己的所知全部告诉了李克农，并请李克农尽快向党组织汇报，以求对策。同时，他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李克农也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他可以介绍李克农到那里去当广播新闻编辑，只不过是要经过正式考试手续。    李克农当时尚在中共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得到钱壮飞提供的情报后，他立即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请求批准他打入敌人内部。    中央对李克农的报告极为重视，立即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根据多年来白区斗争的经验和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尽管中央特科已经建立了杨登瀛这样的反间谍关系，但在蒋介石、陈立夫肆意扩大特务组织、把重点转向对付共产党之时，钱壮飞已经取得的地位仍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将大大有利于改变党在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因此，中央很快便同意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同意将李克农调离沪中区委，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力量。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准备，考试成绩良好，再加上有钱壮飞的推荐，于1929年12月顺利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很快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立夫和徐恩曾在开始推行其扩大特务组织、利用中共叛徒或派奸细打入中共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1929年12月初，国民政府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和《反省院条件》，12月下旬，又任命徐恩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却是担负着党务调查科主任的任务，原调查科主任调到国民党中央工作。徐恩曾上任后，即将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钱壮飞，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中共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中共的叛徒做他们的侦察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领导这种罪恶活动的特务组织。李克农和钱壮飞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此时，中央特科围绕关于是否打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派遣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钻进敌人的心脏，与敌人展开斗争，而一些人则反对进去。最后，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指示特科：“你们把它拿过来。”这样，特科才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敌人的最高特务组织。当时李克农和钱壮飞还在上海，他们的组织关系也还在地方党支部，后经周恩来指示，才转到负责特科第二科的陈赓手上，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由情报科直接指挥。    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5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数机要人员管理电台、秘书、会计等事务，并作为李克农和自己联系的秘密交通站（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喜好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钱壮飞掌握了这里的全部秘密。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    从此以后，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经常保持联系，南京一有什么情况，便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为了便于活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他们三人的活动更加方便。每次李克农到南京，便在中央饭店住下，三人在这里一块商谈工作，过组织生活。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我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了事。而国民党需要什么情报，李克农等人便闭门造车，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直把徐恩曾高兴得拍案叫好。如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雇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为了慎重起见，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别派情报科长陈赓前往辅助钱壮飞。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由于一路上有各当地组织负责保护，所以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情况。陈赓利用这次机会，顺便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在一起，经过研究，写成了一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后，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称赞“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并惊叹“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名义上应付国民党，实际上为共产党服务。这样的成就，要不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要不是陈赓、钱壮飞等人的机智勇敢，要不是李克农的“杜撰”，的确很难取得。这份报告后来被徐恩曾、陈立夫视若宝贝，这也难怪，因为它不仅可以使徐恩曾邀功请赏，也可使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眼中，钱壮飞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奇才，中统特务组织的创造者。因此他对钱壮飞“佩服之至”，不仅给予嘉奖，从此也更加重用。    李克农在上海除协助钱壮飞筹划特务组织的建设，在陈赓和钱壮飞之间转递情报外，还利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机构原来是钱壮飞调到南京之前建立起来的，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机关有一定联系。当钱壮飞还在上海时，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侦缉队长抓捕了许多共产党人。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定搞掉这个家伙。两人商计一番后，便开始依计行事：首先由李克农租下一处房子，布置一些我们的人住在那里，并放置一些已经被国民党搜集到的有关文件，然后故意让这个侦缉队长侦知情况。当这个侦缉队长要去捕人时，李克农使人告诉这个家伙：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暂时不要行动。这样，几天以后这个侦缉队长再去捕人时，我们的人早已转移。虽然搜捕时也捡回一些文件，但全部是不重要的并且是国民党早已弄到手的，当上面质问为什么让共产党“漏网”时，这个家伙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说。结果这个侦缉队长被国民党考察一段时期后，便被“锄掉”。此事干得极为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    李克农在上海也利用这个情报机关搜集了大量珍贵情报，然后全部转交陈赓。他给徐恩曾提供的情报，凡是属于共产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由于徐恩曾认为李克农稳妥可靠，私交“甚好”，所以对李克农提供的情报，从不怀疑，一律照转出去。    李克农为了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功夫，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之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从芜湖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李克农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李克农的为人也颇有好感。徐恩曾喜近女色，但怯于夫人，他当时在上海的“藏娇金屋”，其地址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东路新兴里4号，和李克农一家住在同一幢楼上，平日里便托李克农帮助照看。每次来上海，他都要和李克农推杯把盏，互诉“衷肠”，而李克农终生酷嗜饮酒，且脑子反应极快，加之特殊使命在身，所以每次都能把徐恩曾说得心花怒放，将其灌得头重脚轻。    利用这样有利的条件，李克农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当时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钱壮飞早就想把这个东西弄到手，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后来经过与李克农商议，两人决定设一个圈套，让徐恩曾自己往里跳。一次，徐恩曾来开会时，李克农投其所好，煞有介事地向徐恩曾说某某妓院新近来了一个姑娘，姿色非凡，钱壮飞也在一旁帮着说话。徐恩曾一听便心摇神动，当即就要前往，此时李克农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着这个东西怎么行。”心急如焚的徐恩曾思索良久，从小褂兜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趁机迅速将该密码本复制下来。有了这个密码本，许多极机密、最重要的尖端情报也就很轻易能够搞到。后来顾顺章叛变时，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此外，李克农还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了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央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时，皆由他护送。一次，刘伯承前往南京，就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交待他护送。说来也怪，他所护送的干部都是坐头等车，每次他身上都带有多种护照，故从未出过差错。    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业务范围很广，李克农担任新闻编辑外，还管理着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与考试。每次考试，凡是党组织送来的名单，李克农皆加以录用。    这样，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共产党员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最为致命的地方，夺取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以自己的机智和胆略，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烈、辉煌的一幕，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
 
 

    顾顺章，宝山县白扬人，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的一个“拿摩温”--小工头。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高耸，眼光凶狠，满口上海腔。此人自幼沾染流氓习气，喜欢拿枪舞棒，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还爱弄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并在斜桥路22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在南洋烟草公司的顾顺章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还组织纠察队，热心于买枪，搞武器；同时，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表现比较勇敢。“五卅”运动后，被调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26年，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国，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政变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顾顺章也随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中央特委，并任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    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顾顺章的思想中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了他原有的劣根性。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得意忘形，以恐怖行动为乐，自我陶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本背离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造成严重后果，以致丧失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使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境地。特别是处决叛徒白鑫以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此时，顾顺章狂妄的个人野心也更为发展。他曾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也许会做皇帝。他自认不可一世，在党内骄傲蛮横，飞扬拔扈，同党的关系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中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陈赓从顾家回来后，曾对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希望他能较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因奢侈享受而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但顾顺章阳奉阴违，屡教不改。    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恶劣的个人品德决定了顾顺章迟早会背叛革命。这种可能性于1931年4月变成现实，也正应了陈赓的预言。    1931年3月，沈泽民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苏区。顾顺章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于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下榻，他刚愎自用，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又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小把戏。    当时，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特务机关利用他原先的身份，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并规定限期内必须找到共产党员。王竹樵如疯狗一条，伸长鼻子到处搜索，寻找猎物。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差，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正徘徊于此的叛徒王竹樵一眼认出。王竹樵喜不自胜，总算找到了可以交差的猎物。他十分谨慎地暗中钉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时为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这个可耻的叛徒还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等中共特工人员的内情，以此可以作为他出卖自己灵魂的资本，可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听到此问，不觉一愣，但他毕竟是搞特务工作的，随即镇静下来，眼睛滴溜一转，狡诈地反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为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叛徒身份，淡淡一笑：“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顾顺章如此卖弄，并非毫无凭据，因为当时中统的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都是经过钱壮飞和李克农安排的，所以中央特科对此了如指掌。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自然也知道这一详情，记得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的姓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蔡孟坚答道：“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将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24岁的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也明白顾顺章的身份，所以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了！见到他我也是这几句话。”然后，无论对方如何发问，他皆不再开口。    蔡孟坚将审问情形报告给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并要求火速派人将顾顺章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何成浚听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先是一喜，继而冷静下来，不免担忧起来。顾顺章是中共要员，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但顾顺章是否真的投降，他拿不准。如果其中有诈，擅自送到南京去，不仅得不到任何结果，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到那时，且不说他何成浚不可能邀功，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他将信将疑，迟迟做不出决定。后转念一想，计上心头：武汉地面肯定也有共产党在活动，何不让他将其招供出来，这样不就会弄清他的投降是真是假吗？    顾顺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见何成浚不急于将他送往南京，反而先让他指出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地址，马上便明白了何成浚的用心。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所以很轻易地将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全部供出。何成浚立即派兵按图索骥，果然破获了共产党的这两个地下机关，并将这两个机关的数十名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全部逮捕。    因为顾顺章十分清楚中央特科的内情，所以从被捕叛变一开始，他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闭口不谈个中原因。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会落到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阴谋便顷刻落空。他如果说出钱壮飞，让何成浚、蔡孟坚知道了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何成浚、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对顾顺章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的一再告诫根本不加理会。为了抢得头功，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    4月26日，顾顺章已经弄得极不耐烦，一再询问兵舰是否到来，蔡孟坚还以为他是报功心切，所以安慰他说：“马上就到，南京方面一接到电报，定会大喜过望，恭候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犹如兜头一盆凉水，继而急得捶胸顿足，颓然哀叹：“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船太慢了，快换成飞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    但蔡孟坚还是坚持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只是自己改变计划，先乘飞机到南京，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他又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顾顺章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然而，一切都已为之晚矣！    