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朗美工作压力:谭恩美小说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1、1 谭恩美小说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与美国华人的移民历史密切相关，在最初的华人移民作品中都是一些恳求和抗议之声，并没有纯文学的创作。水仙花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是早期华人移民作家中唯一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之后，华人移民急剧减少，而美国出生的华裔人口却稳中有增，随着第二代华裔在人数上的增加，他们的作品也明显增多。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代华裔作家中，有两部作品特别值得仔细一读：一部是刘裔昌的《父与子》，另一部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永远改变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景观，民权运动引发的民族平等斗争唤醒了美国华人的少数族裔意识，华裔作家开始拓宽创作领域，重新塑造书写主体，更多的华人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美国华裔文学从此走向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赵健秀（Frank Chin)和汤亭亭（Maxim Kingston)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力图打破陈腐的模式化华裔形象，创建全新的华人男子汉形象；而汤亭亭则深入探讨华人女性的生活，并对女权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赵健秀的《鸡窝里的华人》( Chicken coop Chinaman,1972)和《龙年》（The Year of Dragon,1974)两部话剧的上演，以及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Woman Warrior,1976)和《中国男人》（China Men,1980)的出版，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与赵健秀和汤亭亭相同，谭恩美也是一位开拓者，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小说，该书跃居美国畅销书榜首达九个月之久，而且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5种文字，之后又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至今她已出版了五部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灵感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沉默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6)。其他作品还包括一部自传性散文集《命运的另一面》The Opposite of Fate(2003),两本儿童读物《月亮夫人》The Moon Lady和《中国暹罗猫》The Chinese Siamese Cat。除此之外，谭恩美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尚无译本。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几位作家值得一提：赵健秀和汤亭亭的同代人叶添祥、爱莲娜.黄.迪拉马可、黄哲伦，以及徐忠雄等在美国，谭恩美被列入美国文学史的重选经典。[1]其小说不仅销量可观，而且在大学里也是众多研究者的讨论对象。我初步查阅了美国相关研究网页，就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讲，在这些研究者中，有华裔学者，也有美国白人学者和其他族裔的研究者，他/她们讨论的重心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讲有三个方面：一是种族研究；这一研究其下有很多分支，包括历史、文学、跨文化等层面的分析向度，其所探讨的问题也指涉到美国社会的族群关系和生活状况。像“谭恩美和美国亚裔文学”[2]这样的题目就属于此类。这里列举两例：Joy Luck：The Perils of Trans-cultural ‘Translation’。[3]这篇文章主要探讨跨文化语境下谭恩美创作面临的问题，作者认为在两种环境之间转换意识、意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的批评却是以叙述的内容是否与中国情况相吻合为标准，因此没能把阐述进一步推进。Representing History in Amy Tan’s The Kitchen God’s Wife。[4]这篇文章则从双体逻辑（binary logic）（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解）的解读方式入手，运用斯皮瓦克（Spivak）的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政治理论，以“强奸”（rape）为中心词分析了《灶神之妻》文本下的深层意义。作者认为，在文本中展现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是有限制性的，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历史化的阅读，这样有关历史的小说才能呈现出历史现象。二是社会性别研究；基于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的不断崛起，针对少数族类女作家的研究也随之而起。女性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中都将少数族裔女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单独分析。Narrative Beginnings in Amy Tan’s ? The Joy Luck Club?: a Feminist Study。[5]这篇文章即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入文本，分析小说的叙事风格。特别以作家开始进入叙事的姿态、话语为主要对象，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少数族裔女作家的叙事策略和言说倾向。三是反抗文化误读和误解；这项研究在华裔研究者中开始被提出，它是对以往研究的一次反思和一个不断跟进的过程。例如Jennie Wang就在她的文章《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6]中作此方面的努力。作者认为，在英语研究领域，对女作家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往往牵扯到“性别和体裁”的市场规律。而真正评价一部作品，应该认识到批评的局限，将更多的空间留给文学中意想不到的东西。

美国的华裔文学研究和国内的研究有几乎不一样的角度和努力方向，他们发掘的很多作品意义和社会意义是我们不曾看到或忽略掉的，但也有欠妥当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分析。正因为这样，美国的研究也就有许多可参考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便作一个简单介绍，希望有所裨益。

