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胡彦林逮捕:60年后学者还原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

解码解放海南
激活永不褪色的战时文字
还原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
题记：
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酝酿，不断修正、不断完善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在华南大陆解放后，毛泽东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渡海作战的特殊规律，对如何确定这次战役的方针问题，先后作过多次指示。鉴于这次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作战，各级指挥员都没有组织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要求负责指挥战役的前线指挥员，从战场的实际出发，积极对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第15兵团和第40、第43军指挥员，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紧密联系实际，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制定的作战方针，并就渡海作战的时机、规模、运载工具和渡海作战的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多次向中共中央军委以及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建议。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及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十分重视，并根据他们所提出的正确意见，将原制定的作战方针作了修改和补充。一是将原确定的旧历年(2月17日)前发起渡海战役的时间更改为春、夏两季内;二是将依靠北风和木帆船渡海作战的计划改为依靠改装机帆船和购置登陆艇的计划，后因此计划无法实现而又恢复原来确定的以木帆船为主和利用东北风进行渡海作战;三是将原确定的由一次运载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兵力于敌前登陆的方针，改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这一作战方针，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前线指挥员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因而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这是海南岛战役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
海南的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从1946年2月14日，琼崖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开始的。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进程中，琼崖党和琼崖纵队坚守孤岛，浴血奋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韩练成、蔡劲军、韩汉英、陈济棠等的递次残酷“围剿”，为海南全岛的解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迄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投入解放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踏破薛岳的“伯陵防线”，次年5月1日海南岛宣布解放。至此，海南的解放战争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现在我们要“解码”的解放海南，仅限于解放海南岛战役或称之为海南之战。
解放海南岛战役，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用小木帆船战胜了十多万国民党军构筑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创造了战争史上渡海作战的旷古奇迹。既然是不畏艰难、战胜天险、创造奇迹，那么其过程必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其背后必然有着许多极其不平凡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发现。一甲子光阴流逝，今天我们坐拥汗牛充栋般的战时电报、通讯、日记以及战后的回忆、著述，激活那些永不褪色的战时文字，还原最为真实的解放海南历史，真的会发现，这场战争里面的智慧与胆略、吃苦与牺牲，都是震古烁今的。
毛泽东运筹“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
1949年10月17日，是毛泽东主席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确切日期，是见于记载的最早时间节点。
这天，正在部署广西战役的毛泽东，在致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的电报中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这份电报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广州解放(10月14日)之后，毛泽东就预见到广州敌人逃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因而作出第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的部署，目的是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
对此，陈赓在《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中就这样说：“十月十七日，毛主席亲自来电指示我们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以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
但是，也有说法把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的时间提早到7月17日。原来这天，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追歼白崇禧部指示的补充意见》，当中有“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期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等语，杨迪在所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中，就根据电报中的15兵团“负责经营广东全省”这句话，而认为这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的最早时间，其理由说是此时海南岛为广东所管辖。
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且不说此时的海南，国民党政府已改设为特别行政区，脱离广东而直隶于行政院，就如9月21日方方在赣州高干会上介绍广东一般情况时说，广东全省在“薛岳主粤之后，重新划分为十五个‘行政区’(海南岛在外)。”也不说中央军委、第四野战军对解放海南岛的战略部署，是放在解放中南、华南或中华南的范畴下运筹的，仅就7月17日电报发出的背景与内容论，也能看出问题所在。
7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追歼白祟禧部的指示》，致电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提出远距离迂回包围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第二天(7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补充指示即《关于追歼白崇禧部指示的补充意见》，进一步阐明这一方针的企图是使敌处于被动，我处于完全主动，追敌最后在广西境内与我决战。为达到此目的，军委作了具体部署。四野前委遂将华南决战部队分为东、中、西三路大军。东路军由陈赓指挥，由第4兵团3个军、第15兵团2个军加上两广纵队组成，其作战路线经赣南进入广东，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占领广州，然后第4兵团西上入桂，截断白崇禧集团南逃之路，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程子华指挥，下隶第13兵团2个军，作战路线由湘西直插黔、桂，南下柳州，截断白部西逃滇黔之路。中路军由萧劲光指挥，下辖第12兵团3个军，先将位于湘潭、湘乡、宝庆(邵阳)一线之敌歼灭，迫使白部主力向桂林方向撤退，而后尾追敌入桂，中、西、南3路大军协同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从这些战略部署，完全可以看出，解放军此时的作战完全着眼于广东大陆、广西，并不包括海南岛。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说：“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期间就作了考虑，并决定在广东大陆作战结束后，以第15兵团担任攻取海南岛的任务。”
15兵团只有43军能投入海南岛战役
第15兵团属于第四野战军，1949年4月由东北军区整训第三师师部组建兵团直属机关，下辖第43、第44、第48军，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4月两广纵队拨归其指挥。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兵团部即进驻广州市东山。
在接到四野前委转来毛泽东10月17日电报后，15兵团首长进行了研究，认为兵团所属三个军，48军留在赣南(江西南部)，44军要卫戍广州市和担任肃清广东北部、东部和珠江三角洲的残余国民党军和土匪，43军现正归二野第四兵团陈赓司令指挥参加广西战役。因此，只有43军在广西战役后可以投入进攻海南岛的作战。
10月21日，他们致四野首长林彪、邓子恢电报说：“请示第43军参加广西作战后扫荡雷州湾、雷州半岛，并作进攻海南岛的准备。”这也是该兵团43军参与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最早请示。距离毛泽东10月17日的运筹，仅4天时间。
43军是第四野战军三大主力之一，其前身是1946年10月合编建立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又按照全军统一序列，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原辖之第16师改称第127师、第17师改称第128师、第18师改称第129师。
在作出43军参与解放海南岛作战的请示之时，该军正在广西作战。至12月9日，在广西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林彪向正在中越边境十万大山一带追歼国民党桂系残部的43军(军长李作鹏)发出命令：“四十三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两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四十军攻占海南岛。”这份电报向43军下达了参加海南战役的任务，揭开了该军解放海南岛的战争序幕。
以一个军的兵力，显然难以完成解放海南岛的任务。此时，10月19日，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给叶剑英等电报，这份《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报告了琼崖敌军变动的情况，并提出：“根据琼崖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觉得，要使琼崖的战争随着国内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单靠琼崖的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迫切的要求兄弟军来琼，帮助我们早日完成解放琼崖的任务(按照目前情况，有一个至二个军来琼，便可压倒敌人)。”
15兵团首长在发出10月21日电报时，也明显感到仅43军一个军的兵力难以解放海南岛。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写到邓华的思考：“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都没有经验，要好好学习战史，学习前人的经验。我准备待广西战役结束后，令43军进至雷州半岛，进行短期休整。从我们兵团的力量来说，只有以43军一个军实施渡海进攻海南岛作战了。我也感到仅以我们兵团一个军来实施进攻海南岛，兵力不够，少了一些，因为现在敌人正向海南岛逃跑，岛上敌人会不断增加，我军是以少击多，又是渡海登陆作战，渡海过程中，万一出了问题，不能像在陆上那样，再重新组织进攻，那就困难多了。最好有两个军以上的兵力参战，就好一些，有把握一些。但四野首长没有提到增加部队的事，我们现在也不好提意见。好在海南岛上有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和根据地，可以接应、支援我军渡海登陆作战。”
除43军之外，再增加一个军投入解放海南岛战役，已是呼之欲出。
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不要进攻海南岛
10月31日，毛泽东致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发出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方能进攻海南岛的指令：“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先前毛泽东10月17日只是统筹作出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作战的战略部署，因为此时解放海南岛的条件还不具备;而10月31日，又明确作出只要广西问题不解决，海南岛战役就不能打响的决策，这高度体现了毛泽东关于解放海南岛战略时机的选择与掌握。
解放海南岛作战受制于广西战役。正因为如此，在获悉广东南路区党委11月6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后，11月9日，毛泽东致林彪、华南分局并告陈赓的电报再次明确指出：“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梁广纵队是指粤桂边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广。
广西战役进行于1949年11月6日至l2月14日，由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11月6日，西路军13兵团两个军开始向桂西挺进，以求切断白崇禧部入滇退路。11月10日，南路军第四兵团开始迂回博白地区，并于12月1日在粤桂边境歼灭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第三、第十二两兵团大部。随后，第4兵团、第13兵团和由湘桂边境南下的中路军第12兵团三个军协同作战，至12月14日，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17万3000余人，仅两万人逃入越南。此役解放了广西全境。
广西战役胜利之日，就是海南战役开始之时。广西战役也成为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的广大指战员的集体记忆。
韩先楚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大陆全部解放，我们正准备北上整训，忽然接到毛主席发来的命令：准备解放琼崖。”
1949年12月的莫斯科，冰天雪地，寒冷非常。这时的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身在异国的他，还在惦念着如何拿下海南岛。
张池明说：“12月9日，在广西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接到第四野战军首长的电令：‘四十三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1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2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准备尔后配合四十军进占海南岛’。带着满身的硝烟，我们又参加了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
林彪建议增派12兵团40军攻取琼崖
12月7日，林彪向40军发出命令：“四十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尔后准备协同四十三军攻取琼崖之作战。”这是该军参与海南岛战役的部署。
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该纵队是由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部分武装力量发展而来的。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军长韩先楚。
及至12月10日，林彪致电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广西战役即将结束，白匪包括其长官部直属队已基本被歼灭，少数溃散，我正分头搜剿中，俘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四野部队拟在搜剿溃散敌后，暂在广西境内休整二十天，尔后大部分散打土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共两个军准备攻琼崖，其具体参战兵力及时机，待尔后再定。陈赓部则开始准备入云南。”
对此，《第四野战军战史》中说：“广西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和四野前委便把解放海南岛的战略任务提到重要日程。1949年12月1O日，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关于广西战役结束后的部署，提出以第43、第40军于现地略为休整后即准备攻琼崖的建议。”
增派40军参战，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这也是来自林彪的建议：“广西战役围歼白崇禧集团即将胜利结束前，四野前委即决心实施进攻海南岛作战。1949年12月10日14时林彪致电毛泽东主席(注：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鉴于用一个军进攻海南岛兵力不够，决定增派第12兵团第40军参战。林彪在报告毛泽东主席的同时(即12月10日)电令：第43军东移廉江、信宜、化县地区休整，令第40军集结钦州、防城、合浦地区。两军协同攻取海南岛。”
43军、40军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兵团，那么由谁来统一指挥作战呢?
12月14日，四野前委林彪、谭政、肖克致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袁升平，并告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电报说：“攻海南岛战役，由十五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盼四十军速与十五兵团沟通电台联系，四十、四十三两军首长应进行调查研究，将材料与意见报告十五兵团首长和我们。”
此电报的意义，就是在先后确定43军、40军协同参与解放海南岛作战之后，四野前委正式命令15兵团首长担任统一指挥，组织渡海进攻海南岛作战。而15兵团首长决策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也由此正式展开。
12月14日电报只说攻海南岛战役由15兵团首长指挥，至12月18日，四野前委从衡阳返回武汉后，林彪即于12月20日复毛泽东12月18日电说：“海南岛作战已委托邓华同志指挥。”
“旧历年前”发起渡海登陆作战
什么时候发起渡海登陆作战，是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关键问题。12月15日，邓、赖、洪给林彪、谭政、肖克和中央军委电报，说：“据琼干部谈：琼岛海峡水面宽约九十华里以上，如顺风(北风)帆船需时五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岛登陆;逆风(南风)则帆船不能航行，汽船须增加两三倍时间。旧历年前大都是北风，年后(立春)南风。从季候上谈对登陆琼岛作战宜在旧历年前(最好是在阳历明年一月底二月初)。”
这就是说，来自海南岛干部提供的建议，被15兵团首长所采纳，初步确定了在旧历年前即1950年1月底2月初，发起渡海解放海南岛作战。
对此，洪学智后来在以“英明的决策 辉煌的胜利”为题的《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也说：“我们从熟悉海南岛情况的干部和群众中了解到：琼州海峡水面宽约11至27里(20到50公里)，如刮北风帆船需5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崖登陆;如刮南风则帆船不宜航行，汽船需增加两三倍时间。每年从正月至清明，海峡多为东风和东北风，对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时东时西，过了谷雨则转为南风。根据上述情况，12月15日，我们向野司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按即12月15日电报)，初步确定在旧历年前，即1月底2月初，发起渡海登陆作战。”
第二天(12月16日)，林彪、谭政、肖克致电15兵团邓、赖、洪及40军、43军并报告中央军委的电报又说：“准备趁北风季节攻琼崖。”
这“北风季节”又是什么时间呢?颇费思量。15兵团首长对此进行研究，结果是指1949年12月下旬到1950年3月下旬。
《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这样写道：“我们收到四野总部前委的电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首先就是怎么理解北风季节。我们翻阅了《年历》，北风季节就是讲冬季。冬季是在阳历的1949年12月22日‘冬至’，到1950年2月4日‘立春’。今年的旧历年在‘立春’之后，即1950年2月17日是旧历年元旦。最多也只能算到‘春分’，即1950年3月21日。因此，我们认为四野前委所讲的北风季节是指1949年12月下旬到1950年3月下旬。如果这样计算是合适的话，渡海作战的准备共约三个月的时间。”
而《第四野战军战史》则说：“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和林彪提出的要求，第15兵团于12月22、26日两次下发了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抓紧征集船只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对渡海作战特点的研究，其中包括风向、潮汐和水流的掌握，登陆地点的选择，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对付国民党军海空军袭扰的办法等等，力争在1950年2月5日前完成登陆作战的准备。”
解放海南岛作战如箭在弦。琼崖区党委按照这样的时间要求，来全力做好配合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准备工作。
12月15日，他们发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这份指示，用“现在大军已向雷州半岛进军，渡海作战解放全琼的时机已到来了”、“全琼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等鼓舞人心的话，动员各级党委号召和组织全体成员和全琼民众，来共同准备好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工作。而且要求这些工作“限在今年旧年底前全部完成”。这些工作包括组织系统的支前委员会、准备粮食、扩大民工组织、情报工作及大军到琼后发动广泛的劳军运动。指示最后说：“全琼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各级党委接到这指示后，立即做有负责地讨论布置执行，号召全体成员和全琼民众来共同准备好这工作，并限在今年旧年底前全部完成，并总结报告。”
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做好粮食准备的特别紧急指示》。此项紧急指示，再次强调“区党委发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出中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关于准备粮食工作中定提早限于旧历十一月底结束，而且必须在限定期间内完成”，这也是适应解放军正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准备。
解放海南要避免重蹈金门覆辙
对林彪12月10日电报“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共两个军准备攻琼崖”等建议，毛泽东很快回复。
12月18日，他亲自起草由中央转林彪的电报说：“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电报落款的“远方”指苏联，毛泽东此时正在苏联访问。
此电报是毛泽东运筹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非常重要的电报。正是这份电报，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胜利解放海南岛的历史序幕。
12月18日电报之所以重要，不但在于毛泽东同意“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部署，而且是深刻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这是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对渡海作战规律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对于海南岛等岛屿的解放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洪学智在《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说：“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全面地总结了岛屿战斗的经验教训，为我们组织部署海南战役指出了明确方向。《指示》告诉我们，海战不同于陆地上作战。在陆地上作战、一次搞不好还可以来第二次，一梯队遭受损失，第二梯队还可以及时增援补充。而渡海作战则大不相同。特别是我无海空军配合，仅以步兵与比较原始的渡海工具实施渡海作战，受潮汐风向影响甚大，如组织不好，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积极稳妥。”
毛泽东一向重视总结经验。解放后的1951年1月24日，他在《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的电报中，这段指示就很耐人寻味：“海南岛不是能养活十万以上军队的地方，敌在十万人以下登陆，我有一个正规师及冯白驹部在岛上坚持，再将四十三军主力加上去，即可各个歼灭之。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
金门之战进行于1949年10月24日至27日，由于解放军渡江战役以来频频奏捷，胜利的气氛中滋长严重的骄傲情绪，盲目轻敌，忽视渡海准备，造成孤军登陆，最终导致金门战斗的严重失利。就规模而言，金门之战是解放军的一场小仗，损失的绝对数字并不很大，但是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九千部队竟成建制全军覆灭，这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所以，10月29日，毛泽东在致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的《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电报说：“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
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金门岛的不幸失利，既给参加解放海南战役的指战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也为海南岛之战提供了前车之鉴。
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经验
12月20日，林彪在复毛泽东12月18日电报中说：“渡海作战当依照来电即所示进行准备，并拟于明日派我们的作战科长去南京，向粟裕同志调查渡海作战经验。”粟裕此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12月22日，林彪又致电43军军长李作鹏并告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袁升平等，提出：“渡海作战我军全无经验，目前渡海的具体条件如何尚不明，因此我们此刻尚无具体意见。盼你们就近弄清各种情况，细心研究作战条件与方法，并向兵团和我们提供建议。本日我们已派尹健同志去南京向粟裕同志处调查渡海作战经验。”
金门之战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呢?10兵团司令员叶飞在后来所著《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中，作了全面总结“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他说：“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从这一战斗的具体组织指挥来说：
“攻金失利战斗组织的第一个教训是船只不够，只能一次运载三个团，而这么少的这样宝贵船只又在第一批登陆后搁浅在海滩上，全部丧失，以致后续第二梯队完全无法登陆。渡海登陆作战没有船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丧失战斗力。
“战斗指挥上的第二个重要教训，就是违背了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夺取和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军队诺曼底战役成功的经验，就是首先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并巩固了这个滩头阵地，这是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金门失利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二十八军登陆，首先夺取了金门古宁头滩头阵地，这是对的;但是，第一梯队登陆部队没有立即构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尚未到达，只以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就向纵深发展，又犯了违背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犯了兵家之大忌。　1949年10月，广东党、政、军领导合影。右起陈赓、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右六为肖向荣。
“攻金失利的第三个教训就是，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统一指挥，这也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战斗指挥中的问题也不都是前线指挥员的责任，兵团指挥机关和我也有责任。当二十八军报告当晚要发起登陆金门作战时，我只是关心胡琏是否已到达金门，没有要二十八军呈报作战命令审核，就批准他们发起战斗。这是当时我的疏忽，参谋机关也疏忽了此事，这是一大教训。”
叶飞还总结说：“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海南岛的敌人战斗力差些
毛泽东12月18日电报还说：“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至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复林彪等的电报中，更进一步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说海南岛的敌人“战斗力差些”，这真是战略上的知己知彼。而同时告诫不可轻敌，也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表现。
海南岛敌人的战斗力到底差在哪里?由于琼崖纵队的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对海南岛的敌情了如指掌。这方面的情况记载甚多，如1949年7月1日，琼崖区党委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所提供的海南岛敌军兵要情况报告说：“敌军战斗力弱，经此次春季攻势后，内部更加动摇”，“春季以来，敌军完全处在被动，处处挨打或撤退小据点，缩短战线，以应付我军攻势，这种形势正在向前发展中”，这反映的是此时琼崖敌军的真实情况。
《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关于敌情的一些内容，可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论断的认识。
43军军长李作鹏在该军团以上军事会议上作的这份报告说：“根据各方面材料，敌人有五个军的正规番号。另有暂编保安教导等数个师，共计二十个步兵师。另有要塞、特警、税警、宪兵、炮兵、高射、通讯、工兵等特种兵十余个团，共计约七十余个团。加海军、空军、联勤等全岛总共不下十二万人。因此我们估计敌人力量在十万至十五万人之间(估计略高实际只十万人左右)。”“对敌人战斗力估计，是根据大部敌人皆为先后被我歼后，重建或半重建，由保安团队及未打过仗的新兵及打过很多败仗的军官组织起来。兵员不充实，斗志不高，且武器装备不良，内部互相矛盾等等因素。所以估计敌人除三十二军稍强外，其余各敌，战斗力决不可能很顽强，只要我们登陆成功，一个打他几个那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李作鹏也指出：“由于敌人退守孤岛，四面环海，地势险要，其军队数量尚相当庞大，且有残余海军、空军的优势协助作战。对其部队又进行了种种反动措施。一方面欺骗说：‘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时不杀伤虏，但对退守海南岛国民党军，都认为是顽固死硬派，抓到就杀’，‘只要守住海南、台湾，就能得到大量美援，就能反攻大陆’，‘共军没有空军海军，不能越海，如敢冒险，必然填海喂鱼’等等来维持其作战士气。另一方面，并积极对内部进行特务活动，凡发现与我有关系，或言语行为稍有不轨者，即行监视逮捕、镇压。堵塞我政治攻势策反工作的大门。并且估计了敌人还可能由台湾增加部分海空军参战。这些情形，都告诉我们，渡海作战决不可轻举妄动，决不能有侥幸取胜的思想。应严格防止重复金门岛的教训。”
邓华建议向后推迟大规模渡海作战
12月26日，15兵团下发《关于海南岛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但是此时海南岛战役的各项工作，准备得还不充分。40军、43 军才陆续到达雷州半岛前线。
因此翌日(12月27日)，他们在向四野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又这样提出“我之方针”：“毛主席对海南岛作战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海峡甚宽，敌有海空配合，而我无登陆作战经验，琼纵虽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他们力量仍是分散的游击战，对我渡海直接配合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方能一举成功。”
电报中又说：“这一战役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是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可能是一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搜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四十军在开进途中，四十三军亦有一个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终又恐转刮南风，困难增多。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这个电报考虑的问题是周全的，直接导致毛泽东12月31日给林彪(中央转)的电报。
毛泽东12月31日电报说：“转来邓赖洪二十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由此确定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毛泽东12月31日电报之后，邓、赖、洪已经明显感觉到，最初确定的旧历年前即1950年2月17日前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事实上不可能，因而建议将渡海作战时间向后推迟。
1月5日，他们给四野林彪等诸首长和中央军委发出急电说：“琼崖敌总数估计十万至十五万，且有海空军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海船按乘三十人计，需一千只以上。但现船只很少，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突击一个团)，以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根据上情，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
《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这样写道：“1950年1月5日这天，他们经过充分讨论，已经明显感觉到旧历年前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事实上不可能，因而邓华建议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邓华等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发现准备工作极为复杂，其中搜集船只和战前训练就尤为困难。为此，1950年1月5日，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发出急电，给四野首长林彪、邓子恢、谭政、肖克、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军委。”
洪学智北上汇报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等问题
15兵团1月5日关于大规模渡海作战必须向后推迟的电报发出后，洪学智就受命去武汉向四野首长汇报。他在《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中这样回忆说：“电报发出后，叶剑英、邓华、赖传珠同志又决定派我到武汉向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报告渡海作战准备和推迟作战时间问题。”
1月11日，洪学智坐火车到了武汉。据《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他是在中南军区林彪的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汇报渡海准备情况的。洪学智说：“叶剑英同志以及我们几个人反复研究，觉得农历年前行动虽然有利，但来不及。一个是船只不够，一个是训练需要时间，时间短了，恐怕没有把握，需要推迟到春节以后。”林彪说：“你们的意见，我同意。但我不能决定，要报告中央军委，6日已报告毛主席，由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林彪接着说：“为了节省时间，你立即到北京去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
洪学智北上后，中南军区首长电告邓、赖并叶、方说：“已派洪学智去中央，估计中央会同意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因此盼您们把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个月，部队位置可由你们加以疏散调整，以便供给宿营的方便和训练海战的方便。”
到北京后，洪学智向聂荣臻代总长汇报了推迟渡海作战的考虑以及叶剑英、林彪的意见后，“聂总把毛主席指示的复制件递给我”。这个“复制件”是指毛泽东1月10日中央转林彪电报复制件。
