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自查自纠报告:邰筐：官场风水学

　　编者按语：中国官场具有笃信风水的历史传统

　　风水曾经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传统世俗迷信在中国源远流长，民间传说中的伏羲氏就是一位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观鸟兽身上的花纹，画八卦而治天下”的异人。

　　据史料记载，风水师最早出现在周朝，魏姓的祖先就是掌管全国风水的。那时的风水师似掌握了某种占卜术，被视为可以通灵的人。他们由天子授权，并且由天子发薪水，其他人一律不能从事风水工作，如果从事，视为违法。

　　风水术在王权的专制下披着神秘的面纱在宫殿中流行多年，而那时的民间只能望而却步。大到出征、修建、祭祀等国事商定，小到百姓日常耕作、婚娶、狩猎，都要由风水师用兽骨、龟甲占卜，请示天意。

　　汉文帝在位时，原本是一个励精图治、术数不兴的时代，但仍然有个叫新垣平的术士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像一顶神奇的帽子。文帝竟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新垣平让人堆起一大堆木柴燃起熊熊大火，说等火熄灭，辉煌就会降落到大地上。文帝一时愉快，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检举新垣平故弄玄虚，文帝觉得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到了汉武帝时，朝廷已经有了“上观天文，下察地舆”的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就详细记录了汉武帝聚首占野，问堪舆家关于纳妃的事宜。

　　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简直迷信到极点，就连宫内搬床、修墙这类小事情，必先祭神祈祷。

　　信风水有名的皇帝还有宋徽宗。他因好久没有生养儿子，一风水师向他进言，说把汴梁城西北角的地势加高数倍，就可以有儿子了。宋徽宗照办后，果然得子，于是更加信风水，按风水的要求大兴土木，迷恋修道成仙，结果成为亡国之君，连同儿子宋钦宗一块儿被金兵俘虏走了。

　　明清两代帝王多重视风水，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最下功夫，从万历十二年建到十八年，花了八百万两银子，而明朝也是在他手里开始走下坡路。明十三陵据说就是风水大师推荐给明成祖的，说这里风水最好，但明朝的皇帝没几个像样的，最后一位吊死在景山。

　　要说最搞笑的当属袁世凯。他是个极爱捣鼓风水阴阳的人，接触过不少风水先生。当袁世凯因称帝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焦外困时，他的长子袁克定投其所好，向他举荐了一位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说这人的风水看得如何如何好，袁世凯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让其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

　　贾兴连煞有其事地将皇宫看了一遍，向袁世凯禀报说，必须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一个厕所，藏住污浊之气，才能保江山永固，天下太平。新华宫原本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刚刚下旨改名的，如今要在这富丽堂皇的宫门旁修个厕所，实在不太雅观。可他想到他自称帝后，反对之声浪四起，为了皇图永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于是，袁氏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贾的指导之下，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却愈加高涨。最后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便呜呼哀哉了。反倒是袁世凯听信风水先生荒唐言，下旨在新华宫门修厕所的荒唐事流传甚广，成了后人的笑料。

　　至于历朝历代笃信风水的各级官员就数不胜数了。据学者谢仲礼研究，曾国藩一生经历了“不信风水—信风水—不信风水”三个阶段。起初的他不信风水，什么时候信风水了呢，是他父亲去世丁忧在籍守孝的三年；当他功业有成而一个弟弟在作战中死去后，就觉悟过来，但求一生平稳，不再去追求富贵功名，就不信风水了。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度，风水术数，源远流长，到底有没有效果，是一个无法验证的玄学命题，特别在从政之路上，富贵难求，宦海叵测，自古从政者迷信风水、术数、天命者举不胜举。如今的官场风水如此盛行，大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和这种历史原因也是分不开的。”

　　官场风水记

　　眼下的某些官员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信了这个信那个，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

　　最近，网络上两则较为抢眼球的消息都跟风水有关：

　　一则是前文提到的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年香樟树事件，另一则是接连发生两起学生命案的广东高州市平山镇中心小学“闹鬼”事件，从校长到老师内心都很惶恐，认为是同处的祠堂里的“鬼魂”作祟。为保平安，先是前任校长请一位风水师作法“驱鬼”。受阻后，后任校长跟着又请来一位风水师查勘，得出学校大门方位不好，要修改校门方位“改运”。

