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灌浆施工劳动力计划表:受益终生的100部教育书籍（12）《中国教育史》讲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19:10:50
12.《中国教育史》
(修订本)
孙培青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培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了解中国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及规律，把握中国教育的国情传统。借鉴历史上有用的制度、措施和思想观念，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服务，同时扩充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中国教育史是研究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历史发展线索和规律的学科。时限从原始社会教育产生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古代和近代两大阶段,各为四章.内容上又可分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两大部分。教育制度史讲文教政策、教育体制、各类学校设置、教学和管理制度，古代还有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教育思想史是讲历代著名教育家、或者是教育名篇名著中的教育思想理论。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1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03 15:24
一、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1、学校萌芽的传说
（1）时间与历史条件：
我国的学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学校产生的历史条件是：
由于青铜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有了剩余，贫富差别、脑力劳动分工初步出现，使一部分人得以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办教育；
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培养专门人员进行管理；---社会需要
文字的产生为日益繁复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产生学校的现实需要。
（二）原始学校的形态
1、舜、虞时期：--萌芽--序；序是我国学校教育最初的形态，标志着我国教育的萌生。
2、夏朝：--雏形--序、校
3、商朝--发展时期，较为完备---库、序、学
2、西周的教育制度
（1）“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缘接触到。民间无学术，也就无学校教育可言，只有广义上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教育，而此类教育通常都是融合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西周的政治体制是领主贵族制度，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政府的官职也多是世袭的，史称“世卿世禄”。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的学校教育，其对象必然以贵族子弟为主，即所谓“国子”，他们的教育自然由官方来安排。
学在官府具体表现为官师不分和政教合一。官吏既负行政职责，也有教学的任务。比如西周时国学的主持者称大司乐，负责祭祀和国家典礼，是国家最高礼乐官，同时兼管国学教育事务。大司乐属下的一些官员，如师氏、保氏、大胥、小胥、乐师等就是国学的教师。此时的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尚未分离，教育与政事合一。国学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地方，如祭祀、乡射、献俘等活动都在国学进行。各级乡学也是地方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人议政、养老尊贤活动的场所。政事活动本身也就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参与政事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教育。
在“学在官府”体制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体的教育内容。
（2）大学与小学
按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大学与小学。天子所设的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其中辟雍是中心，四面环水。诸侯所设的大学，规模比较简单，仅有一学，半面临水，称“泮宫”。
（3）国学与乡学
西周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从设置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国学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国学之外，又有乡学。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由于地方区域的大小不等，设学也有不同名称，如闾塾、党庠、州序、乡校等。
（4）家庭教育
父母就是幼儿最初的教师。当时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女子在社会上和家庭里都没有地位，也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3、“六艺”教育
六艺：夏、商、西周时期教育的基本内容。“礼”，后世称之为周礼，包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和以孝、锑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以及各种礼仪。“乐”包括歌咏、舞蹈和演奏乐器等。“礼”和“乐”密切配合，“礼”是外在的政治原则、道德行为规范，是其思想行为准则，具有强制性。“乐”则陶冶人的感情，使强制性的礼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和精神的需求。“射”即拉弓射箭的技术。“御”即驾驭战车的技能。“书”是读书、写字。“数”是计数。“六艺”体现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辉煌。
二、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1、私人讲学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1）私学兴起的原因
封建私有制促进了奴隶制解体，“学在官府”的垄断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支柱和政治依据；原在周王宫里的一批有文化知识的人，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把原来秘藏于官府中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带到了民间。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
养士之风盛行，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2）私学兴起的意义
私学使学校从官府中解放出来，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教育过程与政治活动有所分离，教师成为独立的职业；
教育内容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扩大了教育对象，培养了各类人才；
私学的发展在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方面有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贡献，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3）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大量奴隶的人身得到解放，扩大了士阶层的来源。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士阶层成为各方争相利用的重要力量，因之养士之风大盛。想成为士就要拜师求学，这就促进了私学的在发展。
（4）百家争鸣
私学在教学时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伦理观念等，形成不同的思想体系，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各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常称之为“诸子百家”。
各家各派之间因立场和解决社会问题上方法的不同，相互斗争，相互批评，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中教育始终是中心问题之一。不同的学派往往就是不同的教育团体；各家各派又因对教育在社会改造和人性改造等方面作用的不同认识而相互辩论。因此，“百家争鸣”必然推动教育实践的活跃、教育思想的繁荣、教育理论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重视教育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开展教育活动。在各家之中，儒、墨、道、法影响最大。四家之中，儒、墨更被称为“显学”，这不仅因为这两家的学说影响大，也因为这两家教育活动的规模大。道家和法家虽然在理论上不重视教育，但为了扩大学说的影响，也都有授徒讲学活动。
2、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的学府，因位于齐国都城稷下而得名，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史上的重要创造，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
（1）性质：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
稷下学宫由齐国官方出资举办，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从其主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程下学宫是官学。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演变而成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讲学，不加干涉与限制的风范，其教学与学术自由，体现出私学的性质。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政、议政作用的高等学府。
