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马逊已签收:贵相知 略述任弼时与朱德

　　长征中他们成为相知的莫逆

　　发生在70多年前史诗般的长征中，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重要一页，记载着朱德与任弼时相知的共同努力与成功。

　　1936年7月，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与曾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又分开的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以红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组建了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决策，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任务是共同北上，实现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大会师。于是，与张国焘分裂行为作斗争便成为会师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此前，由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任弼时等无法与中央直接沟通，所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等分裂活动始终不明了。直到红二、六军团过了金沙江后，任弼时才得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开的信息，异常关心党与红军团结的他迫切想尽早了解个中原委。

　　朱德是在1935年8月沙窝会议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的。面对张国焘屡次拒绝中央北上方针，朱德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反对。朱德旗帜鲜明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地组织新的临时中央并要大家表态时，朱德以极大的耐心，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除面对面地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为维护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之间的团结，朱德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避免了内部冲突。在这种困境中，基于对任弼时等政治上的信任，相信红二、六军团会赞同北上，朱德也急切地盼望与红二、红六军团早日会合。多年后朱德说“我和刘伯承的意思，是想把你们（指红二方面军——编者）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张国焘很清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所以抱着想拉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抗衡的想法也希望尽快会师。于是，同张国焘分裂行径斗争中，任弼时不仅必然处在斗争的锋面上，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斗争的成败，将取决于任弼时等的态度与作为，取决于任弼时对朱德的支持。

　　为拉拢红二、六军团，在两军前锋会合时，双方领导尚未谋面，张国焘即派人向红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朱德反对他这样做，郑重地告诫张国焘：“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倒的！”与此同时，任弼时态度鲜明地指示：将送来的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真是不谋而合！他们在维护党与红军团结的大是大非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当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会师当晚，朱德同任弼时、贺龙深入长谈，许多疑惑找到了答案，大家达成一个共识：设法遏制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团结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陕北与中央会合。在会师庆祝大会上，任弼时代表红二、六军团旗帜鲜明地表示与中央一致的态度：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对张国焘，任弼时始终既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会师后，任弼时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电报密码，恢复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络。为了加强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朱德提议:在继续北上行军中，任弼时暂时离开红二方面军部队，随朱、张一起行动，任弼时欣然前往。

　　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任弼时在普遍动员广大指战员北上的基础上，重点集中于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并广泛深入地听取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意见，做思想转变工作。

　　在与张国焘的谈话中，张提出的“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要求，被任一一拒绝。谈到另立中央问题，任不客气地说“似乎太过分了！”碰了壁的张不甘心，又提出召开党的会议，企图从组织上压任，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回去。8月底，三大主力会师的态势已经形成，张国焘显得格外急躁，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派人向任提出所谓“两个方面军首先一致”，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任弼时郑重地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任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有开成。数月后，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样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在直面张国焘的同时，任弼时抓紧时间虚心听取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干部的意见，和他们坦诚相见、促膝长谈，使同志们倍感温暖，心悦诚服。几十年过去徐向前回忆道：任弼时“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终于，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取得胜利。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朱德与任弼时为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立下大功。这场斗争对朱、任是异常严峻的考验，既是对他们党性的考验，也是对他们处置关乎党内、军内重大事件能力的检验。事实证明了朱德与任弼时采取了非常正确的立场，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方法，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政治斗争中大是大非面前的高度一致，使得任弼时与朱德成为相知的莫逆。

　　也正是在甘孜刚过草地的艰苦日子，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生下二女儿“远征”。在没有粮食吃的最艰难时刻，利用宿营休息，朱德到草地沼泽中，设法钓小鱼并亲自点火熬汤，喊着“月婆子，月婆子，汤来了！”给刚刚分娩的陈琮英和襁褓中“远征”创造了生机。长大后任远征不仅是朱家常客，并始终亲切地称朱德为“爹爹”，称康克清为“康妈妈”。

　　率八路军出兵华北前线，默契配合

　　抗战爆发后，任弼时与朱德有过半年并肩在民族战争前线的岁月。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同心协力，共同策划八路军的军事行动、政治建设，部署敌后游击战，开创抗日根据地，研究抗战规律，总结抗战经验。这是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的一次默契配合。