《洪学智回忆录》中写道：“我带着毛主席的批示以及朱德、聂荣臻两位老总的意见，马不停蹄地回到武汉，23日先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我汇报后说：毛主席10日批示已转发15兵团，请按主席的指示办。我讲两点意见：(一)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问题。第一，争取以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渡海的准备。在准备期内，除渡海部队进行筹备船只、训练水手、训练部队不致晕船及海上战术与登陆战术外，并加强策反，加强对冯白驹部武器弹药、干部的帮助和军政指导，并设法以小部队陆续进行偷渡，与冯部会合打游击，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登陆。第二，估计台湾的作战需要甚大规模的准备与较长的时间，故拟不等候台湾作战的配合，而准备先攻下海南岛，并争取不让海南岛之敌退至台湾，以求得在海南岛将其歼灭之。(二)为减少我渡海时敌海空军的扰乱及台湾方面敌人以舰船向海南岛增援，或将海南岛之敌以舰船撤至台湾防守，增加解放台湾之困难，海南岛作战时，须尽力争取我空军的配合，以便封锁敌之海军活动和减少敌之空军活动。这一点已报告军委，盼军委对此有所准备。”
《洪学智回忆录》中还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野司决定，兵团已于15日向两军发了指示，将渡海作战时间向后推迟几个月。为了便于准备船只和进行渡海作战的教育训练，两军的部署做了疏散调整。除担任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两个师仍留原地外，其余部队略向后移。”
洪学智北上的前后经过是清楚的。《第四野战军战史》也是这样说的：“(1月5日)电报发出后，洪学智专程到武汉向四野领导汇报，请求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并帮助解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的经费问题。林彪等同意第15兵团意见，并指示洪学智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汇报。朱德总司令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听取汇报后，都表示同意关于推迟渡海作战时间的建议，并将情况报告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请他最后决定。”
这就是说，洪学智北上最重要的使命是请示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当然还有寻求帮助解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的经费问题。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洪学智北上之前显然没有看到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
但是，《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则这样写：兵团于1月12日收到四野总部转来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邓、赖、洪三位首长在作战室看到电报后，非常高兴。邓华说：“这下就好了，我们的意见被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接受了，旧历年前不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我们的准备时间就充足了，虽然时间充足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稍有松懈，一定要抓紧准备工作，我考虑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也就足够了。”邓华停顿了一下说：“毛主席要我们搞几百条机器船，我们到哪儿去搞机器?毛主席电报中说了要请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想办法，我想我们一方面向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叶剑英同志和方方同志汇报，同时直接去武汉向四野首长当面汇报。请你们考虑这样行不行?”赖传珠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去向叶剑英、方方同志汇报，请老洪去武汉向四野首长汇报请示。”邓华说：“老洪，就请你去武汉走一趟，当面向四野首长汇报请示，可以将我们的想法、意见讲清楚。要到香港去买机器，这是要银元或港币的，我们兵团可拿不出来呀!”洪学智说：“你们两位指定要我去武汉汇报，我就去跑一趟。”
其实，洪学智1月11日已经坐火车到了武汉了，他怎么能1月12日还在广州兵团总部研究毛泽东电报呢?当时的通信情况也正如杨迪在书中所说：“当时的通信手段可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刚刚解放，打个电话很不方便，要经电话局接线，电话局仍是接收的原班人员，我军只不过派去几名军管干部，因此，使用长途电话很不保密。”
洪学智若是看到了毛泽东1月10日的复电，那么他还要千里迢迢北上干什么?以为洪学智北上之前已看到毛泽东电报，知道推迟渡海作战时间已获毛泽东批准，所以《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所写，则是洪学智北上的任务只剩下如何解决机器船的问题了。这是欠准确的。 　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毛泽东收到邓、赖、洪1月5日电报时，正在莫斯科忙于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关问题。尽管访问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然仔细研究海南岛作战问题，于1月10日致电中央转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此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战役，极为重要的电报。
毛泽东1月10日电报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毛泽东指出“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要求。这是客观地看到解放海南岛准备工作的不足，而同意15兵团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推迟大规模作战的决定。
相对于原来的“旧历年前”来说，“春夏两季内”又是个宽泛的命题，这就有了“林彪、邓子恢等于1月11日致电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决定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几个月，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制定渡海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充分作好战役准备工作。”(《第四野战军战史》)。直到2月1日召开的广州会议，最终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
本来，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时间向后推迟，是由15兵团提出并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决定，但后来却成了林彪的“罪名”。
“‘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战士聂金铭同志说：‘这就是他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个又光荣又伟大的任务。’”这是戴夫著《海上练兵记》1月1日的内容。因为该书出版于1950年，所以能客观地记载了“林司令员教我们去解放海南岛”的事情。但在林彪1971年“出事”后，就难以见到写他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文章了。即使有，也是批判他干扰执行毛主席的解放海南战略决策的。比如说，“毛主席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消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拖延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又如“毛主席发出了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而林彪却主张晚打”，“在渡海时间上，李作鹏等人借稳打稳扎为名把渡海时间定在6月”等等。
如何对待林彪的功过，现在已经找到实事求是的办法。经中央军委批准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编写说明就这样指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四野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叛党叛国成为历史罪人，又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唾弃。如何处理林彪问题，是编写四野战史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陈云、彭真同志关于编写四野战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示，在编写领导小组组长洪学智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反复讨论，共同认为，林彪叛党叛国是他离开四野20多年以后的事，编写中应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把握以下原则：对于第四野战军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要充分加以反映;对于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无论是正确或错误的，都以史实为依据如实反映。”
“以改装机器船为主”不能实现
1月10日电报，是毛泽东运筹解放海南岛战役又一极为重要的电报，这种重要不只是在于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而且要求“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
遵照毛泽东以及林彪、邓子恢等的指示，1月19日，15兵团邓、赖、洪电转告40军、43军，要求两个军力争在短期内完成改装机器船的任务。电报说：“遵照毛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对渡海登陆作战，不依靠风向，而以改装机器船为主’。”
但是，“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的任务，经历各方面的努力，实在买不到这么多的机器，也制造不出来。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道：“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和着急。除处理广州市、广东省的地方事务外，还以很大精力来研究处理机器船的问题。他组织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去办这件事。他自己也亲自过问此事。记得有一天他要洪学智副司令陪他到黄埔造船厂去了解情况。洪学智副司令回来后，在作战室对邓华司令说：‘我陪叶剑英同志到黄埔造船厂去了一趟，他们也无力造出渡海的船只，他们只能造船壳等部件，机器他们造不出来，是由柴油机厂供给的。这样靠我们自己造也造不出来。’”
邓华在1980年为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而作的《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也回忆说，“渡海作战关键是渡海工具。关于改装机器船问题，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百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前方，但大部分太旧，马力小不能使用;又修好了十二艘登陆艇送往前方，也都坏在途中”。
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这样总结：“机帆船可以克服靠风航行的自然限制，对于类似琼州海峡情况的作战很便利。但搜集机器、选择船只、进行改装，亦相当费时费钱(较登陆艇当然便宜)。三个多月我共改装四十九艘。平均每只折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七十余万元。但真正参加起作用者不过二十艘，有几艘未到启渡场即已损失，另有十余艘是我大军登陆成功后才改装出来的。”
吴家民等写的纪念韩先楚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也说：“他不仅积极地组织部队进行海上练兵，还亲自参加改装机帆船的工作。在改装机帆船和研制‘土炮艇’中，大家称赞韩先楚同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而且是一名能干的好工人。在韩军长的带领下，我军改装机帆船55只，‘土炮艇’15只。连同从涠洲岛夺回的帆船300余只，全军共收集大小帆船1058只。”
两个军改装机帆船不到一百只，这对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靠小帆船渡海作战，已是势在必行。
陈沂到香港购买机器船无功而返
同样是为了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指示，四野首长随即派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后勤部参谋长罗文到广州，与华南分局商讨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他们携带来几百万银元，准备购买船只和机器。
《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到洪学智回到广州兵团司令部汇报北上情况，几位首长的这些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陈沂南下买船的背景。
洪学智说：“我回到武汉，又到四野总部，将在北京的情况向四野首长汇报了。我特别强调筹措外汇资金的事，四野首长要我们兵团找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会支持的，但是我建议还是请四野后勤部领导同志来，指导和帮助我们解决，会更好一些。四野首长答应了，准备派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同志来广州。”邓华说：“你这趟去武汉、北京跑的很好，使上级了解了具体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决心、意见，特别是请四野总部派陈沂同志来解决买机器的事，这件最困难的事有陈沂同志来，就比要我们去办好多了。”赖传珠说：“本来我们只想征集木帆船，现在毛主席要我们搞几百只机器船，这可是件大事。在短时间内是不是可以搞到这么多机器船，我心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现在只有抓紧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向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陈沂到香港去购买机器和机器船只事宜并不顺利，几乎是空手而归。这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有反映：“叶剑英同志同意陈沂、罗文同志在华南分局派员陪同下，去找香港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帮助采购机器和登陆艇。当时的香港，不是现在这样繁荣的世界金融与航运中心之一的香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将香港掠夺一空，在英国重新统治后，经济刚起步恢复，没有那么多机器制造业，也没有那么多航运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舰艇之类的作战物资。”“陈沂同志等在香港各工厂、各港口码头，看了几天，没有看中适合于渡海登陆用的船只与机器，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当时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特务很多)却很快发觉了陈沂同志等的行踪，港英当局与美国的情报机关也知道了。他们即控制了各家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我们买不到所需物资。最后他们只买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总算没有完全空手而归。”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同样回忆说：“野司派人来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澳购买登陆艇，但只买到防晕药、罗盘计、救生圈，登陆艇始终没有买到。”
《洪学智回忆录》也写道：“毛主席说的搞大海船很难落实。我们派人到香港也没搞到机器，对木船改装的设想落空了。这样，我们就考虑以木帆船为主，立足于木帆船渡海。”
改装机器船及到香港采购机器和登陆艇，本来都是落实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要求;因为买不到机器，改装机器船也不顺利，后来战争的事实是，人民解放军是依靠小帆船而不是依靠机帆船来解放海南的。于是，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又成了林彪在海南战役中的又一“罪名”。如说解决渡海的办法，只有“立足木船，立足现有装备”，而“林彪却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又有的文章写道：“当时，如何解决渡海工具问题成了影响整个战役进程的关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李作鹏、林彪主张到香港、澳门去购买登陆艇，尔后登陆作战。韩先楚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实现。因为主宰香港、澳门的政客、买办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丘之貉，不会卖给我们登陆艇。李作鹏等人又提出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
冯白驹“配合”解放海南
毛泽东1月10日电报还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这个电报的三个指示精神中，后来战争的事实证明，冯白驹及其所领导的琼崖党及琼崖纵队的“配合”，是海南岛得以顺利解放的重要原因;而其它两个方面都没有很好实现，就是没有做到“一次运两万人登陆”，也没有做到登陆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
先是1948年12月5日，是琼崖纵队建军十周年。当天冯白驹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琼崖党政军民坚定信心，紧密团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琼崖。冯白驹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琼崖有着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二百五十万争生存求解放的英勇的人民大众。和台湾是大不同的。”这便是海南与金门、与台湾大不相同的地方。
海南有我党我军和根据地，这是我军能够分批渡海，迅速解放海南岛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么，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党和琼崖纵队，到底怎样“配合”解放海南的呢?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是与琼崖纵队的长期斗争和配合接应分不开的。”“没有琼崖纵队的配合接应，海南岛解放不可能这样顺利。这是他们的伟大功绩。琼崖纵队的领导者冯白驹同志，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他不愧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深受海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和胆略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他率领琼崖纵队坚持二十多年的斗争，最后以强有力的配合接应，协同渡海大军圆满地完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任务。”
冯白驹及琼崖纵队对解放海南作战的配合，现时我们看的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大都是写琼崖党和军队的帮助、支援与接应，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们的作用不只是对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的接应，还表现为在提供敌人情况情报等方面的作用。
冯白驹1949年10月19日给叶剑英等的电报《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中注明“我们现正全面动员筹粮”，这是琼崖纵队在解放海南过程中在备战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为此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海作战做好粮食准备的特别紧急指示》。
冯白驹在电报中还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提供了有助于解放海南作战最有价值的敌方情报。这是配合解放海南所作贡献的一个独特方面。此前的7月1日，琼崖区党委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提供了《琼崖敌军兵要情况报告》，提供的海南岛敌军兵要情况报告;到10月19日，冯白驹又报告《琼崖形势及意见报告》，再次报告了敌人在海南岛兵力与布防的最新情况，这再次表明琼崖纵队在为解放大军提供作战情报方面的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实际上，在权威的历史总结及著作中，已注意到这一点，并全面评价他们的配合作用，恰如其分。如《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1950年3月5日至4月30日)，就全面谈到琼崖纵队及琼崖人民的作用，其中就包括直接提供情报。总结中这样说：“我军在渡海登陆作战中，自始至终是在琼崖纵队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支援下进行的，这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琼岛有我党领导的坚持了二十几年斗争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一是陷敌两面作战，被迫不得不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二是直接给渡海兵团供给情报和派遣必要的领航人员;三是可以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直接配合作战;四是岛上人民群众为渡海部队带路和掩护、抢救我伤员等。”
又如《第四野战军战史》写到海南岛登陆作战的准备时说：“为了正确制定渡海作战方案和正确运用渡海作战的技术战术手段，第15兵团率第40、第43军进至雷州半岛地区后，便根据毛泽东关于‘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的指示，大力加强对海情和守岛国民党军军情的调查工作。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成立策反委员会，并指示冯白驹通过多种渠道，加紧对守岛国民党军展开策反工作，从其内部获取重要情报。”“各级侦察机构，还派出侦察人员，在琼崖纵队侦察干部的带领下，乘木帆船伪装渔民潜入海南岛沿海国民党军防守区域进行现地侦察，调查其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情况，为渡海部队选择登陆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符振中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
先是1949年12月15日，邓、赖、洪《对海南岛作战的建议》的电报，最早提出采取偷渡办法进攻海南岛这样一个极其重要渡海作战问题：“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四十三、四十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是该兵团受命指挥渡海登陆作战后，首次提出的海南岛战役渡海作战问题，即准备首先采取小部队偷渡、然后大举渡海登陆的战法。
至1950年1月3日，林彪、邓子恢、谭政等致邓、赖、洪并告叶剑英、方方电说：“你们考虑，可否先派出少数兵力(例如一个营)，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到达琼崖后则与游击队会合打游击。但此法是否有引起敌人对琼崖增兵的可能，亦请考虑到。”
采取什么方式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一个很重要，又很难解决的问题。海南岛战役最后取得胜利，是与贯彻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密切相关的。因此，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设想的提出就显得特别重要。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说：“关于以小部队乘木帆船分批渡过海，到海南岛上去，这对提早解放海南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兵团1949年12月中旬受命，一直到1950年3月初实施第一批偷渡，对这个问题，邓、赖、洪首长经过不断研究，逐步明确，最后定下决心，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当中，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乘渔船偷渡过海来，进一步坚定了15兵团首长派小部队乘木帆船偷渡海南岛的决心。
1月下旬，40军发给15兵团邓、赖、洪的电报说：“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冯白驹同志派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同志率少数同志，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西南角登陆了，现已在40军指挥所。符振中同志随后即同韩先楚副司令(兼军长)一道，到广州来汇报岛上情况和冯白驹同志的建议。”
符振中本人1980年写的《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的文章，回忆了偷渡的全过程，只是文中也没有交代偷渡的确切时间。罗印文著《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中这样写：“1950年1月下旬，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奉命从海南岛偷渡来到广州，1月25日，他向叶剑英和第十五兵团首长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约一万人)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符振中还特别转达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
符振中偷渡事件，对渡海作战方针的确定有重要作用，因而为许多解放海南的图书文章所谈及。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写到邓、赖、洪首长看1月下旬40军发来的电报，非常高兴。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洪大个(注：指洪学智副司令)说的对，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
《洪学智回忆录》则是这样写符振中偷渡对渡海作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1月间，琼崖纵队派副参谋长符振中同志携带地图、电报密码等偷渡过海，到了广州。他向兵团汇报海南岛党政军的组织情况、战役准备情况和敌军的防御部署，并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同志的两点建议：一是乘敌人防线不甚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第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崖纵队的武器装备。”“第二天，叶参座、赖传珠和我到黄浦港参观船厂。在回广州的船上，我们又议论渡海的事。叶参座问我们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既然符振中同志能偷渡海峡过来，我们也可以派小部队以同样办法过去。’赖传珠说：‘也可以请符振中同志一块回去。’叶参座说：‘道理是同样的，南边可以过来，北边当然也可以过去。这样，先过去一小部分。可以考虑采取少量多批的办法。’我说：‘小批渡海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广州会议做出的三项决策
2月9日，邓、赖、洪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说：“岛上有敌十万，如只采取大规模登陆速决的方针，则所需机帆更多，改装费用更大，舵手、机工、领航人员亦非半年内所能同时办到。另一方面岛上有我根据地，有冯白驹的配合，回旋地区亦大。只要我们能上去，哪怕小部队，都可打游击，以增强岛上力量。故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即是少数人化装便衣偷渡，在冯白驹与策反工作的配合下，一连、一营以致一个团的小规模渡到一定程度，即我岛上力量能夺取海岸一两点后，方最后策应大军登陆。在我无海空配合的条件下，这种办法是较好的，但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
现在很多回忆文章及著述说到2月1日兵团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就源于此。因为后来的战争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海南岛的解放也是在此方针指引下获得的，所以为人们所大书特书。
但是，广州会议还作出其它两项决策，就是确定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解放海南渡海作战的时间延长到6月以后，甚至是“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而我们现在都知道，解放海南岛作战是以小木帆船为主，大举登陆作战的时间是4月16日，解放全岛的日子是5月1日;若真的将解放海南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以后，那么海南真可能早就成为“台湾第二”了。众所周知，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朝鲜战争爆发后，7月8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他的司令部于7月27日，登上从广州开出的军用专列北上。根据中央“希早日来京面授机宜”的电令，邓华在抵达武汉后便转乘飞机前往。《邓华将军传》写到此时毛泽东召见邓华的情景，说邓华到北京后，住在东四七条一个四合院里，这里是军委的招待所。这日午后，邓华正在军委招待所小憩，忽报毛泽东主席召见，他立即随同前来传令的毛主席秘书叶子龙驱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对邓华说：“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或者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看到的大量解放海南岛的书籍包括《洪学智回忆录》等，都只记述广州会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而为后来战争进展所证明并非正确的决策往往“忽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并非正确的决定，才使接下来发生40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军党委级的事情。
倒是权威的《第四野战军战史》能这样如实地写广州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会议还确定了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器船为主，渡海作战时间推迟数月，两个军各准备一个团偷渡等内容。”
广州会议是谁主持，一些回忆文章及著作中的说法也相左。有的说叶剑英主持，有的说是邓华主持，还有的说是叶剑英、邓华主持等。到底是谁主持?毕竟是15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所以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是邓华、赖传珠主持，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这与《第四野战军战史》的说法一致：“2月1日至2日，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萧向荣、韩先楚、李作鹏、张池明，以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到会作了重要指示。”
在公开出版的有关解放海南岛的著作中，还可看到关于广州会议这样的说法：要渡海作战，解决渡海工具是个关键问题，也是这次会议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是到港澳去购买登陆艇。经过讨论，许多同志都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买到，因为当时港澳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依靠买船解放海南岛是不现实的。再一种意见，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还有一种意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这种意见受到到会多数同志的赞同。
但是，亲历会议的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广州)会议听取了符振中同志对海南岛上的情况介绍，和两个军进入雷州半岛后的情况汇报后，主要讨论和研究如何领会、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指示。没有发生木帆船与机器船(或机帆船)两种意见之争。”
叶剑英听不懂海南话
在广州会议上，叶剑英为符振中当海南话翻译，这是很多解放海南书籍中都津津乐道的细节。细加对照，这些书中所写几乎都是附会符振中本人的回忆。
符振中的回忆文章《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中就这样说：“会上，我汇报了琼崖纵队三个总队兵力的部署，接应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岛上敌人的活动情况，要求大军尽快渡海。我还转达冯白驹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是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员，把枪支、弹药、物资偷运过海，充实琼纵实力。叶帅对解放海南非常关心，很用心听取汇报，还在本子上作了记录。我开始汇报时，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叶帅说：‘你用广州话讲吧。’我讲的广州话也和普通话差不多。他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我心里感到惊奇：‘他也懂海南话吗?’后来才知道，叶帅在大革命时期来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我便改用海南话汇报。”
这些回忆被演绎到很多包括今年新近出版的解放海南的书籍中，我们仅选方天等著《四野最后一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一斑：符振中来到地图前，开始汇报情况。符振中开始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符振中讲的广州话也和他的普通话差不多，大家照样听不懂。叶剑英又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符振中十分惊奇，心想：“叶司令难道也懂海南话?”在座的众将领也露出了不解的神色。叶剑英看出了大家的疑问，解释说：“大革命时期我在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符振中便改用海南话汇报，叶剑英一字一句地向大家翻译。琼纵符振中参谋长的汇报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大家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录，耐心地询问，直到把琼崖纵队的情况和海南敌人的兵力部署搞清楚为止。
这些写作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琼崖党史研究上似乎迄今为止，还未看到叶剑英大革命时期在海南住过的记载，好在我们还能查到资料，知道叶剑英本人亲口讲过他听不懂海南话。
那是197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表谈话，他说：“上次我回到广东，赶上省里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同他们见了面。我问他们，本地干部有多少，本地干部请举起手来，我看大约有三分之二。我说很好，说明重视培养本地干部。过去外来的干部，到了广东工作，因为有语言问题，在基层找农民谈话有困难，听不懂，有些政策贯彻不下去。所以，要号召外来干部学本地话，本地干部要学普通话。否则语言隔阂，不利于接近群众，交流经验。广东的语言太复杂，潮州讲话一个样，广州又一个样，开平、雷州、海南和客家地区讲的话都不一样。讲普通话，城市好一些，农村、山区差一些，所以，要积极学习、推广普通话。我是广东人，对海南话也听不懂。现在广东农村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在文字相通，但语言不通也不行，不容易接近群众。所以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既然叶剑英都亲口说海南话他听不懂，那么他怎么能给符振中充当海南话翻译呢?会议的亲历者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所说，当是可信的：会议“听取了琼崖纵队符振中参谋长关于海南岛情况的介绍。符振中同志讲的广东普通话，大部分我们能听懂。有些地方我们听不懂，赖传珠政委就请兵团参加会议作记录的一位广东籍干部将听不懂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40军对广州会议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在总结“主要经验”时，是这样说的：“渡海作战，首先要解决的是用什么工具渡海，利用什么时机渡海;是以木帆船为主，还是机器船为主，这是当时战役指导上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海南岛的迅速解放。一般来说，横渡海峡机器船比木帆船要好得多，可是当时大陆刚解放，不但没有登陆艇，就连发动机也必须到国外购买。如以机器船为主，不仅国家财力所不及，而且当时情况也不允许，这样势必拖延渡海时间，以致贻误战机。因此，军党委遵循毛主席、军委对海南战役的指示精神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树立了以帆船为主，抓住有利季风，力争提早渡海作战的指导思想，积极投入准备工作。虽兵团广州会议，鉴于金门岛登陆的教训，决定渡海登陆时间推迟数月，以待解决机器船渡海的问题。但军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对部队仍强调积极准备以帆船为主渡海。因而，当条件成熟，大规模的渡海提前时，我们军则以主力投入了渡海登陆作战，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这个总结披露的广州会议决策的背景是清楚的，40军树立以帆船为主、力争提早渡海作战、最终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的情况也是清楚的，而该军对兵团广州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一定的干部，这“一定的干部”是到什么级别呢?