（2）特点：其一，“不治而议论”，即士人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一般不承担行政事务，以备统治者咨询，日常则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因此，稷下学宫实际上起到的是“智囊团”的作用。
其二，自由辩论。稷下学宫采取的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各家学派在稷下学宫都占据了一定地位，他们要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不得不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这就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在学宫所召开的“期会”中，不仅全校教师和四方游士可自由参加，学生也可参加驳难辩论，这种在学术上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有助于扩大眼界，也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并对解放和活跃学生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学无常师。稷下学宫的教学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学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听讲，实行游学自由的方针。当时前来稷下学宫的，既有个别游学，也有集团游学的情况。可以随时请求加入，也随时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后，则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其它先生讲学也可以听讲请教，这种灵活的教学制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发展。
其四，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全文载于《管子》，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复习均有严格规定。从《弟子职》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对学生管理的总体特点，体现了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这一学则流传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历史意义：
促进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
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
稷下学宫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它所独创的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办学形式，集讲学、著述、育才与咨政为一体的职能模式，自由讲学和自由听讲的教学方式、学术自由和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显示了它的成功之处。
3、孔丘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思学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人，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编定六经，整理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典集；第二，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
创办私学与编订“六经”
约自30岁左右，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向他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50岁左右，孔子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司寇”。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3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度过了14年的流亡生活。晚年时重返鲁国，专门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直至去世。《论语》二十篇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2）“庶、富、教”
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这样就会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通过教育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
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这就是“庶、富、教”思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说明孔子把众多的人口，富裕的生活和发达的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然后就要使之富裕起来，有了物质生活的基础，还要发展教育，创建精神方面的文明。
从教育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政令、刑律，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3）“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与教育作用和地位
孔子在论述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时，主要引用他人性论的观点《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第一，人的先天素质并无差别，不论贫贱，人生来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也为他的“有教无类”提供了依据。第二，他也意识到人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是后天作用于先天的结果，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大大地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然，孔子并未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认为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不能接受教育。
孔子是第一个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即先天素质本是很接近的，不同的人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后天之“习”的结果。这一观点肯定了人不论等级贵贱，生来的天赋素质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立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论，在西周以前以天生的血缘来决定人的高低贵践的观念支配下是不可能有的，也为他实施“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孔子认为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后天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
（4）“有教无类”与教育对象
孔子认为教育对象应当“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的本意是在教育对象上，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都可以入学。
孔子“有教无类”的提出是针对奴隶主阶级有教有类而言的，不仅把教育扩展到蛮夷之邦，而且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5）“学而优则仕”与教育目的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主张把官职与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可见孔子教育的目的是仕途，要培养的是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
（6）教学内容
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他特别注重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局限：忽视了自然知识的传播，鄙视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
（7）教学方法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不仅是教师教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生学的过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教学三个过程：学--思--行
因材施教
解决教学中统一要求与个别差异的矛盾。实现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对学生要有深刻、全面的了解，准确掌握学生的特点。
启发诱导
解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调动学生积极性间的矛盾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教学前务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
3）学思行并重
解决学习与思考或掌握知识与发展思维的矛盾。“学而不思则圈，思而不学则殆。”
4）道德教育
“仁”是最高的道德概念。其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悌”为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则。此外还提倡智、勇、信、义等道德。
道德教育原则
立志乐道
“立志”就是要确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找到前进的动力；“乐道”就是要要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信心心甘情愿为之奉献。
教育学生正确处理远大理想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政治理想与物质享受的关系。能经受磨练，有恒心。