当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4月25日--星期六晚上，徐恩曾早已到上海找姘头去了。    这天夜里，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他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注明“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这么急迫呢？前面说过，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想法搞到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想到此，就趁徐恩曾此时不在，偷偷地将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整个党中央机关。    何成浚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的（当时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实际上，敌人仍用兵舰将顾顺章解至南京）。    钱壮飞译完这些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清楚地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对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也一清二楚。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万分危急。但钱壮飞还是沉着地看完了电报的内容，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封好。    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局，钱壮飞在考虑该如何去应付。根据电报的内容，敌人将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或后天早上（即27日）即可到达，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当然不肯放过这一良机，因而4月27日敌人极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想到此，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20点开，明早6点25分到上海，这是除坐飞机外，从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但派谁去好呢？经过急速的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别快车到上海，把这一有关党的生命安危的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他自己则暂且留下，看看动静再说。因为李克农曾经对他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    由于明天（即4月26日）是星期天，刘杞夫是否在明天一定能找到李克农，他不敢保证，万一不能按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送走刘杞夫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    紧迫的时间已不容他再做更多的考虑，但他又不忍心使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茹苦含辛、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加上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可是经全面的分析、冷静的思考，他最后还是决定赶快离开南京。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任何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    天亮以后，他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他便拿起桌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    次日清晨（4月27日），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然后像往常一样，装做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返沪的列车。临行前，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将把掌握的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公布于世。在到上海的途中，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且事关重大，刘杞夫当时神色极为紧张，李克农虽然也深知此事的分量，但毕竟是在秘密工作战线上工作有年的同志，因此，他极力使刘杞夫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李克农嘴里这么劝着刘把夫，心里又何尝不着急，但他必须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一突发事件。    在这一时刻，李克农首先考虑的是党中央及战友的安全。他想到钱壮飞机智地送出情报，自己却仍处于险恶境地，十分担心。因他与钱壮飞的交往已非一日，他相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但当刘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时，一向果断干练的李克农十分犹豫起来，钱壮飞还不知是否脱离险境，刘杞夫又再入虎口，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李克农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刘杞夫的要求，因刘杞夫的妻子钱椒还在南京。分手之时，李克农紧紧握着刘杞夫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送走刘杞夫，他开始考虑怎样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中央负责人手里。    这天是星期天（即4月26日），不是他和陈赓接头的日子。但这事绝不容等，晚一秒，党中央及同志们的安全就会增加一分危险。他正在想着如何去找陈赓，忽又转念一想，陈赓是一个人，行踪不定，找他肯定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江苏省委总不会随时都在挪动吧？对，去找江苏省委，只要找到江苏省委，就不愁找到陈赓，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    李克农立即行动起来，急而不乱，想方设法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找到周恩来，马上将情况详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时间紧迫，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领导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阴谋：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全部安全搬了家。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李克农等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昼夜紧张战斗，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赢得了宝贵时间，终于抢在了敌人的前头。    星期一（4月27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这个无耻的叛徒，不仅将自己所知有关中共中央的秘密全部供出，而且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当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上海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星期二（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在上海开始了。当时各机关安全搬家后，为了了解敌人的搜捕情形，中央电台留下专门人员在附近观望，看到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同志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    事实证明：钱壮飞同志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李克农向中央的转达是神速的，党中央的对策是英明、果断的，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钱壮飞安全回到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置。星期一晚上，李克农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的别名）病重速返”，暗示局势严重。胡底接到电报，也立即赶回上海。由于李克农平时出面活动较多，许多特务都认识他，所以也暂时隐蔽起来。但是南京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刘杞夫、钱椒不幸被捕。或许是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留下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徐恩曾害怕他的秘密被真的公布，所以将刘杞夫、钱椒关押了三四个月后无罪释放。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由于及时得到李克农的通知，早已做好了准备。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时，派了一卡车警、宪到法租界钱壮飞的家里去搜查，其爱人张振华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亲。敌人只好去纠缠老太太，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老人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归。    叛徒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及其他革命同志，作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他的阴谋破产，狗急跳墙，亲自跑到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随后又相继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李克农在芜湖时曾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1930年4月19日，当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走在马路上时，突然碰上特务搜查，他因回避不及，机智地抓毁自己的面容，化名王某，以致在监狱中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他先被关入漕河港模范监狱，后被解到苏州军人监狱，以后又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国民党军官中有些是他教过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根据口音谈吐虽然知道是他，但由于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竟互相密誓，决不泄漏。所以他仅被判二年有期徒刑。1930年8月周恩来从国外回来后，曾用各种方法营救，同时，陈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不料在恽代英行将出狱时，突然被顾顺章认出出卖，第二天（4月29日）即被国民党杀害。    杨登瀛是中央特科发展起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曾在历次重大事件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底也被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但由于杨登瀛始终没有供出他和中共科特的工作往来情况，敌人抓不到把柄，加之他和张道藩的特殊关系，所以被关了半年多，就由张道藩把他保释出狱。    顾顺章初到南京时，原拟亲自到上海实施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当即指示陈赓在火车站部署力量，准备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即把他明正典刑，让他措手不及。但顾顺章深知自己对党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清楚我们革命的同志决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心怀鬼胎，不敢来上海。    同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通令，通缉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危害革命的叛徒，号召革命军民将其缉拿归案，给予应得的惩处。    顾顺章叛变后加入了蓝衣社，因为他在国民党内闹派别，拉山头，结果在1935年被特务头子陈立夫枪毙。    在这场与叛徒顾顺章及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惊涛骇浪里，有赖于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李克农的情报的传送，有赖于党中央的英明果敢，有赖于同志之间互相关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胜利地扑灭了这场灾难，保住了党中央机关，并使我地下党在危局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且在短时间内稳定下来，继续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进行工作，创造出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三年多来冲破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存身。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红色区域。
 1936年4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延安会谈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选派交通员，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开动其宣传机器，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污蔑和谩骂。为此，中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曾进行过猛烈反击。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组织演讲，散发传单，创办报刊，报道和宣传苏区、红军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自1933年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党在白区的许多秘密机关和宣传喉舌被破坏。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到大西北。国民党立即又调集重兵，严密封锁，把红军包围于西北一隅。人们更难直接从共产党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    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冲破国民党封锁，尤其是新闻封锁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同情和了解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有必要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要进入苏区谈何容易？李克农在寻找机会。    1936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陕北苏区的大门悄悄打开了。李克农巧做东北军工作，两次洛川会谈，尤其是延安会谈，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初步确立了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相持10年之久的边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松动。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看到斯诺匆匆而来，并急迫地要求成行的样子，她笑着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恳切地说。    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    “不要着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海德姆赴苏区。毛泽东和周恩来见电，十分高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克农。    “克农，贵客临门，你这个联络局长又该忙喽！”毛泽东笑盈盈地说。    斯诺告别宋庆龄，匆匆回到北平等待消息。不久，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委托一名干部用隐形墨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由徐冰交给斯诺，并转达了中共欢迎他去陕北访问的邀请。1936年6月的一天，斯诺踏上了他的历史性旅程。在郑州换车时，他认识了海德姆，两人一见如故，顺利到达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中共秘密党员、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奉命与斯诺对上了暗号。刘鼎立即将斯诺已到西安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电令：确保两人安全，并通过张学良的关系秘密进入苏区，严守机密，决不许让西安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捕捉到任何风声。    刘鼎马上到金家巷拜访了张学良，告诉他说：“共产党的两个外国朋友斯诺和海德姆来到西安，请副司令设法安全送到苏区。”    张学良惊喜地问：“斯诺？就是那个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美国记者？”    “是的。他决心到苏区去旅行，报道苏区情况。我已向中央作了报告，克农电令保障其安全，严守秘密。”刘鼎笑着说：“我想借用你的波音飞机到肤施，然后送他们去苏区。”    张学良想了一会儿，说：“用我的飞机把两个美国人送到前线不回来，太惹人耳目；而且飞机驾驶员也是美国人，这恐怕不太好保密，还是用卡车吧。”    他说的确是实情。刘鼎沉默了片刻，便同意了。张学良交给刘鼎一张西北“剿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让他带着自己的卫队班亲自护送到陕北。    6月底，李克农带着红一团及危拱之的演剧团南下到安塞，做东北军前线的统战工作，并迎接斯诺一行。他电告刘鼎，中央已迁保安，刘鼎护送斯诺到延安后，秘密到安塞来，向中央汇报东北军工作情况。    7月初，经过周密准备，刘鼎与斯诺、海德姆乘一辆东北军带篷卡车离开了西安，踏上了去苏区的旅途。第二天下午他们便到了延安，当晚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家。刘鼎立即电告李克农：“客人已到延安，明天送他们到苏区。”    第三天一早，刘鼎向地下交通站的两位交通员作了认真嘱咐，送斯诺出了延安城门，与他们握手告别。斯诺一行顺着延河向百家坪方向慢慢走去。刘鼎秘密骑马奔向安塞。    7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李克农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了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李克农详细向刘鼎询问了斯诺和海德姆的情况。    李克农派红一团干部沿着延河去迎接斯诺一行。    7月8日一早，周恩来、李克农、叶剑英等人来到百家坪，等候斯诺的到来。经过两天的奔波，斯诺和海德姆终于到了安塞的百家坪。这里是红军东线指挥部所在地。他们刚进屋坐下，门外便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接着，匆匆走进来两个年轻的红军军官。走在前面的那位中等身材，清瘦的脸上有两条浓重的眉毛，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两侧长着黑黑的络腮胡子；后面的军官年轻一些，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嘴唇上面蓄着短髭。他们正是周恩来和李克农。    周恩来一边向大家亲切地打招呼，一边径直走到斯诺面前，双脚并拢，潇洒地行了一个军礼，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哈罗！你们找谁？我是这里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连忙向前与周恩来热烈握手，“我是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说着他又指着身边的海德姆，“他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    “欢迎你们平安到达，一路上辛苦了。”周恩来说着便把李克农也介绍给他们：“这位是红军政治保卫局长李克农同志，也兼我们的外交部长。”    