　　在近年媒体不断爆出的“风水事件”中，这两件也许是最新的，但绝不是最离奇的，已有事例证明，一些高级官员，先后被某种“玄学”俘虏。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曾作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迷信，相信风水的情况。

　　李真：越腐败，越迷信

　　曾被视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曾经跟踪采访李真案四年的记者秀灵近日接受了《方圆》采访，给记者讲述了李真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李真获悉中纪委要对他实行‘双规’前，早在2000年2月29日下午，他就将金钱和护照都放在了车的后备厢里，做好了半夜里出逃的一切准备。但是，为什么没有离开呢？是因为征求了一个大师的意见。在出逃之前，他给北京的大师打电话问：我近日有灾祸吗？大师切算后答：‘没事，你有贵人相助的，你就放心地休息吧。’李真信以为真，就休息了。结果第二天李真就接到通知，让他下午到省委‘开会’。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秀灵对此很感慨，“这件事对于一直信奉‘大师’，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寄托在‘大师’身上的李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据秀灵透露，“除了信奉‘大师’，李真对数字‘8’也特别迷信。李真认为数字能够给人带来吉凶，而他的吉祥数字就是‘8’。所以，他开的车是‘38’号，手机号码有‘8’，BP机号码有‘8’，办公室和住宅电话号码也都有‘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出事那年38岁，三十八，反被抓。”

　　以下的情节在《河北第一秘——李真盛衰记》里可以找到：李真刚当国税局局长没多久，就找到“大师”，让他给自己算算多长时间能当封疆大吏。 “大师”说，“你长不过5年，短不过3年。”他一听高兴极了，从口袋里马上拿出5000块钱，甩给了这个“大师”。“大师”说你再加1000吧，我图个顺，没想到李真又拿了3000给他，说我就图个发。

　　秀灵还告诉记者，“围绕李真常坐的轿车，还有好多迷信的细节。1992年，李真当上了省长秘书后，他驾驶着省政府的二号车，即冀A-00002 ，这时他既是省长的秘书又是司机；1993年他跟随程维高进入省委成为第一秘后，他驾驶的车牌号改为冀A-11111，他的寓意是：我是天下第一秘，在河北我是老大，我说了算；1995 年他调到省国税局当上了局长之后，他驾驶的车牌号改为冀A-00038 。李真找人算过，三十八，是个坎儿，闯过去，就能发达；如果他的车在三十八岁这一年被拦下超过八次的话，这个坎就过不去了，从此会前半生辉煌，后半生遭殃。因此，李真驾驶的冀A-00038 车，别人是不能阻拦的，拦住他的车就等于挡了他的前程，所以，对胆敢拦自己车的警察，李真从来都是毫不客气的，非打即骂。”

　　“所以李真的车是从来不管红灯绿灯，勇往直前的。久而久之，老警察都知道冀A-00038是李真的车，就当成没看见。”

　　“有一天偏巧来了个新警察，李真的车闯红灯以后，立即就赶上去。李真从镜子里面一看这个警察跑过来了，就把车玻璃窗摇下来，然后摆了摆手，这个警察快走了几步，正准备敬礼，结果李真就呸的一下，吐了这个警察一脸。而且还给一个领导打电话，‘把今天在这个岗楼执勤的警察，给我开了。’结果呢，这个警察在这个岗楼上再也没出现。”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交警都吃李真这一套的，偏偏就有不信邪的交警和他较真。结果在李真三十八岁这年，即2000年3月1日前，他的红旗高级轿车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超过了八次，三十八岁这个关他没能通过，他迷信地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大意，同时也是警察给他带来了灾难和毁灭，心中因此充满了愤恨。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真被捕进入看守所后，依旧“痴心不改”，一天到晚翻来覆去用扑克牌为自己算命，梦想通过54张纸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算出来的就是好卦，他一天心情都会很好。算出来的如果是坏卦，他就会一天话都不说，情绪很低落。”秀灵说，“李真迷信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他被关押在2号院的2号监舍里，这在李真看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2+2等于4，而4的谐音就是‘死’啊。”