克己内省（自省自克）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把这称之为“克已”。
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强调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把被动遵守变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不受外来强加的限制，他把这种主观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
身体力行
道德的认识与道德行为问题。孔子强调的是道德的行动，他提倡身体力行，言行一致。
改过迁善
在处理过失和改过的关系方面，孔子强调改过，他把道德修养过程也看作是改过迁善的过程。
（5）论教师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教师要尽职尽责
热爱学生对学生无私无隐。
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
教学相长。
（6）历史影响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经验，大多可以追朔到孔子。他的贡献有：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
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典教育体系的基础；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
倡导尊师爱生，提出了作为一个理想教师的要求；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4、孟轲的教育思想
（1）思孟学派
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思孟学派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是《孟子》一书。孟子在政治上的主要主张是劝说统治者施行“仁政”。
（2）“性善论”与教育作用
孟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君子和庶人的区别就在于使保存还是丧失这种“善性”，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就发源于先天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但是由于后天接触的环境不同，有人因各种物欲影响，失去其善性，从而为恶。从“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人人都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但是，仅有这些“善端”是不够的，必须加以扩充，使之达到完善的境地。相反，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人们的“善端”受到破坏，就会成为小人、恶人。因此，教育的作用在于把人天赋的善端加以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或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善良本性，使之成为道德上的“完人。”
（3）“明人伦”与教育目的
孟子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的“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
（4）“大丈夫”的人格理想
孟子，他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
培养理想人格的途径主要靠内心修养，大致有以下几条：
持志养气
孟子所说的，“持志”就是坚持崇高的志向，一个人有了志向与追求就会有相应的“气”---精神状态，志、气是互为因果的。
动心忍性
就是指意志锻炼，尤其是在逆境中的磨练。
存心养性
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善端，要形成实实在在的善性善行要靠存养和扩充。存养的障碍来自人的耳目之欲。要扩充善端就要寡欲，要发挥理性的作用。
反求诸已
当你的行动未得到对方的回应时，就应当首先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对人做得更到家。凡事必须严于律己，时时反省。
（5）“深造自得”的教学思想
孟子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那么只有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5、荀况的教育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儒家荀卿学派的代表人物，研究荀子教育思想最可靠的材料是现存的《荀子》，共32篇，大部分为荀况本人所著。
（1）荀况与“六经”的传授
荀子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籍得以保存，这就使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有了经典的教科书，为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提供了物质基础。
（2）“性恶论”与教育作用
“性伪之分”
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它完全排除任何后天人为的因素。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而后天习得者为“伪”。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人的善德是后天习得的。
“性伪之合”
性与伪是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但是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通过化性起伪实现性伪之合。
“化性起伪”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教育作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是环境的作用，因而，化性起伪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努力的共同结果。
（3）以“大儒”为培养目标
统一的时代需要，理法兼治的政治思想，要求教育培养推行理法的“贤能之士”。他把当时的儒者分为几个层次：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以已知推未知，自如应对新事物，自如地治理好国家。教育应当以大儒为培养目标。
（4）以儒经为教学内容
《诗》《书》《礼》《乐》《春秋》，“五经”为教育内容，以《礼》为重点。“礼”是荀子整个教育理论的核心。荀子认为：礼是一切事物的绳墨和一切行为的规范。
（5）“闻见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
荀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荀子认为闻见、知、行，每个阶段都具有充分的意义，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
1）闻见
学习的起点、基础和知识的来源，但是又是有缺陷的，首先，感官不能把握整体与规律，其次，感官常因主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错觉。
2）知
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就能自如的应对事物的变化。
第一，“兼陈万物而中悬衡”。
第二，“虚一而静”，“心”是藏与虚、两与一、动与静的统一。
心能接受来自外界的知识；但又不能让已有知识成为成见，妨碍接受新知识。心能辨别差异，同时兼知多种事物；但心一旦专注于此物，就不能被他物干扰思绪。心始终在活动着，但又不能让无关思考的活动扰乱正常的思绪。
3）行
行就是知识的实践，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将教师视为治国之本。教师参与治理国家是通过一个中介实现的，那就是他的施教。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荀况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6）论教师。
将教师视为治国之本。教师参与治理国家是通过一个中介实现的，那就是他的施教。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荀况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6、墨家的教育思想
（1）“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是两个最著名的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他出生贫民，是小工业者，同情下层人民，自称其学说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基本点。研究墨翟和墨家派的资料主要就是《墨子》。
（2）“素丝说”与教育作用
墨家主张通过教育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义”，从而实现社会的完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作用。
墨子阐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形成的影响，在他看来，先天的人性就如待染的素丝，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
（3）以“兼士”为培养目标
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兼士”，作为兼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家讲的德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兼爱”。兼爱要核心的道德要求，要求兼士必须奉行墨家最高的道德的标准。其宗旨在于造福全社会。
（4）以科技和思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墨家重视论辩能力的训练，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游说，推行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墨子对论辩术有深入探讨，提出“察类明故”的原则，是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开拓者。墨子还提出了判断言谈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炼出了各种思维的逻辑方法，将这些逻辑方法应用于各种实际问题的分析、论证、推理。墨家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
（5）主动、创造的教育方法