我们现在从《战将韩先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很多韩先楚老部下写的纪念文章，可以知道，这个“一定的干部”限于军党委，连师长、政委也不传达。
徐国夫的纪念文章《舰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中写道：“(广州会议)会后，韩先楚同志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数月，延长战备时间，会使部队松劲，并将错过东北风期，贻误战机。他在40军党委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上，继续强调战备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并要求‘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还限定各师于3月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对兵团关于把准备工作延到6月以后和等待登陆艇的精神，没有向我们传达，我们这些师长、政委还不知道有此种精神，所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按照军党委的指示，积极准备着。”　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刘振华等的纪念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同样这样写道：“韩先楚同志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早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在军党委会上提出，关于有的领导提出等待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6个月以后再考虑发起海南战役的指令，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会上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
再如吴家民等的纪念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这样写道：“参加这次会议的韩先楚军长和袁升平政委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作战时间如推迟到6月份，不仅延长备战时间，会使部队松劲，更将错过对我渡海作战最有利的东北风期而贻误战机。他们从广州给军机关发回电报，仍强调要‘积极准备，提前完成’‘积极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级拨给’。广州会议之后，军党委会上，韩军长提出：‘关于去港澳购买登陆艇和六个月以后再发动海南战役的问题，不向下传达，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以前完成。’军党委一致同意，并做了决议。接着军党委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兵团作战会议精神，又一次研究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重申于3月底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这都表明，后来该军渡海作战准备得很充分，是有原因的。或者因为这样的背景，张正隆著以韩先楚为传主的《战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提出这样的命题：“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叶剑英派人策动陈济棠
邓、赖、洪2月9日关于海南岛情况及渡海作战方针致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请示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叶剑英同志曾派人去策动陈济棠。陈表示无兵权。六十四军军长张其中与六十三军之三十三师现有些线索。前粤敌突击支队司令张镇桓(有小炮艇五，机帆十五只)已有初步关系，他正在挖三舰队的墙脚，可能有些希望。另琼岛敌一师长想要我们四十万港币去收买。总之，目前形势下，敌漏洞是有的，看我们是否会钻，现分局已组织一策反委员会，在广州、琼州、雷州半岛分别进行，上层下层分别去搞，对港口敌守备则政治争取、经济[收]买双管齐下。”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秘密策反工作，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这样要求：“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叶剑英派人策动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确有其事。据梁国武《陈济棠、薛岳在海南的最后统治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版)中说，陈济棠“在海南期间，中共也多方设法争取陈济棠起义或不到台湾，叶剑英曾托黄麟书的同邑进行游说，李洁之、彭智芳、卜汉池等陈济棠的旧部，在自己起义反正后也通过各种关系对陈济棠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能改变他的态度。”
为什么策反不成功?其实陈济棠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策反他诚属不易;但他“表示无兵权”，这倒也是实情。上年10月30日，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自台湾乘专机飞海口视察海南防务。陈诚此行的结果，是由薛岳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陈济棠失去了海南的实权和主导地位，薛岳取代陈济棠成为解放军解放海南的主要对手。梁国武在回忆文章中，就专门写到由此造成的陈、薛在海南的矛盾：“海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裁撤，对陈济棠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这个策划，是陈诚所出的主意，目的是造成清一色的陈诚系势力。当时国民党手上只剩下台湾和海南两个基地，台湾已掌握在陈诚手，海南再交给陈系的‘打手’薛岳，陈诚就成了国民党内唯一的实力派。”“陈有一个时期，态度极为消极，既不到特区长官公署办公，复谢绝会客，每日唯携爱妾冯锡如在海南各名胜中闲逛。直至获得宋子文支撑，另行组织起三个警保师，才活跃起来。”
策动陈济棠虽不成功，但是在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过程中，在策动一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迅速瓦解反动阵营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1949年5月29日，琼崖区党委作出《关于执行华南分局对于大军渡江后工作布置的决定》，要求加强敌内工作，迅速瓦解反动阵营，“在敌内工作有把握的条件下，应发动起义，一面削弱敌人，扩大
我军，把我军的进攻更前进一步，一面配合大军入粤解放全琼。”
由此开展策反工作，在携械起义的人员中，有敌大英山炮台台长李运元，敌海口军用机动电台台长郑炯昌，敌《民国日报》记者吴一声、叶源，敌陆军步兵学校总务处少将处长李湘武、人事行政处少将处长何素凡和敌教导师第一团部分官兵，敌海南警保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林荟材及其全团官兵等。这当中，尤其是4月24日林荟材率警保第一师第四团起义，影响最大。海南军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史料》编写组曾评价说：“警保四团起义是在我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进行的，是我党策反工作的胜利成果。这次起义成功，对于瓦解敌军斗志，配合我军追歼南逃残敌，迅速解放全岛，起了一定的作用。”
鲁湘云以木船打败军舰
2月22日夜晚，43军128师382团4连副排长鲁湘云(卢相云)，带领八名战士乘一条小木帆船在海上训练。因风停了，只好抛锚在海上等风。拂晓，敌人一艘军舰开过来，发现了这只木帆船，即向该船开炮。鲁湘云很沉着，令战士下到船仓内躲蔽，敌舰见船上没有动静，即开过来，离帆船只有几十米时，鲁湘云下令突然向敌舰开火，子弹和手榴弹都打中敌舰，敌舰遇到突然火力袭击，仓皇失措，不敢应战，开足马力逃跑了。这就是解放海南岛战役过程中，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重大事件。
鲁湘云以木船打败了兵舰的英雄故事，成为解放大军的兴奋与骄傲。因此事发生在15兵团紧张运筹解放海南之际，也是解放大军在海上进行练兵的关键时刻，因而它对两个军全体指战员的鼓舞、教育与启示意义非常巨大。广大指战员坚定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勇气倍增，情绪空前高涨，一时间你能打我也能打的豪言壮语，传遍各部队。指战员们纷纷请求首先渡海作战，争当突击船，要求打敌军舰。
黎友谅写的《漫记海南岛》(1950年7月10日至15日南京《新华日报》)，在记述鲁湘云用小木船打败兵舰的事迹后说:“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所有前线部队，卢相云被请着到处报告打兵舰的经过。‘谁说木家伙不能打铁家伙?’战士们的信心提高了，每当看见敌舰在海上出现时，战士们立刻跳土木船，架起机关枪追上去，敌舰却每次都是远远地乱放枪炮，急急地避开。”
鲁湘云给大家做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海上练兵记》中就有记载，著者戴夫在二月二十四日中这样记：二营召开了全营军人大会，请卢相云报告打兵舰的经验。“没有打兵舰以前，”他说：“不知道兵舰有多么厉害;这一回打败了它，这才知道兵舰也不就是[纸]老虎。”他总结了三条经验：一、发现兵舰，首先要沉着，勇敢，有自我牺牲的决心。远时不打，近了一齐开火，便可以打败兵舰。二、不打哑吧仗，有的同志在战斗中害怕，就要提出口号去鼓动他。看见危急情况，就要想出办法，并提出口号安定大家情绪。如果有可能，还要召集党员开会，组织他们积极活动。三、帆船横着面积大，顺着面积小，因此我们要将船顺对着兵舰与敌作战。兵舰目标大，我们容易打它;帆船目标小，又在浪中一起一落，敌人不容易打我。“我们已将兵舰仔细看过了，”卢排副最后说：“兵舰是可以往上爬的。如果有几只帆船互相掩护，靠近了，打一排手榴弹就可以爬上去。只要勇敢沉着，兵舰一样也可以当俘虏。”
《海上练兵记》三月十六日还记了小帆船战胜兵舰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自从卢相云打败兵舰以来，海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就是看见兵舰，人人喊打。”
1980年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的时候，鲁湘云本人以长篇纪实文章《木船打军舰 战史创奇迹》，生动回顾了当年渡海作战、用木船打败敌人兵舰的情景，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在海上与敌激战约一个多小时，凭着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敢和智慧，以木船、轻武器、战胜了有炮又有机枪装备的敌人军舰，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奇迹。”“木船打败敌兵舰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解放海南的胜利信心。”
鲁湘云用木帆船打败敌兵舰的事迹被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标志事件，不但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而且提供了大部队用木船强渡海峡与敌军舰作战的经验。这个活生生的事件，还让大家认识到，海战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陆上的经验在海上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同意43军一个团先行渡海”
先是1月下旬，15兵团首长接到40军发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的电报，邓、赖、洪看了电报后，非常高兴。
从《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的记叙看，兵团首长由此第一次明确提出由43军一个团先行实施偷渡的设想。书中写到几位首长的对话。洪学智说：“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那我们实行小部队偷渡一定会成功的。”邓华说：“他们能偷渡，那我们也可以偷渡，现在我们与冯白驹同志已有电台联系，请他们派部队在岛上接应我偷渡部队。我们就下这个决心吧，先派43军一个团实施偷渡，你们意见如何?”赖传珠、洪学智两位首长都表示同意。
及至2月9日，也就是广州会议之后，邓、赖、洪致中央军委、毛泽东请示电报，提出渡海作战“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第二天(2月10 日)四野前委将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用]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我们同意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如此是否妥当，盼即予指示。”
2月12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迅速复中央转林彪电报说：“二月十日廿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以此为标志，海南渡海作战的指导方针正式确立，为夺取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铺开了道路。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四野首长2月16日致电李作鹏、张池明、韩先楚、袁升平并15兵团：“我军须利用海南岛有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条件，采取偷渡办法，逐步增加兵力，与冯白驹会合作战，逐渐歼灭和瓦解敌人，然后配合正式登陆”。“盼你们根据具体情况，详细严密组织偷渡的动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时机、方法等均由你们机动规定之。”
原来确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的设想，但很快又加上40军一个加强营，这种变化的经过，也发生于2月12日。这天，邓、赖、洪在作战室，研究如何具体实施经四野首长与毛泽东已经批准的实行分批偷渡的作战计划。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这样记叙：经过分析研究，邓华说：“原来我们考虑先以43军一个团实行偷渡，现在根据海上情况及岛上敌情，以一个团从敌人主要设防方向，以16到18个小时，渡海航行200多公里，绕到海口以南的文昌东北去登陆，这是一着险棋。但是，这着险棋既然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变更了，还是要走，而且只有这样走，必须在海岛东部偷渡，才有利于我军下一步渡海，现在已别无选择。”“为了使海南岛守敌产生错觉，我决心：43军以准备好的一个团仍绕到海口东南到文昌东北海岸登陆。同时，40军以一个加强营从海峡西面偷渡，航行到海南岛临高的西北角登陆。现在40军要求先行偷渡的积极性很高，韩先楚同志一直就在118师亲自指挥、亲自在抓。这样从东、西两面同时偷渡登陆，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意图。第一批偷渡的时间，就定在3月上旬，具体时间，根据当时的天气风向和海上潮汐、海水流向再定。”
而杨迪说：“因43军是属第15兵团建制，因此，当初定下先用木帆船实行偷渡的决心时，是带有试验性的，即试一试看，因此就令43军先准备一个团实行偷渡，40军因是配属兵团指挥的，只令他们视情况可准备一个加强营实行偷渡。”
这样，无意中第一次成功偷渡海南岛的却是40军的一个加强营，而非原来计划中的43军一个团。
40军一个加强营第一次偷渡成功
3月5日，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799人，在师参谋长苟在松的率领下，乘木帆船l3艘，于19时由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进发。翌日晨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解放军于l4时在儋县白马井超头市登陆，与接应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协同打败了敌人的进攻，顺利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该营由此获得“登陆先锋营”的荣誉称号。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偷渡海南，另外的说法是第一批第一次偷渡。在一些文献记载中，偷渡的另一表述是“潜渡”。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7日)发表登南人的《海南岛概况》，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写这次解放大军开始第一次偷渡海南岛的情景：“三月五日，夜幕已经拉下，海空黑沉沉的，海上风浪翻腾。部队在雷州半岛某地起渡了，××条战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进着，穿过海洋，冲过波浪，一直向海南岛进发。‘头一炮，要打响!’‘争取琼岛登陆先锋的称号!’不但成为战船上最有力的鼓动口号，而且成为战士们唯一的信念。和风浪搏斗了十九小时零五十分的时间，终于抵达了海南岛的白马井以南地区的海面。战士们由喜悦而紧张起来，大家喊出：‘立功的时候到了!’水手们挺身而出，协助船工加强航速，驶至登陆地点。船上的鼓动工作也活跃起来了。‘登上岸去消灭敌人，解放人民，为烈士报仇!’‘争取英雄第一船!’等有力口号鼓舞着英雄们奋勇前进。”
“激烈的登陆战斗开始了。我们的战士不仅打退了敌舰的骚扰，而且把岸上的守敌两个连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地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第一次会师，成为琼岛登陆的先锋。”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初战胜利，潜渡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这时兄弟部队也相继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海南岛东侧──斗坡、鹿马岭一带潜渡成功。从此，全军上下牢固地树立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　对于意义非凡的首渡，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道：“第一支利箭射中了!”
而徐锐写的纪念韩先楚的文章《将军归去 雄风犹在》，则是这样描述：“韩先楚军长亲自组织先遣营的偷渡登陆作战行动，他送走先遣营后，与该师领导同志一直守候在无线电台旁。他整夜未眠，亲自掌握先遣营的航行及登陆情况，直至先遣营登陆成功，突破敌军防线，胜利进入五指山我琼崖解放区根据地，他才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此举不仅加强了琼崖我军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我军大举渡海作战，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为全军上下树立大海是可以战胜的，跨海登陆依靠木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的坚定信心。”
本来43军的偷渡是与40军偷渡同时进行的，都选定在3月5日。因为参与偷渡的43军128师383团方向没有起风，由此兵团司令部作出停止启航的决定。《第四野战军战史》中写道：“兵团领导同意两个加强营于3月5日晚同时实施偷渡，但因5日第43军加强营航渡方向无风，无法实施偷渡。邓华决定，第40军加强营按计划偷渡，第43军加强营待有风后再行偷渡，这样还可以造成守军错觉，收到奇袭之效。”
40军119师解放涠洲岛
3月5日，40军119师356团，由师参谋长夏克率领由北海出发，6日2时在涠洲岛会合登陆，经激烈战斗，l2时解放涠洲岛。新华社海南前线(1950)四月二十三日电说：“自六日午夜二时到次晨十时，全部战斗历八小时，涠洲岛解放了。我军俘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长甘宗正以下四百三十六名，毙伤十六名;缴获迫击炮、六O炮七门，以及其它武器弹药甚多。”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是这样写“夺取涠洲岛”的：“356团在师夏参谋长率领下，于三月五月由高德圩起渡，被敌发觉，我为迷惑敌人转向白虎头隐蔽待命。于六日十九时由白虎头向涠洲岛进发。于七日二时许突然登陆，打敌措手不及，于十时迅速全歼了敌人，缴获好船三百余只，并首次创造了木船打伤敌炮艇的范例。”
解放涠洲岛，最大的意义是119师缴获300余艘木帆船，保证了第40军全军渡海作战船只的需要，为40军渡海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韩先楚在1958年写的《跨海之战》中说：“涠洲岛解放了，五百多敌人无一漏网，四百多只木帆船全部为我缴获。这对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打涠洲岛是为了解决船只问题，这到底是谁的主意?韩先楚说：“一天，从涠州岛逃回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况，盘据在那里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军’，劫持有四百多只民船，全是多篷多桅的大船，可用于渡海作战。这个情报，又使我们有机会运用‘夺取敌人装备，装备自己’这个法宝了。经过四野和兵团首长批准，我们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的战斗。”
来自“从涠洲岛逃回的一个渔民告诉我们”消息的说法，在刘振华等的纪念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中得到证实：“涠洲岛逃回来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岛上500多敌人劫去了400多只双篷双桅的大船，控制在涠洲岛上。先楚同志立即让解方副军长去北海市组织了一个加强团进行一次夺船战斗。这次战斗消灭了岛上全部敌人，夺回400多只双篷双桅大船。‘土炮艇’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将敌‘海硕’号军舰击伤，另一艘‘海狗’号敌舰仓皇逃窜。”
但是，杨迪在他所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则说在1950年初，他就提出突袭涠洲岛以解决渡海船只问题。他对邓、洪首长说：“据我们侦察了解，在雷州半岛以西，北海以南25公里的海域中，有一个涠洲岛，面积约25平方公里，钦州湾和雷州半岛西部的大渔船大约有300多艘，都逃到那个岛上去了。
该岛守敌自称：‘广东省民族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所’，还有敌人海军陆战队1个连，连同还乡团、土匪和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共有700余人据守。敌人海军第3舰队派有2艘炮艇负责巡逻警戒。敌人企图依托该岛，作为我方侧后的前哨据点，牵制雷州半岛西侧我军的渡海准备。我们建议：令40军派一个团的部队乘船偷袭涠洲岛，这样既能抢到那300多艘大渔船，又可拔掉敌人在我侧后的一个钉子。”邓华司令员略作思考后，说：“这些大渔船我们一定要搞到，侧后的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但是，暂不要动手，不要打草惊蛇，待我军实施第一次偷渡时，同时干掉它。你可以告诉40军作这方面的准备。”
43军一个团的偷渡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
43军首次偷渡不成功，而延续到3月10日。这天，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1007人)，在团长徐芳春率领下，乘木帆船21只，利用阴雨天，于13时自湛江市东南之硇洲岛启渡，实行偷渡。这是43军的第一次偷渡，是解放军的第二次偷渡，也有说是解放军第一批第二次偷渡。
偷渡中途风浪大作，他们从敌人眼前通过，绕到海口市以南，于11日先后在琼东北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线登陆，并和接应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师。12日到达文昌地区。l3日打破国民党军六个团的进攻，进入琼东根据地。兵团授予“渡海先锋营”的荣誉称号。