李克农与斯诺亲切握手，说：“早已得知你们起程，一路辛苦了。”    宾主坐定，周恩来询问了他们一路旅行的情况后说：“你们的食宿及今后的接待事宜，由李克农同志负责，欢迎你们明天到我住的地方去商量访问苏区的计划和日程。”然后，周恩来便匆匆告辞了。    李克农陪斯诺、海德姆一起吃晚饭。    “斯诺先生，你能告诉我你来苏区所要采访、了解的问题吗？这样便于我们为你安排旅行路线和日程。”饭后，李克农问道。实际上，刘鼎与斯诺讨论过此事，并已告知了李克农，但办事认真的李克农为使计划更严密，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    斯诺坦率地向李克农讲了他来苏区的主要目的以及迫切想知道的情况。    听着斯诺列出的一连串的问题，李克农不禁笑了起来。    “李克农将军，你能向我们说说你个人的经历吗？”斯诺唐突地问。    “斯诺先生，我的经历如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一样平凡，没有什么值得诉说的。”    “不，在没来苏区前，我就听说你们做安全保卫工作的，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你一定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斯诺执抛地说。    考虑到斯诺劳累数日，急需休息，李克农便笑着说：“我们后会有期，到保安后再好好谈，你们奔波数日，也实在太劳累了，请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见。”    斯诺兴致未减，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好吧，到保安，你可一定要向我介绍你的情况。”    通过短暂的接触，李克农感到，斯诺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正直记者。他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自己与斯诺交谈的情况，笑着说：“看来，这个斯诺不好对付啊！他不同于一般记者，很有自己的头脑，反应敏捷，汉语说得也很好，我看不为他找英文翻译也可以嘛！”    周恩来说：“刚才收到北方局来电，尼姆动员进步青年王汝梅来保安，准备作斯诺的英文翻译。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要求进步，是靠得住的。你起草电稿，告知北方局的少奇同志和西安的刘鼎，将他安全送到陕北来。”李克农说：“斯诺迫切要了解苏区的情况，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反映了外界关心同情我们的人们的共同愿望。为他提供苏区资料和各种便利条件，这都没有问题。但他想详细了解包括毛主席和你在内的我党我军的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会不会暴露我们的一些机密？有些可是国民党特务侦探多年而又没有搞到的情报啊！”    周恩来也陷入思考之中。他佩服克农的精细和长期做安全保卫工作养成的高度警惕性。他也感到事关重大，思考了一会，说道：“我们可以请示中央。我个人的意见是，让他自由地看，我们可以介绍一些不涉及最核心机密的情况。对于个人情况，原则上不突出个人，在公开发表时可以不署姓名。”    第二天早饭后，李克农派两个“红小鬼”把斯诺和海德姆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问斯诺，习惯不习惯粗茶淡饭？睡得好不好？斯诺认真地说：“这是自离开北平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    斯诺取出随身带着的隐色墨水介绍信交给周恩来，说：“这是中共华北局负责人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周恩来看了一下退给他说：“毛主席住在保安，你们到那儿再交给他吧。”接着，他告诉斯诺：“我接到北方局和克农同志的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美国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没有关系。任何一个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我们只要求你如实报道你的见闻。”    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参观访问的日程安排。日程共92天，将参观保安、吴起镇等地的许多部门，这是昨晚他与李克农精心设计、反复研究后制定的。他对斯诺说：“这是我们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斯诺兴奋之余，便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如1927年反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如何解释这些错误或失败？你现在对前途乐观吗？……    周恩来略加思索，有条不紊地回答了斯诺的问题。    斯诺听了周恩来的这些介绍，感到既新奇又有趣，这是他在上海、北平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李克农与当时任东部前线司令部的参谋长、年轻英俊的叶剑英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李克农向斯诺介绍了中共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我党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已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全国一切军队停战，共同抗日。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内的广大爱国官兵的支持和响应。目前，在前线，我们基本上已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了停战局面，东线基本上没有战事，同时，我们也派了些干部到西安，这就是你们为何如此顺利进入苏区的原因。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共的政策、方针会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和拥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他们时而严肃地会谈，时而开怀大笑，斯诺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这是斯诺第一次与红军将领谈话。他感到他们是如此的坦率、如此的热情，他为他们反应敏锐、深思熟虑而真诚坦率的谈话所吸引、折服。    这位戴近视镜的英俊红军将领，深深地留在斯诺的记忆中。后来，李克农与他成为亲密的朋友。斯诺戏称李克农为“独眼龙”将军。    斯诺与海德姆在百家坪住了两天。第三天，李克农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交通队到保安，安排联络局的干部胡令魁具体负责照顾他们路上的食宿。    送走斯诺一行，李克农日夜兼程，迅速赶回保安，亲自安排接待工作。    保安是陕北最穷困的县城之一，只有几十间破旧的窑洞。毛泽东就住在炮楼山下一孔破窑中。在这里，李克农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斯诺、海德姆的情况。    毛泽东以命令的口吻说：“斯诺是我们红军、我党邀请的第一位西方记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记者冲破封锁要来，我们一定要尽我们全力做好接待工作。中央决定将全保安最好的房子调拨给你，对外挂上‘外交部’的牌子，办起外交部招待所，抽调勤快、纪律性强、机智的同志由你训练，不仅学会扛枪打仗，还要学会做饭送水，我们今后要多培养各种人才，适应今后接待工作的需要，这件事就由你负责。”    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一所像样的“外交部”招待所办成了。    鉴于在百家坪时“红小鬼”对“洋鬼子”的冷淡，李克农特别向负责招待的“红小鬼”们强调：“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贵客，是我们的外国朋友，不是外国强盗，我们要热情招待。”    他手把手地教这些“红小鬼”如何端水，如何泡茶，如何抹桌子，如何给客人挂衣帽。他严肃地说：“今后我们的客人会更多，我们要接待来自各地的同志和朋友，这是我们应该学会的。否则，外国朋友该说我们红军不懂礼貌了！”    1936年7月15日下午，经过三天的跋涉，斯诺和海德姆来到保安。    为了显示热闹隆重，李克农组织保安城几乎所有的人们参加欢迎。人们听说欢迎美国朋友，如同迎接自己的宾客一样，有的人早早就站在了街道边，甚至一些好奇的孩子不时跑出城外“侦察”是否到来。考虑到安全、保密，李克农决定，将这一热闹隆重的欢迎活动只放在小小的保安城内。    当斯诺、海德姆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时，人们高呼口号，热烈地鼓掌。在不长的街道的尽头，我党当时在保安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站在那里，迎接不远千里冒险而来的这两位美国人。李克农陪着斯诺、海德姆与他们一一握手，并通报他们的姓名：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林彪、邓颖超、蔡畅……    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斯诺和海德姆来到了外交部的招待所。早已等候多时的红小鬼们争先恐后地替客人搬运行李，沏茶倒水……    临近吃晚饭时，李克农走进斯诺房间，身后跟着两位红军干部。前面那位身材高大，约40岁，披着一头浓密长发，面容削瘦，鼻梁很高，下巴上长着一颗痣。不等李克农介绍，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过来伸出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斯诺的手，使劲地摇了摇说：“美国朋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身后随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斯诺：“他是毛泽东主席。”    来人的确是毛泽东。    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请他们好好休息，吃了晚饭，先在保安城中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便告辞了。    斯诺和海德姆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李克农便笑着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李克农引两人走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门口仅有一个卫兵。毛泽东热情地请斯诺和海德姆在一张没有上油漆、铺了一块红毡的方桌前落座。    “国民党十几万军队封锁我们苏区，你们冒险到我们这里来，真不简单啊！”毛泽东微笑着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公道的美国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苏区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国民党害怕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造谣诬蔑我们是‘土匪’，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地方采访，我们将尽可能给你方便和帮助，具体事宜由克农同志安排。”    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李克农。李克农笑了笑，幽默地说：“我与斯诺先生早已成了好朋友啦！”斯诺也跟着笑了。他表示一定公正客观地向外界人们报道红军的情况。    李克农看了看斯诺和海德姆说：“你们和毛泽东畅快地谈吧，到时候我会派人接你们回去的。”说完便起身走出了窑洞。    他向警卫员贺清华交代了一番，检查了周围的流动哨，然后回到“外交部”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    “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会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呢？”斯诺首先向毛泽东发问。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便从这里开始。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斯诺、海德姆仍没回来。    李克农披衣来到主席窑洞前，只见警卫员贺清华仍在门口站着。李克农站在门外，向里观看，方桌上的蜡烛已经燃过四五支，斯诺双眼皮在不停地打架，然而毛泽东依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吴亮平翻译和斯诺记录的时候，毛泽东一会儿在两间窑洞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来，一会儿躺下去，一会儿倚着铁皮箱读一叠报告。他的妻子贺子珍正怀身孕，但仍然没有睡，在烛光下陪着谈话。    此后，毛泽东常常暂时搁下大批有待处理的电报和文件，并取消了一些会议与斯诺交谈。斯诺和毛泽东在窑洞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在保安的日子，李克农带斯诺参加了红军和群众组织的许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外交部招待所的娱乐室，成了红军将领的娱乐中心，蔡树藩、李德、博古等在这里打扑克、下象棋……    外交部院子中的空地，成了临时的网球场。    斯诺真切地感到，他自己似乎也成了红军的一员。斯诺与毛泽东及红军将领接触越多，他的兴趣也越浓，他想收集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为其作传。但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很少提到他自己或是他个人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与斯诺一次意外的争辩，引起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一天，斯诺给毛泽东送上一张他开列的关于《个人历史》问题的清单，毛泽东看后未置可否，急得斯诺同毛泽东争辩起来。    斯诺说：“如果你想要结束内战，并且和其他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多年来国民党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们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    毛泽东感到吃惊，他敏感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人们造成的欺骗太深了，必须打开个人的历史档案，向外界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才能争取更多的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毛泽东陷入深思……    7月25日，周恩来从安塞回到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认真研究了斯诺提出的问题，决定应满足斯诺想了解中共领袖和将领个人经历的要求，一些涉及安全保密的人物，可以告知斯诺，当公开报道时，要隐去姓名或事件，以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或地下工作。    毛泽东很快答复斯诺：愿意与他谈谈自己的个人历史。李克农也向斯诺声明：“在保安，你可以询问任何人的情况。”    斯诺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实现了对斯诺的诺言。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斯诺在那间红岩石的窑洞里，倾听了毛泽东讲述的个人生活经历。    然后，他又对中共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和将领进行了采访。每天都结识新朋友，听到新故事。他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共领袖、红军将领以及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一天，斯诺来到李克农的窑洞，笑着说：“按照你提供的线索，我已采访了许多人，但我差一点漏掉一个重要人物。”    “谁呀？”李克农惊奇地问。    “你呀！现在你该还我的债了吧？不过，我已从其他将领口中得知，你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啊！”    李克农笑了笑，说：“我可以将我个人的历史告诉你，但当你报道时，一定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更不要写我的事迹。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的特务还在四处侦察我的情况。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弄清李克农究竟是何许人也。”    斯诺点了点头，迅速打开了记录本。    “我自幼在长江边的一座古城长大，……”李克农拉家常般地将自己的经历向斯诺讲述，着重讲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你的妻子和孩子呢？”斯诺关心地问道。    “我有五个孩子，自从我秘密转移到苏区后，便与妻子及孩子们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们母子现在是生是死？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早已投身革命，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红军中，许多将领的家庭遭遇比我更悲惨。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这是你知道的。这笔帐要记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头上。”    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斯诺开玩笑地说：“如果妻儿不幸遇难，你打算再成家吗？”    闻听此言，李克农乐了。他也开玩笑地说：“那当然，不过还得请你这位老朋友帮忙喽！”    最后，李克农告诉斯诺：“国民党特务们千方百计地调查我的情况，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多次对你讲，将来报道时，千万不要写我。这其中的道理你明白吗？”    斯诺会意地点点头。此时他才明白李克农的意思。这是继邓发以后又一位共产党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人物，一位令国民党特务望而生畏的神秘人物。他掌握着共产党的种种秘密，肩负着党和红军的安全保卫重任。当然，斯诺不知道，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联系是李克农打开的，他正具体负责着与东北军的联络事宜。斯诺更不知道，自己所住的“外交部”，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局，担负着派遣干部、接待白区来的干部等重任。它是李克农指挥、布置中共与外界联系、做各种统战工作的大本营，也是收集敌人各种情报的中转站。    10月12日早晨，李克农为斯诺送行。斯诺结交的红军朋友们个个对他无限留恋，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拍着他的肩，不知说些什么送别的话才好。    在作战中失去一只胳臂的蔡树藩叫道：“别忘了我的假臂！”    留学苏联、嗜好洋味的博古开玩笑地说：“把四两可可送回来！”    一心想为红军建立空军的杨尚昆，充满期望地嘱咐：“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    喜欢摄影的陆定一提醒说：“别忘了我的照片！”    一向喜欢开玩笑的李克农，拍着斯诺的肩膀说：“老朋友，别忘了你的诺言啊，给我送个老婆来！”大家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短短的三个月，斯诺参观访问了陕北苏区的大部分地方，对共产党、红军、苏区人民有了深刻的了解。回到北平后，他夜以继日，发愤著述，于1937年8月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它公允生动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共产党和苏区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这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大批进步青年从斯诺的书中了解了共产党的真相，纷纷投奔延安，参加到抗日的洪流中。    李克农和他领导的“外交部”，作为接待斯诺访问的东道主，对斯诺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领导的安全保密工作，做得更加出色，令国民党特务瞠目结舌。尽管斯诺在苏区长达三个多月，但他秘密而来，悄然而去，国民党军警宪特丝毫没有察觉。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拿着宋美龄给他的《密勒氏评论报》，看着斯诺同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及配发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恨得咬牙切齿。盛怒之下，他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召回南京，当面训斥，责令改组西安的宪兵和警察机构。    对于李克农这位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斯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尽管李克农一再叮嘱斯诺在报道时不要写他，但斯诺还是无法忘掉这位热情坦诚、幽默风趣的独眼将军。他思虑再三，在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还是用轻松的笔调，巧妙地把李克农的形象生动地勾划出来，留下了李克农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
 