墨子不赞成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被动施教的态度，主张“虽不叩必鸣者也”的“强说人”精神。对不来求教者要主动施教，这叫“行说人”。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对此，墨翟提出批评，他认为对于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但是在今天应当创造出新的东西，是好的东西越来越多。
7、道家的教育思想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腆，而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的是庄周。道家鄙视和否定社会生活，仰慕自然，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萧遥，阐述了富有辩证法的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
（1）“法自然”与教育作用
道家认为人的最佳状态即非有知识，也非有道德，而是如同婴儿般的无知无欲、无争无斗的质朴状态。社会文明的发展使人异化，摧残人的天性，背弃自然。
教育应是一个将种人为影响逐个消减的过程，人须注意教育的副作用，教育中要减少人为干预、遵循自然发展，富于启发。没有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作用。
（2）“逍遥”的人格理想
道家认为仁义献身是以牺牲人的自然发展为代价，于是提出一种“无功”“无名”、物我两忘的逍遥人格。
（3）提倡怀疑的学习方法
提倡怀疑，不仅仅怀疑自然、怀疑社会，更怀疑“圣人”教条。庄周指出“六经”是前人社会活动的成果，限制今天的脚步。
8、法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早期法家思想与儒家较一致。使法家与儒家趋于对立的是改革家商鞍，而战国末的韩非是法家的理论代表。主张以实力和暴力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所以提倡“耕战”，禁止思学，轻视道德文化，虽取得短暂成效，但却留下许多教训。
（1）“人性利己说”与教育作用
法家提出了“人性利己说”，认为人性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人都有好逸恶劳的特性。第二，人性都有“趋利避害”、“喜利畏罪”的特点。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算计之心”。
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就无法指望人自觉为善，得出教育无用的结论。
根据这些理论，韩非确定了教育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其一，“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制教育。其二，“信赏必罚”，取信于民。其三，严刑厉法，实行惩罚主义教育。
（2）禁诗书与“以法为教”
出于“法制”的目的和统一思想的需要，鼓动统治者，禁私学、烧诗书，压制言论，以统一思想，并奖励安心生产和战斗的农民和士兵，提出了重农的教育，开了中国专制思想统治的先河。“以法为教”，一切律令条文都由官府统一制定，然后公诸于众，坚决实施执行。
（3）禁私学与“以吏为师”
法家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管理模式。
“以吏为师”即由国君直接操法之大权，主持制定律令。让全体官吏都去作施行法制教育的教师，教民学法。这样法家的法制教育就得到全面的普及。
9、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1）《大学》
《大学》，原是《礼记》里一篇，《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儒家学者讨论大学教育的一篇篇论文。对大学的教育目的、任务、途径作了一个总的概括，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
（2）《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它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
1）性与教
《中庸》开篇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上天赐给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家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这就是教。
2）中庸
“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两端执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和。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准则与方法。
3）自诚明与自明诚，尊德性与道问学
实质就是强调内心修养，以及外在努力学习，二合为一。
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对求知学习过程的阐述。
（3）《学记》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它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它主要论述教育的具体实施，偏重于说明教学过程的各种关系。其作者一般认为是思孟学派，甚至具体到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
1）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教化人民，养成良好风俗。
《学记》将教育与政治高度结合起来。使教育成为政治的手段。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学制与学年
《学记》把大学教育定为两段、九年。七年为一段：谓之“小成”；九年合格后，谓之“大成”。
视学与考试
其中，一、三、五、七、九，都有考试，分别是：“视离经辨志”、“视敬业乐群”、“视博习亲师”、“视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强力尔不返”。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3）教育教学的原则
可归纳为：“预、时、逊、摩”，“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
“禁于未发之谓预”--预防性原则；“当其可之谓时”--及时施教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逊”--循序渐进原则；“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观摩原则；“长善救失”---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帮助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启发诱导”：“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答”；“藏息相辅”：劳逸结合。
（4）《乐记》
《乐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使先秦儒家专门论述乐教的论著。
、所谓的“乐”，并不仅仅是音乐，还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是仪仗、打猎等令人快乐的事。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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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
1、“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活动，奉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十分适合汉初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需要，但是也容易导致放任自流和政府权威的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统治者已有实力来整顿国政。同时，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设五经博士
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这一措施是“独尊儒术”的集中体现。
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学识渊博，也常常以私人名义授徒讲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自此，学习儒经者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以儒术取士
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则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补为官。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视学制度
君主视学自古有之。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视学时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要召集博士讲论五经，有时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业，还要与师生欢聚。为了弘扬儒学，每次视学皇帝还要聚众宣讲。以上诸项措施都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专制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不同。秦始皇以“禁”为主，以暴力做保障，结果是将士人推向对立，丧失了统治基础。汉武帝则以“尊”为主，用功名利禄来诱导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从而将思想统一于适应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其手段显然高出一筹。
独尊儒术的作用和影响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作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2、太学、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2）鸿都门学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开设的宫邸学和为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学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此名。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
（3）郡国学
