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库房管理规定样式:潮 涌 芜 湖（中）程克文整理

潮 涌 芜 湖（中）

中共南京市委系统

若干成员历史记忆

                                                                                        程克文  整理

 沉浮回旋

1947年八、九月间，刘邓大军大别山，逼近巢县。芜湖蒋军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为了巩固后方，蒋特采取大肆逮捕带有嫌疑的异己分子。一连抓了30多人。其中有一些进步青年，民主党派成员，萧纳也出事了。

“外晦观明，外静观动”萧纳的被捕，对南京市委系统芜湖党支部是一次严重的威胁。这里，有三名支委和南京市委同志的不同角度的回忆：

何明记忆是9月14日（多方面证明事件发生是9，12，第2天应为13日）上午10时，保健院王尔功医生来电话说，“昨晚萧纳被军警宪联合稽查处捉去了，真相不明。”我随即赶到保健院萧的住处查看，把一些进步书籍带走处理了。当时气氛很紧张，无法查明逮捕原因。第三天仍然下落不明。经支委会研究分析，估计凶多吉少，萧被捕后可能出问题，要作坏的打算，决定我先撤离芜湖，赴宁请示。

黄圭彬的回忆是，1947年9月12日半夜里，萧纳在芜湖保健院职工宿舍被逮捕。就在萧被捕后的一，二天，萃文中学初二B班学生曹珊珍（芜湖明远电厂董事长的女儿）悄悄地告诉我说，何明在电厂的办公室被军警抄了，官方逼令厂方开除何的职位。并说军警已对何明发出了通缉令。后来，我找到王尔功，又从他那儿得知，敌人去过井儿巷何明的家，并撬开地板，想搜集证据。

梁纬初回忆， 9月13号傍晚，何明约我在马路上见面，商议对策。见面时我问，打算怎么办？何称，想通过上层把萧保出来。我说，你去保萧，未必有把握。我们可以从好的方面设想，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何没作声。我接着说，今晚你不能回去，到我那儿过一夜吧。他同意了。那天晚上，在我住的下水门小屋里，我们继续商量。最后确定，何乘船去南京，向上级汇报。天没亮，我送他到江边码头，他上了小轮船。

黄圭彬还回忆起，我也及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幸亏何明的撤离，切断了敌人破坏芜湖党支部的线索。之后，我提醒梁要去南京再反映。他去了，但没直接找到上级，只是绕了弯子找熟悉的同志代向组织反映。他没等到指示，就回来了。回来后，立即找他平时联系的党员吴稼森，传达面临险恶形势，布置说自己可能撤离，你这条线上的同志，立即停止活动。之后梁又去南京，听取指示。就在这当口，南京张一锋来到萃文中学。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张从窗外向我招手示意。他是我中央大学的同学，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当即走出室外同张见面。

张一锋（友柏）是南京市人。1922年2月生，1945年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同年七月在南京入党。1946年4月在中共南京市委情报部工作。张一锋见面也把问题直说了，声音虽低，却很清楚：这里的事，南京组织都知道了。组织委托我通知你，何、梁都已撤离了，你也应该马上撤离。越快越好。避免芜湖组织受到破坏。他的传达，我相信是代表组织。我表示同意，会在当天离开芜湖。我把自己该上完的课上完后，回宿舍和同事交代了几句，拿起简便的行装，就往长途汽车站赶去。路上，想起自己在芜湖萃文中学执教，不知不觉也有一年多了。这一走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再和这里的学生们见面了。再见吧，芜湖！

当黄圭彬踏上汽车，却惊讶地发现，张一锋也坐在同一辆大客车后面。这时我们能交流点什么呢，她顿了一下，马上调整心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眼睛只顾直视窗外。等长途车停到南京中华门终点站，她抢先下车后，轻捷地一转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支委会成员撤走的一个月里，戴简默来南京，找到他原来的入党介绍人，反映芜湖的情况并要求和组织恢复联系。这位同志公开职业，在蒋军“国防部”，是中共情报系统的眼线。南京市委从情报系统得知后，确定今后就由张一锋负责恢复联系芜湖戴简默。和戴同一条线的周鹤峰，也改归张直接联系。还有，周边的宣城县地下党支部书记徐祖益的一条线，也归张负责。张也曾布置戴要和公路局芜湖工程处的吴稼森取得联系。因吴稼森有意避风，所领外差也没结束。戴联系不上。