  1938年4月8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武汉静寂下来。汉口日本租界中街89号（今汉口长春街67号）大石洋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却是繁忙异常。中共长江局机关就设在这里。机要科长童小鹏及译电员紧张地收发电报。秘书长李克农像往常一样，亲自来检查机要科的工作。    突然，译电员将一份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不由得大吃一惊，立即奔到二楼，将电报交给了周恩来。这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发来的十万火急电，电文不长，大意是：张国焘4月5日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不住办事处。7日下午又不听规劝，带警卫员张海乘火车前往武汉，声称要找周副主席做蒋介石的统战工作。我已电告中央，中央复电令你们设法在汉口截留并劝其返回延安。    对于祭黄陵，李克农是知道的。1937年4月清明节时，为了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商定派代表共同祭奠黄陵，借以表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国民党派邵力子等陕西军政大员，中共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到中部县参加。此次张国焘去祭陵，也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要借机擅自到西安，又跑到武汉呢？是想借此散心？还是叛逃出走？抑或是国民党特务绑架劫持？这的确是个谜。    但无论如何，应首先截住他，然后再弄清他出去的原因，才能探出他下一步的打算。    9日上午，李克农带上邱南章、童小鹏、吴志坚乘办事处的两辆小汽车，直奔汉口大智门火车站。这是平汉铁路的终点站，北来的旅客都要在这里下车。    车站只有一个出口。李克农将汽车停放在出站口右侧，令司机做好准备，一旦看到暗号，立即发动汽车。然后，他与邱南章、童八鹏、吴志坚紧紧地守住出站口。    正好有一列车进站，是前天从郑州开来的，在路上走了两天才到。李克农与吴志坚在右侧，童小鹏和邱南章在左侧，四双眼睛盯着每一个出站的旅客。旅客们走光了，仍未见张国焘的影子。    “要不要探明北来列车的车次？”征得李克农的同意，童小鹏走进车站办公室。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列车很难正点，连车站也很难说清列车会何时到达。    李克农判断，张国焘7日下午乘车，应该在9日到达。    下午，李克农三人又来到车站。此时车站上气氛不同于上午。广场四周突然增加了不少“商贩”，鬼头鬼脑的。凭着多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李克农判断，这些化装的国民党特务，一定是嗅到什么风声，也来凑热闹。看来得遇到点麻烦。    第二天一早，李克农果断命令：带上手枪，准备以武力对付国民党特务，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将张国焘截住。    但一列列火车开来，一批批旅客走出站口，仍未见到张国焘的踪影。    11日上午，李克农带着三位同志早早就到车站，作了更周密的布置。武汉地下党也派一些同志，化装成小商贩占据广场的有利地形，配合他们行动，以对付特务们的捣乱。    上午10点左右，一列火车徐徐进站，一打听，正是从西安开来的列车。李克农为之一振，等待了三天，终于等上了。他向邱、吴、童递了一个眼色，立即关注着每一个出站的人。    旅客一个个走完了，仍未见到张国焘。李克农双眉紧锁。这其中一定有鬼，张国焘不可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莫非他还在车上没有下来？    他命令：“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个到列车上看看。”说完，他带着邱南章、吴志坚冲进站内，从前到后，逐节盘查车厢。    突然，他眼睛一亮，在后边的一节车厢里，张国焘那方正的脸庞在车窗口一闪而过。他迅速向邱南章、吴志坚打了个暗号，冲上了车厢。    这人真是张国焘，他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接。    一看到李克农，张国焘便猜到了他的使命，极为恼火地高声说道：“李克农同志，我来武汉有事，不用你们管。”    邱南章大声对张国焘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    张国焘把脸一沉，“我不要他请，我有地方住”。    “你不是来武汉找周副主席有要事相商吗？我是奉命来接你的。”李克农严肃地说。    坐在张国焘身边的两个便衣特务见此架势，马上站起来就往外溜。邱南章向坐在对面的张海使了一个眼色，大声吼道：“站住，别动！”    张海手疾眼快，伸手从一特务腰上拔出由这个特务“保管”的驳壳枪，对准了两个特务。吓得他们赶忙说：“兄弟也是奉命行事，既然你们来接，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张国焘见状，提着箱子就往外走。李克农命令道：“张海，还不帮张副主席提住箱子。”张海上前抢过了箱子，吴志坚、邱南章连扶带推地把张国焘“请”下了车厢，朝出站口走去。守在出站口的童小鹏，远远见到李克农一行过来，打了声口哨，两部小汽车立即开到出站口前。    两个便衣特务见状，向李克农点了点头，便一溜烟地跑走了。    此时，广场上那几个鬼头鬼脑的“商贩”急急忙忙朝这边扑来，看样子要抢走张国焘。李克农轻轻咳嗽了一声。    邱南章、童小鹏立即从腰间抽出手枪，对准那些特务。远处，两个小贩打扮的地下党同志也围了过来。邱南章严厉地说：“我们是八路军，奉命执行任务，请放明白点。”    几个特务惊恐万分，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对视着。趁此时机，李克农拉着张国焘已上了汽车，接着邱南章等人也钻进了汽车。在车上，张国焘自知无法脱身，只好对李克农说：“我太累了，想找个地方喝杯茶。”    考虑到张国焘虽是擅离职守，但职务还在，不好太勉强，李克农便让汽车在一个小茶馆前停了下来。他向童小鹏等人交待了几句，便对张国焘说：“你暂时在此喝茶休息，我先回办事处，请示周副主席。”张国焘巴不得他赶快离开，自己好借机逃走，于是点了点头，低头喝茶。    很快，李克农便赶到办事处，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两人商议后决定：（一）最好能将张国焘请到办事处来住；（二）如张坚决不同意，可让他住进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三）实在没有办法，可以住进汉口的旅馆，但要派专人陪住，负责保护其安全。    李克农立即驱车赶回茶馆，劝说张国焘去办事处住。    铁了心要离开共产党的张国焘，死活也不肯住进办事处。    李克农把张国焘安排进了资本家开的大华饭店，同时安排吴志坚陪住，以保护他的安全。张国焘见状，心中大为不快，但也不好说什么。    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周恩来来到大华饭店，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规劝。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质问：“中央派你以副主席身份去祭奠黄陵，你祭完陵后应回延安，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擅自到西安？到西安后，为什么不住办事处，不与林老联系，擅自乘车来武汉？”    坐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李克农冷冷地说：“张副主席，是个聪明人，你是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到办事处，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吗？你的行为对头吗？”    面对连珠炮式的发问，张国焘从心中发怵。他看了一眼神色冷峻的李克农，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周恩来见状，与李克农交换了眼色，说：“今晚我代表长江局与你长谈，希望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中央的处分。现在，请你立即起草电文，向中央承认错误。”    望着神色严肃的周恩来，又看了看一直盯着自己的李克农，张国焘感到，今晚他们是有备而来。他无可奈何地接过李克农递给他的一张纸，草拟了一个简洁的电报给毛泽东：“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做些工作。”    临别，李克农向吴志坚作了交代，要严密保护好张国焘，一有情况，立即打电话报告。    4月12日一早，李克农刚刚起床，吴志坚便从大华饭店打来电话，说张国焘提出要去看看武汉市容。他和周恩来立即驱车赶到，远远地看到张国焘与张海正站在饭店门口。周恩来迎了上去，要亲自陪张国焘一起去。张国焘无奈，只好随吴志坚、邱南章上了小汽车。周恩来向李克农递了一个眼色，李克农会意，上前对张国焘说：“有周副主席陪着，我就不去了。”通过与李克农昨日的交手，张国焘知道他的厉害，巴不得赶快摆脱李克农的监视，急忙点头，并让张海在饭店守候。    李克农见小车走远，向张海说：“你马上把行李打点好，随我回八路军办事处去。”    在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亲切地对张海说：“张海，组织上知道你是一个忠诚的同志，这次你随张国焘来武汉，已经完成任务。错误完全在于张国焘，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希望你放下包袱，向组织汇报清楚张国焘出走的情况，配合中央做好他的工作。”    一席话，说得张海激动万分，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不明白张国焘为什么要出走，并要带上自己，他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现在总算找到组织了，他向李克农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张海原是中央保卫局警卫班战士。4月4日，班长李凯国通知他保护张副主席去黄陵。他们乘一辆运输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下午5时左右到了国民党中部县政府门前。此时，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等早就站在门口迎接。张国焘一行住在县政府的二堂。接着，中部县县政府设宴招待各官员，张国焘与蒋鼎文携手赴宴。    4月5日早饭后，张海随警卫班保护张国焘一起来到黄陵，参加统一举行的祭陵仪式，之后，大家又参观了陵园。    晚上，张国焘又在蒋鼎文房里密谈，凌晨2时才回到自己房内，不知谈了些什么。    4月6日一早，县政府大门外开来了十几辆汽车，国民党警卫营的士兵分立在大门两旁，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走出来，站在车旁准备上车。这时，张海随警卫班站在门口等候，张国焘也急步从门里走来，对身后的李凯国说：“你带上大家回去，要是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去西安找林主席了。”他又指着年龄较小的张海说：“叫他留下，跟我一起走。”    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命令张海坐后边国民党警卫营的卡车，然后飞快地开走了。    下午，张海一到西安，便被告知：“张副主席乘坐的车在咸阳抛锚了，还没有赶上来。”他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张国焘的影子。他到西安行营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先到西安，由蒋鼎文安排，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西京招待所。    在西京招待所，张海问：“张副主席，是不是去见林主席？”张国焘看他一眼，说：“你去休息吧，这事不用你管。”当晚，张国焘的房间里，客人不断，都是国民党军政官员。张海看在眼里，心中更是发蒙：张副主席到底要干什么？    4月7日早晨，蒋鼎文来到招待所，与张国焘会谈，两人谈笑风生，关系十分密切。临别，蒋留下两张去武汉的火车票。    蒋鼎文一走，张国焘便令张海将他的物件装入一只小皮箱，拿起车票扬了扬，说：“赶快收拾、吃饭，今天下午我们坐火车去武汉。先去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说着，交给他一个电话号码。    张海按号码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打了电话，向林伯渠汇报了从延安到中部县祭黄陵的经过，又讲了从中部到西安的情况，急切地问：“林主席，张副主席说有急事来西安找你研究问题，怎么没见你一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林伯渠马上说：“小张，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立即就去火车站，你转告张副主席，我立即去火车站。”    当林伯渠赶到火车站时，张国焘已上了火车，林老也随即上了火车。    不等林老开口，张国焘上前忙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    林伯渠严肃地问：“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做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张国焘漫不经心地说。    见此情景，林老劝道：“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    张国焘没好气地说：“我要到武汉找周副主席，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此时，林伯渠一眼瞥见西安行营的两个国民党特务上了火车，并径直朝这边走来，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车马上要开了，林伯渠见张国焘早已打定主意，便下了火车。这下可急坏了站在一边的张海，他连忙追下车问：“林主席，我怎么办呢？”林老安慰他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看他究竟要干什么，争取与周副主席联系。”    “是！”张海这下心中有底了，上了火车，与林老挥手告别。    第二天，火车到洛阳，列车借口前线吃紧，在这里停了两天。张国焘写了两封信，交给张海，让他转寄出去。一封是给毛泽东的，说此次不辞而别，想到武汉去做些工作。另一封是给他的妻子杨子烈的，说他已到武汉，让她带儿子海威来汉口。    4月11日火车来到汉口。正当张国焘与两个特务在车上等候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来的特务迎接时，李克农带人抢先将他接走了。    周恩来陪着张国焘参观汉口市容，介绍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形势。此时为庆祝台儿庄大捷，武汉民众以各种形式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本来，张国焘参观市容只是借口，实际上想寻找机会与国民党特务接头。他没有想到周恩来会陪着自己参观，吴志坚、邱南章等人又与自己形影不离，绝不给他单独活动的机会。他只能哀叹：又白白跑了一上午。    中午，周恩来送张国焘回到饭店，张海及行李早已不见了。张国焘暗暗叫苦，李克农、周恩来这招儿“釜底抽薪”真是太绝了！    事已至此，他被迫随周恩来来到八路军办事处。    当晚，周恩来与董必武、博古、王明、叶剑英等来到张国焘的房间，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4月13日，张国焘吃过早饭，忽然向周恩来说：“我想见见蒋介石。”    “他与国民党军政官员住在武昌，去前必须预先向侍卫室确定时间，让克农打个电话问问，约个时间再说吧。”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    但张国焘并不死心，他提出：“我想到武昌去游览。”    昨日参观了汉口，今日到武昌游览，也在情理之中。周恩来决定再陪张国焘游武昌，借此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中午时分，吴志坚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从武昌回汉口途中，张国焘趁周副主席与熟人交谈之机，抽身跑掉了，请李克农赶快派几个同志来武昌寻找。    李克农放下电话，立即带上童小鹏、邱南章及警卫班的几个战士，乘渡轮过江到武昌，在码头上见到了正在等候的吴志坚。吴志坚详细汇报了张国焘逃跑的经过。    武昌，不同于汉口和汉阳，这里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聚集地，蒋介石的行营、胡宗南等第八战区司令部都在东湖一带。种种迹象表明，张国焘在武昌逃脱，很有可能要与国民党特务接头。李克农感到事情非常严重。    以镇静沉着著称的李克农，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国焘初来武昌，人地生疏，不会很快与蒋介石挂上钩；同时，一向自命不凡的张国焘决不会径直奔向蒋公馆或胡宗南的司令部，很可能在武昌暂时住下，再与特务们联系，由胡宗南引见蒋介石。    他果断地命令：邱南章到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司令部附近，万一张国焘与特务接头，要设法堵住；自己带吴志坚、童小鹏等到武昌各旅馆明察暗访。    考虑到张国焘贪图安逸，李克农特别交代：重点查访大宾馆饭店。    几乎武昌所有的旅馆、饭店都找了，根本没见张国焘的影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仍未找到张国焘。    张国焘会躲到哪里呢？    李克农猛然眼睛一亮：张国焘还有个名字叫张特立，他会不会用这个名字登记呢？况且，他会不会利用我们的错觉，而钻我们的空子呢？对！他一定是猜到我们认为他住在高级旅馆，为此故意住条件简陋的旅馆。这正是我们检查的薄弱环节。    于是，他亲自带人按图索骥，果然在一家不显眼的小旅馆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才又回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4月14日，天刚蒙蒙亮，张国焘便起床。他让张海上楼去看一下周恩来是否起床，说有重要事情要向周恩来汇报。    张海连忙洗了洗脸，匆匆上楼，敲了敲周恩来的房门。周恩来披衣开门，见是张海，吃惊地问：“张海，你上楼干什么？不是叫你不要远离张副主席吗？”    张海忙说：“张副主席让我上楼问问，看你是否起床，他说有事要找你。”    周恩来感到奇怪：难道他会这么快就悔悟吗？昨天刚跑过……    他无意地看了看天，天仍然灰蒙蒙的，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张国焘玩弄的调虎离山之计，张国焘肯定要逃走。    “快下去看看，他可能跑掉了！”周恩来急促地对张海说。    等张海跑下楼一看，哪里还有张国焘的影子？周恩来与李克农走进张的房间，张国焘果然不见了，连那只小皮箱也不翼而飞了。    有了昨天武昌寻找的经验，李克农吩咐：邱南章到江汉关码头，防止他乘渡轮跑到武昌，其他人赶快分头寻找，重点仍是旅馆饭店，不要造成太大声势，以免引起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注意。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警卫战士几乎全部出动，一条街、一条巷地认真查寻。商店、理发店、饭店、旅馆、电影院挨着查找，直到中午，也没有见到张国焘的影子。    李克农向周恩来请示：“汉口人多店多，仅靠这十多人，根本查找不过来，能否让武汉地下党配合行动？”地下党的同志多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汉口的街道、饭店较熟悉，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咐：不要造成太大声势，只能秘密地暗中查寻，找到后立即报告，由办事处出面交涉。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幕笼罩着汉口，奔波了一天的李克农仍未找到张国焘的线索。    他综合了一天的查寻情况，判断，张国焘此次出走，决不可能过江到武昌去，手提小皮箱，箱子中有大量钞票，估计会在汉口寻一家豪华的旅馆住下，同时，张国焘连日奔波，本人又肥胖，决不会步行乱跑，一定会乘坐黄包车行动。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办事处同志到各繁华地段的饭店宾馆寻找，并通知地下党，从黄包车工人中寻找线索。    很快，武汉地下党送来情报，说今天早晨一老工人拉了一个长得白白胖胖、手提小皮箱的人到江汉关码头，因天色尚早没有渡轮，后又折了回去，据说朝江汉路一带去了。    李克农得此情报，立即带上吴志坚、邱南章重点在江汉路一带查找。    突然，一个拉黄包车的工人走到近前，塞给李克农一张纸条。原来是武汉地下党查找到了线索，说张国焘就住在前面豪华的太平洋饭店。他立即赶到，果然，在饭店登记簿上，找到了“张特立”的名字，住在二楼一个豪华房间里。    张国焘此人，脾气非常执拗，别人不劝也罢，越劝他反倒越固执。任凭周恩来、李克农怎样劝说，他说什么也不回办事处。周恩来与李克农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那好，你真不愿意回去也罢，可以住在这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让吴志坚、邱南章两位同志陪你住，他们对武汉情况很熟悉。你愿去哪里，需要用车，通知克农就是了。”    下楼后，李克农叮嘱邱南章：“他到哪里去，你们就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你们两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    次日一早，张国焘借口要上街散心，让邱南章到办事处去向李克农要一部车来。邱南章刚走，他便冲下楼来，坐上一辆黄包车便向江汉关码头奔去。吴志坚见状，知道他又要渡江去武昌，连忙叫了一辆车，抄近路赶到码头。    张国焘回头看了看，没有见到吴志坚追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暗自高兴。一下车，便直奔渡轮。快到渡轮边，只见吴志坚微笑着朝他走来。他心中一惊：“这小子怎么这么快就追来了？”    他没有答话，径直上了渡轮。此时，渡轮汽笛已响，工作人员正准备抽去跳板。张国焘走在前边，抢先上船，吴志坚紧紧地跟上船。就在吴抬脚登上渡轮那一霎那间，跳板抽去了，他的另一只脚还正在空中。张国焘见状，立起歹心，趁势将吴志坚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他推到江中淹死，自己好逃跑。可是机警过人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旁边乘警的胳膊，奋力一跳，稳稳地站在甲板上，避免了这场灾祸。    当晚，吴志坚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李克农汇报上午发生的事。他怒气未消地说道：“以后能不能趁张国焘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李克农在一旁也幽默地说：“小吴啊，常言道：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你别淹不死人家，反而搭上你这条小命！到那时，我到哪里找你这么机灵的副官呢？你看那张国焘，肥头大耳，是大福大贵之人，自有神仙相助哟！”    一席话，说得吴志坚忍不住笑了起来。    听完吴志坚的汇报，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长江局负责同志召开会议，讨论处理张国焘的意见。李克农又详细汇报了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以及在武汉五天来的种种表现。经过认真研究，长江局草拟了关于张国焘的三条处理办法：一是回延安工作；二是向党请长假休息；三是申明退党，党开除之。    