徐芳春后来在回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历程的文章《难忘的五十七天》中这样回忆说：“(3月5日)我团由师参谋长率领，13时上船准备启航，但因无风，军指示暂停待风。之后，军党委决定由我和政治处主任刘庆祥带领我团一营执行潜渡任务。但几天来老天不作脸，由老船工组成的‘活气象台’天天坐在海边望洋兴叹，连战士们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们把物资检查了又检查，武器擦了又擦，炸药包捆了又捆，给琼纵同志带的各种报章杂志包了又包，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焦急，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大海，与琼纵同志会师，早日解放海南岛。至3月9日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活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明天有东北风，午后逐渐增大，天黑以后可达七级以上，同时还有暴雨，风刮的时间不会太长，但风力强，一个晚上满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南岛’。这一消息一传开，好象给我们全体官兵注入了兴奋剂。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这一天终于到来了!’”“3月10日，天气果然变了，我们一营和配属的团炮兵连、警卫连、侦通连各分队共1000名指战员，登上了21条船，告别了专来为我们送行的军参谋长王一平、师参谋长孙干卿，团政委高诗荣、副团长郭建文、参谋长纪纲等，肩负着全军指战员的重托，离开了硇洲岛。船队浩浩荡荡驶向大海，冲向海南岛。”
因为先前43军是按计划实施一个团的偷渡，后来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是在40军一个加强营成功登陆后，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作出的决定。为什么43军一个团的偷渡要改为一个加强营?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有很清楚的交代：“第43军部队在3月5日13时即上船准备启航，一直等到黄昏，天上、海上仍是风平浪静，根本没有起风的迹象，兵团邓华司令员果断地令该团停止启航，等待起风。在该军等待启渡的过程中，得知40军的加强营已于3月6日黄昏前顺利在海岛西北岸登陆成功，同时119师又渡海攻占了涠洲岛。这对43军准备渡海的部队既是很大的鼓励，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按捺不住了，急着启航。在这种情况下，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考虑到第40军加强营的偷渡成功，已经使海南岛上的敌人警觉起来了，海口市的敌人一定会加强空中和海上的巡逻，海岸上的敌人一定也会加强防御和警戒，该军领导为了使第一次偷渡能够成功，即向兵团建议该军先不以一个团偷渡，改为一个加强营偷渡。”
杨迪说：“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在作战室研究商讨第43军的建议。经过讨论，邓华果断地说：‘大家都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以及43军渡海航行要绕过海口市，难度是很大。先不用一个团，而用一个加强营渡海登陆，看看海口方面敌人的反应，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想的都一致了。让杨迪起草电报命令43军128师改用一个加强营，等待风向有利时，即启航渡海到海口市东南预选的登陆地段，实施偷渡登陆作战。要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了解、掌握研究气象，并特别要请教有经验的老船工，这些活气象土专家对气象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呢。’”
由此来看，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报请上级批准由两个军各先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乘敌‘围剿’岛上我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侧实施偷渡”，及洪学智回忆说“为了支援琼崖纵队的反‘围剿’斗争，加强岛上我军的接应力量，摸索渡海作战经验，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乘敌抽调兵力‘围剿’岛上我军、琼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实施偷渡”，这些说法因为省略了细节，去因存果，故欠准确。
15兵团指挥所来到雷州半岛前线
3月20日，在解放军已经成功偷渡两次后，邓华率领15兵团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最南端的赤坎村，直接指挥渡海作战部队。
我们还记得，1949年12月31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说：“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而林彪、邓子恢又遵照毛泽东的电示，于次年1月12日电告15兵团：“我们意见邓华同志应率轻便指挥(所)去雷州半岛，以便就近研究情况和组织协同动作。”
这就是说，兵团指挥所来到雷州半岛前线时，距离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已经“迟到”了三个多月。
而且，就是在3月20日这天，韩先楚以他和副军长蔡正国署名的发给15兵团和四野司令部并解方的电报中也这样说：“为使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仍望兵团指挥机构早来前面，以使及时解决问题和指挥作战。”
那么，兵团指挥所为什么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雷州半岛呢?杨迪在其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详细解说了海南解放进程中的这件大事。他写此段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回答“兵团前指为什么到3月20日才进驻雷州半岛南端的赤坎村的原因，以消除各种误传”。既然是为了“消除各种误传”，那么可能还是存在“误传”的。
杨迪将他的解释简要综合如此：一、对进攻海南岛的战役方针，兵团拟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大举登陆。1月10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搞几百个大机器船，兵团为此事即派洪学智到武汉、北京汇报、请示。四野首长决定派后勤部陈沂政委来广州与华南分局和兵团商量去香港购买机器与登陆艇，在这种情况下，兵团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广州;二、两个军1月份才展开准备工作，兵团决定2月初在广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关于进攻海南岛的多次电示、电令，兵团首长和司令部要为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三、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批准第15兵团进攻海南岛的作战方针后，邓华司令即准备率兵团指挥所前往雷州半岛。但中南军区兼四野在武汉召开会议，通知邓华、赖传珠首长去参加会议。1950年2月16日，四野首长致电40军、43军：“目前，邓、赖和我们开会关系，均不能直接指挥你们作战。因此一切行动盼由你们规定之。”这样，2月份兵团前指还不能去雷州半岛;四、3月上旬第一批两个军各以一个加强营实行偷渡，邓华、赖传珠首长请假从武汉回到广州，指挥偷渡。第一批偷渡成功后，邓华司令即决心立即率指挥所前往雷州半岛，直接指挥两个军第二批各一个加强团的偷渡。邓华司令要我组织指挥所先去雷州半岛，他仍返回武汉参加会议，并于3月20日赶到雷州半岛南端赤坎村兵团指挥所。
赤坎村在徐闻县城东南6公里的地方，这里是雷州半岛最南端，也是解放海南岛的最前线。杨迪说：“邓华司令员指挥特点之一是指挥位置一定要尽量靠前”，而一旦靠前指挥，来到雷州半岛前线，对军事决策的作用就快就显现出来。
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就这样回忆由改装机器船到改用木帆船的经过：“兵团指挥所三月二十日到达雷州半岛，具体了解两军作战的准备情况。两个军征集的木帆船集中起来各运送两个师已不成问题;同时了解到清明至谷雨期间有东北风、东风、东南风可以利用。根据以上情况，经报请上级批准，兵团修正了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的方针，而改变为仍以木帆船为主。”
《第四野战军战史》中也写道：“此时，渡海作战的形势和任务相当紧迫。购买登陆艇的计划，因遭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没有实现。同时，改装机器船的工作也因缺少需要的机器设备而成效甚微。3月20日，邓华率第15兵团指挥所到达雷州半岛，了解第40、第43军渡海准备工作情况，并根据两军已征集到一批船只和清明至谷雨季节期间有东风、东北风可资利用等有利条件，经报上级批准，将广州会议决定的渡海工具以机帆船为主，改为仍以木帆船为主。”
邓华重申按时启渡实施第二批偷渡
这里既然出现“重申”两字，则说明可能有不按原定计划实施的意见出现。
3月22日，也就是15兵团前线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徐闻东南赤坎两天后，邓华与韩先楚的确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争论。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为了澄清“一个误传”，用很大的篇幅详细生动记叙了争论产生的原因与经过。
争论缘于韩先楚“建议40军提前全军先渡海登陆作战”。杨迪说：“因韩先楚同志要改变兵团原定计划，要40军一个军提前渡海，而邓华同志则坚持要按原定计划，40军、43军同时渡海。他们就是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并没有涉及到误传的用木帆船还是用机帆船渡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韩先楚建议四十军提前全军先渡海登陆作战。邓华则坚持要按原定计划，四十军、四十三军同时渡海。他们“谈僵了、谈崩了”。
争论双方各有道理。韩先楚说：“我认为大举渡海登陆作战，提早比推迟要好得多。理由是：第一，我军第一批偷渡的成功，证明敌人海岸防御还没有组织好，我军乘敌人集中八个师，仍在‘清剿’琼崖纵队的机会，大举渡海登陆，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我军再各以一个加强团登陆，只会引起敌人对我军大兵团渡海的注意，从而进一步加强海岸防御，将给我军大举渡海登陆增加困难;第三，根据天上气象与海上水文情况，4月20日‘谷雨’季节前气象多变，北风与东北风将会减少，东风或东南风会加多。3月份有北风与东北风的时候多，很有利于我军顺风航渡;第四，我40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船只已经够用了，我们全军一次即可渡海登陆。我们一个军渡海登陆，作战部队也有三万人，而且有琼崖纵队的支援和第一批登陆部队的接应，登陆后完全是可以站住脚的。如果43军来不及，就我们一个军先渡海登陆作战。43军可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登陆也可以。”
邓华说：“要改变作战计划，就要重新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整个准备工作也都要重新制定。而且要报告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现在2个军第二批偷渡的一个加强团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四天，就要启航了，已经通知岛上冯白驹同志布置好接应了。我怎么能轻易就改变决心与计划呢?我刚才说了，整个战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要4月初才能基本完成，43军的船只也要有时间向雷州半岛集中。如果改变计划，提前实施大举渡海登陆作战，从兵团来说，太仓促了。现在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待第二批偷渡成功后，我们就研究部署大举渡海登陆，好不好。”
韩先楚说：“我还是坚持我们40军现在就实施全军渡海登陆作战。你不同意，我就直接向四野首长报告请示，四野有个作风，即可以越级指挥、越级报告，四野首长可以越级指挥，军、师也可以越级报告请示四野首长的。”
邓华说：“现在我再向你重申一下，进攻海南岛的决心与部署按原定计划不变更，你必须遵照我的命令，3月26日黄昏，实施第二批118师以一个加强团的偷渡。”
他们两位的谈话“谈僵了、谈崩了”。韩先楚走后，邓华交代杨迪：“以我个人的名义起草一份电报，将我不改变决心、部署的意见与理由向林、罗首长报告。我相信林、罗首长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又说：“再发个电报给40军、43军并告琼纵，报四野总部，重申3月26日黄昏，两个军各一个加强团遵照兵团的命令，按时启渡，实施第二批偷渡登陆作战。”
韩先楚回到军指挥所后，还真的直接给四野总部发了电报，建议40军提前全军先渡海登陆作战。林、罗也收到了邓华发去的电报。他们迅速复电邓华与韩先楚，同意邓华的意见，仍按原定计划执行。
40军加强团奉命再次偷渡
3月26日，40军118师加强团2900多名官兵，在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率领下，乘帆船81只于19时从灯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西北临高角驶去。因风停、潮流逆向，帆船漂流，偏东临高角100余里，于27日先后在玉包港至红牌港分散登陆，未能与接应部队会师，反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多个营发生激战。在击破敌之堵击后，进入琼崖根据地。这是40军的第二次偷渡，也是解放军的第三次偷渡，或者说是解放军的第二批第一次偷渡。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这样记录“第二次偷渡”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岛上我军力量和摸清敌人海峡正面设防情况，给我大规模强行登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军奉命以118师352团(欠1营)和353团2营共二千二百九十五人，再次偷渡。
“三月二十六日十九时，由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和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共同负责指挥，乘八十一只帆船(少数机船)由北东坡、孟宁、南港起渡，预定在临高西北之罗棠、禾邓之间登陆，并令琼纵一部和352团1营至登陆地点接应。初航乘东北风，航行顺利，但船队驶至中途风停，随后又起大雾，观察和指挥联络非常困难，加上潮水回流，不易掌握航向，至登陆点距预定位置偏东约五十公里，于二十七日五时至八时冒敌机敌舰和岸上火力的猛烈阻击，先后在林诗港、玉包港(团主力)、红牌港、博铺港一线宽达二十余公里的正面上分散强行登陆。至十二时许，除352团4连两只船损失外，均登陆成功，并突破了敌l3l师393团的防御，歼敌一部。二十八日，敌先后急调62军l51、153师各一个团，64军l56师一个营及保安5、6团一部，在十余架飞机配合下，于文生村(福山市北五公里)地区对我实施合围，妄图将我消灭。我在数次突围战斗中，先后击破敌十个营兵力的多次拦击，终于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于二十九日与接应部队胜利会师。此次战斗，共歼敌八百余名，击落敌机一架，击伤敌舰一艘，缴获枪支一部。43军四个营于三月三十一日二十二时在博赊港起渡，至四月一日三时至五时，在海口市东之北创港塔市间登陆成功。从而，揭开了敌正面防御的秘密，使我们从这次胜利中看到了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
韩先楚写的《跨海之战》这样说：“二次潜渡的兵力为一个团，准备工作更为慎重。每只船都准备了足够的橹和桨。为便于海上指挥和通信联络，特为潜渡部队配备了两只机帆船。起渡的前一天晚上，先派船潜入临高角附近，对登陆点的水深潮情做了试探。潜渡前，恰好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同志从北京开会返来。这次潜渡即由他和我军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共同负责指挥。”
在第一批偷渡中，43军落后于40军，这一次又落后于40军，这是为什么呢?又是天气!《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说：“43军127师加强团，本来准备好了在3月26日与40军118师加强团同时启航渡海。但被老天爷捉弄了，就是不起风，使该团无法启航。该团的指战员焦急万分，在海边住着等了4天，越等越焦急，真是度日如年，嘴里不断地骂老天爷、骂海龙王。”
王东保后来在1990年纪念海南解放40周年的时候写的《强渡海峡 解放海南》文章中，也这样回忆说：“3月18日，我们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李作鹏军长前来参加。向我们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军党委经四野渡海指挥部批准，决定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各一个加强团第二批渡海登陆作战，军党委经几次讨论研究，决定由一二七师组成第二批潜渡，强行在海口市正面东段登陆，并同意我和政委宋维栻的请求亲临指挥。3月下旬起渡，具体时间看风向、潮水决定。”“3月24日、26日黄昏后，因风向、潮水不利，加上我们对潮水多变的规律认识不足，大规模起渡的训练少，通信联络信号不熟悉，风潮不利的人力和使用工具不足，致使两次起渡未成。”
40军建议以主力大举登陆
先是40军韩先楚始终坚持早打，早日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他特别强调要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军事上加紧进行海南战役的准备，争取早日解放海南岛。
1949年12月30日，他在军党委召开会议上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乘敌立足未稳，打乱其海上部署，以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使300万海南同胞早日得以解放。如不及早渡海作战，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人必然要进一步加强防御，我们将失去有利战机，招致无穷后患。”会后，在韩先楚带领下，40军及早地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
而在韩先楚与邓华争论的前二天(3月20日)，他以他和副军长蔡正国署名的发给15兵团和四野司令部并解方的电报中说：“今后大规模登陆作战，在有力的内应条件下，我两军就在风向季节(旧历二月底三月初清明前)各以主力由正面并肩作战，估计无大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在帆船的准备上，除我们现已买到及自己拆卸的约百部机器外，再发我们二百五十部即可(此数与原计划数可减少将近二分之一的机器)。就是这二百五十部机器解决困难，或我们改装不及时，我亦以现有百部机器改装为炮艇和指挥船，其余用风船，待条件成熟，风向顺利，拟大规模登陆作战。不知四十三军准备工作及意见如何?”
及至第二次偷渡的完成，也是40军主张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时候。3月31日，40军召开党委会，一致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兵团立即组织实施主力渡海攻击海南岛。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写道：“军于三月三十一日及时召开了党委会，分析了形势，讨论研究了下步作战方案，一致认为：由于全军指战员的积极努力和客观情况发展，大规模渡海登陆时机已经成熟，若继续实施小规模的分批偷渡，而不抓住业已成熟的有利战机，誓必拖长战役的时间，加之季节不等人，错过了这个有利战机虽能胜利，但代价必会增大。军党委紧紧抓住这个关节，适时提出以主力大举登陆的建议，后经兵团批准并发出了两军主力向琼岛进军的命令。从而，加速了海南岛的早日解放。”
吴家民等写的纪念韩先楚的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也这样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准备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围绕着早打还是晚打，用木船打还是买登陆艇打等问题进行着尖锐的争论。韩先楚同志这时是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他在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极力主张早打，用木船打，主动将部队准备工作立足在早打和用木船打上，为争取在春夏之交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3月份，韩军长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了两次偷渡，第一次是由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率领的1个加强营，第二次是由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的1个加强团。两批偷渡在海上和登陆后均取得成功。韩军长信心十足，他到处讲：‘大海可以战胜，敌人立体防御可以突破，不论是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也不管是敌人侧翼、正面，甚至单船都可以在敌人设防地段登上去，大举登陆更没有问题。’他提前解放海南岛的信心更足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北京(1986年)10月11日播发的《韩先楚同志生平》说：“1950年春，韩先楚同志参与指挥了海南岛战役。他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早日解放海南岛的意图，主动作好战役准备，及时抓住战机，亲自率部乘木帆船渡海，协同兄弟部队登陆，并统一指挥岛上决战，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千秋功业，已有评说。
43军第二次偷渡由师长与政委率领
3月31日，43军127师一个加强团3733人，在师长王保东、政委宋维栻率领下，在琼崖北区地委宣传部长陈说、府海特区区委宣传部长徐清洲的协助下，分乘88只木帆船，于22时30分从雷州半岛博赊港起渡，向海口市东铺前港驶进。途中与国民党军舰激战。解放军三只炮艇只生还一人，但确保了主力登陆。他们最终在海口市东南塔市一带登陆成功。这是43军的第二次偷渡，也是解放军的第四次偷渡，或者说是第二批第二次偷渡，也是解放军最后的一次偷渡。
“天有不测风云”。43军两次的偷渡，都因为老天爷没有帮助而不能按时启航，43军随军记者于振瀛的《跨海南征》日记，3月31日当天记的内容，让人真切感受到解放军指战员对老天爷爱恨交加的心情：“今天能启航吗?”我问。“就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据说今天晚上有东北风呢。”他(按指团长冯境桥)仰头望望后边的风车，“看样子差不多。”晚饭后，战士们喊着号子，把隐蔽在海湾红树丛里的木船推出来。风忽然停下来，天空布满低沉的乌云。几道闪电，几声霹雳，紧接着下起瓢泼大雨，雷声、雨声和海浪声搅在一起，震耳欲聋，好象整个宇宙都动员起来，为我们渡海作战擂鼓呐喊，助威壮行。冯团长坐立不安，隔一会儿就冒雨跑到高地上，把手帕扯起来，试一试是否起风了。黄昏前，乌云虽然没散，可是雨却停了，东北风再起，土风车又转起来。战士们欢欣若狂地呼喊起来：“毛主席借东风来了!”“解放海南的时候到了!”冯团长大步走进屋里，抄起电话机，命令各营上船，准备启航。晚上10点来钟，正是涨潮的时候，夜漆黑，云低暗，波涛滚滚，海浪喧嚣，只有浪花撞击木船溅起的水珠闪着亮光。我跟着团指挥所上船。为了加强指挥，师长王东保和师政委宋维木式组成前线指挥所，带领三八一团一个营，率先锋团渡海。宋政委坐的是团指挥所的船。我坐在宋政委旁边。“启航!”冯团长下达命令。
至于43军为什么要“高配”师长、政委率领一个加强团偷渡，杨迪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加以叙述。
40军118师加强团偷渡登陆成功后，在一次吃饭时，杨迪与邓华谈起了第二批偷渡，118师1个加强团渡海没有去主要指挥员的事。邓华说：“40军不属我们兵团建制，只临时归我指挥打这个战役，人事上的安排，这是4O军的内部的事。43军是归我们兵团建制的，我有权决定。你说说127师一个加强团偷渡，该派谁去指挥?”