　　“李真对自己的未来始终存有一份幻想。除了靠摆扑克牌给自己算命打发时光，他最有兴趣的就是在监舍里给大家‘分官’，科级处级他一句话能分出去好几个。他竟然对查监的李所长说：‘李所长，等我出去了，给你安排个公安局局长当当。‘李所长故意调侃他：‘那原来的局长怎么安排？’‘把他调走。’李真胸有成竹地说道。”

　　直至被执行死刑前，李真常常彻夜难眠，唉声叹气对人说：“人的生和死原来是这么近啊。”

　　“李真在《悔过书》中这样写：‘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会毁灭一生。’而他就是因为缺少信念才会迷信，迷信是盲目的信，其实是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才会无所畏惧，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李真留给了我们一个血的教训。”秀灵说。

　　官员为何迷信风水

　　除了李真，在媒体隔三岔五披露的落马贪官中，愚昧迷信的并不少见：例如，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不惜花费40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信奉迷信到了痴迷的地步，在家中专设佛堂、供神台，常常烧香拜神……

　　以上种种现象，不禁让人感慨万端。他们有的占卜算命，身后跟着“大师”的身影；有的求神拜佛，双膝跪倒在泥菩萨面前；有的观天看地，选择“风水宝地”；有的大兴土木，建造“极品活墓”，为自己安排“后事”；有的平时在台上大谈马列主义，台下却对一些“大师”津津乐道，与之成了“知心朋友”或座上宾；有的官员每逢上任、红白喜事等，都要“大师”或神灵指点迷津，甚至连出行也要看日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颇有感慨，“这些年来，总是听到有人谈起风水学正走俏官场，一些掌握一州一邑或者某一部门的官员不但遇佛拜佛，逢仙奉仙，也向一些风水师互通款曲，求其指点迷津。这种事情，最初是偶尔听人口述，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见媒体已时有披露，便知此风日盛，不再是个别现象。这种事知道多了，才意识到我们一些官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把无神论搁置一边，纷纷信起风水，难怪如今我们的社会‘大师’忽然多起来，各种‘妖孽’都顺势沉渣泛起，有了新的发财之道。”

　　“为什么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却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说，“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而关于风水成功的各种传说流言，当官员们处于换届调整这样的紧张时刻，就会给他们强烈的心理暗示。”

　　“一旦步入官场，除了不断地升迁，很难用其他方式证明自身的价值，而升迁又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穷无尽的应酬、糖衣炮弹的诱惑、突发事件的打击、媒体监督的曝光等等，目前大量的抑郁症、自杀事件表明官员这个群体其实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职场压力，因此诉诸风水、命运是一个精神依托和宣泄渠道，无非是想逢凶化吉，官运亨通，安顿心灵。”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认为，“另外，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

　　“仔细想来，国家官员信风水，原因也不都一样。一种是某些官员基于让自己主政下的建设工程更为完美，找人看看风水，这一个动机，虽说有迷信嫌疑，也还算说得过去；另一种是相信冥冥中有神秘力量操纵着个人命运，盼望善用风水学为自己的仕途前程增加机会，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也；还有一种是贪墨之士唯恐东窗事发，想借风水避灾辟邪，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把风水当做自己的护身符。”张建伟认为。

　　“不管哪一种情形，国家官员信风水，多少说明无神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经式微，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向有神论输诚。对于国家官员来说，如果他不是执政党的一员也就罢了，如果是，起码他的观念已经背离了执政党的宗旨，这种党员干部要是还能坐得稳权力宝座，乃至平步青云，获得高升，那实在是纪委监察部门对该人未尽明察之责。”

　　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

　　“风水”是科学还是糟粕？前段时间，随着风水申遗的提出曾引起长时间的质疑与争议。

　　不可否认，一些与风水有关的意识中确实存在着反科学甚至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如果仔细论道的话，“风水”这一传承自中国传统文明的产物，却并非完全是毫无道理的糟粕。用“封建迷信”一语来概括，显然也有不加鉴识，全盘否定之嫌。