南京市委另外还有布置。朱启銮有一天到下关和笔者联系时，把组织的有关想法告诉了我，要我回芜湖工作。我是安徽黄山市（太平县）人，1925年4月出生芜湖。家住芜湖北门财神巷。南京临大（是南京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南方大学、建村农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合并后的过渡性大学）经济系毕业前，1946年3月在中共南京工委领导时期入党。正在南京运输业同业公会工作。朱启銮对我说到，原来在芜湖工作的外地同志，因白色恐怖撤出了。你根生土长在那里，有利条件多。你回芜湖待下去吧。再找个稳定的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在广交朋友中，可以保持灰色面貌。根据条件，今后适当开展工作。我表示，尊重组织决定，会努力适应新的工作。隔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在江边边走边谈。朱表示今后工作仍由他继续与我单线联系，我还是到南京来，研究工作。一般我们定期见面，他如有事，也会写信另约。说罢，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银元给我，表示送行。他还提到，在被捕的人中，有个叫萧纳的，可以打听一下。我回到芜湖后，由于不知萧原先工作单位，我也就无法深入了解下去。朱在又一次跟程联系时候，正式通知我，这回由我到明远电厂，与张通如恢复联系。就说是何明托我来的。我到电厂，很顺利找到了张通如。从此，两人保持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几经周折，程终于也找到当地中华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励德小学找到一个职位，教小学5年级的音乐、历史。

萧纳被捕事件的一个月之后被具保释放。黄圭彬回忆，南京组织上已知道萧在受审中，谎称自己是民盟成员，与何明有关系，是因为何是他的日语教师，使敌人信以为真，才作出具保释放的决定。王尔功接到军警宪稽查处通知，可以具保放人了。王尔功知道萧没什么大问题，对萧能活着出来也很高兴。而且何明当初离开芜湖时也郑重委托过他，自己也答应过。他决心把好事要做到底，费了些口舌，里外找人吧，手续办结了。萧和王原先也谈得来，这下一见面话是说不完的。后来他们又不断进行深层交谈。在第二年春季，萧和南京组织恢复联系后，王尔功的入党要求，经萧作介绍人，也顺利得到批准。

萧日后对这一段是这样回忆的，我被国民党注意，是因和一些左倾的文化界人士接近，在《工商报》上编了一个 “文兵周刊”的关系。这引起敌人的注意，上了名单，抓到我。敌人施尽酷刑，我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同狱难友，还团结一致，进行了4天的绝食斗争。因为敌人找不到处理我们的理由，最后被迫将我交保释放。我出狱后，第二年2月，去南京和南京市委组织又接上关系。3月，组织将我列入撤退到皖西解放区一批人之中，给保护起来。形势发展很快，没出一个月，我又随一批撤退出来的同志一起，编入渡江部队，参加解放南京的工作了。

萧纳被捕事件后的一年时间里，安徽学院的学生运动始终在扎实进行。周鹤峰得到通知，到南京直接与张一锋见面。张一锋传达上级指示: “学校中的地下党员要大众化，扩大生活圈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千方百计为同学办好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他们。”学生中爱学习是好事，要引导他们也关心集体，关心政治。学生运动中积极分子，党员毕竟是少数，而且是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周鹤峰利用自己被选进膳委会的机会，紧紧和党的发展对象以及积极分子们团结合作，高度重视学生膳委会工作。他甘愿作一名普通代表，拥护两名进步同学担任主委、副主委。还有其他七人合作，大家一心为全体同学办好伙食。公费生副食费补助金每月约10元，能吃上一荤三素，按月公布账目，结余还可给同学作零用钱。另外他推动为本院工人办扫盲识字班。传阅进步图书，开读书会；发起开荒种菜；还组织迎接新同学文艺演出，活跃学生文化生活。周鹤峰这条线，先后发展了洪民文、任陵（吴道哉）、张罗、姚友林、吴圣铨、程干木入党。

