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工厂消防安全知识:与良心有关的教科书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23:09
与良心有关的教科书的故事
作者：无语独上西楼 提交日期：2010-9-27 0:13:00 今天一早就和洪波约会，到近22点才分手。格桑花一年内要做或启动的任务清单已经列到了第80项。
－－不过，决定今天不谈格桑花。
翻架上闲书，看到一则，感慨大把，抄书如下：
“。。。。。。那位提倡文字改革的先进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聘高（梦旦）为总教习，后来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高率学生东渡，任留学监督。在日年余，考察该邦所以兴盛之故，首在教育，而教育以小学为基础，因发愿编辑小学教科书，解职归国。
这时商务设编译所于蓬路，张元济任所长，高既返国，和张一谈小学教科书的重要，张立聘高入商务，任国文部长，主编小学国文教科书。他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列席者如蒋竹庄、张元济、庄百俞等，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性问题，共认为有讨论价值的，互相讨论，不厌其烦。第一册稿成，他每夕携之而去，遇到知友，请他批评，认为识力有限，必须集思广益，以求至当。国文第一册出版，全国采用，历时两年，全稿八册完成，于是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在教育界占势力者十余年。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同时并出。他瘁心竭力，计划周祥，渐由小学扩充至中学、师范，陆续出版，贡献的确是很伟大的。 ”（郑逸梅《清娱漫笔》）
一激动就上网搜索，看到不同的地方，说到不同的细节：
开始编写小学国文教科书时，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等人参加。据蒋维乔回忆说：高梦旦“对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订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辩论，不厌其详，有时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高“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实践证明，经他们认真编写的国文第一册出版后，不及两周，即纸贵洛阳。据说这套最新教科书在教育界风行十多年。这是高梦旦在商务首次取得的成功。
＝＝＝＝
张元济等人在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前，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各家出版商出版的课本存在的问题，整理出十八条缺点，然后对其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创新，结果几个月内，这本书一改再改，行销十余万册。
＝＝＝＝
张元济和夏瑞芳一起为商务指出了一条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张元济在进商务之前就已经深思熟虑好的。张元济早年积极参与维新，他曾和几名京官一起在北京办过一个“通艺学堂”。他认为，教育是根本中的根本，“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他进商务时就和夏瑞芳商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不仅得到了夏瑞芳的认同，而且两人自此“意气相合，亲密无间”。夏瑞芳1914年被暴徒刺死。张元济和他共事12年，真正做到“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夏对张也是“言听计从”，表现出商务印书馆内部高层领导人在决策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商务一开始就把启迪民智、提高民众素质作为出版方针，是与张元济的爱国教育思想分不开的。为了编好教科书，张元济聘请高梦旦、蒋维乔、庄愈等人做编辑，他自己亲自主持。他还聘请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和小谷重为顾问，以便吸取日本编辑教科书的经验。同时，他对编写者的选择十分严格，既要求有丰富的知识，又要求有教学经验，还要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参加编写者有杜亚泉、伍光建、黎锦熙、任鸿隽、傅东华、周予同，吴研因、丁文江、周建人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04年初，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发行，接着又编了十册，各科配套。同时还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和《英文初范》等读本。以后，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商务印书馆都及时修订和重编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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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的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看到这一句，一叹再叹，热泪盈眶。－－戴玮注）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
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话说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学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
l9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呼吁废科举办学校，出现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潮流。至1905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才正式开始有教科书之名。在这以前一些塾师在教课之余也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向社会发行。但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组织，及有实力的出版单位的支持，大多质量粗糙不成体系。自1901年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由张元济、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庄俞等名家及专门人才参加的编写班子，开创了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
1906年清廷学部制订学制，张元济奉军机大臣瞿鸿禨(曾任浙江学政，为张元济之“受知师”)之命，赴京帮助起草章程。这使他对新学制有深入的了解，遂能将教科书按照学制的要求，分成初小、高小、中学三类，编著各级各科的教科书，还附有教授法书相配套。