4月16日，张国焘又一次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声称要亲自向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下午，周恩来带着邱南章，陪张国焘到武昌拜见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收到蒋鼎文、胡宗南的密报，说中共领袖、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已被其“策反”成功，秘密送到武汉，不日即可引见给蒋介石。他对此事颇为重视，指示胡宗南一定设法“保护”好张国焘。    蒋介石见有周恩来在身边，说话不便，便随便问了一下张国焘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情况，匆匆结束了这次尴尬的会谈。    4月1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根据张国焘的表现，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中央复电同意长江局提出的三条办法。周恩来、李克农亲自来到太平洋饭店，向他正式传达了中央的三条办法，供他选择。    张国焘立即表示，第一条，回延安工作，根本行不通；可在第二条或第三条中选择，并请求闭门反思两日，考虑成熟后再作答复。    李克农等刚走不到一小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来到饭店，与张国焘密谈。原来，此时国民党特务们刚侦知他住在太平洋饭店，蒋介石特令戴笠、胡宗南约见张国焘。戴笠向张国焘表示，蒋委员长十分敬佩你的才华、资历和威望，请张国焘早下决断，脱离共产党。张国焘当即表示，愿意离开共产党，与蒋委员长合作。    戴笠与张国焘又秘密协商了一套逃出旅馆的办法。为了不制造太大麻烦，决定由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特务负责“接待”。    戴笠走后，张国焘借口天气寒凉，让吴志坚回办事处，为他取一条毛毯。    晚上11时左右，邱南章正准备休息，而张国焘仍伏在桌子前写着什么。突然，一伙国民党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太平洋饭店楼下。他们冲上了二楼，一个特务拦腰抱住邱南章，其他几个家伙提起小皮箱，架起张国焘便往外走。    邱南章高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抗议！”    “上面？这就是受上面的指令干的！”一个特务小头目答道。    特务们拥着张国焘钻进了汽车，邱南章也冲出饭店。那个小头目叫道：“邱副官，要人可以到胡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司令部去，我们会保护好他的。”随即，他吹了声口哨，汽车直奔江汉关，乘夜色渡江往武昌方向逃去。    邱南章回到房间，发现桌上留有一张纸条，是张国焘留给周恩来、李克农的便笺，只见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    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是张国焘早已与特务们联系好的。    邱南章赶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李克农汇报了特务们抢走张国焘的经过，并将张国焘留下的纸条递了过来。    张国焘的逃跑，并没有出乎他们的意料。    当即，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博古、王明等人以长江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逃跑的经过，草拟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草案，建议中央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同时要防止国民党利用张国焘分裂原红四方面军的企图。    当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长江局对张国焘的处理意见，并正式作出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李克农诙谐地对邱南章说：“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对于张国焘，我们已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答应给他送条毛毯，决不食言。你再去一趟武昌，将这条毛毯送给他，告诉他中央的决定，希望他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好自为之，不要走得太远。”    张国焘叛逃后，一度受到蒋介石和戴笠的青睐，他也表示愿为反共尽力。但蒋介石对付叛徒，向来采取“用其才不信其德”的策略，并没有委他以重任。他只在戴笠手下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特别政治研究室”主任的官职，专门研究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的工作。    当李克农从桂林回延安，主持中共的情报工作后，在一条秘密战线上，李克农成为与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国民党特务进行较量的强有力对手。    昔日的革命战友，居然成了日后战场上的对手。    这并不是历史的误会。    在武汉短短的数日，张国焘的确领教了李克农的厉害。难怪他会不止一次地喟然长叹：“碰上李克农，算我倒霉！”

1938年9月，日军沿平汉线和长江水陆并进，猛扑武汉。李克农已得到可靠情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分三路向武汉包抄，一路沿通山大路直扑咸宁，一路会同海军沿江进袭武汉，一路直插岳阳。武汉陷落已是时间问题。    武汉街上巳出现混乱局面。敌机不断轰炸市区，国民党军政大员早已逃之夭夭。武汉的撤退工作正在急速地进行。    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李克农与新华日报社负责人潘梓年、徐迈进正在紧张地商议撤退事宜。    撤退工作，李克农已作了周密准备。设备已装箱，文件已捆好，只等中共长江局下达撤退的命令。    走陆路还是走水路？李克农颇费脑筋，走陆路由武汉撤到长沙，比较安全，便于疏散隐蔽。但道路拥挤，况且大批印刷设备要运走，需征用许多卡车，在车辆极为紧张的撤退时刻，无法一下子搞到这么多车辆。    走水路由武汉沿长江西撤，可以包租民轮，轮船容量大，可以解决交通工具不足的困难。但敌机已完全控制了制空权，长江中的船只成为它们轰炸的重点目标。走水路，危险性大。中共长江局决定，考虑要将新华日报社大批印刷设备撇往重庆的实际情况，争取走水路。李克农运用各种关系，终于租到一艘民轮--“新升隆”号小火轮，除了可以装载全部机器设备外，还可以乘数十人同行。    周恩来等人决定，由李克农率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新华日报社人员以及湖北省委同志乘轮西撤，编成一个临时大队，李克农对外称“队长”，徐迈进为“大队副”。钱瑛、夏之栩、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随撤。    临行，周恩来拉住李克农的手说：“你虽先期撤离，但肩上的担子不轻啊！随撤的有‘八办’系统、新华日报社、湖北省委机关，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系统不同，组织复杂。大多数是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文化人，一定要保证地们的安全啊！”    接受完任务，他立即与潘梓年带办事处警卫战士轮流守候江轮，连夜装船。他将各系统人员编成名册，分组负责管理。    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炮声，局势十分紧张，但撤退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    码头上，数以百计的难民涌向江边的大小船只，几十个难民强行登船，负责警卫的龙飞虎向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日寇快要到来了，难民们迫切离开武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决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管！他果断地命令：“告诉同志们，尽量多收容难民！”    约50名难民登上了轮船，他们感激地向八路军官兵致谢。        突然，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呼叫着奔上船来，站在李克农身边的王安娜立即叫道：“是简·尤恩。”    简·尤恩是加拿大护士，几个月来她随白求恩、柯棣华医疗队曾在华北八路军那里工作。李克农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过她。她怎么来到了汉口？    不等李克农开口，站在他身边的王安娜忍不住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正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来汉口呢？”    简·尤恩来到李克农面前，简单汇报了从华北来武汉的经过。她对现在武汉危急的形势一点也没有感到。李克农命令道：“我们得尽快设法把你送走！去香港？还是去重庆？”“那样吧，我就坐这只船去重庆吧？”简丝毫也不感到遗憾地说。    “那你就与王安娜住在一起吧！”笑容满面、永远保持诙谐乐观态度的李克农点了点头。    就在船工抽去船板的那一瞬间，从远处跑来两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敏捷地跳上甲板，抓住船舷。    李克农望了望，“原来是你啊！我还认为你早走了呢！”来人笑了笑，擦着汗，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员李延禄及警卫员。李克农看了看表，向身边的船长命令道：“开船！”    1938年10月21日下午，满载物资和人员的小火轮启航了，开始那多灾多难的航行。    汽船离开了汉口，沿着长江西行，由于收容了大批难民，甲板上挤得密密麻麻。轮船载重过多，速度很慢，像一只老牛一样，气喘吁吁，向西爬行。    天渐渐黑了，刚离开汉口几十里，轮船便在离岸不远处抛描。在船长室，素有航行经验的船长告诉李克农，此处江道弯曲，暗礁密布，前几天有许多船只在此沉没，夜间航行太危险。    第二天早上，轮船早早启航，转过险滩，驶向嘉鱼。李克农早已得知，日军飞机通常是在早上8－9点之间开始行动，一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停止轰炸。只有那些停滩而又看不到人踪的船只才能幸免。    大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他看了看表，已近9点，日军的飞机很快便要来轰炸。他果断地命令，立即停航，全部上岸，到附近的村落中，下午3时再回到停船的地方来。    带着孩子的妇女们不愿离船。李克农留下正在生病的张海清和几个哨兵，严密保护好船上物资文件设备。他命令：听到飞机声要立即就地隐蔽。    上岸后，李克农望了望蓝天，天空晴朗，正是敌机出动的好机会。他不安地对夏之栩说：“老夏，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每天只能航行几个小时，怎么能走得远？”    下午2点，敌机仍没有来。一些习惯于坐办公室藏书看报的报社工作人员，已感到疲惫，他们开始向岸边走去，抢先上了船。一些难民怕船只提前开，也飞快地跑回船上。    约有一半的人已上了船，还有一群人坐在堤岸上高声谈论着什么。李克农刚到堤上，突然听见巨大的轰鸣声，他望了望船只，船长仍在岸边，船只并没有起动。    “糟糕，一定是敌机来了。”李克农向堤上的人高喊，“全体隐蔽，注意飞机！”说话间，四架敌机在空中出现，并以极快的速度向船只俯冲过来。    “散开！”站在堤内的李克农叫道：“不要聚在一起，分散！”说着他一把将身边的夏之栩按倒，“快卧倒！”    被突如其来的飞机吓呆的人群，惊恐地望着天空。    炸弹呼啸着投下来了。飞机飞得很低，翼上的“太阳”、驾驶员那狰狞的面孔，都看得很清楚。巨大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    几颗炸弹准确地落在船上，数分钟后，船上燃超了熊熊大火。船上的人们纷纷从火中跳进江中。    “快点，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躺下，别动！”李克农不顾自己的安危大声命令。这时人们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像落荒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    凶残的敌机投完了炸弹，又一次猛扑过来，用机枪向江中猛烈扫射。    李克农怒不可遇，命令：“警卫员，架起枪，揍这个狗日的！”    飞机的轰炸持续了30分钟，轮船在大火熊熊中慢慢下沉。这是1938年10月23日下午3时左右，湖北嘉鱼燕子窝江岸上发生的一场灾难。撤离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李克农立即奔上岸边，一片悲惨的景象。    堤岸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王炳南、王安娜惊恐地趴在地上，几个受伤的同志正在痛苦地呻吟着，杂草丛生的堤岸边，躺着几具尸体；轮船上大火熊熊，正在徐徐下沉。再看江中，漂浮着十几具尸体，有几个同志正在水中挣扎。    目睹此惨状，李克农强忍住悲痛，果断地命令：“赶快抢救伤员，打捞物资。”    几个渔民扑入江中，将一个个奄奄一息的人救超，将一具具尸体拖上岸。    大部分人不谙水性，落到江里的人生还的希望很小，而绝大多数物资已化为灰烬。    “炳南，你和这两位女士一起到离这里最近的农家去，请他们给准备一下开水、毛巾等，此外的必需品恐怕在农家是弄不到的。我们随后将全部伤员抬到农家去。”李克农命令道。他转过脸来，对着王安娜和简·尤恩，用他那少有的柔和的调子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未回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两位还懂点医学。我们得先考虑一下怎样治疗伤员。”    李克农马上与夏之栩、徐迈进、龙飞虎紧急决定：将伤员抬到村里医治，统计伤亡数字，安慰民众，打捞物资，做好善后工作。    他指挥把伤员抬到农家去。手巾和作绷带的纱布少得可怜，脱脂棉根本没有，最后只好找了点刚采摘来的棉花、去掉里面含油的棉籽，然后再用土制苏打蒸煮，使它们有吸水性。出色的护士简，有一套在异常简陋条件下进行抢救的办法。没有镊子，她立刻把一双筷子放在沸滚的热水中，然后用它取出伤员腿上的弹片；中国的烧酒，成了药用酒精的代用品。    据统计，新华日报社与办事处伤亡惨重：报社及其印刷厂有16人遇难，印刷机器等设备及随船行李全部沉没；办事处牺牲9名同志。    李克农带领着新华日报及八路军办事处幸存的人员，含着眼沮，忍着悲痛向遇难同志遗体告别，将他们掩埋在江堤边。船长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被炸死。李克农安慰了失去亲人的船长，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另找出路。    将近傍晚，李克农将全部幸存者组织起来，约80多人。他说“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必须设法尽快地向前行进，因为我们的情报来源已被切断，敌人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李克农提议：“把各人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管什么情况，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大家不能忘记，我们是八路军，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他斩钉截铁地说：“否则，我们便寸步难行，这是铁的纪律。”    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凭借出色的组织才能和长征的丰富经验，他将全体人员分成八组，组织了一次小长征。钱瑛、夏之栩、徐迈进等被指定为各组负责人，将警卫班战士分到各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正当李克农与各组组长研究行军路线时，有一位当地的年轻人走过来说：“我姓王，听说你们是《新华日报》的，我是《新华日报》的读者，我家离这里不远，现在天已晚了，今天就请你们到我家去休息，明天再走吧。”在危难时遇到这样热忱的关怀，真是出人意料，而使大家顿时为之振奋的是：这证明人民群众是如此炽热地爱护着《新华日报》。    李克农立即询问了周围的情况，然后命令徐迈进等带队先跟这位青年去，同时，派两名年轻记者到附近一个小镇，打电报给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告诉他们这次遇难的情形和生还者的姓名。    然而，电报并没有送到。长沙办事处的人只听说在武汉附近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部被炸，而对李克农的情况毫无所知。    王家待客很殷勤，客人一到，母亲、女儿连忙烧水做饭，用稻草铺成厚厚的地铺让大家睡觉。    检查完各组的同志，劳累了一天的李克农有点疲倦，他躺在地铺上，看着仍未从惊恐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同志们，回想着这一天来的情形。这一切来得确实太突然了，船只沉没，死伤了几十人，机器设备及随船行李全部被焚，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小鬼们”，同志们，警卫员张海清，还有那些天真活泼的年轻女作家，刚20岁的青年摄影师……    他禁不住眼角潮润了。今后的路还很艰难。这里乘船去重庆已不可能了，而新华日报社人员又必须撤往重庆。看来，只有先到宜昌才能搭上船，但此处离宜昌还有千里。日军随时有可能到来，而沿途人地生疏，土匪也不少，困难重重。就是离最近的长沙也有几百里，唯一的电台也被炸坏，与外界联系中断，根本不知道敌人到了哪里！    更让李克农棘手的是，80多人的队伍，大多数是弱不禁风的文职机关、报社人员，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考验，要跋涉千里，恐怕不仅身体上吃不消，精神上也毫无准备。他们仍未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今后或许还要遇上更艰难的形势，况且行李都已被焚，天气一天天变凉，手中的金钱也很有限……    第二天一早，这支队伍又慢慢地上路，真正开始了小长征。有五名是必须上担架的重伤员，可是临时要找到担架和10名抬担架的农民，谈何容易？但李克农还是找来了。    队伍沿着陆路向南行进，空中飞机的轰鸣声又响了，人们有了昨日的经验，纷纷散开，躲进棉田，等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天已接近中午。走到傍晚，只走了30里地。    抬担架的农民都想回家，虽然出重酬，也找不到替换他们的新担架手。    照这样的速度，是很难在日军切断南下陆路前赶到长沙的。    有人提议，把队伍改编成更小的小组，将伤病员留下，就地疏散。李克农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够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据农民说，这一带盗贼很多，特别是最近，见到难民就不加区别地袭击，将他们仅有的财物劫掠一空。我们像现在这样分成大组，又有武装的战士随行，土匪就不敢动手。”    天黑了，队伍停宿在一个村头。因武汉失守，兵荒马乱，沿途村镇居民害怕遭受抢劫，大都闭门不出，或锁上门，往泊有小船的岸边跑去，很快便消失在纵横交错的河汊和湖泊里！    深切了解下层农民生活的李克农说：“他们没有坏心。农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难民呢？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陌生人几乎都是坏人。如果将他们的那一点东西夺走，或者进一步把他们的小船也征用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    李克农继续解释说：“农民们什么过失也没有，我们倒是犯了一个错误哩！成群结队的人使他们产生不安，以后试试用别的办法吧！”    此后，他派几个机灵的孩子做侦察，当发现前面有村庄时，自己便与夏之栩等几个年纪稍大点的人先行，队伍则在离村子不远处休息等候。    “你也一起走吧，高鼻子！”有一次，李克农笑着叫王安娜。    数十年后，王安娜对于当时的情景，曾作过生动的描述：    就这样，我有幸看到李克农那无可仿效的谈判才能。他那圆得像满月的脸，很自然就给对方一种靠得住的感觉，说两三句笑话，叫句“老乡”，最初态度冷淡的农民们也就和他热和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村长的家里，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交谈--农民们实在穷得连茶叶也买不起。李克农并不立即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先是和对方寒暄一番，互相介绍，我也被郑重地介绍了，当然不说我是洋鬼子，而称我为太太，说我是为战争所迫，不得已而踏上这种多灾多难旅程的贵妇。    在敞开着的门口，成群的妇女、孩子，想尽量靠前一些看我。这时候，李克农也和他们开玩笑：“你们是想仔细看一看这个高鼻子的妇女吧？”他就像马戏团的班主一样高叫着。“那就别不好意思，不过，要交参观费呵，一个人一个铜板，碰一碰的要五个铜板！”孩子们哄笑着散开了。坚冰裂开了，孩子们的父亲向我温和地微笑着，亲切地点着头。    李克农问得很巧妙，很快就打听出附近是否有日军。这一带地方很偏僻，不能指望住在这里的人爱国心很强。他们对战争和日军的认识都非常模糊。他们的无知并不亚于他们的贫困。盗贼、军队、贪官污吏不断地纠缠，农民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盗贼与拉夫，是农民们的凶祸之患，在他们眼里，这一切要比他们尚不认识的日军更可怕。    李克农全面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并和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融洽之后，才把自己原来的要求提出来与农民商洽。他先是强调了三点，不管使用什么东西都一定付钱，只住一晚，一切借物都原物奉还。李克农还小声地说：“这是红军一大纪律。”    就这样，李克农以他丰富的经验，卓越的谈判技巧、细致的说明工作，终于打动了农民，一路顺利地行进。    队伍行进了几天，李克农与夏之栩、徐迈进商量，这样走路实在劳累，此处河湖交叉，应该先到洞庭湖，然后再由李克农率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到长沙，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由徐迈进率领到重庆。    李克农与村里的农民商量今后如何行进。几个船夫表示愿意用船把队伍送到洞庭湖去，而且是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的水路，这样可以不被日军发现。李克农详细规划了行船路线，计算了到洞庭湖的行期。船夫们凭经验说，划小船到洞庭湖去要两个星期，从洞庭湖到长沙就很容易了。估计每船8人，10只船就可以载上所有的人。    队伍很快坐上了小船。狭窄的船舱底只铺着竹席，每天晚上人们就像沙丁鱼一样，互相挤着睡觉。李克农带着王炳南夫妇等人在一船上。坐在小船上，李克农开玩笑地说：“高鼻子，你大概连做梦也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坐上这样的小船吧！”    虽然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但毕竟可以吃上米饭、豆腐和辣椒，有时船夫还可以钓到鲤鱼，略微改善一下单调的伙食。    伤员们由于流血过多而身体虚弱，首先要恢复他们的体力。