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但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
3、察举制度
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吏员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举，即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
（1）察举制度的创立
汉代选士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所谓“策问”，就是皇帝就时政中的问题提问，令被荐举者作答。答者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是“对策”。对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被列为上第的。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重选举取士，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
（2）察举的科目
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
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荐举孝廉，平均20万人口荐举1名，不足20万人口的郡隔年或隔两年荐举1名。儒家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符实。到东汉中，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3）察举的流弊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尚书令左雄从察举最滥的孝廉科着手进行改革，规定孝廉所举之人，必须在40岁以上，对岁举的孝廉由朝廷进行考试。儒生考以儒家经典，文吏试以奏章律令。然后在端门进行复试。自此，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4、董仲舒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3）论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的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2）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强勉行道”；“必仁且智”；“重义轻利”
5、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1）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2）关于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知识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的。
2）思考与求是
3）问难与距师
这是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3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03 15:22
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1、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个贵族阶层──门阀世族。为了保证他们受教育的特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四年（278年）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惠帝时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此后，各朝中央官学都是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体现“贵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则。西晋国子学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世族子弟设学之始，这是门阀世族享有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三国魏明帝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这是我国古代法律分科设学之始。后秦姚兴、梁朝武帝也设置“律学”。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开设医学，这是我国医学专科教育之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科学校。北魏也曾设医学博士以教弟子。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师开设“四学”。据《文献通考•学校考二》载：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四馆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学”，是我国最早的分专业的综合学校。
2、隋唐时期教育体系的完备
（1）文教政策的探索与稳定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如秦，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在治国方策上颇有建树，包括在教育方面建立国子监和实行科举制，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朝如汉，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重振儒术，兼用佛、道。或者说是三教并用，世俗社会政治领域则以儒为主。
（3）政府教育管理机构和体制的确立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隋朝设立了国子寺，后又改称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学校，首次设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首长，教育成为独立的部门。唐代国子监统辖下属的各学校，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典型。
（4）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的完备
1）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包括儒学与专门学校两类，在管理上，“六学一馆”组成了中央官学的主干，由国子监管理。另外的学校是中央的一些事业和行政事务部门结合自己的需要办的，归他们管理。
2）地方官学
与此同时，唐代的地方官学也有比较完备的制度。唐代的主要行政单位是州、府、县，各级单位都根据其大小设立相应规模的地方官学。
3）私学
这一时期私学也较发达，每一种专门的学术都有私人传授，即补充了官学，也成为科举制度的教育基础。
4）教学管理制度周全
规定修业年限，形成旬试、月试、岁试、毕业考试等学业评估检察体系，还规定了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假期制度。
（5）私学发展
这一时期私学也较发达，每一种专门的学术都有私人传授，即补充了官学，也成为科举制度的教育基础。
（6）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3、科举制度建立
（1）科举制度的萌芽与确立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在隋代只不过初具雏形，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为庶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唐承隋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唐立国之初，就将人才选拔列入国家重要政事。唐太宗执政时，继续推动科举制度的发展。唐高宗以后，科举取士名额有所增加。武则天开创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先例+殿试。到了开元、天宝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愈益增多，科举制度中大部分考试科目已经形成，考试内容和形式基本确立，科举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备。
（2）科举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
1）科举考试的程序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送到尚书审应试的称为生徒。
乡贡：不由馆学学成的人，自己在周县报考的，经周县考试合格选送的。
报考时间是在每年仲冬，考生会集京师，到礼部、户部递交履历和推荐书，办妥应试手续。第二年二月初春，考生赴尚书省礼部贡院应试。明经、进士考试分三场进行，每场一日。考试合格后，分等级给予及第、出身的资格。秀才、明经、进士。
2）科举考试的科目
唐代科举分文科举和武科举两大类。
文科举又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定期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科等。其中经常举行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
3）科举考试的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
（3）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在科举之产生以前，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基本上是脱节的，科举制的产生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学校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来组织教学活动，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前提，科举又是学生做官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弊端，社会只重科举，不重教育，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导致了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消极。科举制与学校关系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兴衰直接影响科举取士的质量和数量；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指导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4）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了1300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一了教学内容，也就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给下层人们以从政的机会，缓和了阶级矛盾。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使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