张元济工作作风审慎周密。在一课题初定之后，往往同时有数人编写，然后择优反复修改才定稿。短短一篇文字，往往化几天时间。从1902年起编，经数年努力，至1904年《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才问世。1906年完成2—10册，第二年又出版《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全套8册，商务教科书风行全国，经营数十年。可以说50多年前就读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过商务的课本的，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所编教材在帝制时代仍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当时清朝的办学宗旨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四书五经仍被规定为必修课。而张元济的意见是，先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非幼童所能解悟，读经不宜于启蒙教育。他以“勿滥读经书”为由，巧妙地避开清王朝对课程的种种限制，致使教科书没有忠君的内容，而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却得到一定的展示，因而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为大多数学校采用。
然而张元济作为清末进士，毕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而是主张“君民一体”，在宪政下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不相信革命会很快成功，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时，商务的印有黄龙旗封面的教科书已无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张元济措手不及。
而这时陆费逵正起而代之，他成立了中华书局，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全新“中华教科书”，独占了1912年春季开学的全部教科书市场。陆费逵原任商务出版部部长，主编《教育杂志》，他预计到革命即将成功，私下召集商务同人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及其三弟陆费叔辰，日夜赶编民国教材，又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秘密印刷。陆费逵之所以能这样做决非偶然，他早在1904年就与革命派刘静庵、廖仲恺交往，参加创办武昌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后又加入同盟会，接着由政治转入文化教育事业，这些都使得陆费逵能拿出从事革命活动的勇气和魄力投入新教材的出版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之1912年1月1日，于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日，打出“中华书局”的旗帜，出版封面印有五色新国旗，适合民国需要的《新编中华教科书》，一炮打响。半年后商务重振旗鼓，出版《共和国新编教科书》。接着中华书局又编出“新制”、“新编”教科书两种，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女子师范等各门类教科书，出现商务、中华互为犄角称雄出版界的局面。
。。。。。。
转头看看我书桌上那一堆来自曲麻莱的小学教科书，不由的长长的叹一口气。。。。
一言以蔽之：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会编出有良心教科书。让人看了目瞪口呆的那一堆，真的是没良心的混蛋编出来的。前边那个，是良心，后边这一个，是商品。没话可说。
作者：无语独上西楼 提交日期：2010-9-27 0:13:00 今天一早就和洪波约会，到近22点才分手。格桑花一年内要做或启动的任务清单已经列到了第80项。
－－不过，决定今天不谈格桑花。
翻架上闲书，看到一则，感慨大把，抄书如下：
“。。。。。。那位提倡文字改革的先进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聘高（梦旦）为总教习，后来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高率学生东渡，任留学监督。在日年余，考察该邦所以兴盛之故，首在教育，而教育以小学为基础，因发愿编辑小学教科书，解职归国。
这时商务设编译所于蓬路，张元济任所长，高既返国，和张一谈小学教科书的重要，张立聘高入商务，任国文部长，主编小学国文教科书。他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列席者如蒋竹庄、张元济、庄百俞等，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性问题，共认为有讨论价值的，互相讨论，不厌其烦。第一册稿成，他每夕携之而去，遇到知友，请他批评，认为识力有限，必须集思广益，以求至当。国文第一册出版，全国采用，历时两年，全稿八册完成，于是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在教育界占势力者十余年。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同时并出。他瘁心竭力，计划周祥，渐由小学扩充至中学、师范，陆续出版，贡献的确是很伟大的。 ”（郑逸梅《清娱漫笔》）
一激动就上网搜索，看到不同的地方，说到不同的细节：
开始编写小学国文教科书时，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等人参加。据蒋维乔回忆说：高梦旦“对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订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辩论，不厌其详，有时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高“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实践证明，经他们认真编写的国文第一册出版后，不及两周，即纸贵洛阳。据说这套最新教科书在教育界风行十多年。这是高梦旦在商务首次取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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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等人在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前，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各家出版商出版的课本存在的问题，整理出十八条缺点，然后对其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创新，结果几个月内，这本书一改再改，行销十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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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夏瑞芳一起为商务指出了一条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张元济在进商务之前就已经深思熟虑好的。张元济早年积极参与维新，他曾和几名京官一起在北京办过一个“通艺学堂”。他认为，教育是根本中的根本，“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他进商务时就和夏瑞芳商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不仅得到了夏瑞芳的认同，而且两人自此“意气相合，亲密无间”。夏瑞芳1914年被暴徒刺死。张元济和他共事12年，真正做到“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夏对张也是“言听计从”，表现出商务印书馆内部高层领导人在决策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商务一开始就把启迪民智、提高民众素质作为出版方针，是与张元济的爱国教育思想分不开的。为了编好教科书，张元济聘请高梦旦、蒋维乔、庄愈等人做编辑，他自己亲自主持。