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仓库管理软件:不倒翁张元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3:02:49
不倒翁张元济作者:周为筠

    商务印书馆是旧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开创了很多出版业的先河和奇迹。而这么庞大的文化航母的掌舵人就是张元济,他在商务印书馆地位举足轻重,几乎成了商务印书馆的代名词与精神领袖。

  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同治年间,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那时全国上下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张菊老长达93年的生命历程中,亲历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无数次社会变革,一生见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1],阅世不可不谓之深也。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自戌戊变法后绝意仕途,由庙堂中走出,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他从朴素的文人办报观念出发,努力营造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共同活动空间。当传统仕途被堵塞后,商务逐渐成为都市中文化隐者的生存空间,高梦旦、蒋梦麟、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杨贤江……多少名声赫赫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成长成才,凭藉近代出版的新型媒介,他们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寻觅到了一条发抒经世理想的别样途径。张元济自己一直像个保姆一样心无旁骛地守候着这份文化事业,宠辱不惊地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的年份。在这个星光隐去、夜雨敲窗的初春深夜,埋首于堆积案头的旧商务书卷资料,百年商务风云涌动眼前,一个鲜活的张元济跃然纸上。

  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

  1898年夏秋之交,在古老的中国上演的那场变法,宛若昙花那样美艳,短暂地展现出芳姿后便迅速凋谢了。那场变法就如在一潭死水的晚清社会投进了块巨石,从此激荡开来的思想浪花就再也没有停息过。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强的方式方法迭出不穷,有继续以君主立宪政治为己任的,有代之以共和革命为旗帜的,还有的则投入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具体实践中。

  参与这场变法运动的幸存者中,有一位来自浙江海盐的年轻人叫张元济,他25岁便高中进士,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不久赐总理衙门章京,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然而,刚刚起步的仕途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法失败给株连而止,“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无疑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

  断送了张元济的仕途,却没有断送了他的生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崛起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那里正聚集一批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看成唯一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往往凭借着新知识服务于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医学科技等新式行业。

  张元济这位曾经被光绪皇帝垂青的维新党人,之前虽走的是科举的路子,却不同于一般迂腐书生,他在京官任上学过英语,办过新式的通艺学堂,所以他能迅速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1899年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的聘书,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学商之间,摆脱了旧的仕途束缚,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还与科举同年蔡元培等创办了《外交报》,这是份主张“文明排外”的新报,标志着张元济尝试着进入新闻出版界。他还因学校教材业务关系认识商务创始人夏瑞芳,夏约张加盟商务管理编书事宜。张元济在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是商务创业的基础。以被罢职翰林身份屈居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印刷厂,张元济无疑开启了一条以出版来启蒙救国的宏大事业。

  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创始人夏瑞芳、高凤池及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文化素质不高的城市平民。发起人夏瑞芳出身于报馆排字工人,他不堪于在外国报馆谋生所受得洋气,与郎舅鲍氏兄弟商量合伙办了个印刷厂,这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前身。

  在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前,商务基本停留在印刷厂的规模和思路。创办与管理人员都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者,所以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张元济入主商务后,商务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

  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思想维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蔡元培、汪康年、严复、夏曾佑、劳乃宣等都是好朋友,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这么强大的文化圈人脉关系,加之张本人能高瞻远瞩,果断地在馆内设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延请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并聘请蔡元培为首任编译所所长,制订了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

  商务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办的有声有色,他以清廷提倡新学、废除科举为契机,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在这里诞生,之后出版了高小、中学教科书,均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创意义。

  他还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商务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先后创办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影响巨大的期刊,开创了出版界一个个先河和里程碑,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学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身份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所谓“在商言商”,他为了商务的事业始终趋时而进,这种进不是一味的冒进,而是无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与其步调保持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商务也为亚洲第一共和国做了很多热情的广告,不光《东方杂志》刊登武昌起义大事记,另外还出版了13册照片和图片,并发行了三百多张明信片。

  在1912年商务推出的那套教科书上,相应地题写上“共和国教科书”,并在《东方杂志》上庄严的宣告:“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之变动……教育部第七条通令先将小学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2]

