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比塞洛斯:一句话与一张图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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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于约2500年前的苏州,城内城外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前人之述备矣”。但若以历史最长、成就最著,并且至今仍保持着固有特色生存、发展而论,唯城西北之阊门,而其中故事最多、兴衰变化最巨者,今日之石路地区可居前列。
    由隋唐至明清,苏州渐成中国东南重镇。但是让一般人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大约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学巨著《红楼梦》。《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曹雪芹就写下了一句话:“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无独有偶,同在乾隆年间完成的一张长卷《姑苏繁华图》,似乎是画家徐扬在无意中与曹雪芹的一次唱和。在这张长达1255厘米的画卷中,18世纪末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繁华在画家高度的写实技巧之下,被完整记录。图中精华所在为胥门至山塘街一带,中心亮点即为阊门。
    曹雪芹家族与苏州大有渊源
    《红楼梦》位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首,除了作品本身的丰富与精彩,围绕着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蓝本何在、原稿为何迷失等等未解之谜的考据与研究,已形成了体量庞大的“红学”。
    按目前广为接受的观点,《红楼梦》的作者应为曹雪 芹 (1715/1724 ~1763/1764)清代小说家,名霑,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祖籍河北丰润,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即皇室奴仆)。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种烈火烹油似的繁华生活中长大。
    雍正初年,由于皇室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全家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于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进行了《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幼子夭亡,他深陷忧伤,到了这一年的除夕,终于因贫病交困去世。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在宫中做康熙帝保姆时,与另一位“包衣”保姆文氏结成了儿女亲家,孙氏之子、雪芹祖父曹寅娶了文氏之女李氏。而李氏之兄,即为李煦。这个李煦,在苏州织造任上任职达30年之久,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到任,至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帝即位后罢官下狱。康熙帝每次南巡江南,在苏州都住在织造署行宫(即今苏州十中),李煦因此成为皇帝在苏州最信任之人。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曹寅病故。舅舅李煦遂成为曹家的保护人,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一事都由其代为向康熙建议、主持,直接参与曹家公私事务的处理。所以,在祖父去世后才出生的曹雪芹,其命运从某种角度而言,受李煦之庇护、影响也许超过了自己的祖父。《红楼梦》中多次或明或暗提到的“江南甄家”,即指李煦一族。雍正皇帝即位后,深得康熙信任的李煦等旧臣不仅不再受到重用,而且因其参与、掌握了不少皇子们谋求帝位的隐秘,迅速被清洗。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李煦名义上因巨额亏空而被抄家、审讯。最后一个保住曹家的大树倒下了。
    一份长达30年的“苏州系列密报”
    在苏州织造30年任上,李煦无意之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一人撰写了一份长达30年的“苏州系列密报”,内容涉及苏州的气象、民生、官场、经济,长短不一,共413件。密报读者唯一人——康熙皇帝。
    由于苏州是明、清两朝的丝织品生产、流通中心,故明朝在苏州设织造局采办宫廷所需的各类丝织用品。明朝时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清初仍依明朝旧制,顺治时曾由户部差人管理,后归十三衙门。清朝的织造名为五品官,但却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钦差级人物,实际地位与一品大员之总督、巡抚相差无几。皇帝授权织造官员随时以“密折”汇报地方各种情况的特权,由于事关机密,送信之人都不采用常见之官方驿站,而由织造官员挑选的家仆直送紫禁城内。不仅如此,甚至同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的某些奏折也得通过李煦代递。
    李煦30年苏州织造任内给玄烨的奏折,其数量不但比曹寅、曹顒、曹頫父子三人在江宁织造同一时期所递的奏折多出几倍,而且也是整个康熙时期官员中缴回朱批奏折数量最多的一个。李煦的奏折内容有很多在史书中是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这批奏折,大都有玄烨的亲笔批语,即所谓“朱批”,颇能反映玄烨的真实意图。
    比如,苏州地区的粮食生产与天气情况,以及米价的贵贱,都是康熙非常关注的大事。从李煦到苏州上任开始,康熙就要求后者每月记下晴雨录及粮价单。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李煦进呈的苏州晴雨录也许送迟了些。康熙就批评了:“晴雨录如何迟到今日才奏?不合。明白回奏。 ”——半点也松懈不得。
    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李煦汇报了苏州士子因为新中举人行贿舞弊一事,士子颇有创意,将一个财神塑像抬入府学的明伦堂(即今苏州文庙内),意见直指两位主考官,喧哗不服,还自编了诗词对联与黄莺儿歌谣,四处传播。李煦认认真真地把诗词对联与黄莺儿歌谣“一并抄呈”康熙。结果康熙的批语有几分今人时事点评的风骨:“纷纷议论,京中早已闻知,可羞之极矣。 ”
    康熙五十四年春天,玄烨为李煦送来了双季稻种子,这也许是苏州首次播种双季稻的记录。玄烨吩咐李煦在苏南地区广为尝试种植,以期提高粮食产量。李煦则从五月插秧到六月、七月的降雨,直至八月、十一月的两次收成,都一一汇报。康熙非常重视稻谷的推广情况,叮嘱李煦:“尔细问李英贵种稻之法,并早晚节气,自然南方收两季。若不留心,鹘突乱来,终无实效。 ”
    虽然苏州一地盛产文人,各类笔记资料丰富杂陈,但像李煦如此忠实记录并长达30年者,非常罕见。而且据清宫内档记录,李煦与康熙之间的密折往来,实际数量要达500余件,如今消失的100余件,是因所记内容太过敏感,在当时就按康熙的要求“付丙”矣——就是一把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