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s分类查询:郝怀明: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22:35:47

  1966年6月6日上午,党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到部上任。此时,办公楼内已是大字报满墙。“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陶铸初到中宣部

 

  陶铸精力充沛,马不停蹄,高速运转。当天,他首先接见了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收发室的同志,称赞他们放出了革命的第一枪。

 

  接着,他同副部长们和处(局)长们见面。他说:在座的相当多的人是认识问题,我对同志们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总的责任在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思想认识问题,主要靠自觉。像我们这些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谁个没有错误,讲清楚就是了。问题是要改,改了就好。

 

  陶铸的这番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几分温暖。

 

  中午,陶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过去的中央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信心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阶级斗争的宣传部。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是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问题。不论是谁的问题,有什么揭什么。充分揭露以后,再来分析,实事求是地定案。他要求犯有反党罪行的人彻底交代问题,指出只要真正愿意重新做人,党是允许革命的。他号召:“彻底捣毁阎王殿,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中央宣传部。”

 

  当天,中央书记处决定: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四人停职反省。陶铸说:“周扬有病,暂不停职反省,让他安心休养。张子意是老革命,要区别对待,不停职反省,要照样送文件给他看。”

 

  当天,根据陶铸的意见,绝大多数党支部进行了改选,选举“真正的左派”领导各支部的运动。

 

  第二天,成立中央宣传部临时联合办公室。主任为新到任时间不长的国内宣传处副处长吕少泉,副主任是阮铭。阮铭是部办公室的一般干部,行政16级,不久前,因为他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同聂元梓等站在一起,在部里还处于挨整的状态。不料,《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他抓住机会,同阮若瑛一起写了一篇《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并上书江青,陈伯达即令正在郊区搞“四清”的他返城,江青召见后,即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进行修改,令他时来运转。陶铸到中宣部走马上任之前,中央文革不知是哪位领导向他介绍了阮铭、阮若瑛的情况,说到中宣部后可找他们两位。陶来后对阮铭很器重,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陶铸在对待中宣部几位领导同志的问题上,应当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的。6月8日,他在中宣部所属各单位干部会议上说,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周扬在文艺方面过去是个权威,有才华,我也很尊重他。对许立群,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直到东北时期,对他印象不坏,他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许多工作。在当时对“阎王”们的一片“打倒”声中,陶铸能够这样讲,还是比较客观和公道的,是很不容易的。他还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代表他给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打电话,要他好好养病,并特意派人前去探望。

 

  6月14日,陶铸召开工作队员和各支部正副书记会议,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工作队成立,张平化任队长。张平化来京前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陶铸在讲话中说,运动的主要锋芒,要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线,解决敌我问题。强调要划清界限,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来划清界限。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左派、右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要在运动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还说,不要把那些错误性质严重的人看做铁板一块。什么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都是纸老虎,是泥巴,是稻草,是木雕、泥塑,一击即垮。

 

  新领导很有魄力,讲话很有感召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彻底捣毁阎王殿”的斗争。不管真积极也好,假积极也好,半真半假的积极也罢,反正是统统卷入到了运动中来了,各色人等的分化和组合,各种人物的表演,一幕幕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场前所未见的混乱局面开始了。

 

  我对运动的态度

 

  我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部领导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中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一篇,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叫:“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必须“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的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此事是康生策划的“北大点火,往上搞”的阴谋。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讲“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惕是危险的。”还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6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以及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同时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说:“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咄咄逼人地提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火辣辣的煽动性极强的语言,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中不能不让你热血奔涌。

 

  我在“阎王殿”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没有什么账可还,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一定要积极参加运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一定要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保卫红色江山,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久之后,通过学习下发的文件,知道“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原来出自林彪之口,当时我觉得这话讲得好。尽管也有一些想不

 

  通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但此时已完全放在了脑后,大势所趋,不由你不努力跟上。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基本态度和总的取向。所谓“积极”,其实主要也就是照着文件上或报纸社论空表态,促老处长揭批“阎王殿”。由于自己来部里时间不长,没做过多少事,就我所做过的一点工作和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想来想去,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后来好不容易总算想出了一条:中宣部的办公室没有挂毛主席像(大礼堂除外)。当时还郑重其事地批了一通。

 

  一些中层领导的态度

 

  当然,对于阅历较深、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老领导来讲,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对一些处长们来说,在运动来临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的。既然毛主席已经给中宣部定了性,那么,他们就得来揭发、交代,甚至认罪了。但他们在思想上又怎么也想不通,中宣部怎么会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等部领导怎么会是“阎王”呢?即使在工作中有些不同的意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他们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自己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搞,现在这么搞对不对呢?