杨迪说：“40军第一批和第二批渡海登陆部队都是从118师派出的，虽然是分别由师参谋长和主任率领，但总是一个师的，作战行动也好商量。43军则不同，第一批是由128师383团派一个加强营，这次，是由127师派一个加强团，第一批是由383团团长率领的，我认为第二批不能只由师参谋长或主任率领。应由师主要指挥员率领，才好统一指挥。具体意见：一个方案是由王东保师长和魏佑铸主任率领，一个方案是由宋维栻政委和冯精华副师长率领。”
邓华说：“你说的两个方案，只想到了统一指挥43军上去的两批部队，没有想到两个军上去的部队统一指挥问题。我考虑了两个军两批偷渡成功后，在我准备大举登陆这段时间内，如果岛上有情况，需要40军两批登陆部队与43军两批登陆部队，联合起来协同作战怎么指挥的问题。因此，我决定要127师王东保、宋维栻两个人率领43军第二批部队渡海。以便必要时统一指挥上岛的40军118师部队和43军128师的部队。127师是最老的主力师，王东保、宋维栻都是老红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118师、128师都是四野的主力师，他们也会服从比他们更老的主力师的指挥的。”
韩先楚提出如果谷雨前再不发起海南战役，解放海南就没机会了。
壮烈的白沙门小岛之战
43军在该军的第二次偷渡中，担任打敌兵舰的第379团第三营第八、第九连的四只船，因与国民党军舰激战而偏离航向，3月31日误在海口市附近的白沙门岛登陆，遭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和海、空军的围攻，在该团组织股长秦道生的指挥下，苦战两昼夜，最后弹尽粮绝，除一个排共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异常惨烈的白沙门之战。
新华社四野总分社记者常工、第43军《冲锋》报编辑方轫在《追记壮烈的白沙门小岛之战》(新华社琼崖5月9日电)报道中写道：“三月三十一日夜间海上弥漫着大雾。解放军第四批潜渡部队某部的两个连与敌舰作战后迷失方向，误在一座荒凉的方圆只五里地的白沙门小岛登陆。”“小岛距海口市仅五六里，是敌人监视海面的前哨阵地。登陆我军迅速地把岛上守敌全部歼灭。匪首薛岳害怕我军以此作为进攻海南岛首府海口市的跳板，调进大部兵力向岛上我军猛烈进攻。”“当夜敌人的无数次攻击都失败了。从第二天清晨起匪军就以陆、海、空军联合向小岛进攻，敌人的兵力由一个团增加到三个团，兵舰也由原来的三艘增加到十艘，并以飞机轮番进行轰炸和扫射。两个连的勇士们，在这样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轩昂的士气，予进攻的敌人以极严重的打击。”“四月一日这天从早到晚，敌人一共发动了三十次以上的攻击。但每一次都被勇士们狠狠的打了回去。”“一夜过去，四月二日又激战了一整天。直到天黑，岛上枪声逐渐停息。激战了两天两夜，敌人付出了近千伤亡的代价才冲上了岛。可是敌人在岛上一无所获。遗弃在岛上的枪枝武器已被勇士们一齐毁坏。在岛上的勇士们，有的已经转移了。有的虽然身负重伤，但每人都准备了一件武器，当敌人走到前面时，便与敌人同归于尽。勇士们为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报道说：“白沙门岛上的勇士们的坚毅顽强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充分表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现已获得解放的海南岛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的功迹。”
而常工著《失踪的船》(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1950年的一月初版)中的一篇文章题为《宁死不屈》，同样是写发生在白沙门的壮烈海战，较之《追记壮烈的白沙门小岛之战》，更具体地记述了白沙门之战，感人至深。文章的最后说：“白沙门岛上的勇士们是全部光荣的牺牲了，但是，他们的事迹却将永远的记在人民心中。他们不仅先后伤毙了上千的敌人，并且发扬了我军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他们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两个连队，不仅完成了护航任务，他们在白沙门岛登陆牵制了敌军的兵力，为我军主力登陆和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评价说：“第379团三营两个连误登海口市白沙门岛，使我军付出了两个连的损失，但是，这个误登，却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错觉，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要直接登陆海口市，因此，迅速调集62军一个主力师和海、空军主力集中攻击我军这2个连队。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敌人对我偷渡部队主力登陆地段的注意力与防御力量，使我127师加强团主力，没有遭到敌人很强的抵抗，即登陆成功，而且伤亡较小。这两个英雄的连队，他们在白沙门岛惨烈的激战，有力地吸引与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海口敌人，集中注意了白沙门岛的作战，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的登陆。这两个连队对127师加强团主力船队较顺利地在预定地点登陆，所起的巨大作用与贡献，这是我们事先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在这次偷渡中，还发生了43军127师379团九连一排的三只小帆船，同敌舰作战的英勇事迹，他们的事迹被毛泽东评价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
当时这三只小木帆船，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海口附近与敌人军舰艇展开近战，将敌军舰的火力引向那三只小船，保障了主力部队的航行，而这三只小木帆船，最后都被敌军舰击沉，全体同志们都壮烈牺牲了，只剩一名战士漂海回到雷州半岛。海南解放后，邓华听完经调查了解的战斗情况汇报后，非常激动地说：“我军用小木帆船敢于与敌军舰艇进行海上近战，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创造了海上近战的奇迹与新经验。这对将来攻打台湾，可能有参考价值。我要给四野总部和中央军委报告。”
5月17日，他向军委并四野司令部报告，毛泽东主席阅完报告后，在这份电报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三野并抄送海司：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毛泽东五月十九日”。从毛泽东将这份报告批复发给三野和海军司令部，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的意图是明显的，就是着眼于下一步准备渡海解放台湾。
韩先楚提出必须谷雨前发起海南岛战役
韩先楚认定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提出如果谷雨前再不发起海南战役，解放海南就没机会了。
这是4月6日夜里，韩先楚口述、40军作战科长尹灿贞书写，于4月7日凌晨发出的电报大意：如果三天内，即谷雨前再不发起海南战役，就没机会了，我们主要靠没有动力的帆船，非得依靠谷雨前的季节风不可，40军已准备好并决意发起进攻，如果43军未准备好，我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
在纪念韩先楚的文章和书籍中，大都说到“一天夜里，先楚同志给兵团、四野发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如吴家民等的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说：“3月份，韩军长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了两次偷渡，第一次是由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率领的1个加强营，第二次是由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的1个加强团。两批偷渡在海上和登陆后均取得成功。韩军长信心十足，他到处讲：‘大海可以战胜，敌人立体防御可以突破，不论是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也不管是敌人侧翼、正面，甚至单船都可以在敌人设防地段登上去，大举登陆更没有问题。’他提前解放海南岛的信心更足了。”
“时近4月，临近谷雨，有利的东北风季节就要过去，在这紧要关头，对海南战役的下步行动方案仍未决断，一是认为乘尚有东北风可以利用的时机，坚决以主力渡海登陆，一举解放海南岛;二是认为应继续组织小部队偷渡，等待购置舰艇之后再发动进攻。韩先楚同志焦急万分，担心季节性东北风即将过去，敌人组织摩托化机械部队，采取防偷渡相应对策，旷日持久地等待，势必贻误战机。他一次再次地把部队准备情况和自己分析判断的意见向兵团、四野报告。一天夜里，他给兵团、四野发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并转报中央军委，陈述了我部队准备成熟，早打和晚打的利弊关系以及我之决心。”
而张正隆的《战将》，就这样发挥来写“一天夜里”的事：“‘一天夜里’，韩先楚口述，尹灿贞记录，又给兵团、四野发出一份电报，并转报中央军委。这个‘一天夜里’，时间应在3月31日40军党委会前后。有人说是4月7日。这是一封挺长的电报。据说海南岛战役得以进行，这封电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采访时曾有几个人说看过这封电报，但今天已经无从查找了。”
韩先楚在他写的两篇解放海南战役的重要文章中，都以不同的语气谈到这个关键问题。原因就是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谷雨眼看就要到了，但是上级却依然指示继续偷渡。比如他在《跨海之战》中说：“时近四月，谷雨迫近，眼看着有利的季节风就要过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着‘棋’。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显然，后一着‘棋’是不可行的。那是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作法，将造成长期的被动局面。前一着‘棋’是可走的最有利的。首先我军和兄弟部队先后四次潜渡之后，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岛上我已有相当的内应力量，而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对付我小型潜渡，这就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大举强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再无北风，因此，我们必须乘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就连日后小型潜渡亦不可能，何况潜渡的船只有去无回，长此以往，船只问题也无法解决。再者，历次潜渡和涠州夺船说明，不管是敌人翼侧、正面，不管是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只单船，也能突破敌人防线冲上岛去。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前面的部队先打开登陆场，后续部队就可顺利登陆。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作战的一些主要经验，部队海练基本成熟。目前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更该一鼓作气，全面进攻，彻底解放海南岛。”
“邓司令变沉默了”
我们读大量关于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叙述，看上去很轻松，但如果进入历史的原始现场，则又是另一种感受。戴夫《海上练兵记》4月7日关于“邓司令变沉默了”的记载，的确让人感受战争决策的艰难，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大，因为他们此刻主宰着海南岛的命运。
《海上练兵记》当天所写的内容是这样：“邓司令是海南战役最高指挥员。他是一个红军老干部，但今年才只四十多岁;解放广州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曾被叶参谋长誉为‘井岗山上年青的老战士’。到前方来，他是变黑了，也瘦了好多，只是两只英俊的眼睛，比在广州时还要黑亮。我们去见他，是在他的前方指挥所。
“所谓前方指挥所，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院子。正屋三间，一间邓司令自己住，一间住着他的警卫员，当中一间挂满了一份琼州海峡及其两岸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同时这也就是他的会客室。他的助手只有一个作战科长杨迪同志，带着三四个参谋，住在正屋左侧的两间小屋子里。就是这样几个人，就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地方，现在正在决定着海南岛的命运。
“第四批部队过海以后，邓司令变沉默了。平常他是爱和他的部下打扑克牌玩的，现在这个习惯也没有了。没有别人在他身边时，他就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方步。有时自己搬一张木椅，坐在地图前边，凝视着地图的某些部分，继续到两三小时;直到杨科长或别的一个什么参谋拿了新收的电报，悄悄地立到他的身边，他这才慢慢抬起头来。
“他也常常到海边上的部队里去，但都是当天去，当天回来。
“‘我们反对冒险主义，’听完我们汇报以后，他说：‘然而不管怎样，战斗都是带有冒险性的。这次要是大规模登陆成功，海南岛的形势，便要起根本的变化。敌人可能完全崩溃下去，也可能增强海空军固守据点。不要以为登了陆就没有事情了，要好好动员部队，登陆以后，一边要准备长途追击，一边要准备顽强攻坚。只有将海南岛的敌人完全消灭了，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戴夫记的这些内容，是解放海南战役中，我们唯一看到的面见面真实描写邓华的文字。这时解放军已经是二批四次偷渡成功，而大举登陆在望的时刻，邓华怎么倒沉默了呢?“我们反对冒险主义”到底何所指?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也用不着去揣测。
实际上，这时的兵团司令部也在研究谷雨前发起大规模登陆。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就说：“我和指挥所有关参谋人员进行了研究，根据我们了解与掌握的各方面情况，我们认为，小规模偷渡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我军实施大举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建议：抓住4月20日农历谷雨前的琼州海峡大潮高峰前的伏流期，以两个军主力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4月18日海峡大潮，大潮高峰前三天是伏流时期，这次伏流时期是从4月15至17日。伏流时期也称平潮时期，海峡中线南、北海水不同方向流向的流速甚小，海峡中线以南，海水东流少、西流多，这些情况，对我渡海船队较为有利，在航行中，即使风大，海水不向东流，也就可避免船只向东漂流到海口去，如果遇到停风，也便于我军划桨摇橹前进，控制航向，不使船只向东漂流。”
杨迪说：“据气象预测，4月20日谷雨前有东风或东北风可以利用，过了谷雨，风向就是东南风或南风多，很少有东北风了，海峡海水的流向也会发生变化。我军乘坐的是木帆船，主要是靠顺风或侧风的风力推动它航行前进，谷雨后，逆风行船，不能拉起船上的蓬帆，全靠人力划桨摇橹前进，速度很慢，容易遭受敌人海、空军的攻击，而且干部战士要划一个晚上的船，体力消耗很大，登陆后就要作战，对战斗力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错过4月20日农历谷雨前这次大潮与伏流期，那么我军还得等半个月，要等到5月上旬的大潮与伏流期。”
第三批组织六至七个团兵力强行登陆
4月8日，邓华在致林彪、邓子恢、谭政、赵尔陆等并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电报中，建议“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解放海南岛。显然，邓华接受了两个军的建议。《第四野战军战史》中也说：“3月21日至4月7日，第40、第43军领导根据第一、第二批偷渡成功和岛上守军情况，向第15兵团和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提出了集中力量，实行第三次强行登陆作战，避免两军各自以少数部队单独作战，以便给岛上守军以更大打击的建议。邓华根据两批偷渡和两军船只准备情况，采纳了两个军的建议。”“9日，四野领导同意此建议，并于11日致电报告中共中央军委。”
邓华4月8日电报这样说：“第二批登陆的成功，证明只要我有足够的船只，充分的准备，很好的利用风潮，在我岛上部队的接应下，是可以在正面从任何一处强行登陆的。此次主要因风潮的关系，使部队遭受相当损失(约五分之一)。目前，敌人正在加强北部海防。今后，登陆部队不论大小，均需付出打兵舰和登陆突破的代价。部队小则损失大，上去还要跑，反而刺激敌人。故今后只要我们主客观条件(主要是船只、领航人员、风潮等)有可能，每批登陆以较大部队(一个师以上)为合算和有利。各军除两批登陆损失此(以)外，现均还有可载六个团的船只。近日清明多东北风，我的计划未准备好，但谷雨(四月廿一日)前后东风、东北风还会有的，同时东南风亦可利用，无风顺潮，还可用桨橹。”“为争取春夏之间解决琼岛问题和根据上述情况，故第三批决定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为什么第三批只能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力强行登陆呢?电报这样说到40军的情况：“一一八师两个团(欠一营)仍在灯楼角新地港之沿，一一九师三个团已到乌石东场港之沿，一二0师一个团不日可到新地珠海港之沿，该军六个团可于十二日基本准备完毕。”而43军的情况是：“一二七师三个团(欠一营)仍在流尾博赊港之沿，一二八师三个团(欠一营)已到港头海安港之沿，一二九师一个团亦拟南调，但该军船只大部是在湛江、阳江上下川岛一带。故第三批只能出动两个营到五个营(视领航人而定)，第四批登陆则为四十三军之四个团(欠一营)。如第三批船只与领航员能回来一些，便无问题，并可缩短两批之间的时间，以利歼灭敌人。”　一九五O年四月十六日晚，主力部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启航南渡，一时海上帆樯如林，千百只船乘风破浪，直指海南岛。
这就是说，两个军相加，能动用的兵力就是六至七个团。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到关于“组织六至七个团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建议提出的背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关键时刻决策的认识。
在两个军两批偷渡成功后，邓华即对下一步作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汇报两军的战役准备工作时，杨迪说：“40军119师奇袭涠洲岛，缴获敌人300多艘大海船后，40军实施大举渡海的船只已经够了，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的轰炸，这批船只大部分已集中在北海附近各港湾，一部分停在涠洲岛，韩先楚副司令(兼40军军长)准备在大举登陆时，装载1l9师的船队直接从那些港湾启航，到雷州半岛西南角集中。119师徐国夫师长对40军能大举渡海，真是立了大功。43军的船只则没有征集得那么多，128师的船只已分散集中在东海岛、涠洲岛，随时可以集中到雷州半岛东南角启渡。129师的船只则分散到阳江一带沿海，较大的渔船不是很多，较小的船只多一些。127师搞到的船只，第二批偷渡部队大部分都用上了。43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找到广州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各岛屿，也没有搞到像40军l19师在涠洲岛搞到那么多的大海船。”
邓华说：“40军119师在涠洲岛缴获300多艘大船，该军大举渡海的船只是够了，可是43军在东边沿海及各岛屿却找不到很多大渔船，就影响到43军不能集中像40军那样多的兵力，同时启航大举渡海登陆。”“40军涠洲岛搞到300多条船只，而且是大海船，可以一次运载六个团渡海，而43军在东面没有能够搞到大批大船只，现在能赶上大潮前启航，只有运载两个团的船只，其它船只正在向半岛东南端航行中，沿海岛屿暗礁很多，他们的船只又小，航行速度很慢，他们会赶不上的。”
杨迪说：“40军有六个团、43军有两个团可以在谷雨前实施登陆，两个军加起来八个团，相当于一个军，再加上岛上的先登陆的一个多师和琼崖纵队及地方武装的接应支援、是完全可以突破敌人海岸防御，登陆一定会成功。登陆后，如果敌人向我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我军完全有能力与敌人展开作战。而且43军的后续部队作为第二梯队，随后即可登陆投入作战。”
邓华听完杨迪的意见后说：“我决心在谷雨前以两个军现有的兵力和船只，从雷州半岛南端，两个军同时启航，横渡琼州海峡，从海南岛北岸正面，西从临高角向东直至才芳岭，实行宽大正面的强行登陆。”“但是，这就要改变原来定的大举渡海工具以机器船为主的决定，而变为仍以木帆船为主。这个问题必须报告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批准。你即起草一份电报上报。”
这就是，4月8日邓华致电四野首长并报中央军委，建议：“组织六至七个团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第三批以七至八个团在花场和临高正面渡海突破
4月10日17时，15兵团前指就大规模渡海登陆部署，致40军、43军、琼崖纵队并报中央军委等电报，下达解放海南岛作战命令：“我为争取春夏之间解放海南岛，根据船只等情况，决定第三批采取较大规模强行登陆，以七至八个团在花场市和临高以北地区实行正面渡海突破。”这也修改了两天前组织六至七个团兵力的决定。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中写道：“我经过两批偷渡，已有近一个师的兵力，大大加强了岛上接应力量，整个战役准备已大体完成。此时，敌非常惊慌，停止围剿琼纵，集中力量加强海防，其机动兵力向嘉积、海口两侧集结。为此，兵团于四月十日决定组织两军主力大举渡海登陆，迅速解放海南岛。”
4月10日电报确定了两个军起渡点与登陆点的具体布置：(1)第三批渡海之四十军六个团、四十三军一至二个团，务必于本月十三日以前准备完毕，待机起渡，争取十五至十八日海潮平流时机实行强渡。(2)两军起渡点以鲤鱼港为界线，以西属四十军线上(含)，以东属四十三军。登陆海岸以马袅港为界线，以西属四十军线，以东属四十三军。(3)岛上接应部队由两军根据各自任务，自行布置接应配合。但琼纵一总应配合岛上一一八师行动，并各以一部积极在儋县、长坡地区活动。三总应配合一二七师行动，该总另一个团及独立团在文昌及海口东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迷惑敌人。五总主力(两个团)应向海头地区积极活动，牵制与阻击敌北援或向榆林方向逃窜。以上均应注意破坏敌之交通(电话、飞机场、汽车路)。(4)具体起渡时间临时用电话下达。
4月10日电报发出的经过，是对四野首长迅速复电4月8日电报并同意邓华建议后，通过召开作战会议来确定并发出的。当天，邓华在徐闻县赤坎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就集中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渡海作战问题作出部署。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记叙，4月10日，兵团前指在雷州半岛徐闻县东南赤坎村召开作战会议，这个由邓华主持的会议只研究一个议题，就是实施大举渡海登陆海南岛的问题。会议开得相当热烈，各军领导积极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邓华听完两个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发言后说：“根据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我不准备等了，时机也不允许我们等了。”“我决心：在4月18日大潮高峰前的伏流时期，即4月15日至17日之间，以40军六个团、43军两个团，并肩从海峡正面实施大举渡海强行登陆作战。”会议结束后，杨迪立即将邓华司令员的决心与部署写成电报，经邓华司令审阅后，即向40军、43军和琼崖纵队下达，并同时上报四野总部、中央军委和兵团赖(传珠)、洪(学智)并转报叶剑英同志。
韩先楚的一些部下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大都谈到韩先楚对4月10日电报的贡献，或者说此电报的发出是兵团重视韩先楚意见的结果。
徐国夫的《舰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说：“时近4月，临近谷雨，有利的东北风季节就要过去。在这紧要关头，韩先楚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具体情况，及时建议兵团和四野缩短战役准备时间，争取谷雨(4月20日)前以主力渡海登陆，一举解放海南岛。韩先楚同志主张大举登陆作战，但兵团一再指示让继续组织小型偷渡，韩先楚同志分析再组织小型偷渡对我已不利了，因为几次偷渡，敌人已摸清了我们偷渡的规律，专门组织了一个摩托化的机动部队，对我登陆小部队进行堵截和‘围剿’。另外，继续偷渡，渡船会越来越少，不利于我大举进攻。经过一场争论之后，兵团、四野同意了韩先楚同志的意见。兵团首长很重视韩先楚同志的建议，确定了大规模渡海作战计划，经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四野批准后，兵团于4月10日发出了作战命令。”
吴家民等的纪念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说：“15兵团司令员邓华到我军作了视察，了解了备战情况。然后又了解兄弟部队情况，最后采纳了40军党委的建议，确定了大规模渡海作战计划。经中央军委和四野批准，兵团于4月10日发出作战命令：以40军六个团、43军两个团为第三批渡海的第一梯队，于4月13日集结完毕。”
40军六个团的“千帆渡海之夜”
根据4月10日邓华在徐闻县赤坎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就集中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渡海作战作出的部署，渡海主力部队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分西东两路军，以40军119师全部、118师354团及353团2个营、120师358团为西路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和40军两次先遣偷渡登陆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而以43军128师382团、383团和384团一个营为东路军，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主力一部和43军先遣偷渡登陆部队一部进至澄迈、临高、儋县，钳制琼西之国民党守军北援部队，接应东路军登陆，另一部配合琼崖纵队独立团，进至定安、琼山、文昌地区，破桥断路，阻击国民党守军南逃等。西东两路军总兵力约2.5万人，两路军登陆场，以临高县马袅港为分界线，以西属第40军，以东属第43军，于4月13日前准备完毕，分别集结于雷州半岛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
15兵团前指4月15日下达强渡琼州海峡，大举登岛作战的命令。第二天(4月16日)，解放军千帆百发，大举登陆海南，正式打响解放海南岛之战。这天19时30分，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沛然(解方)，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率领指挥所，指挥该军第119师全师、第118师第353团两个营、第354团和第120师第358团，共六个团，从雷州半岛南端的起渡点准时启渡。
符振中在《接应大军 解放琼岛》中以亲历者身份这样描写：“在四次偷渡成功后，四月十六日十八时，四十军、四十三军共八个团自雷州半岛起渡，千帆竞发，直指琼岛。我同韩先楚、解方同乘一只帆船。这是指挥船，船尾仓内有电台。韩先楚站在船尾，手拿报话机，指挥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琼州海峡战火纷飞，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敌舰的炮弹从指挥船上空呼啸而过，敌机丢下的炸弹在船旁海面爆炸，韩先楚同志在战火中沉着、镇定地指挥部队战斗。”
《解放海南岛经过》(新华社海口1950年5月14日电)中这样报道千帆竞发的情景：“四月十六日晚，我强大主力部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启航南渡，一时海上帆樯如林，千百只船乘风破浪，横渡一百八十余里的琼州海峡，直指海南岛。”
《千帆渡海之夜》(新华社海南前线四月二十八日电)，记录了解放海南岛的历史性时刻。从文中写到解放军在临高角登陆的情形看，这篇报道应是反映40军登陆情景的。报道中写道：“四月十六日晚，解放军渡海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地启航，直指海南岛。这一天的天气变化得特别快，早晨从海面上还吹来一阵阵的西南风，到中午便转为东南风了。下午二时光景，西南角的上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接着又刮起暴烈的南风，海里的波涛卷起很高的浪头，猛烈地冲激着海岸。指挥部已发出命令：部队暂不上船，停着待命。战士们不由得焦急起来，个个都担心着今晚渡海行动会被迫延期。”
“一阵大风浪过去，东南方徐徐吹来微风。接着，上船的命令传来了。小驳船和木板船一趟又一趟地把聚集在海滩上的部队载到渡海的大帆船上去。有些战士等不及了，便脱光衣服，头顶着背包，涉水登船。上完船后，岛上扬起欢送勇士们的响亮的军乐声。船上的战士们，遥遥望见高举着的毛主席巨像，一齐兴奋地拍手笑着说：‘瞧!毛主席也给咱们送行来了。’战士们以难言的兴奋一齐喊出了雄浑的口号，与海涛声相和。”
“昏暗的夜空，灿然升起启船的讯号。海面上无数船只摆开了战斗队形，朝着指定的方向驶去。海上吹着的东南风，虽然不很对劲，风船却一样地扯起满帆，向西南方破浪前进。”
“船行二十余里，天空中马达声自远而近，辽阔的海面上闪耀着照明弹，数架匪机在盘旋侦察，巡逻在海上的敌舰也发现了我们的船只，通通地打起炮来。我们的炮艇随即奋勇向前迎击。”
“双方开始了一声激烈的炮战。炮声的回声像春雷似地轰响着，敌舰怕暴露目标，不敢使用探照灯，只是打着照明弹。胆怯的敌舰为了躲开我炮艇的轰击，曾插到大航队中间，但在各船密布火力的威胁下，又只好窜到远远的海面上盲目地射击，各航队冲破敌舰的阻挡，相互呼应地前进。这时海上东风大作，将扯满风帆的千百只木船，疾驰过海洋的主流。”
“突然，海风停了，木船迟迟不前，敌舰即乘机赶来疯狂地开炮轰击。有的船篷绳被打断了，有的帆被打穿了，有的被打漏了船底。但英勇无比的战士们，毫不惊慌地沉着应战，一面组织火力反击，一面使劲摇橹前进。干部、战士、船工、水手互相鼓励着：‘快到岛了，努力干!’就这样，我们的船队和敌舰边打边进下航行了二十多里。这时，静静的海水掀起了一层层的波浪，风又起了。海面上顿时又扬起无数道风帆，木船顺着风势，随着浪涛飞速地前进。”
“半夜三时，我强大航队已逼近琼崖海岛。守敌以各种炮火和轻重机枪组成一片火网，封锁着海面。各船的掩护火力也一齐开始反击。敌人打出的照明弹和船上发出的信号弹，划破了漆黑夜空。在敌舰探照灯照射下的登陆船只的千百根桅杆，就像从海里冒出来的一片没有树叶的森林。照明弹、探照灯、信号弹照耀下的临高角，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的前后夹攻，很快地突破了临高角左右两面的敌人海防线，占领了滩头阵地，到六点半钟，即全部胜利登陆完毕。”
“检查所有船只无一掉队。在起航时被陷在沙滩上的一只风船，也在我军全部登陆后赶来了。只有阻挠我军前进的敌舰‘驱潜一号’，被我炮火打坏后斜躺在临高角的海面上。”　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顷刻之间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
“伯陵防线”是那样地不值一击
敌人大吹大擂的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顷刻之间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
周明的《海南岛解放战役断片》(《文艺报》第二卷第十期)写到“伯陵防线”事实上却是那样地不值一击，几分钟内就被我们的勇士所突破了。从文中所写登岸地点是博铺港看，说明反映的也是40军登陆的情况。《文艺报》原编者按说：“这是四野政治部‘战士生活社’转给北京文艺报的一篇报告，作者周明同志，他在参加海南战役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光荣地牺牲了。在这些断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是怎样在艰苦的战斗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周明写道：“十七日三点半，在一片激烈的枪炮声中，海岸的半空升起了信号弹。大家兴奋而焦急地喊道：‘三二营登陆了，赶快摇橹，不要落在后边了!’在照明弹的光亮下，看见了陆地，也看到了一群群的船只。二营的战船从船群的空隙中穿过，向岸边进发。”
“被我们先头部队驱逐着向后撤退的敌人，一边跑还一边拼命向海岸射击。枪弹和炮弹从我们的头顶掠过，这怎能阻挡得住身经百战的勇士!二营的指挥船在船挤船的船群中再也挤不上去，就决定在离岸一百多米的地方停泊。战士们跳到舢板上，渡过一段深水，到达了浅水处就涉水登岸。──这就是海南岛的博铺港。”
“部队集结起来，向着纵深发展。沙滩上，一层层鹿砦里边，沙岗上摆着一线地堡。这就是敌人所大事吹嘘的，说什么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事实上却是那样地不值一击，几分钟内，就被我们的勇士所突破了。”
而“伯陵防线”被解放军攻克后的情景，黎友谅的《漫记海南岛》(1950年7月10日至15日南京《新华日报》)中，有一节“‘伯陵防线’纪实”，写到其景况。作者是5月19日，从徐闻以南的海安所码头登船渡过琼州海峡的。
文中写道：“在秀英码头登陆，大家便在滩头上巡行，察看敌人的工事，工事是很简陋的，只有稀散的几个水泥地堡，几处在平地上挖修的火力掩体，和一段段用仙人掌搭成的鹿砦障碍。为蒋匪所一再大吹大擂的‘伯陵防线’原来如此，其实，所谓‘伯陵防线’，据我们后来的了解：并不是单指滩头上的防御工事。防守海南的匪首薛岳，知道单靠滩头防御来守备海南岛这样辽阔的海岸线是不保险的，因此，他煞费苦心组织了“进攻性的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线”：以飞机封锁和轰炸我军可能起渡的港口，使我军不能在起渡点集中船只，这是第一线。以海军舰队封锁海面，以他优势的海军力量阻拦我军渡海的船只，企图在海洋里守备海南岛这样辽阔的海岸线是不保险的，因此，他煞费苦心组织了’进攻性的海陆空立体歼灭我军渡海部队，这是第二线。另外他把主力控制在纵深机动地区，而只以一部分兵力防守滩头工事，以便当我军万一能够冲破海空两线防御而登陆时，他好趁我立足未定之时集中兵力一举歼灭。”
“这就是薛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如果单以军事上的要求来看，这种布置似乎是高明的，但是在人民军队的面前，他的‘伯陵防线’却一点也撑不起腰来，第一线的空军被我军防空部队的炮火打得不敢逼近，第二线的海军被我们以木船组成的‘护航舰队’追击得七零八落，而他最后的一张王牌——集中起来的四个师的机动兵力，却在澄迈县以东的美亭一带被我登陆大军一举击溃。那些曾经在中国大陆上连吃败仗的蒋匪官兵们，早已被解放军杀得闻风丧胆，虽然在敌人严酷的督战下，以大量的死伤进行挣扎的反扑，但终于敌不过我军神勇的奋击，纷纷溃逃。所谓‘伯陵防线’就这样的宣告全线崩溃，在秀英码头上的海军营房里，还遗留着匪军涂写的标语：‘一切为了海上!’对于‘海’，匪徒们是曾寄以多么殷切的企望呵?但是人民解放军却以海战的胜利无情地回答了它们!”
