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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今民间预言录（中）
(2010-01-13 13: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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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良
充满变数的1976年
有一则谜语，流传至今没有人能猜到正确的答案，当然，其实知道这则谜语的人很多，而知道这则谜语答案的人则没有，所以，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这则谜语是：
曰天空，曰地空，一夜之间竟还空；
一颗星，两颗星，三星陨落浩宇中；
尘归尘，土归土，四野鬼哭无白骨；
一千里，二千里，东南方向大山里。
看罢谜面，无论能不能知道这则谜语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仅从字面的意思就足以让人感觉到有些压抑。“三星陨落、四野鬼哭”这两个词让人看后便觉得有些有祥之兆，与其说这是一则谜语还不如说是一则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故事。
那么这则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故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则预言到底暗示着什么呢？当初是没有猜得出，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预言内容便很浅显了。
“三星陨落”这个词唯一的一个意思便是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年逝世，三位伟人的同年逝世当时即被人称作三颗巨星陨落。
从纪年上说，1976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一系列重大的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6年3月8日，吉林陨石雨。
1976年3月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吉林市北郊的一次流星雨天文事件。一个大火球在白天从天而降，随即分裂成许多小火球，随后许多陨石落地。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吉林1号陨石冲击地面造成蘑菇云状烟尘，并且砸穿冻土层，形成一个6.5米深，直径2米的坑。而这块陨石重达1770千克，属于H球粒陨石，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陨石，现陈列于吉林市博物馆展出。在这次事件中，收集到的陨石总重量达2吨以上。陨石雨降落时，没有造成一人一畜一物的伤害，实属世界陨石雨降落历史中所罕见。
当年，毛泽东听了身边工作人员读的有关新闻后，与工作人员谈起史书上的陨石雨记载和天人感应学说。他陷入了沉思，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说道：“它来了，我该走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历任军长、总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朱德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
1886年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1935年打下遵义城，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03时42分53.8秒，在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度是里氏7.8级，震中烈度Ⅺ度，震源深度23千米，地震持续约10秒。当日07时17分20秒和当日18时45分34.3秒，分别于河北省滦县和天津汉沽发生两次较强烈余震，余震的震级分别为里氏6.2级和里氏7.1级。两次余震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使得很多掩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的人被继续倒塌的建筑物夺去生命。地震造成的大规模伤亡和损失主要归结于地震发生的时间和突然性。唐山地震没有小规模前震，而且发生于凌晨人们熟睡之时，使得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唐山被认为地处地震灾害发生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很少建筑拥有较高抗震级别，而且整个城市位于相对不稳定的冲积土之上，地震摧毁了方圆6至8千米的地区，许多第一次地震的幸存者由于深陷废墟之中丧生于15小时后的7.1余震。在地震中，唐山78%的工业建筑、93%的居民建筑、80%的水泵站以及14%的下水管道遭到毁坏或严重损坏。
当时身患重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已动弹不得，由警卫紧急移至安全区域。在如西安般遥远的城市甚至都有震感。由于通讯设备被毁，地震的具体灾情是由唐山市派专人驾车到北京市通知中央政府的。
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千米，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为中国有记录至今第二多人死亡的地震。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却也是高层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最不稳定的时期，于是在如此重大的灾难的处理上，中共的高层中的部分人物曾作出轻视甚至遮掩的言论。虽然救灾工作在震后立即进行，但由于受到过于偏激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影响，震后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有很多人认为若中国政府愿意接受外国援助，可以大大减低死亡人数。在地震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去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帮正式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数年后中国即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唐山市最终得以重建，现时的唐山市是工业重镇。
唐山地震的震级为七点八级，震中烈度为十一度。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发生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二分五十六秒（北京时间），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它所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唐山地震发生在城市集中、工业发达的京、津、唐地区，震级大，灾害严重。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级救灾，成立各级指挥部，以解放军为主体对口支援，有组织地进行自救、互救活动。十余万解放军官兵紧急奔赴灾区救援，全国各地5万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紧急集中，救死扶伤和运送救灾物资；危重伤员由专机、专列紧急疏散转移到11个省市治疗。
大地震摧毁的是一个陈旧的唐山，是一个布局不合理的城市：铁路分割市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拓宽；工厂和居住区混杂，污染严重；城市地下压煤，不利开采。在建筑上，旧唐山少有楼房，以大杂院为主，在抗震性能上几乎是不设防的，这也是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最主要原因。