　　1937年9月15日，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9月23日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即日发布了八路军开进山西的第一仗的号令：命令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一线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遵照总部命令，平型关首战大捷，名震中外。此后，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破坏道路、夜袭阳明堡机场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守军。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融洽了与友军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密切配合朱德、彭德怀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平型关大捷后，立即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发现红军改编时为顾全大局而取消政委制后，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并有军阀习气滋生。任弼时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迅即得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的回复。很快，一度取消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得以恢复。

　　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肩负的动员组织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日益突出。遵照洛川会议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平型关大捷当日，正式颁发我党第一个比较系统而具体的“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部署我军在开进地区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这一指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第二天即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军分会和各级军政委员会与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说“朱彭任部署方针的训令，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个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

　　忻口战役期间，鉴于国民党军将退至黄河以南，八路军将在黄河以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八路军在晋、察、冀、绥四省部署，向毛泽东建议，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两个多月后，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政权。后来，毛泽东赞扬晋察冀边区为“模范根据地”。

　　太原陷落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即时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林彪、刘伯承、张宗逊、宋时轮等开会，全面部署创建根据地工作。会后，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分别派出200余名干部、九个工作组，到晋东南和同蒲路南段各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部队已发展到2.5万人。

　　在这期间，朱德、任弼时利用战斗空隙，总结抗战经验，宣传持久战方针，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部分章节就是在此时撰写的；任弼时则写下了《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被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政治教材印发各部队学习。

　　1938年2月，为汇报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情况等，任弼时离开山西返回延安。此后两年多，任弼时远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朱德身肩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重任，坚持率八路军总部战斗在华北抗战前线，直至1940年春夏他们分别返回延安。从此，他们留在延安，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密切配合。  

　　延安五年，他们共同成为毛泽东的有力助手

　　在延安，任弼时更多的是侧重于党务和内政。参加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参与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同时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华中局、中组部、中央青委及工会妇委等多方面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在延安，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协助毛泽东则突显在军事及外事工作。他同毛泽东坐镇延安，全面协调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和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同毛泽东一起处理“皖南事变”；组织部署“百团大战”；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负担，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也往往由朱德承担。“在那个年代，他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发言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外交官和几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 

　　任弼时与朱德虽然工作侧重不同，但是全力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筹备“七大”，却是他们共同承担的任务。

　　在对延安经济问题的认识上，朱德和任弼时有着惊人的一致。为实现边区自力更生，由半自给过渡到完全自给，朱德主张从发展经济入手来解决财政困难，建立自己的“家当”；任弼时提出增发行边币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等。朱德提出用定边的盐池为陕北经济的策源地，以盐换钱积累资金；任弼时则主张盐的生产归军队经营，实行“官督民运”。他们大力倡导的发展方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当南泥湾屯垦取得重大成果，解决了边区部队相当一部分口粮后，朱德没有满足现状，他把目光投向未来，1943年6月28日致信任弼时，强调目前延安党的中心工作应是搞好边区的财政经济。他认为延安的生产运动不能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不能不为将来的各方面设想，从十分发展的方向去做，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出一致的结论，“万事基业，子孙享受”。而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则一语破的地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身先士卒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更是为广大指战员所称道：朱德是种菜能手，他种的大冬瓜，摆在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展台上；同样，任弼时也曾在中直机关纺纱比赛中获奖，他纺的纱同样摆放在展台上。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和朱德深入研究党的历史，都是较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共领导人。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次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止是学习原著，“特别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这是他们通过20多年的革命实践得到的共识。

　　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在筹备“七大”中，军事报告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为召集人。作为召集人，任弼时不但负责大量的组织工作，就在接受任务的当月，即以毛泽东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决议草案》为基础，写出第一稿，并在以后参与多次修改，其中许多重要分析和判断为决议定稿所吸收。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终形成做出重要贡献。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任弼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开幕式。他和朱德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和朱德同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正是在这一届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胜利地经过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然而不幸的是，此时任弼时的高血压、糖尿病及血管硬化等症更加严重。从此，兄长般的朱德非常担心。任弼时在玉泉山休养时，朱德在百忙中寻找一切机会来看望他，陪他下棋、散步、聊天；任弼时赴苏治病回国，又是朱德亲自去接站，那一年朱德已是64岁的老人了。更有令人动容的一幕：任弼时的大女儿曾多次说到，她亲眼所见任弼时临离世的那一刻，当他听到朱德前来看望并高声呼唤“弼时！”“弼时！”的声音，弥留中的他蓦地坐起瞬间即颓然倒下。这历史的一幕，永远定格在任家孩子们的记忆中。

　　《 人民日报 》2009年4月25日   06 版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