科举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政个发展历程看，科举从隋唐到宋朝，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明清时期，消极作用日趋明显，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其消极作用主要是：国家只重选科取士，而忽略了学校教育；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科举制束缚思想，败坏学风。
4、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1）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出生于世代经学的仕宦之家，原在梁朝作官，奉命校书。后奔齐，曾主持文林馆并主编《乡览》，相继迁中书舍人黄门侍郎。齐亡，入北周为御使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深受重用，不久去世。颜之推自称“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他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被诛的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立身、处世、治家的经验，写成《颜氏家训》一书，以训诫他的子孙。《颜氏家训》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著作，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
（2）论士大夫教育
颜之推主张上自明王圣帝，下至庶人凡子，均须勤奋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以利世”，因此要掌握“应世经务”的真实本领。因此，除必读儒家的《五经》之外，还应“涉百家之书”，而且要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学习各种杂艺：琴、棋、书、画、数、医、射、卜等。还要熟悉农业生产知识。他特别强调要掌握一技之长，以为立身之本，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批评当时许多世族子弟不学无术，饱食终日，庸庸碌碌，知识浅薄，夸夸其谈，不务实学，脱离实际，“难可以应世经务”。
（3）论家庭教育
1）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
家庭教育本来就是人生最早受到的教育，而早期教育的理论又是开展家庭教育的价值基础，颜之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引用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又引俗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包括胎教，，而出生后的教育也要及早进行。“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就是说教育当自婴儿会看大人脸色的时候开始。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人在幼年时单纯专一，容易接受教育，而长大以后思想复杂了，就不容易调教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早期教育的最佳时机。而早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认真接受父母教育的习惯在内，能够“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就省心了。
2）要爱与教相结合
家庭教育是由父母对子女实施的，因此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爱”与“教”的关系。颜之推批评当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无教而有爱”，一味放纵：“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反奖，应呵反笑。”别人提醒他时还不以为然。这样，孩子就会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等到孩子逐渐长大，不良行为也愈加明显，这时父母才觉察到，开始加以管教。然而已经难以奏效了，反而导致子女的抵触对抗：“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所以颜之推主张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要严格要求，勤于教诲，不能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但不能过于严厉，要严慈有度，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
5、韩愈的教育思想
（1）“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
1）性三品：
第一、他提出性与情的问题，认为人有性有情，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后天习染的，性和情二者之间完全相应。
第二，性和情皆分三品，性有五德，情有七情。上品之性为善性；中品之性可善可恶、尚未定型；下品之性为恶性。
第三、性可移，但性的品级不可移。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只能以刑罚制之，而三品之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
2）教育的作用
从性三品说出发，韩愈认为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气质太坏，只能以刑罚制之。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对上品之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对可善可恶的中品之人，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下品之人，他们天生是顺情而行的，教育对他们人性的变化起不了作用。
韩愈还提出，由于人天生包含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教育就应把这种道德发扬开了，儒家经典是最好的教育内容。
评价：韩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极积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不可变，教育只能在品味内发挥作用，这种人性论不但为封建制度的等级性做了合理的论证，而且也为决大多数的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2）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思想
首先，他重视人才的培养，要求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同时，重视人才的选拔，要求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3）论尊师重道
1）教师的意义：尊师即卫道。儒学之所以衰弱到难以与佛、道相抗衡的地步，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教师这一担负传播儒家思想重任的角色已经失去了往日神圣的使命感
2）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
3）以“道”为求师的标准。谁先有“道”，谁就是教师；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
4）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4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03 15:22
五、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1、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官学的改革
（1）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于唐代，到宋代则大大强化。
首先是科举地位的提高。唐代科举还只是为寒门子弟打开取得作官资格的一条门缝而已，取士名额少，取中的还要通过吏部考核才能作官。到宋代，科举及第的进士不仅享有显耀，而且立即就可以作官，而且升官较快，尤其是取中高第者。据统计，宋仁宗一朝共举行13届科举，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者共39人，后来官职没有达到公卿的，只有5人。这样，科举就成为作官的正途，乃至原来对科举不屑一顾的官僚权贵子弟，凡有文化水平的也热衷于应举了。
其次是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展。宋初每届取士人数与唐代大体相同，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此后，每届大体维持在三四百名的录取规模上。
取士规模终究是有限的，对那些多次应试不中者，朝廷又开辟了特奏名的科目，降低考试难度，以予照顾。如果还考不上，等达到足够的年头，一般是经历15届以上的应试后，朝廷就干脆赏给一个相当于科举某种出身的称号。要知道宋代自仁宗以后，科举已确定三年一届，能熬过这么多年，不死也是年老力衰了。所以这种作法可以将读书人毕生束缚在书本中和考场上，不使他们绝望而萌生异志，确实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稳定。
第三是考试内容的改革。有鉴于唐代科举的帖经、墨义完全是考死记硬背儒经，而诗赋考试又与治国实际关系不大，到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经义是论述儒经某一内容的小论文，既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笔水平。为了加强评阅的客观性，王安石还编制了经义式，作为标准格式。不过诗赋毕竟是士大夫文人的基本素养的体现，后来采用诗赋考试还是经义考试几经反复，经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科举考试、取士的比较周密的规章制度，也是在宋代建立的。通过维护科举的公正性、客观性，防止权贵操纵取士，来保证中央集权。主要改进措施如下：