唐山重建的10年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从动乱到稳定、从封闭到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唐山重建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重建后的唐山建筑形式单调，多数建筑标准过低，一些房屋不久之后就不得不再次花费人力物力进行改造，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
大地震过后，唐山人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唐山人在废墟中捡起整砖、木材等，加上外地支援的油毡等建筑材料，盖起了一座座简易住房，整个唐山进入了“简
唐山大地震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197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幸的一年，这一年大灾大难连着大悲。特别是唐山地震，使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转瞬之间变成了废墟，四野鬼哭，也正应验了预言中的“尘归尘，土归土，四野鬼哭无白骨”。而在预言的最后似乎还暗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一千里，二千里，东南方向大山里”这句话究竟暗示着什么？上句是关于唐山地震，那么这句呢？难道是2008年汶川地震吗？汶川在唐山的东南方向，直线距离大约一千公里，正好符合预言。而汶川的地理位置又深处大山之中，正所谓“东南方向大山里”。由此可知，此预言定是汶川地震无疑。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8级强震猝然袭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重创约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
截至2009年5月25日10时，共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其中四川省68712名同胞遇难，17921名同胞失踪，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1000多名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四川最严重，占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到总损失的5.8%，陕西占总损失的2.9%。国家统计局将损失指标分三类，第一类是人员伤亡问题，第二类是财产损失问题，第三类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财产损失中，房屋的损失很大，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7.4%。包括学校、医院和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0.4%。另外还有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21.9%，这三类是损失比例比较大的，70%以上的损失是由这三方面造成的。
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总计594.68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94.08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68.80亿元
捐赠区国家电网2.1亿，全国证券期货行业1.01亿，荣程钢铁1.1亿，台塑集团1亿，恒基地产李兆基1亿，中国石油 1.03亿。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真诚同情和慰问，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截至2008年7月18日，外交部及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团共收到外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等捐资17.11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国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捐资7.70亿元人民币，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捐资199.25万元人民币，外国民间团体、企业、各界人士以及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和中资机构等捐资9.39亿元人民币。
截至5月17日16时，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的六支境外救援队伍，已经抵达灾区开展救援行动。其中中国香港２０人、中国台湾２２人、俄罗斯５１人的救援队在绵竹市开展救援。日本两批６０人的专业救援队在青川、北川开展救援。韩国４７人的救援队、新加坡５５人的救援队在什邡市开展救援。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捐款捐物统计（不含民间团体）
台湾省--20亿新台币援助灾区。（约合4.5亿人民币）
香港特区政府--3.5亿港元援助。（约合人民币3.1亿元）
澳门特区政府--1.1亿人民币。（包括半官方的澳门基金会的1千万人民币）
沙特阿拉伯王国--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约合4.3亿人民币）
印度政府--决定向中方提供500万美元救灾物资。（约合人民币3500万元）
日本政府--决定提供约5亿日元紧急援助。（合人民币3300万元）
俄罗斯联邦政府--已提供四批救灾物资，价值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万元）
美国--50万美元现金 （约350万人民币）
韩国--100万美元
英国--100万英镑
法国--25万欧元的抗震救灾物资
德国--50万欧元
波兰--10万美元
挪威--2000万克朗（约合400万美元）
伊朗--150吨救援物资
阿尔及利亚--100万美元
苏丹（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25万美元
摩洛哥--100万美元
土耳其--200万美元
丹麦--75万丹麦克朗（约合15万美元），超过100万丹麦克朗（约合2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
西班牙--100万欧元加7吨药品支援
比利时--65万欧元
希腊--20万欧元
爱沙尼亚--50万爱沙尼亚克朗（约合49000美元）
越南--20万美元现金
新加坡--20万美元
巴基斯坦--政府向灾区捐赠价值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约合人民币700万元）
莫桑比克政府(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向中国政府捐款4万元人民币
国际组织援助情况
欧盟--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决定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向中方提供200万欧元紧急援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金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援助
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捐款100万美元援助，后又于2008年8月2日与北京奥组委和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8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