　　不难看出，“风水”之所以引发争议，不过是因为“风水”二字的出身不好罢了，如果剔除其中封建迷信成分，将其更名为“建筑环境综合科学”的话，想必反对之声定会大为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不否认建筑、城市规划有着与自然调和、与环境适应的天生需求的话，就不应否认“风水”存在的合理性。

　　相反，如果因为“风水”中曾经含有的封建迷信成分，便将其一棍子打死，使其不得不走入“地下”发展，倒反而促成了一些缺乏专业知识，却打着“风水”旗号贩卖封建迷信的江湖术士行骗发财。即便从防止风水成为江湖邪术这一视角出发，正视“风水”也远比视而不见的避讳要强得多。

　　风水学很民间，堪舆学很学术。殊不知，在不同马甲间变换的一样东西，竟会产生迷信与科学的大争辩，似乎一提及风水二字，社会上总免不了质疑与争论。堪舆学，自然有科学的成分。

　　若没有因地制宜、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依山傍水、统筹规划等原则，我国建筑史上也不会出现布达拉宫、中山陵等天人合一的经典建筑，更不会出现气势宏伟的帝王宫殿与陵墓。所以，堪舆学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正式开设了风水课，于希贤是主讲人。

　　2008年，在新一轮的“风水热潮”中，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建筑与风水”课程，选修人数竟远远超过50－60人的平均水平，达到130余人，且70%以上为非建筑专业学生。

　　目前在国内，风水学课程，受到了市民的追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了与风水相关的课程，且多设在环境建筑系、哲学系和地理系等专业中。

　　据北京师范大学易学与建筑文化研究生课程班负责人介绍，该班每期招收的学员约为30－40名不等，要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课程，学习包括《堪舆易学》、《易学与预测学》、《建筑风水学》、《家居易学》等内容，学员中80%都是来自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一部分是风水爱好者或专门的风水师。

　　“其实，官员迷信不是当代才有的新鲜事，而是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基础的规律性的现象。单纯依靠禁令、宣教、惩戒是很难真正奏效，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整个官员任免制度改革，而与民间风俗方面的堪舆学关联不大。大量相关事例的涌现，折射出的是公务员职业的不确定性和官员内心的不安全感。”马特告诉记者。

　　“一言以蔽之，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顶多只能算是一块让官场丑剧欲盖弥彰的遮羞布罢了，只不过这块遮羞布其实更像是一面照妖镜。官员的风水情结，官场对风水的膜拜，不过又是一出翻版的《官场现形记》。”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说，“风水先生可以通过‘看’，看出来，算命大师可以通过‘算’，算出来，而佛道和活佛，则可以通过各种更加神秘的法会、道场展示出来。大师无非是中介，是官员和神界之间的中间人。官员通过中间人，贿赂了神佛。官员们的迷信，跟他们在官场上的作为一样，无非是私下操作，潜规则，走关系，塞包袱。”

　　官场风水折射信仰危机

　　“这些年来，佛道很风光，会看风水的人，生意也特别的好，名气大一点的，每每宾客盈门。有权和有钱的人，似乎都好这一口。特别是有权人的热衷，对这些人的生意，有极大的广告效应。这些大师们，自我吹嘘之时，一般都会提及他跟哪个领导关系如何如何。”张鸣告诉记者。

　　“哪个哪个大师，或者活佛，跟哪个领导过从甚密。这些事，我都无法考证，即使这样的话出自号称不打诳语的出家人之口，我也没法信。现在道观佛寺，尽管香烟缭绕，但却有了太多的衙门气和铜臭气。”

　　“眼下的某些官员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信了这个信那个，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张鸣认为，“佛教也罢，道教也罢，不仅有让人尊奉的神佛体系，而且背后有相应的道德说教和信条。信徒守戒，就是要通过这种外在的约束，实现道德的净化。但是，迷信佛道的官员们，守戒者一百个里面一个都没有，根本也不在意宗教的道德信条。他们的信，就是让宗教业者通过某种操作，给他们带来福祉。当然，这需要付费，即使不付费，也要转让一点权力。所以，很多围着领导转的僧道活佛，都很能办事，其本领，就是从领导那里让渡过来的权力。实际上，官员们在意的是大师们的法术，一种正常人间世界没有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