他还聘请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和小谷重为顾问，以便吸取日本编辑教科书的经验。同时，他对编写者的选择十分严格，既要求有丰富的知识，又要求有教学经验，还要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参加编写者有杜亚泉、伍光建、黎锦熙、任鸿隽、傅东华、周予同，吴研因、丁文江、周建人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04年初，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发行，接着又编了十册，各科配套。同时还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和《英文初范》等读本。以后，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商务印书馆都及时修订和重编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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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的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看到这一句，一叹再叹，热泪盈眶。－－戴玮注）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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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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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陆费逵都是以教育开发民智，培育人才，进而振兴中国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倡导者，又是以出版扶助教育的实践家，同时他们的事业又都是从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开始的。他们是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话说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学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
l9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呼吁废科举办学校，出现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潮流。至1905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才正式开始有教科书之名。在这以前一些塾师在教课之余也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向社会发行。但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组织，及有实力的出版单位的支持，大多质量粗糙不成体系。自1901年张元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经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由张元济、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庄俞等名家及专门人才参加的编写班子，开创了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
1906年清廷学部制订学制，张元济奉军机大臣瞿鸿禨(曾任浙江学政，为张元济之“受知师”)之命，赴京帮助起草章程。这使他对新学制有深入的了解，遂能将教科书按照学制的要求，分成初小、高小、中学三类，编著各级各科的教科书，还附有教授法书相配套。
张元济工作作风审慎周密。在一课题初定之后，往往同时有数人编写，然后择优反复修改才定稿。短短一篇文字，往往化几天时间。从1902年起编，经数年努力，至1904年《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才问世。1906年完成2—10册，第二年又出版《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全套8册，商务教科书风行全国，经营数十年。可以说50多年前就读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过商务的课本的，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所编教材在帝制时代仍具备一定的民主思想．当时清朝的办学宗旨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四书五经仍被规定为必修课。而张元济的意见是，先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非幼童所能解悟，读经不宜于启蒙教育。他以“勿滥读经书”为由，巧妙地避开清王朝对课程的种种限制，致使教科书没有忠君的内容，而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却得到一定的展示，因而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为大多数学校采用。
然而张元济作为清末进士，毕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而是主张“君民一体”，在宪政下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不相信革命会很快成功，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令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时，商务的印有黄龙旗封面的教科书已无法使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张元济措手不及。
而这时陆费逵正起而代之，他成立了中华书局，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全新“中华教科书”，独占了1912年春季开学的全部教科书市场。陆费逵原任商务出版部部长，主编《教育杂志》，他预计到革命即将成功，私下召集商务同人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及其三弟陆费叔辰，日夜赶编民国教材，又在上海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秘密印刷。陆费逵之所以能这样做决非偶然，他早在1904年就与革命派刘静庵、廖仲恺交往，参加创办武昌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后又加入同盟会，接着由政治转入文化教育事业，这些都使得陆费逵能拿出从事革命活动的勇气和魄力投入新教材的出版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之1912年1月1日，于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日，打出“中华书局”的旗帜，出版封面印有五色新国旗，适合民国需要的《新编中华教科书》，一炮打响。半年后商务重振旗鼓，出版《共和国新编教科书》。接着中华书局又编出“新制”、“新编”教科书两种，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女子师范等各门类教科书，出现商务、中华互为犄角称雄出版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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