致毛泽东主席报捷电
4月17日，一封以“人民解放军海南前线部队全体指战员”名义的报捷电从海南岛发出。
这封海南岛前线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诸首长的报捷电写道：“我们自从奉到毛主席给我们光荣的任务，要我们在今年春夏之间，克服汪洋大海的天险，粉碎残匪陆海空军的阻拦，登陆海南岛，扫荡残余匪军，解放海南岛人民之后，我们即夜以继日地不顾一切疲劳，忍受艰苦，十分紧张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三月份内我们即连续四批成功地强渡、强袭，在琼北沿海登上海南岛，与当地英勇的人民武装胜利会合，连续击溃敌人──一个师又两个团，歼灭敌人一个团部及四个整营。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于四月十六日晚七时半开始强渡琼州海峡，经过在海上与敌舰、敌机进行激烈战斗之后，于十七日二时至六时全部登陆成功，现正继续向内地扫荡前进。我们完全有信心地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执行你们的命令和遵守你们的指示，协同海南岛人民武装和当地全体人民，迅速、彻底、全部歼灭海南岛上的残余国民党匪军，完成解放海南岛和结束中南区战争的光荣任务。”
关于这封报捷电，有说法说这是韩先楚站立海南海滩，口授的《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与第四野战军诸首长报捷电》。
这个说法应是有根据的。因为电报中“于十七日二时至六时全部登陆成功”之说，说的就是40军六个团全部登陆成功的事。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记述了该军抢滩登陆的过程，明确记载该军“十七日三时许，我两师之先头船队，分别在新村(红牌港以西)、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成功，一举突破了敌131师两个团的防御阵地，抢占了滩头，至六时全军登陆完毕。”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同样写到邓华是4月17日7时许，陆续收到两个军前指登陆后的暗语报告的。40军前指发来暗语：“我军六个团全部于(17日)6时许在临高角、博铺港地段登陆成功，正指挥部队向纵深进攻，扩大登陆场。”而43军前指亦同时发来暗语：“我军已于(17日)7时，全部于玉包港、才芳岭地段登陆成功。”“登陆后，我军猛攻守敌，歼敌1200余人，建立了滩头阵地。”从此暗语也可看出，43军的两个团登陆完毕的时间，要比40军六个团延后一个小时。
韩先楚在指挥抢滩登陆海南中的表现，令人“惊悚”。这从他的部下后来的回忆中，可以清楚看出。徐国夫的《舰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说：“一阵激战后，船队迅速通过了主流，17日2时30分左右，船队已逼近海岸，敌人拼出全力，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一齐向我船队射击。这时，我看到军指挥船桅杆被打断了，可韩先楚军长继续指挥着各师加速前进，督促部队准备登陆。船离岸还有五六十米，韩先楚军长带头跳入水中与指战员一起登陆，他指挥着登陆部队，勇猛地向岸上守敌攻击。在我们的偷渡部队在琼崖纵队有力策应下，仅用三个多小时，全军登陆完毕。薛岳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被突破了。”
吴家民等的纪念文章《老军长永远在我们心中》说：午夜船队遇敌舰阻拦，韩军长站在船头亲自指挥“土炮艇”全力迎战，掩护船队通过主流。17日2时30分左右，船队逼近敌海岸，军基本指挥船桅杆被敌炮打断，韩军长奋不顾身指挥部队敌前登陆。3时，我军先头分别登陆，一举抢占了滩头阵地。在我部队争夺滩头阵地时，韩军长已跳下了船，膛着齐胸深的海水扑上了滩头。接应我大举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前偷渡部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敌人的“立体防线”全部崩溃。韩先楚同志是渡海登陆的唯一兵团指挥员，登陆后，又统一指挥岛上两个军的部队进行了美亭决战。当敌溃逃时，他当机立断，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纵队展开了全线追击。”
在刘振华等的纪念韩先楚文章《战功卓著 光耀千秋》说：“登陆时，我先头部队还没有完全打下滩头阵地，先楚同志就跳下了船，和战士们一样膛着齐胸的海水扑上滩头。一个步兵团长见韩先楚登上了滩头，命令一个连队保护军长的安全，随后带头冲锋，迅速地拿下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我大举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已从敌人背后打了上来。敌人所谓‘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崩溃了。”
张正隆的报告文学《战将》中写道：“17日3时许，119师和118师先头船队先后在临高角一带抢滩登陆，并突破敌人防御阵地。6时左右，40军全部登陆。北京总参谋部作战值班室，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断一位处长的报告，问韩先楚在什么位置，处长说已经上岛了。聂荣臻说：有这一句就够了。”“金门之战的教训之一，如毛泽东所说，就是登岛部队各自为战，无统一指挥。可海南岛战役，却仍未明确岛上部队的指挥员。韩先楚只是作为上岛的最高首长，用自己的行动，在实际上统一指挥了登陆部队的作战。”
西路大军(40军)包围临高
40军6个团的登陆部队4月17日早晨6时许，在博铺港、临高角一带海岸成功抢滩登陆。当晚，登陆部队进驻到临高地区，与接应部队胜利会师，并迅速包围了临高县城。《第四野战军战史》中写道：“第40军组成的西路军，将国民党军第64军第131师2个团击溃，连续攻克9个地堡群，占领其琼北防区的防御核心阵地高山岭。尔后，以一部兵力包围临高县城，主力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包围临高县城时，新的情况出现了。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说：“当40军报告包围临高县城后，当晚(17日)24时，兵团前指收到四野总部的电报，通报守敌第64军已令临高县城之敌撤退了。我们立即将这个新的情况转告40军指挥所。40军收到变化了的情况后，立即向临高城发起进攻，果然敌人已于我军到达之前向南撤退了。40军即向纵深发展猛烈进攻。”
不过，韩先楚的《跨海之战》则是这样说的：“(17日)午夜十二时，登陆部队正将临高城紧紧围住，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原驻临高之守敌一个整师，现在只剩师部带一个团，敌人主力不见了。从一天战斗的迹象上看，也有些异乎寻常。我军强行登陆之后，向纵深进展十数里，虽然有敌人抵抗，但未见敌人援兵，未见敌人反扑，也未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难道薛岳会甘心于他呕心沥血经营起来的‘伯陵防线’被攻破吗?
“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在一所茅草竹棚里，围聚着烛光和一张海南地图，对敌情做了慎重的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和我军突然强攻的情况，薛岳很可能以为我军又是小部队潜渡，集中其机动部队主力于东线，企图阻止和围攻我兄弟部队于登陆滩头;薛岳是只老狐狸，一旦发觉我大军登陆后，将会从海上逃走。为把华南最后一撮反动武装消灭在海南岛上，不使其逃往台湾而增加解放台湾的困难，我们不能让主力被敌人一个团和一座小城陷住。因此，断然决定：临高城由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争取敌人投降或相机歼敌，我军主力立刻甩开临高，挥师美亭──海口之南一线。这样，既可会合兄弟部队，寻敌主力;又可断敌后路，直捣薛岳老巢海口。”
包围临高之战，林荟材在《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复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中，以原国民党人士身份作这样的介绍：“17日拂晓在临高角、博铺海岸登陆的解放大军，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不顾晕浪的疲劳，随即突破了海南防总西路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三一师的第三九一团的防卫阵地，该团官兵大多是福建籍新兵，毫无战斗经验，一哄即溃。师长郑彬急调第三九二团配合空军协同增援堵截和反攻。解放大军发扬猛打硬攻精神，继续扩大滩头阵地。”
“琼崖纵队马白山部亦即接应配合，占领临高县西北高山岭，将增援的蒋军三九二团和三九一团残部，击溃于临高县以西之月郎地区。郑彬放弃阵地，率残部向临高县城溃退，龟缩在临高城内，急电军长容有略增援反攻。蒋军六十四军长兼西路军指挥官容有略调遣第一五六师张志岳部和一五九师张其中部之第四七五团增援临高县城，企图反攻。起初还气势汹汹，欲将解放军压倒于海中半渡，加以歼灭，但一看到溃败逃窜的第一三一师的狼狈惨败景象，就畏缩不前，只调第四七五团增援临高县城，第一五六师则就地在美台地区占领阵地，与临高县城互成犄角，避免入瓮同归于尽。解放大军留一部围攻临高县城的蒋军残部，主力于18日向美台之蒋军第一五六师攻击前进，激战一天，将一五六师击溃。张志岳率残部向加来撤退。”
东路大军(43军)解放福山
先是4月16日解放军千帆百发的时刻，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军指挥所，指挥该军128师382团、383团(欠一个营)、384团一个营，共两个团，乘350只木帆船和少数机帆船，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集结的港湾准时启渡。
17日拂晓，两个团全部于雷公岛、玉包港、才芳岭地段登陆成功。并即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进至理善、上下道岭、桥头市地区，歼灭敌人64军131师393团全部1200余人，并在雷公岛击落向我低空扫射的敌人飞机一架。当日(17日)夜，进至花场港以南之文生村、傅才地区，与岛上接应我军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先期渡海登陆上岛的127师(一个加强团)、128师(一个加强营)胜利会师。
此后，薛岳急忙调62军和暂13师4个团由海口、定安出发，开赴福山，企图全力阻击渡海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保障其首府海口市侧翼安全。4月18日拂晓，62军奉薛岳之命迅速向北出动，对渡海登陆部队发动进攻，被127师先遣加强团和128师主力击溃。128师383团先遣偷渡加强营乘机攻占了福山，歼驻福山国民党军62军第151师一部，并击毙62军参谋长温轰。当晚(18日)，43军进至福山市及其东南地区集结。
新华社四野总分社特派记者尤淇、新华社43军支社记者冯英龙写的文章《三八一团一连血战105高地，阻击敌六个团陆空猛攻》(1950年5月5日《连队生活》)，关于解放福山的内容是这样：“我四野渡海大军，于4月16日夜至17日黎明前，分东西两路登陆海南岛，冲破敌人沿海防线，与早先登陆的接应部队会合之后，曾与岛上蒋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当敌人发现我大军登陆后，便从四处调集兵力，赶到我登陆地区澄迈和临高一带，企图趁我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将我‘压迫入海’。17日下午7时许，蒋军暂编十三师(由陈济棠之四弟陈济南任师长)之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加上六十二军之四五三团在澄迈以北的福山地区集结后，便向登陆花场我军进攻。18日早晨，我在花场和福山之间与敌经1小时战斗，即将此3个团的敌人完全击溃。我军一部乘胜追击，于18日下午解放福山镇。”
《解放海南岛经过》(新华社海口5月14日电)也报道说：“由林诗港、圣眼山一带登陆的东路大军，首先包围澄迈以北花场、马袅两市残匪，十八日进占福山市，又于美亭、黄竹地区歼匪二五二师师部及七五五团、七五四团一部，完成对澄迈守敌的包围形势。”
43军登陆部队4月18日攻占澄迈福山，这也是该军解放海南岛的第一个地方，不仅巩固了登陆场，而且向纵深发展了进攻，扩大了登陆场，已使我登陆部队立于不败之地了。其意义，《第四野战军战史》说福山被解放军乘机占领：“至此，两个军第一梯队，在琼崖纵队和渡海先遣部队的协同和配合下，控制了琼西北地区沿岸各要点，为继续向纵深发展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在黄竹、美亭决战的胜利，是渡海登陆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海南岛的速度。
而徐芳春(43军128师383团团长)1990年写的回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历程文章《难忘的五十七天》也评价说：“福山据点拔除后，登陆和接应部队全部会师。并建立了巩固的滩头阵地和前进基地。”
43军包围敌32军
4月19日，四野总部通报15兵团前指消息：“海南岛国民党军已发现我军于17日大举登陆成功后，敌防卫总司令薛岳于4月17日晚下令，调集岛上所有战役机动部队共约五个半师的兵力，计有：32军252师、62军151师、153师、163师、暂编第13师残部、军官教导师等，于18日开始由海口、嘉积乘汽车向澄迈驰援，企图乘我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在澄迈地区与我军决战，消灭我军于海滩地区。”
15兵团前指获此消息后，了解到薛岳已将其预备队全部出动，邓华认为这是歼灭国民党军的有利时机，决心集中两个军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军决战，包围歼灭集结在澄迈之64军和由嘉积、海口驰援的62、32军机动部队，进而夺取海口，为解放全岛创造条件。由此当日(4月19日)16时令40军登陆部队迅速向澄迈前进，围歼澄迈之国民党守军;43军进至美亭、白莲地区，歼灭向澄迈增援之国民党军，并规定两个军均于20日拂晓进至指定位置，完成包围及打援部署。40军、43军收到兵团指挥所的电报命令后，即于当日(19日)晚间，分别向指定地区攻击前进。
对此，邓华后来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中说：“岛上守敌起初未发现我军主力已渡海，乃调集兵力，妄图消灭我威胁其正面的四十三军登陆部队。至十九日，敌六十二军主力已集结在澄迈，敌三十二军等部由海口一带向美亭、澄迈增援。为歼灭敌人机动兵力，便于我后续部队登陆和夺取海口，我决心集中两军包围歼灭澄迈之敌和来援之敌，遂于十九日十六时令四十军向澄迈前进，围歼该地之敌;令四十三军进至美亭、白莲地区歼灭向澄迈增援之敌。两军于十九日晚向指定地区挺进。”
随后兵团前指20日8时收到43军指挥所的电报报告，该军主力三个团和一个营，于20日早7时进到黄竹、美亭地区，就与由嘉积乘汽车来增援之敌32军252师师部及755团、754团一个营遭遇打响。我军128师382团一、三营，迅速将进攻之敌包围于黄竹、美亭、大路市，该师主力同时占领了加岭、那利、谭城一带，我127师379团和381团一营，则占领风门岭、平顶山、裙带山一线阵地，阻击敌人。
43军将敌包围于黄竹、美亭等地时，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国民党军第64军一部，第32军第252师1个团及教导师2个团，在空军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向第43军第127、第128师占领的加岭、谭城、风门岭、平顶山等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实施反包围。这就是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所说的：“二十日晨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到达美亭地区，与敌增援澄迈的一个多团遭遇，当即将敌包围;一二七师也进至美仁地区及茅草山、风门岭一带阻敌增援。敌人疯狂反扑，集中六十二军主力、三十二军一部、教导师两个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东西两面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实行反包围。”
邓华说：“根据以上情况，澄迈已经无敌，敌人主要兵力大部集结于美亭地区，兵团决心乘敌向我进攻之机，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围歼战，消灭敌人主力，以便迅速夺取海口。此战带有决战性质，对整个战局起着决定性作用。兵团遂令四十三军克服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同时令向澄迈挺进的四十军，战胜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向美亭出援。”因邓华判断澄迈地区可能已无国民党军，其主力已集结于美亭，遂计划乘国民党军64军等部进攻之机，在该地区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夺取海口。
40军实施“反反包围”
“遵照邓华司令员的决心，21日晨4时，起草发给40军的电报命令。将43军已与敌战役预备部队在黄竹、美亭一带遭遇打响，正处于我军包围了敌军，敌军又包围了我军，使我43军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正顽强地与敌人激烈战斗的情况通知40军，令40军接到电令后，立即采取强行军，急行军迅猛向黄竹、美亭前进，截断敌人退路，包围向我43军进攻之敌。这份电报同时发给了43军，让该军知道40军很快就会赶到，以增强他们坚持战斗的信心与决心。”这是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所说。
但《第四野战军战史》说的是，20日22时30分邓华电令第40军：如澄迈敌已逃窜，第118师则迅速插至美亭以东协同第43军歼灭安仁增援之敌;如澄迈敌未逃走，则该师留1个团于澄迈东北，配合第119师包围监视澄迈之敌，师主力仍执行上述任务。21日6时 30分，邓华又电令40军：“根据李铁军二十日二十时致电二五二师称：一五一师及二五二师七五四团已抵美亭东南地区，六十二军军长指挥一五三师刻在白莲以南，一六二师现位南兴市，准备二十一日拂晓由北而南向美亭地区钳击。依据以上情况判断，澄迈可能无敌。如澄迈无敌，以一个师迂回白莲市南援敌侧背，一个师迂回美亭东南敌侧背;如澄迈有敌，则以一个师包围该敌，一个师先迂回消灭美亭以东之敌，后再北上消灭白莲南下之敌。”李铁军此时是国民党军海南岛防卫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司令官。
15兵团4月21日23时关于登陆海南岛后作战情况致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中央军委及琼崖纵队等电中说：“四十军接令后，即于本日十一时告一一八师附三五八团接电后由现地出发，沿澄迈公路两侧经美亭西北向白莲市以南挺进，寻敌攻击;一一九师接电后，由现地出发经长安市、福隆市(渡金江)、加伦岭山朝前进，首先歼灭美亭东南之敌一五一师及七五四团，尔后向南兴市、安仁市追击前进，断敌退路;如该敌向海口溃遣(逃)时，各部应尾随猛追攻歼之。现该军正在前进中。”
韩先楚《跨海之战》也这样描述：“全军连夜出发，白天则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轰炸，向东急进。十九日，在美台消灭了敌人两个师部及两个团，赶到澄迈，扑了个空，询问老乡，说澄迈守敌已往美亭开去。部队刚要休息做饭，就听到从美亭方向传来隆隆炮声。原来在东线登陆的兄弟部队，歼灭了花场、马袅市的敌人，将美亭之敌包围后，薛岳便将其一个军零一个师，以数倍之兵力向我兄弟部队实施‘反包围’，我兄弟部队腹背受敌，正浴血苦战。我军遂以七个团的兵力，由澄迈分两路，采取夹击之势，将敌人‘反反包围’起来。敌我双方都把主力投入，我军力争全歼北半岛敌人的主力，敌人则孤注一掷，作垂死顽抗。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里里外外三四层，双方炮火都不敢射击，许多地方展开了肉搏战。敌人一再欺骗其士兵，说我军俘虏政策变了，凡是逃到海南岛被我活捉的，一律处死，抽筋剥皮，有些士兵一时被迷惑，拒不投降。战斗打得很残酷。激战一直持续到二十三日拂晓，敌人终于挣扎得筋疲力尽，主力被歼，其余慌忙撤退。我军和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直捣薛岳老巢──海口。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记载说：“十九日，敌调集了252、151、153、163师、暂13师残部、军官教导师约五个半师的兵力，由海口、嘉积市乘汽车向澄迈驰援，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在澄迈地区与我决战，妄想将我消灭于近海地区。为粉碎敌之决战计划，我军奉命向澄迈急进，会同43军歼灭当面之敌。军主力于十九日二十四时，由美台市、加来市地区出发向澄迈分进合击。二十日，友邻43军8个半团在黄竹、美亭市地区，对内包围了敌252师师部及其755、754团;对外于加岭、那利、谭城、风门岭、平顶山、茅草山一带高地，抗击了敌五个半师的围攻。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之势，战斗异常激烈。”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也评价说：“我40军接到兵团前指4月21日4时电令后，韩先楚副司令当即令118师、119师在澄迈地区就地展开，分两路向美亭及其以北的白莲方向急进，从左、右两翼向敌人侧后实施钳形攻击。精明睿智的韩先楚副司令，他不仅只是去完成迂回包围美亭、黄竹地区之敌，协同43军歼灭敌人的作战，而且他同时想到了下一步的行动，迅速去攻夺海口市。因此，他命令358团向海口市以南琼山方向攻击前进，截断敌人逃向海口的退路。”“40军各部队于21日白昼急速行军，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顾不上吃饭，不停顿地迅猛疾进。4月21日17时，40军主力赶到美亭东、西，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立即展开从外线，也就是向43军进攻的敌人侧后，展开猛烈地进攻。”
“黄竹美亭一战，提前了海南岛全部解放的日子”
兵团一方面令43军克服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另一方面令向澄迈挺进的40军，战胜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向美亭出援，而“我四十三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下，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激战至二十一日十时，歼灭敌一个团部和五个连，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一二七师一部于风门岭一带打垮敌二个团的十三次冲锋，据守一零五高地的三八一团一连打得极为顽强，正、副连长牺牲，政指负伤，全连只剩十余名轻伤员，仍然守住了阵地。我四十军主力于二十一日十七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第四十三军形成对敌合围态势。敌人见我强大援军到来，开始动摇。二十二日我两军协同，在白莲地区击破敌六十二军和三十二军二五二师、教导师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敌。”邓华在《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所说的这些情况，就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的著名美亭、黄竹决战。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记载：二十一日三时许，军主力赶到澄迈城扑空(敌已于十九日北援美亭之敌)，兵团急令我军弛援，军决心以七个团的兵力由澄迈分两路钳击围攻我43军之敌。其部署：118师(含358团)沿公路向美亭市攻击前进;119师向该市东侧攻击前进。“军指”位于澄迈。各部队不顾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向黄竹、美亭市疾进。358团进到澄迈东北的北排山地区与敌接触，歼敌754团一部。军主力于十七时进到美亭市东西一线，包围侧击敌人。二十时许353团进到风门岭，与敌接触，二十四时向群番岭敌62军指挥所和薛岳的警卫团攻击，与敌展开激战，至二十二日拂晓攻占了公路两侧的高地。354团在353团左翼插向白莲市南之昌广、沙吉。七时许，119师主力向美亭东侧攻击前进中，发现敌向海口市方向撤退，我们军与43军随即转入追击，在白莲市地区歼灭62军之153、162师各一部。二十三日拂晓356团占领府城(琼山)，八时，118师与127师先后进占海口市俘敌六百余，缴汽车四十余辆。119师主力继续向十字路、龙塘市追击前进。“军指”进至琼山县城。
“黄竹美亭一战，提前了海南岛全部解放的日子”，这是叙真写的《海南追击战片断》内容之一。事实的结论也是，解放军在黄竹、美亭决战的胜利，是渡海登陆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海南岛的速度。
《海南追击战片断》写的是具体的战争场景：“从我军大举登陆的最初四天，薛岳以倾巢兵力，拼凑了九个团，跑在黄美一线，每日十余架飞机配合，从太阳出炸射到太阳没，梦想趁我足尚未立稳，把我们‘消灭在滩头海岸’。