1、废止门生称谓及公荐制。门生称谓和公荐是唐代科举的旧习，助长了科举的徇私舞弊和官场的拉帮结派，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也不利于政权的巩固。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废止权臣向考官推荐考生的特权，并诏令考生今后不得再呼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所有考中的进士，都算是天子的门生。
2、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终决定性考试。在唐武则天时曾一度做过，到宋代开宝六年（973年）正式实行殿试，并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3、改善考官任用制度。唐代科举考试主考官基本是固定由礼部侍郎担任，这不仅造成了礼部权力的专擅，而且也有利于营私舞弊。宋代实行权知制度，主考官不再由固定的官员担任，而是临时委派，考官在受命之后，要立即进驻贡院，隔绝与外间的联系，称为锁院，这样防止了串通作弊。除主考官之外，还要另行委派若干副考官，称为同知，以加强对考官的监督和相互制约。
4、对与考官有亲属或其他亲近关系的考生实行别头试，即另行开场考试，考官与考题也另行安排。目的在于制约人情影响。
5、对试卷实行弥封（糊名）、誊录制度。考生交卷后，先由弥封人员将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阅卷人评阅。这样，阅卷人就无从知道试卷是何人所作，判卷也就比较客观了。
通过上述的调整改革，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和覆盖面，科举考试制度更加成熟健全，进一步加强了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力部门整体监控的程度，限制了权贵子弟徇私舞弊、朝中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庶族与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跨入仕途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庶族官僚集团，从而为宋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的运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但是滥取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并导致教育更多地受到科举的操纵。
（2）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三次兴学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就总的格局来看，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仍大体沿用唐制，形成以国子监、太学为核心的中央官学和州县学校为主体的地方官学两大系统。
（一）中央官学
国子监。是国家管理学校的主要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官员七品以上子弟可入国子学，较之唐代有所放宽。国子监北宋前期设判监事二人，总管监事；直讲八人，讲授经术；此外有丞簿和专管刻书之责的书库官和监门官各一人。元丰以后，改设祭酒一人，分掌各项事务。
太学。招收八品官员以下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者，设立后，取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学府，在王安石兴学时太学实行三舍法。太学人数时有增减，最盛时期在崇宁元年，上舍生200人，内舍生600人，外舍生3000人。校舍建筑相当完备。课程内容，基本以《五经》为教材，南宋中期逐渐增入程朱语录及《四书》。太学设博士十人，担负教授经术和训导的责任。考试之法，主要有私试、公试两种。私试一月进行一次，孟月试经义，仲月试论，季月试策，由学官主持；公试一年举行一次，初场考经义，次场考策论。
宋代中央官学尚设有若干专门学校，分别由国子监和各职能部门统辖。
律学。宋初于国子学中置教授法律的博士。熙宁六年（1073年）单独设置，隶属于国子监。入学资格为命官和举人。分断案及律令两科，习古今刑书，新颁条令第。
算学。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建立，隶属于太史局，学生定额210人。入学资格为命官和庶人。学习《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及天文等。此外须兼习一小经，愿修大经者听便。
书学。徽宗时立，由翰林书艺局管辖。习篆、隶、草三体字，兼习《说文》、《尔雅》、《论语》、《孟子》，自愿修习大经。
画学。徽宗时立，由翰林图画局管辖。学生分“士流”与“杂流”。宋代的画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美术专业学校，学生除习绘画外，须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种书。“士流”须兼选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医学。宋初设立。初属太常寺，神宗时隶属于提举判局。后改属国子监，后又改隶太医局。医学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的教材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为小经。针、疡二科的教材，除去脉经另增三部针灸经。
武学。仁宗时立，不久即停废。神宗时重又建立。学生以百员为额，习诸家兵法，弓矢骑射等术。南宋亦设武学。
（二）地方官学
宋代地方官学有州（府军监）学和县学两级。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诏诸州、府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崇宁元年（1102年）要求所有州、县一律置学。崇宁三年确定“增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各学教官称教授，州学二人，县学一人。教学内容主要是经义和诗赋。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管理方面稍有改进，主要是：（1）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崇宁二年（1103年）置各路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校，每年前往各州县巡视一次，考查教师之优劣及学生的勤惰。（2）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通令全国各学一律采用“三舍法”，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可贡入太学。（3）拨给学田，保障经费。仁宗即位初，即诏赐兖州学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诏诸州给学田以赡士，从而为地方官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
（3）宋代“兴文教”政策
宋初的统治者强调“文治”，推行了“兴文教”的政策。
1）重视科举，重用士人
2）“三次兴学”，广设学校
3）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4）北宋三次兴学与“三舍法”
第一次兴学：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史称“庆历兴学”。
第一，令州县立学。
第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去掉帖经和墨义，着重策论和经学
第三，振兴太学。
将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引进太学，创立了分科教学以及学科的毕修与选修的制度，体现了对当时教育流于形式的批判。
第二次兴学：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的，史称“熙宁兴学”。第一，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
第二，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
第三，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第三，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第三次兴学：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史称“崇宁兴学”。第一，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第二，建立县、州、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
第三，扩建太学。
第四，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画学----中国古代唯一举办过的专门的美术学院。
第五，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
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考检和选拔力求做到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习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无疑提高了太学的地位。总之，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他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而用对后来元、明、清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上舍生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接推荐做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王安石的长远目标是逐渐让“三舍法”取代科举考试。
（5）“苏湖教法”
“苏湖教学法”，是胡缓在主持湖州学时创立的一种新的教学制度。
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其内容是在学校内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
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为目标；---明体
治事斋分为治兵、治民、水利、历算等科，旨在培养具有专长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达用
在“苏湖教学法”中，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
（6）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积分法”作为一种学生学业考核方法，始于宋代，到元代趋于完善。
（7）“五等黜陟法”
考试成绩评定为五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
（8）“监生历事”