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基督教会有个青年团契的活动方式。事情是这样的，我到励德小学校上班后，看到周围几位年轻教师，并不信基督教，但牧师夫人还总是拉这些人，去预习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参加做礼拜活动。我是音乐教师，同事们也把我推去。我也就顺势参加进去，一下竟开阔了眼界：原来做“礼拜”中，还有 “大礼拜”和“小礼拜”之分。这“小礼拜”中，有老年人、小孩，青年人，分房间聚会。青年群中，并非都是教徒，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宗教内容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有我进行社会活动的空间。我想起，抗日前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路过上长街基督教青年会门前，曾听到教唱进步歌曲《开路先锋》、《打长江》，歌声激昂，使我热血沸腾。我想自己也可以利用这个性质特殊的地方，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团结青年。为此，我报告请示了朱启銮。组织同意后，我除了参加唱赞美诗，也成为参加青年团契的“热心人士”。回到芜湖近一年的时间后，即1948年夏。我得到一个参加在无锡风景区召开的夏令会的机会。这是南京中华基督教会系统的属于同一教区的青年聚会，会上南京去的人较多，也有同一教区的镇江、合肥、滁县团契青年。芜湖教会有我和堂董万树庸（萃文中学校长）以及萃文的几名学生。除了会上有活动交流。我还到当地公立教育学院，找同乡取经，采集学生文艺活动中的节目。我已经知道，依托上海、南京教会学校和教会办的青年会机构，有识人士推动得有声有色。特别南京一些教会中学，已办成多个团契。当时的团契的活动，对我们开展社会工作确实有益的。我也得到参加团契的师生的信任，被推为总干事，一位宗教青年赵世兴（女）为副总干事，还有一位安徽学院大学生李东荪为副总干事。社会上的青年教师魏叔明，协助常务工作。后李、魏二人先后都被吸收入了党。青年团契是宗教青年和非宗教青年混杂的团体，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松散的组织形式。成员多是中学生，也有社会青年和大学生。宗教青年和非宗教青年互不歧视，进出自由，大家开展文化交流，增进友谊，以便全面认识社会，发挥社会作用。活动主题，当然离不开爱国民主。团契通常在星期天下午，保持一定的宗教形式，主要交流文娱项目。找个小活动室，或在院子里。有时开时事座谈会。或利用宗教节日名义也编排艺节目演出。小学高班同学有时也参加节目。师生同台也让高班同学的家长前来观看。演出过揭露社会黑暗的《DDT》活报剧，朗诵《雷电颂》。还曾请安徽学院瞿安华老师来指挥大型合唱《我们是溶铁匠》、《太阳出来了》。也组织过郊游（如带领大家到赭山，采石矶）。我们，最多30人左右。我们也出过几期油印小报，名：《基督青年报》。出小报，要刻蜡板，魏叔明带领契友作了不小的贡献。我记得，宗教界知名人士吴耀宗，离开上海投奔到北方的消息，我们就是在小报上给披露出来。但转载出处，注明是上海《时事新报》。人们知道，这家报纸并非进步报纸，说明我们并非有意造谣生事。

1948年9，10月间，我到南京玄武湖和朱启銮见面时，朱告诉我形势有大的发展。我方部队除了拿下陇海线洛阳外，最近济南战役的大的胜利，这再次标志我方攻克中等城市已经取得重要经验，今后有利于战略反攻。还有，二野挺进大别山意义很大。我方部队随时有可能流动到江南。也有可能到芜湖，叫我要有精神准备。他告诉了我双方用的口令暗语，要我记住。他又说，我方部队同志会找你，对上了，你就应该协助他们工作。但也要注意在群众场合，仍然不可暴露身份。我理解，如果以后我方部队没留下，我自己还是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另外他说到，今后他有别的事要做，已准备有其他人来和我保持联系。

进入11月份下旬，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全歼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同时国统区经济明显破产，危机四伏，民怨沸腾。有天，有一穿便服的陌生人来励德小学找我，拿出一件毛笔字的信封交给我。我展示信笺，是我熟悉的朱启銮笔迹，内容是说来人经过芜湖，顺便请他谈谈我的生意情况，身体情况，如有可能，也请给他关照。署名是表兄某某。我下课后，领他去我家细谈。通过交谈后，我已明确形势是在进一步发展。从此我可以就近、及时请示汇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