“在这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登陆的指战员，日夜进不到房子，无米无锅，吃喝不上，还要作剧烈的战斗。”
“攻克黄竹的一个夜晚，在最后结束战斗的拂晓，敌二五二师七五二团第三营营部，仍顽抗在最后的两个坚固碉堡里，每个敌兵以25个银洋作赏，卖命抵抗。这时三八二团“全胜连”功臣刘万成主动要求任务，扒光身子，扛着炸药冲锋。一连炸开十多层坚壁障碍，打通冲锋道路。最后，他将每包15斤重的三包炸药捆在一块，迎着敌人严密的炮火，把炸药送上去，一齐轰倒敌人的两个碉堡，而刘万成的耳朵也震聋出血，浑身被烟火烘黑。但他还请求连长：‘有艰巨任务我还包打。’”
“坚守美亭西南山岗的五连二排，与机枪连一个排，抗击住敌人一个团的轮番冲锋。钢铁的勇士们，始终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寸土不退，与敌拼搏。胸挂三个‘战斗勇敢’奖章的二排副吴宝玉，子弹打完了，最后只剩他一人和两个手榴弹，敌人一个班冲了上来，他最后喊着：‘只有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拉开弹弦，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重机射手薛玉璋渴的昏倒在地，就喝自己的小便，继续再打。战士姚福林小姆指被打断，仍端冲锋枪冲锋。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在各兄弟部队协力配合下，终在4月22日下午，将敌全部击溃，展开猛烈的追击。”
徐春芳《难忘的五十七天》这样写到他亲历的美亭、黄竹之战：“20日晨，我师三八二团进至黄竹，与车运增援的敌三十二军二五二师的一个团遭遇，将敌包围，师率三八四团和我团以及琼纵三总一、三团亦投入战斗。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时，敌增援之六十二军一五二师又向我包围，同时敌六十三军一五三师，步兵教导师和从福山下来的暂十三师共六个团分东西两路，又向黄竹、美亭增援。我面临着数倍于我的兵力包围之中，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我一二七师坚守风门岭，阻击敌人的援兵，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顽强。为扭转我进攻部队两面受击的局势，军及时对兵力进行了调整，调我团加强营由福山赶来，插至黄竹以南之加岭地区配合三八二团攻击，歼灭被围之敌;我团主力向东北反击。经过了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了美亭、黄竹被围之敌。随后，第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的部队全线出击，在美亭、白莲地区彻底打垮了敌人，共歼敌人2400余人。我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美亭、黄竹之战的胜利为我军解放海南岛奠定了基础。”
黄竹、美亭围歼战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薛岳在美亭地区围歼解放军渡海登陆部队的企图。所以，徐春芳说：“敌人在美亭、黄竹地区失败后，纷纷往其老巢海口市逃窜，我军乘胜向海口市追击。22日，薛岳看到大势已去，仓皇乘飞机逃往台湾。23日，我军解放了海口市。”
风门岭阻击战左右海南岛战役结局
4月21日，发生于凤美岭(一作风门岭)的阻击战，是海南岛解放战役中最著名的黄竹、美亭战役中的一场规模不大，但无比艰苦的战斗，据守此高地的是早先登陆的先锋部队第43军第127师第381团一连，击退敌军13次的猛攻，荣获“渡海英雄连”光荣称号。此战结果最终左右了海南岛战役结局。
凤美岭控制着海(口)澄(迈)公路，这是敌人进至美亭、黄竹地区的必经之路。凤美岭最高峰为105米，被称为105高地。
《钢铁阵地》是戴夫著《海上英雄》(天下出版社，1951年华北初版)中的一篇，讲述的是风门岭战斗的过程：渡海部队“辗转行军作战，已经有两天三夜没有获得休息了。四月二十一日三时，三八一团一连刚刚出击回来，忽又接到团首长的命令，要他们坚守风门岭一零五高地，阻击敌人从海口方向出援的部队。一零五高地是风门岭一带的制高点，山岭上的面积，广阔只有二百来米。山上光秃秃地没有树，这和海南岛其他山峰全不一样”。一连英雄的战士们就是在这个小山头上，坚持了十余小时，打退了敌人13次冲锋，把阵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战斗结束时，“一零五高地上连机枪手在内只剩下十七个人，其中还有四个是负伤的，并且伤口都在头部。”　风门岭之战，在海南岛战役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掩护了我军主力的展开，保障了黄竹、美亭围歼战的胜利。从此，战役进入追击阶段。
“新华社海南前线五月八日电”以《英勇的“渡海英雄连”》为题，报道该连血战凤美岭的战况：“四月二十一日，匪首薛岳从海口调了六个配备精良的主力团，企图为澄迈守敌解围，并妄想将刚刚登陆的解放军驱入大海。但刚走进离澄迈东北三十五里的凤美岭地区，便为解放军的阻击部队迎面挡住了。”
报道中写道：“敌人自东、北两面围攻凤美岭，炮火向一O五高地集中轰击。阵地上烟火腾腾，尘土翻滚，炮火刚一停，敌军一个营像一窝蜂似的向高地冲来。当敌人的先头的一连冲到靠近阵地前仅十米远时，三排长孙加道沉着地吹响哨子，于是各种火器蓦然迸发，一阵暴风似的把敌人都射倒了，侥幸活命的敌人也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紧接着敌人的第二连又冲锋上来，副连长王海金将手中的卡宾枪往旁边一扔，抓过一挺机枪就扫射。这时从阵地侧面迂回爬上的敌人一个排已有三个人跳进了外壕。三排长忙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三个敌人的脚还没有站稳就倒下了。正面的敌人也穿过火网迫近阵地前，勇士们正准备冲出战壕和敌人拼刺刀时，恰好连长朱国胜带领一排赶到了，一阵猛烈的反击将敌人打了下去。”
“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惨败后，便集中火箭筒、战防炮等较重武器，在飞机掩护下向狭窄的一O五高地疯狂轰击。副连长牺牲了，三排长也负了重伤，但一连的勇士们毫不动摇地固守着阵地。”
“一小时后，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再发动攻击。连长朱国胜愤怒地边打边喊：‘同志们!不能让牺牲同志的血白流，现在正是为他们报仇的时候!’正在给伤员包扎的卫生员李焕文，放下绷带向冲锋的敌人一连扔出三颗手榴弹。在他刚扔出第四颗时，突然一个炮弹飞来在身旁爆炸，将他全身埋在土里，当他使劲钻出来时，敌人的第二次冲击已被打退。”
“敌人在两次冲锋被打垮之后，又先后使用了三个团的兵力，在炮兵和空军配合下，连续发动了十三次冲锋。从早到晚，足足打了十个小时。阵地上所落的炮弹已在千发以上，匪机所投下的杀伤弹也有数百枚之多。我坚守高地的英雄第一连虽然子弹已全打光，工事也全部被平毁，勇士们大部伤亡，最后剩下的十三个战士每人也都负了伤，但阵地屹然未动，阵地前敌人却遗下了五百多个死尸。”
报道评论说：“在这众寡悬殊的艰苦战斗中，一连的勇士们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英勇无敌的气概。”“勇士们以这样的勇猛作战，终于阻止了匪军六个主力团的增援，保障主力的战斗胜利，使琼北敌人全线崩溃，创造了迅速解放全岛的有利形势。”
第127师381团一营政治教导员许光写的《死打硬拼──“105”高地激战速写》(原载第四十三军《渡海功臣纪念册》)中也说：“一连的钢铁英雄们由上午9时坚守到下午7时，整整10小时，打垮敌人13次冲锋，自己跳出工事反击敌人五次，全连86人上战场，只剩下13个人终于坚持到底。”再现了105高地生死激战的十小时。
而尤(淇)、冯英龙写的《三八一团一连血战105高地，阻击敌六个团陆空猛攻》(《连队生活》，1950年5月5日)同样这样评价这场战斗的意义：“‘105’高地的这一坚守战斗，阻止了敌人6个主力团向西与另部敌军会合的企图，并且给了他们重大的杀伤。经过这一战斗，保障了我登陆主力在澄迈附近击溃了敌人的主要抵抗，使敌我形势迅速改变，使我大军能长驱东进，直逼海口。”
新华社海口(5月)十四日电《解放海南岛经过》中记载：“国民党匪军此时顿感形势严重，急由海口调集六个主力团增援。坚持凤美岭一零五高地的我军一个连自早至晚打退匪军十三次步炮空联合冲锋，击溃匪三个步兵团、一个步兵炮连、一个山炮连、三个迫击炮连。而我主力部队则忍受极度的疲劳，在琼崖纵队的直接配合下，昼夜纵横穿插，扫荡敌军，彻底粉碎了敌军的点线纵深防御。琼北匪军至此乃告全线崩溃。”
4月21日进行的风门岭之战，后来很多指战员都回忆到，尤其点评了此役对整个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转折意义。如第43军127师政治委员宋维栻在《海南战役的成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中，这样高度评价风门岭战斗的意义：“风门岭之战，在海南战役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掩护了我军主力的展开，保障了黄竹、美亭围歼战的胜利。从此，我军长驱东进，23日晨，一二七师和一一八师攻克海口市。战役进入追击阶段。”
40军118师首先进占海口
4月23日晨8时，40军118师胜利进入海口市。当天23日时，邓华发给野司、军委、兵司电报报告击溃敌六十二军并解放海口的消息：“我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于马袅、美亭、白莲地区击溃敌六十二军备二五二师，并歼其一部后，乘胜向海口展开追击。两军各一部于今晨拂晓进至璋(琼)山，八时解放海口。现两军正肃清残敌。”
而对新华社海南前线(4月)24日电讯，《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海南前线疾扫琼北残匪，我军解放海口市”为题，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海口市解放的消息：“海南前线人民解放军，连日疾扫琼北各地残匪，已迅速解放海南岛残匪政治、军事中心海口市和琼山、临高两城及澄迈县东北的美亭镇。琼北东路解放军于21日至22日间击溃由白莲市出发援琼山的残262军后，乘胜向琼山急进，于23日晨一举攻克琼山县城，并迅速即挥戈北指，于同日晨8时解放海口市。琼北的中路解放军于21、22两日在澄迈东北的美亭、黄竹地区作战中，歼匪252师755团、754团各一部，并即占领该两地。向琼西北扫荡前进的琼北西路解放军则于22日解放临高县城，作战中追歼逃匪67团，俘虏400余名。”
于振瀛的《跨海南征》日记，记4月23日于海南岛海口市，记录了入城的情况：“8时，进抵海口市，在街口缴获几辆坦克。”
“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商店关门闭户。我们严守入城纪律，不惊扰群众，在老百姓房檐下休息。”
“海口市是个典型的南国美丽城市，建筑物全是浅颜色，马路两旁栽着漂亮的凤凰树，树上开着火红的花，象是满头珠翠的新娘。”
“战士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贴到墙壁上。不大功夫，开来一辆大汽车，上边坐着一伙学生，喊口号，贴标语，庆祝海口市解放，欢迎我军入城。商店也开门了，街里顿时活跃起来，人们穿着走路‘呱哒呱哒’直响的木拖鞋，奔走相告：“‘解放了!解放了!’”
为什么最先进入海口的是40军118师?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这样叙述说：“40军、43军收到令他们迅速攻占海口市的电报后，行动非常迅速。海口是海南岛的首府，两个军都想首先攻进海口市。40军派遣118师一部向海口市迅猛追击。43军派遣127师一部向海口市加速攻击前进，因为在美亭、黄竹决战时，118师是在敌人的外围作战，127师则在内线作战，向海口追击，118师就自然会跑到127师的前面。但127师那股革命英雄主义的劲上来了，不顾连续几天的作战疲劳与伤亡减员，简直是小跑前进，总想赶上118师并超过他们。”
“127师与118师的你追我赶，把向海口市逃跑的敌人追得更加狼狈，敌人速度跑不过我军这两个师，118师、127师都超越了逃跑的敌人。由于118师距海口市的距离要比127师近一些，127师小跑前进想赶上、超过118师，118师也不示弱，也是小跑前进。”
“4月23日上午8时，40军118师一部首先攻进海口市，并俘敌600余人，缴获汽车40余辆。43军127师397团拂晓进占琼山，该团在118师稍后一点攻进海口市(注：两个军的军史上都写是4月23日8时，攻占海口市。我是根据当时记忆的情况写的)。于是此时，向海口市逃窜的敌人和防守海口市的敌人，纷纷向海南岛南部逃跑。”
台湾、澎湖解放的先声
先是《人民日报》为庆祝人民解放军4月17日成功登陆海南岛发表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在琼崖的胜利登陆，对于今后对金门、舟山和台湾的渡海作战有极重要的帮助。事实已经证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渡过黄河和长江的天险，解放全部中国大陆，并且也有完全的把握，渡过宽阔的海洋，解放任何海上的岛屿。已经消灭了七百七十万蒋匪反动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现在又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琼崖，因此，大家可以确信，窃据台湾等海岛上的五十几万残余匪帮之被全部干净彻底消灭，已经为期不远了。”
此时，民革主席李济深庆祝胜利登陆海南岛的谈话也这样说：“海南岛登陆成功，是跨海东进胜利的开始。这个胜利，充分保证了人民解放军打到台湾，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惟有彻底干净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迅速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由农业国稳步走上工业国的道路。”“胜利的大旗飘扬在海南岛的滩头了!”“台湾解放也为期不远了!”
及至“新华社北京(4月)二十三日电”，再次报道民主人士发表谈话祝贺我军登陆海南。这些谈话，将海南岛的胜利登陆及即将解放，与台湾岛的解放联系起来，结论是“一致认为这是解放台湾的先声”。
首都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人民解放军胜利登陆海南岛，纷纷发表谈话表示祝贺，并一致认为这是解放台湾的先声。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胜利地登陆海南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莫大的好事，这是人民解放军作战经验的伟大的收获，我谨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前方全体指战员暨海南岛地方人员致敬!他又指出：残余的反动分子，逃出大陆，盘据台湾、海南岛，宣传人民解放军不能渡海作战的欺骗谣言，幻想躲避最后被消灭的迷梦，现在被揭穿了，被打破了。又说：海南岛是中国南部的门户，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盘据在海南岛和台湾之残余及反动分子，进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现在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登陆海南岛，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也受到了彻底的打击。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指出：在海南岛上，冯白驹将军率领的部队和海南岛人民，很久以来就已打好了基础，保证了登陆部队能够迅速解放全岛。
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黄炎培认为：海南岛解放的最大意义，是在精神上给台湾人民莫大的鼓舞，所以海南岛的解放，不仅可以为该岛同胞贺，还该为台湾澎湖同胞预贺，因为这一消息，无疑地是台湾、澎湖解放的先声。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说：海南岛的胜利登陆，是海南岛全面解放的前奏，也是台湾岛全面解放的前奏。可见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步伐前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阻陒是抵挡不住的。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常会主席章伯钧在谈话中指出：海南岛的解放，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绝大价值。他说：同样值得我们崇敬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海南岛人民武装力量，在极困难的时候，其在最后的阶段上，更是前仆后继，奋勇冲杀，而为主力渡海作战创设了更有利的条件，这种功绩，将永远为全国人民所景仰。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京负责人说：海南的登陆与解放，将使台湾的匪帮为之发抖，同时台湾人民一定能以“二·二八”革命精神和行动，起来配合解放军和蒋匪作最后而英勇的大决斗。
新华社4月30日播发“越南之声”4月26日发表的评论。这篇评论具有前瞻性，如果历史不发生拐点，台湾必将在海南解放之后解放。这是越南通讯社北越讯：“越南之声”电台于二十六日评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海南岛人民武装与当地人民的战斗精神、以及该岛国民党残余匪帮的弱和士气低落。广播指出，海南岛解放之后，台湾也将获得解放。在中国领土全部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将用他们的全部力量，并在苏联的友谊援助之下，建设一个强盛的新中国。
40军“快速部队”东路追击
4月22日7时，我渡海兵团即获得美亭、黄竹决战的胜利，40军、43军也在美亭地区胜利会师。而美亭决战之后，薛岳恐慌万分，眼见大势已去，害怕全军覆灭，于22日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我兵团前指发现上述情况后，为了追歼向琼南和琼西地区溃逃之国民党军，解放全海南岛，于24四日下午6时，向两军发出乘胜追击的命令，除留43军127师两个团于海口担负守备任务外，两个军主力组成东、中、西三路军乘胜即向榆林、北黎、八所等地区展开猛烈追击。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1950年3月5日至4月30日)，这样记述大追击的背景：“敌机动部队为我打垮后，决战计划破产，二十二日下午，薛岳下令全线撤退。令第一路军撤至万宁、乐会;第二路军撤至陵水、保亭;第三路军撤至北黎、八所;第四路军集结于榆林、三亚。薛岳本人于同日十八时乘飞机逃往台湾，并要求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前派军舰赶到榆林接运撤退。基于上述情况，兵团决定，除留127师两个团于海口守备外，两军主力向榆林、三亚、北黎、八所，展开猛烈追击。”
因为敌人主要是沿着海口至榆林港这条唯一的从北到南的公路逃跑，所以人民解放军的追歼溃逃之敌，主要就是在海南岛东路展开的。解放军东路追击的各师，也都是沿着海口至榆林的公路追击。敌军和我军的主力都集中在东线。这样，40军、43军两军之间，40军118师与119师之间，从4月23日开始，展开了一场争抢多歼灭敌人的大追击。
东路军以40军主力118师、119师和43军128师组成，在琼崖纵队第三、第五总队和独立团配合下，于23日由海口附近出发，经文昌、嘉积、乐会、万宁、陵水，向榆林追击。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还全程详细记录了该军“追歼逃敌，解放全岛”的情况：“军主力遂于二十三日向南发起追击，二十四日以缴获之汽车和动员的一部商车共四十多辆(354团8营、师山炮一个连、107追击炮一个排)组成快速纵队，由海口沿东部环岛公路，进行远距离追击;同时派军土炮艇十五只，由海上向北黎港截击敌人，当进至海头市，因风浪太大，未达目的。352团2营和琼纵一总队经那大向南追击达白沙地区(全岛宣告解放后返回海口)。二十五日七时，119师357团追到黄竹市，抓住南逃敌62军151师师部及两个团，战斗一个半小时，俘敌中将副军长兼师长罗懋勋以下八百余人。355团于十七时进至嘉积市，敌已南逃，至128师会师后，继向万宁追击。我快速纵队在嘉积市以南文寨附近，追上敌后卫部队，为了抓住其主力，置该敌于不顾，超越前进。二十六日十三时，快速纵队追至龙滚市以北与大股逃敌接触，发扬了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冲到和乐，将敌冲垮，战斗不及一小时，俘敌两千多名。为迅速抓住乌场港撤退之敌，该纵队继向万宁追击。当进至万宁北后塘地区，遭敌两个营有组织的抵抗，并有海上炮舰的拦击，前进受阻。二十七日三时，355团赶到后安市，绕万宁城西柳园，协同快速纵队将敌击退，快速纵队跟踪追至白沙和乌场港海岸与逃敌和其四艘军舰展开激战，战斗四十分钟，重伤敌舰一(后沉没)、轻伤敌舰二，俘敌三千三百余人，缴汽车三十余辆。二十八日，119师主力与快速纵队及琼纵一部在万宁会师。当日二十四时继向榆林、三亚追击前进。二十九日三时，经陵水继续追击。三十日十六时，119师主力进到榆林、三亚会同128师歼敌一部，余敌大部乘船逃窜。”“此役，军歼敌第8舰队中将司令王恩华以下一万五千名，击落敌机两架，击沉敌舰七艘，缴获汽车百余辆，飞机四架，坦克四辆，装甲车三辆，各种枪六千五百一十一支(挺)，各种炮一百七十二门，电台九部和大量的军用物资。”　人民解放军自四月十七日在琼北敌前胜利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为止，历时不足半月，胜利结束了解放海南岛战役。
《第40军海南岛登陆作战》特别突出记录该军118师组建的东路军“快速部队”的追击情况，因为这急中生智的一招，在追击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韩先楚在《跨海之战》说：“薛、陈二人乘飞机由海口逃跑。其部队沿海口──榆林公路南逃，企图由万宁、榆林等港渡海逃窜。”“海南岛东线的万宁、西线的北黎、最南端的榆林等港，军舰海轮进出都较方便，便于敌人多路撤退，我又没有海空军可以到海上拦阻。而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这时却又成了我军多路平行追击的障碍。眼看敌人就要跑掉，群众办法多，急中生智，一个好主意出现了：组织‘快速部队’超到敌人前面去。于是迅速把敌人丢下的各种汽车搜集起来，又动员了不少商车;没有司机，就到俘虏群去找，动员他们立功赎罪。很快，一支‘快速部队’组成了。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按战斗编组乘车，分秒不失，沿着公路追歼逃敌。同时，我们又命令土炮艇大队立即由海上开往北黎港堵击敌人。此时，两个军的二梯队巳陆续登陆，也立刻投入追击。步兵、‘快速部队’和土炮艇一齐出动，这几乎不是战斗，而是和敌人赛跑了。”“二十六日，我步行部队几乎和‘快速部队’同时赶到万宁港。成千上万的敌人正蜂拥着往舰上爬。我军的追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舰上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落水;岸上的敌人则全部当了俘虏。兄弟部队在北黎港也追上了大股敌人，全歼一个整师。”
而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也说到此事：“119师和128师追歼逃敌之时，40军118师也参加了东路的追击逃敌作战。该师首先进占海口市，缴获了敌人40余辆卡车，他们即以354团1个营，加强一个重迫击炮连，乘坐这些汽车，组成‘快速纵队’，于4月24日，沿公路向南追击逃跑的敌人。118师想以最快的速度抢在119师和43军128师追击部队的前面去。抢在l19师、128师之前再先进占榆林、三亚。如果他们实现了这个目的，那么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就会给118师锦上添花了。这在当时，对最后一仗的最后立功时机，两个军和各师的指战员都有这种争强争胜的心理。118师‘快速纵队’乘车追赶溃逃之敌，于4月26日前进100公里，进至和乐市抓住溃逃敌人一部，将敌歼灭。这时我119师和128师追击部队，都已赶到，都挤在公路上走，‘快速纵队’的汽车也就被我军堵塞了不能前进，而且有的汽车没有汽油了，有的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快速纵队’也就开不动了，这个‘快速纵队’营就被119师，128师甩在后面了。”
43军东路追击至榆林、三亚
东路军43军128师，于25日由嘉积向南追击，27日占领万宁;29日于新村港歼第62军一部共2000余人;30日晨，以日行军50公里急进，于16时占领榆林，歼灭未及逃跑的国民党守军一部。
而30日17时，40军119师亦追至榆林，与128师会师，占领了海岛南端最大的海军基地榆林、三亚两港。至此，东路追击部队已肃清琼东沿线的国民党守军。
43军军长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这样总结该军的“岛上追击作战”：“我登陆部队在美亭、白莲市一带决战获胜及第四批部队登陆后，即转入全面追击作战阶段，除一二七师主力控制海口、琼山维持秩序外，我一二八师全部向三亚、榆林猛追急进，势如破竹;沿途于安仁市、琼山县，各歼敌一部，在塔市附近逼敌一个团投诚，继续南进;在树德头歼敌两个营，新村港歼敌主力数千;最后于二十九日的一昼夜，连打四仗前进一百八十里的速度，进到三亚、榆林附近，抓住未及登轮之敌数千人，当即展开攻击，于三十月十六时全部结束战斗。”