 

  从部长到处长,都处于极度的不解、不安和痛苦之中。

 

  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对陶铸派来探望自己的同志们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拥护毛主席的嘛。”(露菲:《生无所息为人民》,《忆周扬》第546页)

 

  理论处处长陈道对说中宣部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心里也很抵触,难以接受。在处里的揭批会上,他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自己“有罪”,但又很不服气,他反问自己:“难道我对毛泽东思想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全处的揭批会上则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中宣部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他自己不去揭露什么“黑线”,也不同意别人去这么做。他公开为林涧青、龚育之辩护,在全处的会议上说:“咱处的同志我都信得过。林涧青、龚育之既有革命的积极性,又有修正主义的积极性。龚育之若在个好的领导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会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发挥作用。”

 

  出版处处长包之静根本否认陆定一长期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不赞成对陆压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指控,他坚持认为陆定一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粗制滥造,是怕出纰漏”。他说,1961年起草的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文件,提出克服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心是好的。

 

  理论处副处长洪禹,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心里又觉得委曲、苦闷。这位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经过考验的老革命,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硬骨头精神。他在会上发言针对张平化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他的意见:“对毛泽东思想怎样才算忠诚了,高举了?说说容易,不但要看过去,还要看运动中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他说:“揭露黑线是革命的,但也要实事求是,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好,那不是革命!”别人给他贴大字报,凡是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他都要加以“说明”或“解释”。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仍然坚持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都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他说,毛主席说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他的这种看法,那时遭到的自然是一通批判。他非常苦恼地说:“现在的气氛,很难使人讲话,连‘说明’都不允许,难呀!难呀!“还看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不能认为过去负责任多的,比如处长,都是右派;凡是负责任小的干部就是左派!”

 

  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贴出一张题为《十天来错误的检查兼为阎王殿的将校以上军官排队——履行管人事的‘牛头马面’副手应例行的职责》的书面检查,以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运动的认识和情绪。他说:“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十天来扪心自省,感觉尤深,可以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联系实际,不把自己摆进去,毛泽东思想是学不好的,林彪同志用字当头,活学活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想错了,大不过杀头(主席政策不可能),罢官有可能(一定会给饭吃),黑帮打黑枪我不怕,将来隐藏下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棍子,不必想那么远,总之为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保卫毛泽东思想胜利,把我字抛到九霄云外,对了活着跟毛主席走,死了去见马克思,错了活着重新做人,死了去见考茨基。”他给部长们和处长们排了个队,“阎王爷的位置:大阎王——‘一贯正确’地蛮横霸道,明红实黑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二阎王——赫赫一时三十年代的‘一贯正确’的文艺界学木界的权威。几名主将——年轻力壮‘善文有理,能说会道’硬钻死爬的‘一贯正确’的主将。一名老将——心怀不满,善于随机应变,坚决追随大阎王的‘老黄忠’。阎王殿的参谋长——不吭不响,‘胸怀大志,精明强干’,誓死效忠阎王的参谋长。一个根本共同点:‘一贯正确’?”“‘将校’级角色排队: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得发现)。”对他自己,他说:“我是十级干部,大约相当‘大校’,在阎王殿主管人事副手,我从最坏处着想,暂且列入牛头马面判官之列,对我的一言一行,从早到今,诚心地心悦诚服地欢迎同志们手枪、机关枪、大炮加重炮轰击我。我们这些大大小小都是有嫌的甚至有罪的,怎能不还?还清就能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将来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轰击时,感情上是难受的,但毛泽东思想加上‘眠而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一旦毛泽东思想在你的灵魂深处占据了阵地,你就精神解放了。”郝一民的这张大字报当时被批判为“暴露了他的反动阴暗心理,同时向党施放了很多恶毒的暗箭”。这篇大字报隐晦曲折地道出了这位处长当时的真实的思想。虽然在高压下不得不跟,不得不做这样的“检查”,但在思想深处,他并不认为“阎王殿”、“阎王”们,以及他本人,真的有什么可以构成“罪行”的问题。当然在态度上还是要表示欢迎“重炮轰击”,愿意“重新做人”了。可谓中宣部局级干部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中让人赏心悦目的一景。

 

  陶铸说得对,含义也很深:“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试问,在中宣部的其他部长们和处长们以及普通干部中,又有谁能够认得清楚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思想上完全认同毛泽东对陆定一和中宣部的判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