1、2谭恩美研究在中国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美国华裔文学无论是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或质量上看，还是从受关注程度或影响上看，都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繁荣景象。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海外华裔的生存状态也倍加引起关注。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创作始于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因此对其作品的研究出现较晚，大多集中在本世纪初的六七年间。对谭恩美的评介最早也是始于1992年，比较多的专门研究谭恩美的论著则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她的作品被多位学者认为是探索中美文化关系的一个范本，截至目前，国内外的华裔文学研究中还没有研究谭恩美的专著，多数是单篇论文，博士、硕士论文。在国内大小期刊、学报上，以谭恩美为主要研究对象或只是几笔提及作引用的论文可检索到近五十篇，其中核心期刊上有近二十篇左右。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为大背景，在适用范围内将谭恩美作为代表人物提出来——总体研究；另一类是以谭恩美作品为具体讨论对象，展开各种专题各种角度的研究——专题研究。

总体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作家的总体评价，在这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子清的《美国华裔小说初探》[7]和林瑛敏的《评介三位美籍华裔女作家》[8]。张子清的文章以总体性介绍和梳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华裔文学为主线，他提到谭恩美的部分实际上是国内对这位作家的最早介绍。文中他肯定了谭恩美创作风格，并认为谭恩美的贡献在于引出了美国文坛华裔文学的新局面。林瑛敏的文章分别介绍的是处于三辈华裔女作家中的代表：王玉雪、汤亭亭、谭恩美。她强调了三代人之间不断的继续和延伸，以及各个时期，这些女作家所展现的不同凡响的创作力量和特色。这两篇文章为后来的谭恩美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谭恩美的研究，王光林的《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9]是以翻译理论入手来考察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过程。他认为华裔作家在传递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差异时所呈现的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对称会影响再现的意义。他提到，“谭恩美等人在试图挖掘夫权统治下的女性地位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但是由于作家采取了含混的姿态，因此作品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对中国夫权制度的批判，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10] 。此文提出的翻译问题是有创见的，但它最终将目标指向东方主义，将问题的原因归咎为作家身上的东方主义倾向。另外还有：陈爱敏的《饮食文化上的“他者”——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东方主义色彩》[11]和赵文书的《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12]。这两篇文章将美国华裔女作家作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看待，把作品中的“忆苦思甜”、“饮食文化”与迎合主流联系起来。这样旨在说明谭恩美等女作家笔下的中国事物、移植传说使其成为了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的代名词。这三篇文章是站在反东方主义立场上对谭恩美等作家提出的批评，它们与上述两篇文章的冲突在于对文本中中国情节的理解立场不同。

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分析，由程爱民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13]。这本书是近十几年来对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次总结，也是对过去成果的展现和对未来的展望。其中收录了五篇分析谭恩美的文章，多以《喜福会》为主要对象，以文化解读为主要方式，综观其他各种对谭恩美的讨论也基本呈现这样一个特点。下面将分类介绍相关文章：程爱民的《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14]这篇文章从历史史料入手，以发现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况为基础来分析《喜福会》中的文化意义。作者列举的资料详尽，理论阐述清晰，是目前看到对《喜福会》作文化探讨分析比较全面的文章。作者认为，《喜福会》中母女的对立与融合代表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解释差异与同一的一个范例。陈蕾蕾的《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彰显与消解——重读谭恩美》[15]深化了前文的观点，富于创见性地提出：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既是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彰显，同时也对抗并消解了其中的美国东方主义思想体系[16]。作者认为两代人的关系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是相联系的，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重构及其内部发展过程具有杂交性、流动性的特点。陆薇的《从话语的消失看<喜福会>中主体的重建》[17]则是运用福科的话语理论分析《喜福会》的沉默主题的文章。作者认为沉默其实也是话语的一部分，而沉默背后两种文化、两代人和两性之间的冲突本质上也是一种对自我主体的再现方式。郑娴的《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18]、马爱华的《边缘视角下的“他者”意义——谭恩美小说的“母亲”形象》[19]和陈爱敏的《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谭恩美的新作<接骨师的女儿>解读》[20]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母亲”形象、母女关系作为正面切入点，探讨形象及关系背后的文化意义。其中马爱华的文章还解析了“母亲”这一“他者”形象的文学意义，她认为谭恩美的创作体现为一种既表现“他者”又“自我”呈现的景观，但她所看到的是这种景观带来的“他者”与“自我”互为指认中的两难之境，而没有更深入地挖掘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作家采取这种创作方式的用意。