李克农果断地用不多的钱买了鸡，煨成鸡汤给他们喝。但钱毕竟有限，王安娜提出一种代用品，这就是含有大量糖分的甘蔗。从早到晚，可怜的病号们不住地嚼着甘蔗，补充糖分和热量。但甘蔗性寒，直到后来他们一看见甘蔗就觉得讨厌！    王安娜和简·尤恩是队伍中唯一的军医，每天诊病两次，一次是早上，在“船队”出发之前；另一次是晚上，在松明或油灯下。诊病时，李克农带着她们从一条船走到另一条船上，给伤员换绷带，安慰和鼓励他们，增加他们战胜伤痛的勇气。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的伤热很快好转，没有出现并发症，这真是奇迹。    由于行李大部分已随轮船烧掉或散失，人们没有御寒的毛毯和外套，王安娜和简·尤恩仍穿着裙子。时值秋冬，正是感冒的多发季节，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队伍不生病，安全到达目的地？李克农紧锁双眉。    王安娜向李克农提议，每天晚上让每个人喝一杯白干烈酒，会使长时间在船上生活的人们浑身暖和。李克农笑了笑说：“这种药并不坏呵。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只不过战士们大概会抵制抗议喽！因为我们军队是禁酒的！”    李克农婉言拒绝了简的要求。    但第二天，便有几个人夜间着了凉，开始泻肚子。船队被迫经常靠岸，让病人上岸解手。船夫们向李克农抱怨：“这个样子，两个星期怎么也到不了洞庭湖呵！”    安娜和简乘机劝说：“应实施白酒疗法。”    船队中的许多人也急切地望着李克农。    李克农被迫下令，每天晚上睡前，每人喝一杯白干。要节制，绝不能染上酒瘾。    简笑道：“大部分人每天喝一杯白干，脸上都会露出和喝苦药一样的神色，战士们看到开始分配白干便企图躲开，怎么会染上酒瘾？”    李克农开玩笑地说：“那是他们没有尝到喝酒的甜头。我早已爱酒如命了，但也是要节制，再不节制，染上酒瘾，想断可就难了。”    简和安娜的白干疗法居然产生了奇迹。尽管天气越来越凉，又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但竟然没有人患重病。    “船队”经过一周的水上航行，进入洪湖地区。    一个温暖的下午，天气很好，李克农坐在船上，一边沐浴着暖和的阳光，一边向王炳南、李延禄、王安娜等人讲述贺龙和洪湖岸边老花区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李克农缅怀往事，低声哼起了一首歌曲--《少年先锋队之歌》。这是30年代风行苏区的革命歌曲。那优美的旋律，曾激励着当年多少革命青年参加红军，拿起武器起来保护苏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突然，一路缄口沉默的老船夫高声问道：“这、这首歌叫什么？”“你是知道的吧。这是红军唱的歌，叫《少年先锋队之歌》，我们几个都是红军，也就是今天的八路军，你们用不着害怕。”    这时候，年轻的船夫兴奋地叫道：“是啊，叫《少年先锋队之歌》，我们都会唱这首歌，红军的事情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就住在苏区。”    坚冰裂开了。一个星期以来，这两个船夫观察这支队伍，注意着他们的谈话，内心里怀疑他们--着“冒牌”的“8”字袖章的人--是不是红军属下的。现在听了李克农的歌，船夫们开始相信他们了。    老船夫激动地拉住李克农的手，说道：“真是你们啊，我当这辈子你们回不来了呢！”    这句普通的话，道出了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怀念和期盼。    这偶然的歌声，顿时消除了老苏区人民对八路军的怀疑，是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当年的红军就在面前。    沉默寡言的同行者，现在成了健谈的朋友，滔滔不绝对问李克农他们介绍红军走后苏区的情况，倾诉他们对红军的怀念和期盼。    每当船只靠岸，船夫们便首先登岸，告知周围村庄的群众，他们是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群众像欢迎久未会面的朋友到来一样，热烈地欢迎他们。王安娜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经过这么悠久的岁月，红军的名字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现在，傍晚时，李克农、李延禄等身边常常围坐着一些年老的农民和船夫，听李克农他们讲八路军的情况，常常一坐就到深夜。    安娜和简·尤恩自然成为农民们深感兴趣的中心人物。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对两个碧眼高鼻子的异国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常常友好地打量着她们，从本来不多的食物中，找出最好吃的送给她们吃。    天性幽默，爱讲笑话的李克农，自然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的机会。    “喂，你们看啊！”李克农笑着对农民们高声地说，“我们八路军，不仅来自中国南方、北方，海外的外国朋友也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呢！”    每到一处，李克农便与农民们谈话，向农民们做宣传解释工作。    沿途对农民的调查，增加了李克农一行对中国农村情况的熟悉和对广大农民的生活的直观感受。    经过两周的航行，船队进入洞庭湖，彻底摆脱了日寇的追击。李克农与徐迈进等重新商议了行军路线，决定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以《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和部分难民为主，由于迈进、毕朔望、潘梓年等人充领去宜昌，然后乘船去重庆；另一路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为主，由李克农、夏之栩、王炳南等率领，南下长沙，与那里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会合，接受任务，然后绕道桂林去重庆。    李克民对徐迈进作了认真的交代，认为向西去，仍是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的活动区域，群众基础好，群众会支持的，但一定要执行好八路军纪律。沿途不会有太多危险。    然后，大家依依告别。徐迈进率《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很快抵达宜昌，然后分批挤上轮船西行。徐迈进、毕朔望等四人最后一批上船，11月22日也到了重庆。    李克农等率领的办事处工作人员，很快便来到了湖南省北部新市县城。在这里，他向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发去电报，告知燕子窝遇险、辗转来到新市的情况。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与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办事处人员，早已获悉从汉口沿江西行的轮船遭到轰炸，但却不知确切消息，还不知伤亡人数。特别令周恩来、叶剑英担心的是，李克农、夏之栩、钱瑛，徐迈进等一批党的老干部也在其中。日军早已攻占了武汉、咸宁，并已向岳阳进攻。他们的南下退路已被切断，看来生还可能性很小。办事处曾派人多方打探，四处寻问，但都杳无音讯。    当周恩来、叶剑英收到李克农从新市拍来的电话后，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办事处派两部汽车，前去新市迎接李克农一行。    当天下午，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来到新市，李克农率领队伍上了汽车，几个小时后就来到了长沙办事处。    周恩来把同志们接到办事处，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此时此刻，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与难友们紧紧握手，他问候了每一个人，不论是年轻的战士，还是印刷工人，他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问有什么要求。他毫不掩饰地为他们平安无事归来而高兴，为死难的通讯员张海清等人的牺牲而悲伤，“我差不多要陷入迷信了”，周恩来说，“在这三个月中，我失去了三名副官”。    周恩来一把抱住李克农，开玩笑地说：“克公，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历经艰险、率领武汉办事处人员撤退到长沙的李克农，来不及休息，便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从武汉撤退中所经历的种种险境。    周恩来也向李克农通报了近来的军事形势，指出：日军攻占武汉后，很快又攻占咸宁，直逼岳阳。广西省会桂林，在武汉、广州失守后，将成为又一个战略要地。它是我党联络两广、湘、赣及东南各省的交通枢纽，也是我党联络香港、越南、东南亚各地的中转站。我党早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准备在桂林筹备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笑着对李、叶说：“在从武汉撤退途中，我碰巧与桂系首脑之一、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乘坐一车，他同意我们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欢迎克农坐镇指挥。”    听完周恩来的介绍，李克农高兴地说：“这样我们便可更顺利地把办事处筹组起来，并利于开展工作。”    叶剑英笑着说：“克公，你刚从武汉撤回，待休息几天后再带武汉办事处的同志们到桂林去。”    这天晚上，一向考虑周全、认真负责的李克农布置了哨兵，便睡去了。他的确是太累了。    大约凌晨3点多钟，他突然被哨兵的叫声惊醒：“失火了，失火了！”李克农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冲到楼下，只见几个黑影提着汽油桶在向房子洒油，不远处还有一些黑影在纵火烧房子。李克农马上命令，赶快叫醒楼上休息的人们，抢救办事处的重要文件。    周恩来、叶剑英劳累一天，刚刚睡下，李克农连忙带邱南章等几位同志冒着浓烟，冲上楼去，架起了周恩来、叶剑英冲下楼来。办事处的人员和一些贵重物品、文件也被抢救出来了。    到处是火光，街上到处是惊恐的人群。整个长沙弥漫在烈火之中。救火已没有指望了，幸亏通往湘江方面的道路仍可通行。他们一边撤退，一边吹号将周围的居民叫醒。    寒夜已尽，天亮了，卡车也驶出了长沙。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道：“运气还算好”，我们一个哨兵及时发现有人放火。这个哨兵在夜间巡逻时，在月色下看见一个国民党士兵向近旁街角的一所房子点火。哨兵以为这个放火的人是发疯了。当哨兵高声喝问时，放火的士兵只回答了一句话：“这是命令。”    周恩来幽默地说：“多亏了我们的战士发现及时，否则，我们都要葬身火海。”由于长沙大火，原定在长沙休整几日再赴桂林的计划无法实施。李克农不顾疲劳，立即带领着王炳南夫妇、简小姐和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几十名同志，乘坐两辆卡车离开长沙，经衡阳向桂林进发。        11月下旬，李克农一行终于来到桂林，他将王安娜、简·尤恩作了妥善安排后，便积极筹备起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来。奉命先期前来桂林打前站、找房子的刘恕向李克农汇报了他在桂林工作的情况。    由于广西当局对共产党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广西地下党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与他们取得联系十分困难。刘恕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了在上海时认识的昊淞铁路工厂的钳工老张，听说他已随工厂迁到桂林。刘恕终于在工厂门口找到了老张，向他说明，想在桂林租用几间房子。老张一听，十分高兴：“我的一个朋友，在广西银行当经理，通过他或许可以找到。”    这样，经过黄经理介绍，刘恕租下了“万祥糟坊”老板黄旷达先生的一幢二层小楼；接着他又到阳朔附近租了七八间民房，作为仓库用；又到距市区数公里的莫北村和金家村租了几间民房，准备作为电台、招待及安置家属使用。此后，他又到旧货摊上买了一些旧家具，迎接李克农等人的到来。    在李克农到达桂林前，白祟禧已派秘书谢和赓先期从南岳返回桂林，向省主席黄旭初转达了白崇禧在武汉撤退途中与周恩来商定的口头协议，以便使黄旭初放下心来，对李克农以礼相待。口头协议的内容是：桂系同意中共在桂林设办事处，中共表示“不挖桂系墙脚”，即不在广西发展共产党，也不在桂系的军队中发展共产党。谢和赓还特别强调了白崇禧的意见：广西当局要保证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黄旭初闻言，双眉紧锁。    他疑惑地望着谢和赓，说：“德公、健生离开广西时专门交代，要防止蒋介石、共产党势力渗入广西，现在却要放共产党进来，白老总究竟是什么意思？”    谢和赓笑着说：“黄主席，现在国共已经合作抗战了，中共也无非是在这里设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且保证不挖我们的墙脚，难道他们能比老蒋对我们的威胁更大吗？联共抗蒋、以保广西，这是我们早就定下的方针，难道黄主席忘了吗？”    闻听此言，黄旭初如梦初醒，心中暗想，还是健生考虑周详。老蒋时刻都想吞并广西，团结共产党对抗老蒋，太妙了！    李克农掌握了黄旭初的复杂心态后，就在桂系民主派人士陈此生陪同下，主动到王城八桂厅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黄旭初个子矮小，眼睛不大，眉毛却很浓，外貌酷似普通的中学老师。但他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不经过深思熟虑，是不轻易发表议论的。他审人，从不疾言厉色，向来是态度平和，讯问过后，即用笔批示枪决。他对广西剿共极为积极，曾捕杀过大批广西地下党员及革命群众。    尽管事先已经得到白祟禧的关照，老谋深算的黄旭初仍对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忧心忡忡。寒暄之后，他直截了当地问：“广西有没有共产党？”    作为红军谈判专家，李克农素以机智沉着、善于应对著称。他不慌不忙、镇静自若地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    黄旭初没料到李克农如此坦诚、痛快，吃惊地竟一时不知作何答复。他心中暗想：人称李克农是共产党的谈判专家，八路军中难得的干才，今日相见，果真名不虚传。他既然当面保证不找广西的麻烦，我们也决不能对他们无礼。想到这儿，他笑了笑对李克农说：“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健生已向我通报了，欢迎你们方持广西团结抗战，卑职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向贵军提供方便，并保护你们的安全。”李克农从黄旭初的八桂厅回来后，在桂北路138号黄旷达的万祥糟坊门口，公开挂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    办事处建立之初，工作人员主要集中在黄旷达的二层小楼上。这里设有办事处的公开电台，李克农亲自坐镇指挥。城北数公里的莫北村及金家村的民房，主要用来安置过往同志及八办家属，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这里。此外，在城郊还设有办事处的军用仓库，从国民党方面领取的军用物资都暂时存放在这里，一些海外华侨向八路军、新四军捐赠的物资，也经常暂存于此，以便再作转运。    李克农依靠桂林八路军办事处20多位同志，在极其复杂面险恶的环境中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使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为大后方民主进步势力的汇集地，成为举国关注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    桂北路138号的这幢楼房，开了两个大门。左边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右边是房东黄旷达卖酒的大门。进门的堂屋是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面露着大酒坛的口子。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一度使黄旷达的买卖兴旺起来，许多人来买酒是出于好奇，想瞧瞧八路军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时，桂林作为广西省会，各派政治势力都极力渗透，政治局面极为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附近设立了活动据点。对办事处进行日夜监视。他们还常常化装成小生意人、鞋匠、人力车夫、板车夫等角色，终日散布在办事处周围。只要办事处人员一外出，他们就暗暗地跟踪盯梢；有时，他们还公开在大街上给办事处人员制造麻烦，刁难寻衅。    八路军办事处在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活动，而这里却是中共中央与南方各省、香港及海外联络的枢纽。党的文件和情报在这里中转传递，新四军及南方各省党的各级干部也常从这里过往，同时它还直接领导着各地迁到桂林的文化单位、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及党员，一些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也受这里的李克农领导。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环境中工作，稍有不慎，便会给特务们以可乘之机，让桂系抓住把柄，不仅影响党对桂系的统战工作，而且也会给各地党组织带来重大损失。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李克农，足智多谋，采取种种办法战胜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规定，八路军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党纪、军纪，做好保密防奸工作，每天的碎纸篓中的碎纸，即使是不重要的，也要由值班人员监督烧掉。没有组织的批准，不准将陌生人带进办事处，更不允许将文件随便带出办事处。    为了对付特务的监视，李克农规定，办事处人员穿军装时，就从办事处的大门出去，穿便装时就混在来糟坊做酒生意的顾客中出入。来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或是汇报工作的，也都装作买酒的顾客从糟坊出入，使特务们无法辨认，便于摆脱盯梢和跟踪。李克农本人也经常利用参加宴会等公开方式，与秘密党员进行联络。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李克农设法搞到了一辆很阔气的小汽车。通过桂系上层的关系，挂上了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牌号的高级汽车，都不敢刁难。利用这部汽车，他摆脱了国民党军警特务制造的麻烦，接送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有时躲避空袭或执行紧急任务，遇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时，国民党军警看到这样高级的汽车，以为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驾到，急忙上前开路，让车子顺利通过，大大便利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    使用小汽车的机会和场合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任务还要靠办事处人员出去步行执行。由于特务的严密监视，有时派出执行任务的同志早出晚归走了一天，也甩不掉尾巴。后来，李克农决定，改换骑自行车出去执行任务，这样即使被特务盯上了，也会很快甩掉。这一招果然灵验，望着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特务们只能望尘莫及。    但很快，特务们也装备上了自行车。你骑自行车出去办事，特务便骑上自行车盯梢，在大街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自行车越野赛。    李克农启发大家多动脑子，再想出摆脱特务跟踪的办法。办事处人员常常把自行车早早就准备好，大门一开便冲出去，特务们措手不及，跨上自行车追来时，办事处同志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有时同志们冲出来后，特务们在后边拼命追赶，他们便与特务们在大街小巷里兜圈子，直到看见没有人盯了，才去执行任务。特务们发现这个规律后，便也做好了准备，你一冲出门，他就紧紧地跟上，死咬住不放。李克农又想出了新办法，命令几个同志一块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面奔走，在使特务们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果然这个办法十分收效。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特务们从房东黄旷达身上开刀，企图通过黄旷达获取有关办事处的情况，或逼迫黄家赶走八路军办事处。    开始，他们详细调查了黄家的情况，百般利诱黄家的小孩子，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办事处人员活动的情报。    李克农早已认识到黄家对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重要性，无论多忙，他都要下楼看望黄家，询问他们的生活、生意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39年初，黄旷达的父亲不幸逝世，李克农专门派阿曾带几位同志帮助料理丧事，出殡时，还特地派军乐队送葬。    从亲身体会中，黄家感到八路军办事处及李克农是值得信赖的。国民党特务们暗中用小恩小惠引诱黄家孩子，企图得到情报的阴谋很快便破产了。于是他们便公开派人对黄旷达进行威胁和恐吓，命令黄家立即逼办事处搬家，声称“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不要中共产党的毒”。黄旷达不畏威胁，根本不听特务们那一套，只是随便应付了一番而已。李克农闻讯，立即下楼紧紧握住黄旷达的手，感谢黄家对八路军的信任和支持。    1940年秋，国民党正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更为险恶。有些特务居然站在办事处门口盯梢，肆无忌惮，气焰嚣张，给办事处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李克农知道后，故意把办事处的大门敞开，昂首站在大门口，目光如剑，正气凛然，怒视着特务们。他的无畏精神吓得特务们心惊胆颤，急忙溜走。    李克农不仅对敌斗争非常坚决，而且善于做思想工作，在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办事处没有一人消极悲观和怕死变节的。    办事处勤务员小王，是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特务牢牢盯住，并被带到特务机关。特务们欺负他年龄小，又是刚入伍不久，缺乏工作经验，企图迫其就范，小王镇静地回答：“不知道，我是才来的勤务员。”一个涂着鲜艳口红、手夹香烟的女特务说：“你以后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告诉我们，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比你一个月才几块钱的津贴强多了。”为了表示她的许诺是真诚的，她立即写了一个地址，约小王当晚就去找她。特务们企图使用金钱、美女的卑鄙手段来腐蚀办事处的战士。小王回到办事处，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报告。    李克农听完，开玩笑地说：“想不到小王交上桃花运喽。”小王着急地说：“她是女特务，要拉我下水，我说什么也不去！”“为什么不去！”他收起笑容，正色地说：“特务们要摸我们的底，我们可不可以摸他们的底呢？这是摸他们底的好时机，你敢不敢去？”    小王当晚便奉李克农之命再入虎穴。特务们以为小王动摇了，殷勤地向他敬烟递茶，女特务不仅向小王布置了所谓“任务”，而且规定他们“约会”的暗号、办法。临走，她拉住小王的手说：“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清苦，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这些钱你拿着，改善一下生活吧。”说着，将一叠钞票塞到小王的衣袋里。    回到办事处，小王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汇报，查明，原来特务们的主要使命，是侦察我们在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以便于破坏。李克农看着小王，说：“很好，你的任务完成得很成功，这是难得的锻炼机会。不过，他们在你身上下了这么大功夫，又给了你钱，你在这里的处境将会十分困难，特务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准备把你调到重庆办事处去。”    不久，小王便奉命乘坐运送军用物资的军车秘密离开桂林，转移到重庆办事处去了。
