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气火灾:关于经济的伦理

    表面看来，这是一次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危机公关，但实际意义并不如此——在消费者为主导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深刻意识到，企业必须遵循经济伦理，否则，当某种经营行为违背了经济伦理的标准，社会上不仅产生愤慨、震惊等公众情绪的巨大波动，更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商业利益。

    今年上半年发生的苏丹红事件，一些汽车品牌进行全球召回事件，以及去年全球几大著名制药公司药品存在安全隐患导致的全球召回事件里，都在印证这一看似简单却往往不容易完成的道理，除了掌握经营管理之道，要保持企业持续发展、在竞争中取胜，领导者不能不懂经济伦理。

与企业的利润目标并不对立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赚钱的机会？这被多数企业领导者认为是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于是，他们无不关心管理方法、营销方法、企业的战略和策划、企业决策中的判断力等，至于经济伦理学，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甚至有人认为，经济伦理学和企业的利润目标对立。

    二者果真完全对立吗？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美国著名的生产牛仔裤的Levis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Levis将工厂从加利福尼亚转移到了墨西哥，出于对海外劳工生活状况的关注，一贯喜爱Levis的美国学生发起抵制Levis运动，为了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Levis不久便建立起社会责任审核体系，开始审核供应商。

    和Levis一样，美国著名的耐克公司也一直深受“血汗工厂”指责的困扰，就在今年上半年，耐克发表了四年来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了曾被公司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在这份长达108页的报告中，耐克公司承认，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商中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将会建立一个特别小组，保证雇员们的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Levis和耐克的案例说明经济伦理学和企业的利润目标不仅不对立，相反却是若想赚钱，就必须讲经济伦理学。

    不仅如此，更有调查在证明，越来越多的品牌消费者关心品牌的真实价值不仅包括企业盈利和亏损，更包括企业的责任——产品产自哪里、如何生产，品牌消费者是否能够引以为豪。因此，要保持利润源源不断，企业必须成为消费者心中的完美品牌，即遵循最基本的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企业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终极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有利于企业生存环境的优化，更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以上这些伦理修炼，都是企业家和我们每个人成为终极赢家的制胜法宝。” 瑞士知名学者、经济伦理学著名作家、目前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简称CIBE）副主任、秘书长的罗世范（Stephan Rothlin）博士这样说。

是时候谈谈经济伦理学了

    他指出，中国从贫穷中走来，一些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他们不希望伦理因素阻碍其前进的步伐。“致富光荣”这句话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对伦理因素无情的抛弃。

    如今，中国矿工们的悲剧仍然在上演，尽管政府下定决心进行监管，但是假关闭、假停产现象却禁而不绝。小煤窑矿难频发里面牵扯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私营矿主违背社会道德，更多的体现出腐败问题，官商勾结导致目前小煤窑逐渐成为私营矿主、部分政府官员和地方财政的“黑色金库”，鉴于利益的一致，一些政府的监管单位对矿主压缩安全投入的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经济伦理学包括远远不止产片安全、员工权益、腐败这样的几个方面，它还包括诚信经营、知识产权、社会歧视、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

    罗世范倡导发起了CIBE，旨在通过研讨会和培训项目的形式，鼓励企业家和学者之间的对话，以推动企业商业战略和伦理的整合。“这个机构，是希望拉近经济伦理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距离，唤起公司对经济伦理的认知，为中国创建一个商业伦理新标准，使中国企业加入到商业伦理和可持续商业发展的全球进程之中。”罗世范说。

    CIBE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法国际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教授则认为：“我们坚信，经济伦理可以为那些认真对待它的公司、个人带来显著的相对竞争优势，而我们正是来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经济伦理不应只是个学者话题，而是一个企业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说：“人们在面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选择时，往往会被迫切的眼前利益遮挡了视线。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现在多元共生的时代不相适宜，经济伦理学能够帮助人们将对眼前利益的考虑与长远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

国际准则：

经济伦理行为的全球运动

    为了更好地促使经济伦理学学界与商界的沟通，CIBE日前举办了一场名为“国际经济伦理和东方智慧”的研讨会，在该会上，前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麦克·卡德森（Michel Camdessus）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他说：“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今天世界各国都应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一‘共享理论’呼唤中国商业应用和发展商业伦理，因为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新的世界经济要实现灵活性和创新，关键是组织中的权力分散和下放。决定应该在尽可能低的层次做出，要实现这一点，没有很强的公司伦理价值是不可能的。”

    美国圣卡拉（Santa Clara）大学克里克·汉森（Kirk O. Hanson）教授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伦理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权、腐败和政治稳定性、公司的伦理行为、腐败和经济发展、国际法律的发展等问题中，而有关“责任”应成为权利的补充的争论也在近年持续升温。

    但是由于国与国之间宗教、哲学、价值观背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伦理标准只能依靠一些全球性组织制定的国际准则运用于全球，例如《联合国全球公约》、《海洋法》、《苏利文原则》等。

    “虽然国际准则可以由公司和集团专门组成的联盟来制定，根据经验积累进行灵活性的修改，但是准则采取自愿原则，只有道德权威而无法律权威性，会成为非代表性团体的产品，甚至使公司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关系之中。” 克里克·汉森教授说。

    他认为，由于以上原因，在伦理准则没有成为相应法典之前，公司必须建立健全的公司行为准则，特别是对于现今诸多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现在都在走向海外市场，为了更加顺利国际化，它们必须根据自身所属行业选择行业准则，并且企业内部管理要符合国际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