其次是伦理成分分析：这里介绍的两篇文章是关于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灵感女孩》（又译《一百种秘密感官》）的。因为这部小说风格相对独特，而且专门解析它的文章仅有两篇，所以单独分出此类。陈蕾蕾的《透析谭恩美<灵感女孩>中的迷信现象》运用原型批评的理论关照小说中的“迷信现象”，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主体的回归历程的解读，分析人物的边缘性及多重文化身份。作者将小说中的想象世界视作一种“迷信现象”，这种“迷信”不是对生与死的盲目崇拜，而是建构文本的有效意识。李淑芹的《理性的困惑与非理性的救赎——浅析谭恩美小说<一百种秘密感官>》[21]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一是现代公民所崇尚的理性主义认知模式及随之而来的怀疑主义思维惯性；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达的非理性的人生规则。作者认为基于这两点，文本内容设计上美国生活和中国故事得以相互补充，使得小说获取了更加普遍的社会意义。暨南大学外语学院陈蕾蕾《透析谭恩美〈灵感女孩〉中的迷信现象》[22]用原型批评的理论关照小说中的"迷信现象",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主体的回归历程的解读,以及小说中人物的边缘及多重文化身份的分析,对作品隐含的集体无意识进行了挖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叙事策略分析：谭岸青的《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23]是为数不多的进行叙事学方面研究的文章。作者认为“讲古”式的叙事策略可以改写美国华裔女性长久以来的失语状态，“集体的”和“个人的”叙述模式，也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地反映华人历史、人生经验。所以，这种华裔女性叙事新体式是不能忽视的。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葛兰的《探析〈灶君娘娘〉的叙事特征》对华裔小说家谭恩美的《灶君娘娘》（《灶神之妻》）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叙事分析,通过叙述层次、叙述视角、以及故事的镶嵌,阐明了由于这些叙事特征带来了时空和感觉的不停交换以及人物命运的曲折性。

综上所述，国内对谭恩美的研究从方法上来讲比较单一，主要是文化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挖掘文本种族政治意义、华裔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即使涉及到了一些其他领域，也缺乏对其作品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对其作品中中国形象的研究和把握还很欠缺，研究对象大多为其一部小说中的某个形象，而对其多部作品的整体把握几乎未出现，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对其作品的研究产生了局限。我认为，谭恩美在美国受欢迎的原因是她写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共同关心的生命本质、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对她及其作品的研究如果从作家个人的生存体悟、甚至是文本中的某个意象出发，以细小的点来展开华裔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作品本身的意义。意识到了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将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和完善工作。一个作家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并非仅仅是异国社会现实的再现，而是对本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反省和批判。在对自我与他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当代形象学也由注重他者转化为注重自我，研究他者同时成为研究自我。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谭恩美小说中呈现的“中国形象”也不例外。通过对谭恩美小说中“ 中国形象”的分析，可以透视出作者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文化结构。这篇论文对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整体上的归纳和总结，并且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深入探讨了这些中国形象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和文化想象，力求达到对谭恩美小说中的中美文化冲突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中国形象的归纳与总结，挖掘出了这些形象的背后所隐藏的美国华裔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心态，以及中美文化冲突下的美国华裔的身份建构与文化选择，从不同的侧面反观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从而在文化的反观中形成对东西方文化正确积极的评价。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要关注现实，更要在异国的视阈中不断反观自身、反省自我。在跨文化空间中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形象和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建构作用，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由此来对照现实，也必定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理解、省察与认识。

1、3谭恩美小说中“中国形象”的概念阐释及界定

形象学是近年来在欧洲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并非关于一般形象而是关于他者形象的研究。这里的形象指的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过程中所得到的对他者的认识的总和。“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4]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 “‘异国形象’是一国文学中被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和国家、民族、社会或某种