  然而,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民主共和体制却如镜中之月,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宪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时商务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春季使用教材。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因为当时商务版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那就与国体不符;如果继续观望,春季时又无教材供应。几经权衡后,张元济决定把将课本中平等、自由这些与帝制相左的词语删掉,书名也改成《普通教科书》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务这一举动比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还要早上20天。

  张元济在教科书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说明他心底真正拥护袁世凯,而是为了商务生存所需的权宜之计。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讨伐声中黯然下台,张元济立即指示各分馆撤去《普通教科书》,应迅速推广《共和国教科书》。

  说他见风使舵也好,说他没有立场也罢,但这招确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商务出版准则向来是——避免与政治抵触,无论如何不出版与现政权相抵触的书,以免被人抓住把柄而不容于当局。

  张元济对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销。比如张氏本人与康有为虽私交不错,而且曾在戊戌变法中并肩作战过,但当康某提出的要商务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绝,延宕两年后才勉强应允。要知道康某进入民国来思想仍旧泥古不化,张元济当然不想让人感觉商务也在拉历史倒车。

  张元济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书稿《孙文学说》。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的国民军政府改组中受排挤,愤而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反思民国以来革命不断挫败,其原因是思想错误造成,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于是亲自操刀,至到1919年4月初这本《孙文学说》才脱稿。

  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张元济的拒稿。因为张元济反复权衡,觉得此时正值南北和谈僵局之际,孙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这本书几乎等同于烫手山芋。

  身为堂堂共和国父居然吃了闭门羹,孙中山一气之下想要发文来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务乃保守反动之机构。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初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

  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同党”梁启超、熊希龄等善变之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3]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戌戊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遗老的政治情怀

  张元济一生经历几次改成换代,作为“戊戌孑民”的几朝元老,面对着1949年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到来,他的心态又是如何?这从他那年的日记可以窥见一二。

  年已过古稀的他面对一个新时代到来心绪复杂,长达半世纪的战争让他望断天涯,没想到及身已见太平来,然而喜悦中还是流露出一丝难以把握的惶惑。

  当得知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而自己被列为代表时,他立即谢绝,托辞跟当年拒绝熊希龄如出一辙。托病不出是古代士大夫于朝代更换之时惯用之技,张元济是对时代将定未定保持着观望姿态。

  几经考虑后,张元济才决定北上赴会。在京期间,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亲自邀他同游天坛,并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亲切问及戊戌变法时的情况。毛泽东对他解释新政权实际上是人民革命,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自己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不仅如此,在10月9日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送他出门。

  最高领袖如此礼贤下士,似乎让遗老张元济政治热情有点焕发,在 10月11日与毛泽东共进晚餐时,他向伟大领袖当面进言,提出一些建议。

  尽管冷却多年的政治热情稍有升温,但张元济对于自己言行保持一贯的谨慎。当时《大公报》、《光明日报》记者对他作了访谈,问及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作答后,谆嘱所谈勿发表,要求稿子写成得请他本人过目。等拿到稿子后略作修订后才放心。

  谨言慎行是其向来作风,加之长年沉湎史书、娴于史事,使其对现实的理解见识超越了时人。对政治不即不离的态度让张元济维持清名不坠,每个政权和党派都不至于对他特别反感,所以他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民国社会波澜不惊。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安心于教育多数国民的出版,埋头于撒播文化的种子。乱世中国的变迁更递,芸芸众生的荣辱浮沉,一切于他而言是过尽千帆。

  张元济在商务中德高望重,对商务出版风格无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影响几乎是潜移默化式的。使得商务出版渗透了稳健与渐进的完美统一文化品格,始终持着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调和主义态度,就如同张元济为人处世一样。

  要知道商务在过去那么多年政治动荡中安然无恙,不是进步与反动,靠的是远离政治的“在商言商”。所以晚年有人问张元济:“你是文人,还是商人?”他黯然神伤,沉默不语。

  [1]张人凤著:《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 宣告及其明信片广告见于《东方杂志》第八卷11卷,1911年11月。

  [3]民国2年9月12日致熊希龄札,《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