广州武汉失守后，广西成为中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桂林成为联络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以至于延安联系的中转站，更是国内通向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上的咽喉。海外支援国内的抗战物资，主要通过这条通道运进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了桂林行营，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坐镇桂林，统一指导长江以南几个战区对日作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不是一般的办事处，它是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李克农以南方局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桂林全权负责，对外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    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均由李克农亲自领导，单线联系。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周恩来、李克农派到白崇禧身边的绝密人物谢和赓及神秘人物刘仲容。    谢和赓，广西人，其父谢顺慈与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谢、马两家为世交。谢和赓倾向革命，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1935年左右，他到泰山拜访冯玉祥，深受冯的器重。冯玉祥写信把他介绍给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叹服谢和赓的才华，时值广西急需用人之机，谢与白同为广西人，并且与马家是世交，因此，深得白崇禧重用。白的夫人马佩璋又将她唯一的表妹杜荣嫁给谢和赓。这样，谢和赓这位秘密的青年共产党员，便进入白家的亲戚圈子。经过三年的工作实践和悉心考察，白崇禧对谢和赓极为放心。抗战爆发后，白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    在李克农主持八路军南京、武汉办事处期间，谢和赓按照长江局的指示，只与周恩来、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他利用机要秘书的特殊条件，按照白崇禧的嘱咐，起草了一份洋洋洒洒达万言的《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该建议书深得白崇禧、刘斐的赞赏。谢将此建议书交给李克农转呈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指正。这份建议书在周恩来、李克农的进一步修改下，被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阅后，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接受了中共的游击战思想。李克农兴奋地用那胖胖的身子拥抱着谢和赓，鼓励道：“小鬼，真行！”    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便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熬了三天三夜，终于写成，交给李克农转交周恩来亲自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删画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望着李克农憔悴的面容，谢和赓深知李克农与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喜愧交加，按照李克农的指示，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大办公桌上。    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长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官员进行训话。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位国民党军事领袖对高级军政干部训话的讲演稿，完全出自一位共产党员之手，并且得到过共产党领袖的热情删改与斟酌！撤离武汉，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谢和赓也随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工作。中共南方局指示，谢和赓仍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为了确保安全，由当时在白崇禧身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刘仲容作为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刘仲容也是广西人，父亲刘成烈，乃桂系元老，曾任桂系驻平津办事处主任，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并实际上为党工作过。受其父影响，刘仲容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共的亲密朋友。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桂系另一首脑人物王公度是同学。1935年8月，在广州，他被王公度介绍给桂系首脑李宗仁。    经过严格的考察，刘仲容获得了李宗仁的信任和重用。他的确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共产党员刘仲华的领导下，已参加了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由刘仲华单线联系。    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桂林行营主任，坐镇桂林指挥长江以南各战区的军事。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迁到湖北襄樊，李宗仁即将带刘仲容前往。李克农获悉后，立即指示刘仲容、谢和赓利用李、白即将分手，正在安排人事的机会，请白崇禧的亲信刘士毅出面，建议白将刘仲容留在桂林行营工作。白久慕刘仲容的才华和为人，经与李宗仁协商，任命他为桂林行营参议，负责行营对外联络工作。    李克农主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继续与谢和赓保持单线联系。李克农正式通知刘仲容：利用负责行营对外联络的便利及白崇禧委任的公开身份，充当李克农与谢和赓之间的秘密联络员。除了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可以进行秘密来往。面对广西复杂的斗争环境，李克农十分关心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要冷静沉着，保持高度的警惕。当他获知刘仲容身边无枪时，特地送给刘一支左轮手枪，以备防身之用。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十分关注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的位置，曾不止一次地嘱咐李克农务必做好谢和赓的保密安全工作，并让李克农转告谢和赓：“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    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带领办事处人员排练抗日救亡演出的节目，谢和赓突然急匆匆地来到办事处。按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允许谢和赓直接与自己联系的，更不用说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上门联系了。李克农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急事。他让大家继续排练，自己带着谢和赓上楼谈话。    谢和赓是前来向李克农报告紧急情况的。原来，谢和赓的出色工作，获得白崇禧的信任和重用，但却引起桂系少壮派潘宜之、邱昌渭的嫉恨。他们极力拉拢谢和赓参加他们那一派，谢牢牢遵守李克农的嘱咐，决不参加桂系内部的派系斗争，于是他们便怀疑谢和赓“紧跟白崇禧”是别有所图，向李宗仁与郭德洁出主意，请他们出面向白崇禧建议，提升谢和赓为“少将”。谢和赓闻讯，感到事关重大，拿不定主意，急忙找李克农商讨对策。    李克农也感到问题似乎很严重，立即问道：“他们是不是觉察到了一点什么蛛丝马迹？”    “不会。我一向谨慎小心”，谢和赓肯定地说，“他们是看见我少壮而不跟他们一派，他们不放心，想调虎离山。”    李克农接着问：“调到哪儿去？”    谢和赓笑了笑说：“升级升官。当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兼广西绥署政训处副处长，还要特批政训处副处长的军阶与处长相同，是少将衔。”    李克农点了点头，又问：“白崇禧是什么意见？”    “白只是征求我个人意见。”谢和赓望着李克农，见他正全神贯注地听着，继续说：“我早已成竹在胸，知道他需要我来操办回教的事，我就说：你不是要我重视全国回教协会的工作么！除了行营秘书工作外，我想回教这项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觉得适当，调任我为政训处副处长，仍然是上校，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不愿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我的组织能力不行。白听到我提到回教的事务，因为我刚代表他到西北回教地区跑了三个半月，他很满意；这次，他听了便说：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我把你需要兼办的工作等情况，向德公报告好了。”    李克农听完汇报，笑着使劲拍了拍谢和赓的肩膀说：“小鬼，你已经把事情妥善处理了，还假惺惺向我求教，你也学会耍鬼了！”    谢和赓调皮地说：“克公，这可是你教我的啊！”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一生认真谨慎的李克农，在与绝密人物谢和赓单线联系中，也曾有过一次不够谨慎的失误。    1939年春天，金山、王莹率领抗敌演剧二队应桂系当局邀请，来到桂林，筹备访问南洋各地的募捐演出。金山、王莹是当时影剧界的明星，他们表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曾轰动当时大后方。为了筹组抗敌演剧二队，王莹把自己的积蓄和贵重首饰变卖了，全部作为演剧队的经费，曾受到郭沫若、洪深的点名表扬。他们在五战区的慰问演出，给李宗仁、白崇禧及谢和赓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金山、王莹率演剧队到桂林演出，然后由广西省政府出钱，资助他们赴南洋演出，向华侨宣传抗战，募集抗战救国的资金和物资。    剧团到桂林后，李克农便将抗敌演剧二队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名义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文艺青年组成，实际上在桂林筹备出国期间，归李克农领导。    有一次，在七星岩躲空袭出来，李克农与金山、王莹站在公路边谈话，商议在剧团内成立中共特别党支部的事及出国准备演的剧目。三个人谈得很热烈。一边谈一边慢慢走。李克农暗想，如果能与谢和赓交换意见该有多好啊，可是一连找了几天，也没有见到他的踪迹。    正在此时，迎面开来了一辆敞篷吉普车，李克农认出这是桂林行营白崇禧的车子，他眼睛不由得一亮，立即发现了乘车的青年军官正是他要寻找的谢和赓。李克农喜出望外，挥手大声招呼：“谢和赓！谢和赓！”    坐在吉普车上的谢和赓顺着声音，认出了是穿着长衫、戴着黑色眼镜的李克农在喊，因而犹豫着停不停车，但是司机已经闻声把车刹住。谢和赓望见李克农在大庭广众之下招呼他，身边还站着一男一女，心中不由得怦怦直跳。    一年前在武汉，谢和赓因为年轻气盛，工作经验不足，有时没有注意掩饰自己的身份，已经挨过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了。那次他应王莹邀请，到郭沫若家作客。在郭家的客厅里，许多文化人在谈古论今，作诗绘画。谢和赓跟当书法家的父亲谢顺慈也学得两手，一时手痒，也挥毫写来。此时，周恩来到了，见了谢和赓，当即沉下脸来，在与别人寒暄后，对谢和赓未予置理。事过后，董必武亲召谢和赓给予严厉批评，并转达周恩来的话：“如果下一次再见到谢和赓出现在郭家的客厅，就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而此时，李克农却在环境如此复杂的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与自己联系，他感到吃惊。他仔细看了看那一男一女，不是外人，正是金山与王莹。他此时乘车出来，正巧是奉白崇禧之命给剧团送5000块现洋作活动经费，另外送4000块现洋给金山、王莹作营养费。于是他犹豫了片刻，打开车门，跳下车。    李克农招呼谢和赓下车，是想让谢和赓一起参加剧团出国计划的起草工作，有他这个“知情人”参加，所订的计划，更易于获得李宗仁、白崇禧的正式批准。    这四个人突然聚在一起，却使谢和赓、金山、王莹三人一下都明白了，都是组织里的自己人。原来因单线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上的了解，由此都沟通了。当时，谢和赓正在追求王莹，王莹惊喜地凭此识破了在桂系营垒中的谢和赓的秘密。    一贯办事谨慎的李克农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意。按规定，金山、王莹、谢和赓都由自己单线联系，他们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况且不到万不得已，不允许与谢和赓直接联系，更别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善于应付各种局面的李克农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他警惕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幸好，当时因为忙于躲空袭，国民党特务早已不知溜到哪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后果。    事后，李克农电告南方局，向周恩来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请求组织上给予处分。    为了这次在公开场合的会面，周恩来将李克农狠狠批评了一顿。在周恩来与李克农数十年的战斗生涯中，这恐怕是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唯一的一次批评。    1955年春，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北京时，董必武设家宴为他俩洗尘。董老还请了李克农、田汉等作陪。酒酣之时，董必武还开玩笑地提起李克农的这次疏忽，笑呵呵地说：“克公真是智者千虑，也还有一失。幸亏特务不灵，要不和赓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喝酒了。哈哈哈。”    李克农也开玩笑地说：“要不是这次疏忽，王莹怎么能知道和赓的真正面目而嫁给他呢？他们两位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开怀笑了起来，王莹、谢和赓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为他们封闭的主要目标。    从空中到地上，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重重关卡。    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注李克农及桂林“八办”的安危，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严重的时局，指示他在紧急疏散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    1941年1月21日，李克农带着一部小汽车、一部卡车，满载着物资和撤离人员，在广西省政府小车的引导下驶出了办事处大门，国民党军统特务瞪着眼睛，眼睁睁地看着李克农从他们身边驶过。    由于桂系的“礼送出境”的友好政策，国民党特务慑于桂系的屡屡劝告，在桂系的势力范围内不敢造次。因此，李克农一行在广西境内未遇到太大的麻烦，很快便到了贵阳。    国民党一上校特务奉命来见李克农，表面上非常客气，请李克农一行留下来多住几日，帮助贵州军界出谋划策，并慷慨表示从经济上资助。李克农一眼看出了他们的诡计。原来国民党特务早已奉命在此截留李克农，但因惧怕他的声名，同时，李克农手中各种证明、通行证俱全，怕贸然扣押，影响太大，所以借口留李克农在此“指导”工作，以向八路军“学习”、“请教”为名，将李克农滞留在此处，等待时机再下手。    特务头目先陪李克农吃饭，然后派人跟踪。李克农则以观看城市风光为名，悠然地步入街头，把贵阳的地形牢记在脑中。    一连两天，李克农对贵阳的兴趣未减，时而游览，时而吃风味小吃……    国民党特务的防守渐渐松弛了，他们甚至感到李克农和蔼可亲，渐渐与他亲热起来。    第三天早晨，趁国民党特务们都还在睡梦中，李克农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两辆汽车悄然离开了贵阳。    国民党原要在贵阳至息烽间扣下李克农，不曾想，却让李克农轻而易举地闯过。国民党特务头目勃然大怒，命令军统息烽站，一定要在息烽堵住。    李克农的汽车到达站前时，栏杆路障早已放下，腰插手枪的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在他们的旁边不远处的房顶上，架着一挺机枪。    龙潜首先跳下了汽车，夹着公文包前去接洽。该站长上下打量着这位八路军的副官，仔细看了看龙潜的证件，慢条斯理地问道：“从哪来，到哪去？”    龙潜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压住怒火，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同时亮出了通行证。特务们故意刁难，声称要一一检验人员和物资。八路军警卫战士紧紧地握着武器，怒视着这群特务，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李克农示意：让他们检查。    特务们磨蹭了很长时间，才检查完毕，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故意刁难的特务站长走到小汽车旁，嚷道：“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快出来！”    两只装有机密文件的皮箱就藏在这辆车上。如果让他们查出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听到特务站长的吼叫，李克农剑眉倒立，厉声喝道：“混蛋！连老子的车也敢刁难，太无法无天了！”    特务站长见状，先是一愣，随即冷笑道：“你就是他们的头目吧？兄弟奉上司命令，检查来往车辆，缉拿叛军奸党……”    不等他说完，李克农大声说道：“谁是叛军奸党？”    “蒋委员长已下令，新四军就是叛军，他们通敌叛国，你们办事处在后方扰乱地方……”    “胡说！”李克农怒不可遏地训斥道：“新四军在前线浴血奋战，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办事处是奉命建立的，一向讲求抗日团结，深受人民的欢迎，我看倒是你们不但不协助抗战，反而破坏抗战，私扣车辆，抢夺物资，危害百姓，扰乱地方，明抢暗盗，大发国难财！你们不去前线打仗，反而躲在这深山老林中，专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倒像是奸党叛军，简直就是一群土匪暴徒！”    李克农义正词严，话语像连珠炮般地射向特务，直驳得他们瞠目结舌。    一个小特务见状，挥舞着手枪狂叫：“我们上司有令，抓住八路军、新四军格杀勿论！”    李克农冷冷一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来，在特务面前一晃，厉声喝道：“这里有军委会命令，凡沿途无故阻拦本将军者，就地正法！”    龙潜及几个战士迅速抽出手枪，顶上了子弹。    众特务见状，大惊失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悻悻地拉开栏杆，搬开路障，放他们通过。    事后，龙潜惊奇地问：“克公，你哪来军委会的命令？”    李克农大笑起来，看着龙潜说：“想不到我们的龙副官也被蒙住了！我哪有什么军委会命令，不过是李济深开的桂林办公厅的一张介绍信罢了！”    沿着崎岖的山路，又冲过十多道交通检查站，李克农一行车出贵州，到了四川境内。前面就是国民党设在重庆南大门的交通检查站--一品场检查站。    一品场，位于重庆南约70公里处，是贵州到重庆的最后一道检查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这里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的必经关口。设在这里的检查所，隶属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所长均为上校军衔，军阶很高。而把守一品场交通站的，是戴笠的心腹干将、军统特务头子之一韦贤。    检查员看到汽车来到，立即手持红旗，示意汽车停下，并放下了木栅，拦住了汽车的去处。一身戎装的龙潜刚跳下汽车，两个特务检查员便围了过来，例行检查。    花费了约一个时辰，检查员才加盖了检查所的印戳，并交给他一份通告，命令他要切实遵守。    当龙潜拿着通告准备回车时，检查所的一名特务快步向他跑来。他心中格登一震：难道特务们嗅到了什么特殊味道？