特定集合性质的名词相关。[25]” 如中国文学中的美国形象，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既可以是异国形象又可以是本国形象，但大多数作品所表现的都是本国形象。从内容上来看，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以人物形象为主体。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不仅仅局限于人物形象，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山水、器物、景物，如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丝绸，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倭刀，甚至还可以是观念和言辞，总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相关的主观感情、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基本上由作家个人独创完成，是作家思想感情和文学才华的结晶，是独立思考或独立体验的结果。形象学中的形象同时还是一种集体想象物，是社会集体想象和作家思想感情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包含有更多集体想象或集体无意识内容。另外，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形象的评价标准，将形象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背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审美放在次要的位置。由于谭恩美是生长在美国并且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因此她的视阈完全是一个美国人的视阈。所以，对其小说中“中国形象”的研究应该归属于“异国形象”的研究范畴。谭恩美小说中“中国形象”，既有人的形象，又有物的形象，同时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神故事所延伸出来的文化形象，虽然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形象系统，但是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同的文化角度。本文对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的分析不只局限于人物形象的分析，还包括对中国风俗形象、鬼神故事所延伸出来的文化形象的分析，以求拓宽一下研究的范围。此外，关于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是另外一个需要准确说明的问题。一方面，第二代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出生、成长，接受美国的教育，以美国的思维和方式行事，能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另一方面，在家庭环境的熏染下，她们也了解、感受着另外一个国度截然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虽然她们将自身视为美国人的意识十分强烈，但是，无论她们承认与否，那种来自于血液之中的“中国性”的那一部分都是无可否认的。所以说，华裔女作家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不同文化的选择、取舍、融合的过程，当她们拿起笔来进行言说时，不管她们自觉不自觉，意识无意识，她们的文学作品里都烙印了身份多重性的困惑：相对于白人作家而言，她们是少数民族作家；相对于上一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如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而言，新生代女作家已经自觉地认同西方居住地社会文化的准则，想当然地认为其身份的介入可以被异质文化所接纳。尤其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氛围熏染下，她们无形中把中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但当她们把自己里外包装得如同“美国制造”而力求美国社会认同时，似乎已经表明了华裔后代子女丢失了其血统中的“根脉”，作为外来移民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产生了趋同性的文化变迁。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对东方自动的背离与对西方主动的靠近的姿态，却并没有受到主流文化的眷顾，反而遭到了主流话语与权力中心的无理拒绝、排斥，这在客观上提示了她们自身所不愿承认的华裔身份。与西方本土作家在作品中故意歪曲的“东方主义”霸权所比，谭恩美在她的作品中时而以一种身份优越感凌驾其上，时而又表现出一种身份认同感、民族亲和感。但是，谭恩美并未在这两者的困惑之中游离，而是将视线转向了另外一个角度——对人类走向“和”而“大同”的全球化的思考。谭恩美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她在言说和书写的过程中最终摆脱了本人的双重边缘化身份，超越了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束缚，从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来探索当今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生活的人类。因而，在其作品的诸多形象中虽然贯穿了中西文化冲突与矛盾，但在冲突之后作者所关注的却是人类共性而相通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这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对于种族与民族的超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超越而模糊了作家的写作视角，作家的写作视角是完全美国化的，谭恩美本人在面对媒体时也曾经说过：“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无可否认，作家在作品中最终流露出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仍旧是美国化的，从广义上讲，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待边缘文化的一种包容与认同；从狭义上讲，是作家本人站在美国人的视角上对于在美国社会被边缘化的中国母亲的一种理解与认同。本文段落之间将沿着一条情感主线即作家对待中国文化情感态度的发展过程-完全否定-矛盾与抗争-接受与认同进行论述，而章节之间将沿着一条逻辑主线，即中国文化由“中国人”形象-“中国风俗”形象-“鬼神故事”所隐喻的文化形象被依次呈现的过程展开来谈。

[1] 林涧．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戴从容译．复旦学报，2003，5：p11-17

[2] 见http://www.luminarium.org/contemporary/amytan

[3] George K.Y.Tseo. Joy Luck：The Perils of Transcultural ‘Translation’ .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v24, no4 p338-43  96

[4] Bella Adams. Representing  History in Amy Tan’s The Kitchen God’s Wife.  MELUS28 no29-30 , Summ2003 

[5] Catherine Romagnolo.  Narrative Beginnings in Amy Tan’s ?  The Joy Luck Club ? : a Feminist Study. Studies in the Novel 35 no1, 89-107 Spr2003 . http://www.engl.unt.edu/sitn/

[6] 林涧（美）．戴从容译．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及归类．复旦学报，2003，5：p11-17

[7] 张子清．美国华裔小说初探．当代外国文学，1992,2:p149-157

[8] 张子清．美国华裔小说初探．当代外国文学，1992,2:p149-157

[9] 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外国文学评论，2002，4：148-156

[10] 同上

[11] 陈爱敏．饮食文化上的“他者”——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东方主义色彩．当代外国文学， 2003，3：p43-48

[12] 赵文书．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当代外国文学，2003，3：p49-56

[13]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p241

[14]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p236

[15] 同上．p246

[16] 同上．p246

[17] 陆薇．从话语的消失看<喜福会>中主体的重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10，4:p18-22

[18]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ｐ267

[19] 马爱华．边缘视角下的“他者”意义——谭恩美小说的“母亲”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3: p23-26

[20] 陈爱敏．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谭恩美的新作<接骨师的女儿>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3，3：p76-81

[21] 李淑芹．理性的困惑与非理性的救赎—浅析谭恩美小说<一百种秘密感官>．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p73-76

[22] 陈蕾蕾.透析谭恩美<灵感女孩>中的迷信现象．国外文学，2002，4：p116-121

[23] 谭岸青.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暨南学报，2004，1：p94－99

[24] 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p11

[25] 张志彪．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