李作鹏说：“此次追击作战中，其困难情况，较之粤桂边作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沿途村庄稀少，夜间露营，有的部队以平均每夜不足四小时休息，粮食奇缺，数日不得一饱;加上白天炎热，饮水缺乏，甚至饮尿解渴;吃地瓜叶充饥;虽然如此，但各部队均能予以忍受，毫无怨言，仍然发扬了高度穷追猛打作风，战斗积极性始终高涨，因而获得歼敌将近两万人的重大胜利(内淹死估计三千人以上)。”
两个军组成的东路军追击到天涯海角，解放了榆林、三亚。那么，到底是43军128师还是40军119师先进入榆林、三亚?《第四野战军战史》的说法是，43军128师于30日16时占领榆林，而30日17时40军119师亦追至榆林，与128师会师，占领了海岛南端最大的海军基地榆林、三亚两港。杨迪的说法与此是相同的。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说，在这几天追歼逃敌的大竞赛中，43军128师先头团，已逐渐超过40军119师，跑到前面，猛追逃敌。119师看到128师先头团已超越他们，也不甘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119师与128师已进入到了向榆林、三亚进攻的冲刺阶段。与此同时，43军128师于4月23日开始展开向敌追击，于24日在文昌以北树德头歼灭逃敌2个营，25日追敌至嘉积，与40军119师会师。两个师齐头并进追击溃逃之敌。
杨迪说：“43军128师的指战员想，海口市让40军118师先一步进入。那么岛上最南端的榆林、三亚就应该是43军先进入。而40军l19师的指战员也想，海口市是118师先进入，那么榆林、三亚就应该是我们119师先进入。”“越接近榆林、三亚，128师与l19师的追歼逃敌大竞赛愈加激烈，简直就像马拉松式的长途竞跑赛，进入最后冲刺那样的激烈情景，128师与119师虽然是并肩追击敌人，但128师先头团已超过了119师先头团。当时兵团前指首先收到的电报是43军128师于4月30日16时，攻进榆林、三亚的电报报告。稍后，收到40军119师于4月30日17时进入榆林、三亚的报告。”“128师、119师先后攻进榆林、三亚后，发现逃跑的敌人都拥挤在榆林港码头，争先恐后地抢着登上舰船逃命。我两个师即主动互相协同作战，共同攻占敌‘榆林要塞司令部’，会歼在榆林港码头一带的敌人。逃跑的敌人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32军和62军残部。据我当时记载的数字，我两个师共歼(俘)敌军5000余人，残部大部乘船逃跑。我军还救回被敌军抓去的群众1000余人。”“同时，128师和119师，各派出一部攻占三亚飞机场。至此，敌人企图通过榆林港和三亚飞机场退逃台湾的海路、空路都被我军截断。我2个师即展开搜捕残敌的行动。”
事情直到海南岛战役结束几十年后才有个说明。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中写到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当时任119师师长的徐国夫，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职位上离休后，搬到沈阳来安度晚年，他们又在沈阳相聚。有一次在闲谈中，说起了当年打海南岛的事，其中谈到了是谁先攻进榆林、三亚的。徐国夫说：“是我们119师先攻占的。”杨迪笑着说：“大哥，我当时是在第15兵团前指，我是先收到43军128师于4月30日16时攻进榆林、三亚的电报的，而后收到119师的电报，写的时间是17时。比128师晚一个小时呀。”徐国夫笑了，说：“我们正在歼灭敌人时，没有留意让128师先头团跑到我们前面去了。”杨迪说：“40军118师先一步进占海口市，127师也只晚了一个小时。43军128师先进榆林、三亚，你们l19师也只晚了一个小时。40军先进占海南岛北部的大城市海口，43军则先进占海南岛南部的主要港口，我认为这对两个军来说，是很公平的，都是很好地很圆满地结束最后的一仗。”徐国夫说：“你说的对，从两个军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好。”说完两人都笑了。
43军第二梯队中路追击
先是4月10日邓华在徐闻县赤坎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就集中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渡海作战问题作出如下部署：渡海主力部队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梯队。其中，“以第43军指挥所率第127师第380团和第381团2个营，第128师第384团2个营，第129师第385、第386团近2万人，为第二梯队，随第一梯队跟进，登陆后协同第一梯队歼灭岛上国民党守军”。(《第四野战军战史》)
4月25日，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我军登陆海南岛经过及作战概况》所附消息说：“顷接前方报告：我四十军四十三军又以十三个营兵力，于四月二十三日二十时由三塘、新地港线起渡，于二十四日一时半至四时先后在天尾港荣山场及花场港登陆成功。”24日这次几乎是和平登陆的解放军第二梯队部队，很快就投入中路的追击战。《第四野战军战史》中说：“24日1时至4时，渡海登陆第二梯队，陆续在天尾、后海一线登陆，随即协同先前登陆的第一梯队，投入了追击作战。”
而《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中也说：“部队于二十三日十六时开始上船，但风力过弱，直到十九时才最后下达启渡决心;于十九时半开船启渡，至二十四日拂晓前全部登陆完毕。未遇任何海上与陆上战斗，惟一二九师两个团全部未按预定地点登陆，而漂在荣山厂附近，靠近一二八师两个营上岸，其方向与角度的偏差竞达四十里以上，如果在花场附近登陆，追击北黎敌人可能缩短一天行程。”
“中路军以第43军第129师和第127师第380团组成，于25日由美亭地区出发，经那大(今儋州市)、白沙向北黎、八所追击”，这是《第四野战军战史》所写：“中路军第43军第129师和第127师第380团，于30日24时进至八所港以东地区，歼国民党军第286师2个营。5月1日于小岭、八所、北黎、十所，全歼第286师，俘2500人，毙1000余人，并缴获军舰1艘。至此，中路追击部队占领了琼西重要港口北黎、八所。”
杨迪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是这样写解放军最后的“中路”追击情景：“我43军第2梯队129师全部和127师380团，于4月24日登陆海南岛后，即于25日从美亭地区出发，追击逃跑之敌。该方向之敌，只有守备海南岛西部的第64军、4军的残部(敌该2个军在我军登陆阶段已被歼灭一部)，该敌被我大举登陆的部队，隔断在海南岛西部，在4月22日下午黄竹、美亭决战失败后，敌海南岛守备总司令薛岳，即令该2个军向海南岛西部八所港(即：今东方市)退逃。命该敌从八所港登船撤逃。”
“因敌人于4月23日即开始逃跑，比我追击部队先行2天。我43军追击的部队，于26日追至那大，27日追至白沙，都没有追上敌人，一直到30日20时，追至八所以东之小拐，才捕捉到敌人的后卫部队第286师857团，我军迅速将敌包围，歼灭敌人2个营。随后我军不停顿地连夜向八所追击。于5月1日追至小岭、八所、十所、北黎，将敌后卫部队286师包围。此时敌人已是惊弓之鸟，敌师长知道他们是后卫，已经不可能带领部队跑到八所港码头，挤上舰船逃跑了，于是敌人的师长、团长们即丢下部队不管，乘汽车赶快逃到八所去了。我军展开攻击，被围之敌即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军俘虏敌人2500余人，将该敌全师歼灭。当我军追赶到八所港时，残敌第64军、第4军各一部已在登船企图逃跑。我军即向八所港码头进攻，敌人在争抢登船逃跑时，约有1000余人被挤掉到海水中，登船之敌不顾这些可怜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迅速启锚开船逃跑。我军赶到后，发现约有1000余人被溺死的尸体漂浮在海中。”
43军中路追击至北黎、八所
“新华社海南岛前线(5月)一日电”，把4月30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作为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的“终止点”：“海南岛前线人民解放军已于四月三十日解放琼南第一大港榆林和三亚及琼北要港北黎，胜利结束了海南岛战役。解放军于琼北击溃残匪主力的最后挣扎，进占海口、文昌结束第一阶段的作战后，即分两路向南疾进。沿环岛公路南进的东路解放军快速部队，沿途击溃残匪妄图阻我前进的一切挣扎抵抗后，于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胜利进占榆林、三亚，并控制匪琼南最大空军基地三亚机场。西路解放军则于四月三十日晚十二时攻占琼北要港北黎。至此，人民解放军自四月十七日在琼北敌前胜利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为止，历时不足半月，即彻底粉碎匪海陆空立体防御与据点纵深防御，解放琼崖全岛，胜利结束了解放海南岛战役。”
《长江日报》5月1日这天发表号外，通栏大标题套红就是《击破残匪一切抵抗攻占榆林三亚北黎，我军登陆不及半月胜利结束战役，海南岛全部解放》。这是采用“新华社海南岛前线(5月)一日电”。武汉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
这天武汉三镇举行有15万市民参加的集会游行，庆祝这双喜临门的一天：庆祝建国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海南岛胜利解放。　海南岛解放了。但海南之战到底歼敌多少，我军伤亡多少，各种说法也不尽相同。
准确的说法，应是1950年5月1日上午，解放军占领北黎、八所，至此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把4月30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作为解放海南战役结束的“终止点”，这是从大的战役发展结果而论，实际上在北黎之后还有攻占八所的战事，而此战事发生于5月1日。但就是“新华社海口(5月)十四日电”，题《解放海南岛经过》也不提解放八所的战事：“人民解放军自四月十七日在琼北敌前胜利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三亚、榆林、北黎为止，历时不足半月，即彻底粉碎匪海陆空军的立体防御与点线纵深防御，解放琼崖全岛，胜利地结束了海南战役，完成了解放中南全境的光荣任务。”
而43军军长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在总结该军的“岛上追击作战”时说：“我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八O团，于登陆后即经澄迈、那大迅速向八所、北黎猛追急进，同样于五月一日晨赶到指定地区，抓住未及登轮之敌四个团，经数小时激战，即分别予以歼灭;俘敌三千余，逼敌下海淹死者不下数百之多，至此全岛宣告解放。”
八所之战，据43军侯裕舜的《向八所港急进──45年前的日记摘抄》5月1日于八所港的内容，就记录了解放海南战役最后的零星战斗：“清晨7时多，八所方向打响，我团直迅速奔赴八所一时抵达八所港码头，敌轮船正仓惶升火，企图逃窜。这是海南西部最大港口，石碌铁矿矿石由此出口，有小火车通石碌。敌六十二军3个师一个教导团集中在八所和北黎。我三八五团主攻八所，三八七团主攻北黎。9时解决战斗，击毙敌人甚多，光拥挤在跳板上向船上逃命跌入海中淹死的即有500余人，部分人登船逃跑。我俘敌2000余人。我被分配管100多伤俘。缴获战利品甚多，都是敌人来不及装船留在码头上的。”“今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我军以解放八所和海南全岛的胜利，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礼。我们吃上了敌人从台湾运来的大米和罐头，庆贺节日和胜利。”
43军129师政治部《勇士》报记者陈岳起的《北黎、八所之战》(载1950年5月30日《连队生活》)也这样写：“一阵激烈的枪炮声震破了黑夜的安静，勇士们摆脱了七天来的饥渴和疲倦，暴风似的冲进小岭”，“敌人驻小岭的一个团部两个营全部被歼灭了。部队马上分成三路向北黎、八所、八所港急进，守在这三处的敌人是薛岳嫡系所谓‘能打’的二八六师(其八五七团已在小岭被歼)及九十师一个团，他们是奉了薛岳的指令掩护残敌从海上逃命的。小岭的枪声一响，他们慌了，万想不到解放军会来得这样快，于是一面布置逃跑，一面组织抵抗。”“就这样在猛打猛冲迅速勇敢的六个小时中，北黎、八所、小岭的敌人被歼了，胜利品堆满了八所码头。同时，敌人想在三个小时内破坏八所发电厂和石碌铁矿的阴谋也变成泡影。百多个工人带着欢欣的面孔，从监牢里跑出来和勇士们亲热的握着手。第二天晚上，全港的电灯亮了，并在广播中听到海南岛全部解放的消息，勇士们像忘了前天的激战，跑着唱着，都说：‘海南纪念章保证戴上了!’”
在43军《渡海功臣纪念册》中，记载着很多攻占小岭、八所等的事迹，如第129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唐正则写的《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写激战八所海边的情景：“小岭突破之后，部队扑面的压上来，敌人再不能支持了，纷纷向八所港撤退，企图登船逃跑。”侯东写的《孤胆勇士战八所──记副班长侯礼立功事绩》说：“第一二九师三八七团八连六班副侯礼同志，在追歼从八所逃往海面敌人的战斗中，他只身一人插入敌群，俘敌60余人，起很大的作用。战评会上，大家同意给他记两大功。”
随着中路军43军129师和127师380团，于4月30日24时进至八所港以东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86师2个营，5月1日于小岭、八所、北黎、十所全歼286师，俘2500人，毙1000余人，并缴获军舰1艘，至此中路追击部队占领了琼西重要港口北黎、八所。5月1日，北黎、八所两港已被中路追击部队解放，解放海南岛战役也由此宣告胜利结束。
至于40军西路追海上逃跑之敌，未竞全功。《第四野战军战史》记：“西路军以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1个加强营，乘机帆船沿近海向北黎、八所追击。”“西路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1个加强营和琼崖纵队第一总队一部，乘15只机帆船由近海向北黎、八所追击，但受大风大浪影响未能按计划赶到目的地。5月1日，北黎、八所两港已被中路追击部队解放。”“至此，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也这样写解放军“西路”的追击：“兵团前指得悉，西部有一部分逃跑之敌，乘机帆船向八所方向逃跑。即令40军l18师留在那大市的1个加强营，迅速赶至洋浦港，乘15只机帆船，沿西海岸近海航行，向北黎、八所追击从海上逃跑之敌。当乘船追击部队航行至海头后，遇到强大的南风，海上风大浪也高，我船队在逆风中，只有落帆航行，但因机器马力不大，冲破不了逆风大浪，无法航行前进。”“兵团指挥所收到40军转来的电报后，即令该加强营停止海上追击，从海头港登岸。该营在追击逃敌中，亦少有缴获。”
毛泽东电贺海南岛全部解放
先是4月28日，毛泽东要求胡乔木起草祝贺海南岛解放的信：“乔木同志：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胡乔木很快草就一封贺电呈毛泽东审批。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播发电了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诸同志和参加海南岛战役全体军民的贺电，祝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称：“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之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仅仅是“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为解放台湾、西藏”而奋斗，我们便能领略毛泽东对海南岛全岛胜利解放的喜悦心情。
而在海南岛解放的当天(5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及政治委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陶铸已经从武汉发出《告海南岛上全体指战员书》，当中连用五个“你们的胜利”，使此文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你们的胜利，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全国人民都为你们的胜利欢呼。由于你们的胜利，使我国南部边疆从此得到了安全的保障，使中南全区从此全面进入和平建设。你们的胜利给解放台湾和进攻一切岛屿的友军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并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你们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残余所吹嘘的海上天堑，以及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盘踞孤岛，对我国大陆进行封锁、轰炸，支持内地土匪、特务进行破坏，并幻想着有一天会”反攻大陆“等等从此破灭了。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是永远地胜利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任何反动力量所阻拦不了的。”
5月1日，林彪在武汉还以他个人名义发布命令，要中南全区庆祝海南岛解放，对这一伟大胜利展开宣传，并对解放军进行慰问。
同日林彪又以他个人名义发布命令，颁发解放华中南纪念章：“中南军政委员会，鉴于我第四野战军自南下以来，渡长江，出洞庭，创白匪主力于湖南，歼残匪全部于粤桂，时仅半载，消灭敌军百数十万，使中南大陆得以解放，为着褒奖我英勇无比和艰辛备尝之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不朽功业，曾决定颁发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现在我渡海作战部队，又横跨海峡，直指琼崖，经过激烈血战，歼灭岛上残匪，使海南岛业已宣告解放，并从而使我中南地区全境解放，使我一亿四千万英勇勤劳之中南人民得以从此进入全国和平建设之新历史时期。值此欢庆中南全境解放之际，特此正式发布命令颁发该纪念章，赠予有功于中南解放之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后勤工作人员与支援前线有功之地方工作人员，以彰其功，并传于永久。”
解放海南岛战役战绩公报
新华社汉口5月14日电，此电据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发布的战绩公报称，解放海南岛战役歼敌三万余人：“我军一部在琼崖纵队直接配合下，在中南区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以分批潜渡及大举敌前登陆的作战方式，发起肃清琼崖残匪的作战，于半个月内(自四月十七日我军在琼北大规模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北黎港为止)迅速粉碎了敌军的一切抵抗，全部解放海南岛。妄图依恃美援、窃据海岛进行顽抗的国民党残匪胡乱吹嘘的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海南防线固若金汤’等神话已完全归于幻灭。此次作战中残匪除一部由海上逃走外，被歼于岛上者共三万余人。这一重大的打击，粉碎了残匪企图以台湾、舟山、金门的作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报道还说，此役歼敌三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名，另溺毙千名以上。但是，这个报道中，没有解放军伤亡的人数。
海南岛解放了。但海南之战到底歼敌多少，我军伤亡多少，各种说法也不尽相同。《四野司令部：四十三、四十军渡海作战战绩(1950年5月8日)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两军共歼敌三万一千余人。在我猛追中，溃散之敌，则无法统计。敌人乘舰撤走者约四、五万人。”《四野司令部：琼岛战绩初步统计(1950年5月20日)》：“歼敌统计：据初步统计，共歼敌三万一千八百八十四名。其中毙伤敌五千四百一十五名，溺毙敌约一千名，俘敌二万三千八百八十五名，敌投降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又说：“总共我伤亡人员四千五百三十八名。”《第四野战军战史》中记载：渡海登陆战役，自1950年3月5日开始，至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历时58天，共歼国民党军五个师九个团，计3.3万人。其中俘24890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四架，坦克和装甲车七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四架，击沉军舰一艘、击伤五艘。渡海作战兵团伤亡、失散共4500余人。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专门写“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战果和我军伤亡损失情况”，他依据手中保存的1962年9月12日广州军区编写的《海南战役》(审修稿)，海南战役歼敌和主要缴获统计：解放海南岛战役，共歼灭敌人51148人，其中毙伤敌5679人，俘敌24885人，敌投降1584人，敌淹死1000人，收容溃散敌18000人。他认为，四野战史中写的“共歼国民党军五个师九个团，计3.3万人。其中俘敌24890人”，只写歼敌3.3人，估计可能是没有将我军收容的溃散之敌18000人加在内。
他说：“不少写史、写回忆录的作者，对我军的伤亡损失，总是不愿详细写出来。我认为每一次战役既有战绩，又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还是将自己知道的渡海登陆海南岛作战中，我军伤亡、损失的详细数字写出来。根据1962年9月12日广州军区所写《海南战役》的资料：我军共伤亡、损失4611名，其中负伤3016名(内有团级干部五、营级干部20)，阵亡820名(内有师级干部一，团级干部三，营级干部四)，溺水牺牲416名，被俘285名，失踪74名。阵亡820名与溺水牺牲416名两组数字相加，共牺牲1236名。以广州军区1962年《海南战役》的统计数字计算，43军的伤亡数占渡海登陆战役我军伤亡、损失总数的70%。以四野战史统计数字计算，43军则占伤亡、损失总数的71.5%。
作者还指出：“现在写史的同志，没有经历过渡海战役。因此，在统计伤亡数字时，疏忽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没有明确统计出溺死在海中的烈士，而写成失去联络。这样，使现在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就会要问：好几百人失去联络，海南岛解放后，怎么没有一个人回来，或派人去找回来呢?读者朋友呵!我要告诉你，这几百名烈士已被大海吞没，是回不来了，连尸骨都找不回来安葬。”而“迅速解放海南岛我军付出4611名伤亡的代价，我认为是很值得的。特别是我军迅速解放了偌大的一个战略价值与战略地位很重要的我国第二大岛屿。这次战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很特殊的渡海作战。我军的伤亡，比原来预想的要小得多。我军付出的伤亡代价，与歼灭敌人数相比较，只占歼敌数8%。”
现在矗立在海口市人民公园内的海南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这样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为纪念碑亲笔题写的碑文：“长期坚持琼岛革命斗争和渡海作战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你们的英雄行为对解放琼岛和全中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附记
解放海南岛战役，由于参战的部队番号众多、将领众多、战事的节点众多，其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以及最初的运筹与战争的实际发展变化多，再加上人间世事的沉浮，这使得要完整准确叙述其过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限于篇幅，本文的叙述只是围绕帷幄运筹、四次偷渡、大举登陆、三路追击这些最重要的战争环节来铺陈，以至于其它很多重要的内容，像思想动员、海上训练以及广东军民的支前、海南军民的接应等，都无法完整呈现。前者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永恒精神，后者放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光芒。再如，薛岳的海南防卫部署及情报的外泄，国民党军的阵前起义，国民党军“撤退”海南的原因与经过，也由于叙述的冗长而不得不舍弃。
本文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内注明者外，主要来自：《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东北到海南岛》续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琼岛星火》创刊号(海南解放三十周年专辑，琼岛星火编辑部编，1980年版);《英明的决策 辉煌的胜利──纪念海南解放四十周年》(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年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