或是他们又反悔了不成？他盯着那特务。    小特务走到龙潜面前，笑着说：“我们所长要去重庆海棠溪开会，能否搭乘你们那辆小汽车？”说着一指李克农乘坐的小汽车。龙潜猛吃一惊，“军统上校特务，要乘八路军的汽车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耍什么花招？”    龙潜马上回到小汽车旁，向李克农请示。李克农一听，笑着说道：“好嘛，既然他们的上校特务要搭车，就利用他送我们回重庆。你去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工夫不大，上校特务所长手提小皮箱上了汽车，一屁股坐在李克农的身边。    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上校特务韦贤。    他也真是奉戴笠之命急匆匆要赶到重庆开会的。    韦贤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克农：一身戎装，缀少将军衔，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黑色眼镜，透出一股英武之气，正盯着自己。    “老兄在十八军任何职啊？”韦贤讨好地首先与李克农搭话。    李克农猛地一震，十八军？他看了看自己胳膊上的臂徽“十八”。哦，原来这位上校特务居然如此马虎，误将“十八”当作“十八军”，而不是“十八集团军”，已乘坐了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的汽车，还以为乘的是十八军的小汽车呢！    李克农决定将计就计，冒充一下“十八军”的少将。    他哈哈一笑，反问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所长吧？久仰，久仰。”    闻听此言，韦贤也大吃一惊，“听口气他居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他疑惑地望着李克农。    “我是十八军司令部的秘书长。你的大名谁人不知？我还听说，你在一品场检查所治理有方，深得戴老板信赖，许多人都告过你的御状，也没奈何你。哈哈哈，有这事吧？”李克农说。    “怪不得对我这么熟悉，原来是十八军司令部的秘书长。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蒋委员长的‘御林军’，国民党军队中的‘土木’系，就是指陈诚赖以起家的十一师、十八军的代称。这位十八军司令部的秘书长，一定是陈诚的心腹干将。身居秘书长要职的将军，居然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么客气，真了不起。”韦贤胡乱猜测着，听着李克农的夸奖，也有点飘飘然。刚上车时的拘束劲一下子消失了，顺着李克农的话便自我吹嘘起来。    “兄弟治理一品场，向来从严要求，专门检查昆明、东南、两广的走私货物，几乎天天都有，所以得罪了许多人。他们跑到戴老板那里告我的黑状，可是戴老板明察秋毫，就是不信他们那一套！”    “哦？为什么呢？”李克农故作惊奇地问。    “这里面有原因呢！”韦贤洋洋自得地讲：“有一次，戴老板从贵阳赶回重庆，在夜间经过这个检查所时，事前谁都不知道，连我也没有得到通知。戴老板的司机横冲直撞惯了，照例不肯停车听候检查，被检查员挡下以后，便大发脾气。当时，我正好在检查工作，因天黑也看不清戴老板是否在车上，怕司机冒充，还是叫停车。那司机对我大声叫：‘老板的车你也敢挡住！’我一听，十分恼火，不客气地吼道：‘我是奉老板命令检查，他自己规定的，自己更应当遵守。不管谁，我都要检查！’戴老板在车上听到了，马上从车上下来，按规定手续办理，还特别嘉奖了我一顿，说我铁面无私。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来往车辆便更加小心，谁也不敢再来寻事。戴老板怎能不信任我？！”    李克农闻言，心中暗想：果然不错，这个韦贤确实是戴笠的心腹干将，只要我运用得巧妙，完全可以利用他顺利将我们“护”到重庆。他显得很敬佩的样子说：“大家都称你治所有方，今日经过，方知名不虚传啊！”    韦贤感到，这位十八军的少将秘书长和蔼可亲，幽默健谈，绝没有他常见到的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将军”、“大官们”装腔作势的臭架子，且对自己还如此尊重，他不由得对李克农产生了好感，很快便与李克农称兄道弟，成为萍水相逢的“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为此，他一脑地向这位新结识的“知己”少将倾诉军统特务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幕，介绍军统特务们行动的纪律以及种种杀人越货的技巧，吹嘘他们绑架暗杀的种种“战绩”……    李克农假装漫不经心地听着，不时巧妙地提出自己显得十分“外行”的问题，引诱这位特务上校眉飞色舞地畅谈。从中，他轻而易举地洞悉了军统特务内部的种种情况。    为了在李克农面前显示自己特务上校的气魄和威信，炫耀自己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的地位，每当汽车快到一个军统交通检查站时，他便远远地把头探出车窗，挥手喝退那些前来检查的特务们。特务们见是戴笠的“红人”韦贤来到，连忙挥动小旗，搬开栏栅，列队目送汽车呼啸而去。    车到海棠溪，已是下午。这里是进入重庆市区的关口，国民党特务检查甚严。韦贤与李克农握手告别，相约“后会有期”，并递给李克农一张盖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印章的特别通行证。他回头对准备检查的特务厉声喝道：“这是十八军的军车，这位是我的朋友，还检查什么，快放行！”    傍晚时分，李克农一行安全抵达红岩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当李克农一行出现在办事处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童小鹏、李涛、边章五等昔日的老战友都出来欢迎。周恩来抱住李克农，激动地说：“克公，分手整整两年，我们终于会合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闯了过来。”    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讲述了路上的惊险场面以及国民党上校特务韦贤误将十八集团军当作十八军时，人们都禁不住笑了。    童小鹏激动地说：“想不到戴笠的心腹干将竟会这样稀里糊涂！”    周恩来止住笑声，说道：“三国时有个关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天有克公李克农，也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    董必武也说：“汉初之际有个李左车，唐初时有个房仆射，最善使用反间计，我们的克公与他们相比，也毫不逊色！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要截留八路军总部的秘书长，而克公居然能略施小计，令他们的上校特务亲自护送保驾。戴老板要是知道了，还不知要发多大脾气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特务上校韦贤去海棠溪参加的会议上，戴笠又着重强调要严格检查，阻截八路军、新四军撤退人员的车辆。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煞费苦心要截留的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早已由自己的心腹干将护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历史，就是这么富于戏剧性。    历史，也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义。
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七大”之后，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了对日寇的局部进攻。抗日战争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反攻之时，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按照国民党“五全”大会预定的“独裁”、“内战”的方针，也急忙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占胜利果实。他一面命令国民党军进军，一面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顿时，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声明，针锋相对地与蒋介石斗争。    但出人意料，8月14日，一贯坚持独裁、内战政策的蒋介石却突然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手持电报，紧张地思索着：“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召来了李克农。    李克农清楚，洞悉蒋介石的心态，弄清此时蒋介石在想什么，才能弄明白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真实原因，才能制定出克敌制胜的对策。作为一名善于分析人们心理的情报专家，李克农在紧张地收集各种各样有关蒋介石的情报，认真地在分析、推敲，很快他便将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身上。    根据长期对这两个联络参谋的监视和了解，李克农判断，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一定会密令周励武、罗伯伦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况，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可以真切地了解、洞悉蒋介石的心态。    他果断地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侦破其电台的活动。    8月15日晚，李克农掌握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他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    8月16日，毛泽东提笔起草了致蒋介石“寒电”的复电：“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的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    电文很短，回避了毛泽东是否去重庆这一关键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毛泽东并未表示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电文发走后，毛泽东在枣园亲自接见了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周励武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寒电”的反应。毛泽东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的电报后，再作考虑。    得到毛泽东明确回答后，周励武欣喜若狂，匆匆忙忙赶回自己的住所，打开电台，向重庆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明确指出：毛泽东决不会去重庆。        特务头子康泽得到周励武的“第一手”确切情报，自以为得计，随即将这所谓“第一手”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中，并马上复电嘉奖周励武，命他们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    收到毛泽东“铣电”后的蒋介石，正在踌躇满志；当又接到康泽送来的周励武的第一手情报时，乐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决不敢来重庆。”    蒋介石与毛泽东间进行着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表面上，这是一场国共双方最高统帅间的斗智斗勇，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情报系统的较量。    蒋介石假戏真作，一味进攻，咄咄逼人……    毛泽东真戏假作，故意示弱，步步退防。    李克农亲自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动向。    当延安周励武收到重庆蒋介石发送的密令后，李克农也照例会得到一份；当周励武将延安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手中时，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随时可以截获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的联络密电，及时准确地洞悉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意图和心态，并可以巧妙用计，利用周励武向蒋介石提供所谓第一手可靠“情报”将蒋介石调动起来，一步步地把他引入毛泽东设置的圈套中。    周励武在收到蒋介石命令他再次探询毛泽东意图的电报后，向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提出了自己要求再见毛泽东“求教”若干重大问题的要求。金城冷冷一笑：“毛泽东日理万机，无暇接见，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告。”周励武无奈，只好作罢，马上复电重庆：毛泽东十分繁忙，根本无意赴重庆。    再次得到周励武复电的蒋介石兴奋异常。果然不错，毛泽东决无赴重庆的胆量。8月20日，蒋介石向“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强硬。    蒋介石又发动了猛烈的“和平”攻势。    李克农经过反复考虑断定：蒋介石是假戏真唱，心虚得很，他决不是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他谈判，而是估计到毛泽东不敢去而故意逞强，他的真正心态是：既想把假戏当真戏唱，以此获得舆论上的优势，又害怕毛泽东真的到重庆与他谈判。如果真去，则他那一套诬蔑共产党破坏和平、准备内战的鬼话会不攻自破，他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会被撕去。    李克农暗自吃惊，蒋介石这一手也真够毒辣的！    他向毛泽东认真谈了自己的分析，报告了蒋介石的意图。    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加他的错误判断。22日，他提笔给蒋介石回了第二封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养电，电文不长，全文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毛泽东，未养。”    接着，依照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再次接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一见面，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对周励武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电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会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周励武、罗伯伦对近来毛泽东的活动作了分析，一致断定毛泽东不会去重庆。他们认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未到重庆去参加过参政会议。现在两党关系比那时更紧张，毛泽东更不会去。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共的领袖和灵魂，值此调兵遣将的繁忙时机，更不敢到国民党的老巢去。所以他们马上密电重庆，报告了他们当日受毛泽东召见的情景和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去重庆谈判的情况，最后，又报告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分析、断定：毛泽东不会去重庆。延安毛泽东根本没有任何去重庆谈判的迹象。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养电”，心中暗喜，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被逼无奈被迫表态了：派周恩来到重庆“进谒”，来与我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    数小时后，康泽送来了周励武、罗伯伦直接见到毛泽东所得到的确实情报，断定了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决心把这场假戏唱到底。    8月23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收到电报，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当局，同样支持蒋介石玩弄“和平”把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担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然而，美国人的话能相信吗？局内人一眼可以看出，这个“和平”阴谋，是赫尔利与蒋介石合唱的双簧，这样的“担保“鬼才相信！    此时，令李克农吃惊，也令毛泽东恼火的是，斯大林和苏联居然也站在所谓“中立”立场上，支持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劝告毛泽东为民族利益、为维护团结一定要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李克农和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苏联与美国间一定有什么秘密协定，所以苏联才对中共及其军队冷淡，保持所谓“中立”。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毅然决定，亲自带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戳穿假“和平”的把戏，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负责，迅速调派干部赶赴前线，抢占有利地形，在军事上坚决回击国民党的挑衅。    李克农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毛泽东决策去重庆谈判，主要依据十多天来自己提供的情报和分析，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使党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    他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对情报进行了分析，自信绝无差错。    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他命令，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党的机密，不使国民党得知任何关于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消息。同时，严密监听国民党重庆与延安间的电讯联系。    周恩来利用杰出的组织能力和谈判经验，已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做了充分准备，谈什么，怎么谈，一条一款，周恩来等人已拿出了几套方案……    这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    此时的蒋介石也颇不宁静。他连发三电，请毛来重庆谈判，表示了自己和谈的诚意，在舆论上取得一定效果，人们纷纷称颂他的“宽大之心”，“祥和之气”，他最担心的是：万一毛泽东真的来重庆怎么办？据他自己判断，毛泽东不敢来，周励武从毛泽东处得到第一手情报，说毛泽东不会来，毛泽东回了三封电，称暂不便来。总之一句话，都是毛泽东不来重庆。当初那颗忐忑之心放了下来。他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得意。26日，他在得到周励武密电，又报告毛泽东不会来的确切情报后，得意地抛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手“撒手锏”--派大员带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前来。    为了表示“诚意”和对“安全”的承诺，他同意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同去。    28日上午，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金城等人笑着婉言回绝了：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去重庆。    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密电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下午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此电送到蒋介石手中的同时，毛泽东已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了飞赴重庆的飞机！    李克农看到破译的周励武发给重庆的密电，不由得开怀笑了起来。    当毛泽东与赫尔利同机来重庆的消息传到重庆时，蒋介石如挨雷击一般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短短数小时，形势会发生这么快的变化。他不相信，赫尔利会有如此魔力，将毛泽东请来。    此时，他才朦胧地省悟：自己入了共产党的圈套了。原来毛泽东是真戏假作，故意示弱引诱我像小丑般在国内外关注的政治舞台上跳来跳去。自己的“和平”把戏就要被戳穿了。    他心中发恨。他一眼看见桌上那封周励武发来的肯定毛不会来的密电，大骂不止：“废物，一群废物！毛泽东都快到重庆了，中统特务们还在密报毛泽东不可能来重庆，这可靠情报是怎么弄来的！军统中统，全是饭桶！”    人们看清了蒋介石玩弄的假“和平”的鬼把戏，对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由衷地敬佩！    他们更佩服毛泽东的胆识和勇气！    然而人们很少知道，李克农及其领导的情报系统对毛泽东决策重庆谈判中的作用。    历史再一次证明，在国共争斗中，共产党棋高一着！李克农领导的中共情报工作远远比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高明！    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夸奖李克农：干得好！情报工作做得及时、准确、高度保密！    国民党特务们也不能不暗自叫苦：与李克农打交道，岂有获胜可能？    然而，李克农仍是李克农，十分平凡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智慧来自于群众，力量来自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