监生到监外“历练政事”或称实习历事，这是一项培养官吏的重要措施。此制是洪武年间为满足当时官吏不足的需要而创立的，规定凡是在监十余年者，派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诸司教习政事，并考察其勤惰。历练3个月，进行考核，勤谨者送历部备案待选。
（8）社学
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社学属于社会乡里设置的基础学校，虽是官方通令办的，实际上还是群众自办的。
2、书院的发展
（1）书院的产生与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始于唐代，当时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唐末五代战乱学者，隐居山林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
宋代书院兴盛：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学校不修，学者求学而又没有适当的求学之所，因而选择了创建书院这种教学形式，来满足世人求学的需要。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作为广大士子提供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
（2）《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宗旨
白鹿洞书院，原为唐后期李勃兄弟隐居读书处。南宋时期朱熹修复，征集图书，筹措经费，并亲任洞主，亲自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育目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集儒家经典成语。总的来说，它要人们遵循封建伦理道德。
（3）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
东林书院，由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等复创。其特点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另一特色就是定期举行学术会讲。
讲会制度的历史意义：讲会制度在官学中是没有的，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许多学派的学者，不远千里到这里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或者与其他学派交流主张，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思想的流动和思想的发展。
（5）诂经精舍
话经精舍和学海堂是清朝后期阮元，先后办于杭州西湖和广州越秀山，其宗旨是追求汉代考据学说。书院重品学轻功名，不习科举应试之学，而以经吏、小学、天文、地理、算学为业；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喜好选择学习内容；注重学生参与研究，对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遗产和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6）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
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沽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7）书院教育的特点
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2）教学形式多样：自学、教师讲授、师生之间的疑难解答、学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讲会。
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5）师生关系融洽
书院产生的意义：书院的产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述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在办学管理领域也创造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3、私塾与蒙学教材
（1）私塾的发展与种类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主要承担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其前身可追溯到汉代的书馆，唐宋时期十分普遍，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由其承担。
种类：（1）宦官和殷实人家聘教师在家中教子弟的家塾；（2）教书先生自办的学馆；（3）私人或社会团体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义塾；（4）由村民联合聘教师教子弟的村学。
（2）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最早见载的为西周时代的《史擒篇》，《苍颇篇》是秦代蒙学识字读本，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范本。汉代则有影响较大的有《急就篇》。
唐宋是启蒙教材繁荣发展时期，形成丰富的数量与种类：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教材，集识字、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一体，如“三、白、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者：南北朝期间梁朝的周嗣兴）；
训诫类，如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
历史的《蒙求》、《十七史蒙求》；
诗歌类：朱熹的《训蒙诗》、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
特点：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儿童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
4、朱熹的教育思想
（1）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字元晦，生于福建，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他还编撰了很多书籍，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
（2）“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
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圣人之性清明至善，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此外，朱熹还认为人心也与人性有关，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道心是被包在人心里面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3）论“大学”和“小学”教育
朱熹，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学事”，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他编写《小学》一书。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要“明理”，就是要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达到“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目的。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
（4）“朱子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意思：首先，学习的过程应该根据难易知识程度确定次序，其次，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再次，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篇章的顺序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熟读精思。
3）虚心涵泳。
意思：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任意发挥。
4）切己体察。
意思：读书不仅是要获取知识寻求意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自身体养的提高上。
思想体现：儒家提倡“求朱已”的思想体现。
5）着紧用力。
6）居敬持志。
评价：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局限性在于不重视书本与实验的结合。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1）“致良知”与教育作用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欲、邪念，为善去恶，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教育的作用。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
（2）“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知识和道德增长的教育过程，本质上是帮助“心”展开、发育的过程。教育须如养育婴儿一样，随其发育成熟“渐渐盈科而进”；也如种树，树抽芽、发干、生枝、省也均有其本身规律，“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说教育的功劳就是随时扩充，掌握住“勿助勿忘”的分寸。
（3）教学内容
“六经”不过是人“心”的展开过程的记载，其作用无非是帮助人明白和发展“心”中的“理”。所以，王守仁认为，读书不能迷信书中的东西，认为“《六经》皆史”而已。
读经的目的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
（4）论儿童教育
王守仁认为儿童阶段人私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抓好。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强调儿童的教育要循序渐进，注意教育活动的多样化。
六、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1、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批评传统的政治和专制主义把学校作为宣传其思想的工具；指出科举束缚人性、废弃学校；批判理学教育，内容上只教文字，方法上只教“习静”，道德上书本至上、不教授实用技艺。提出“实德实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标，讲究治学必须“经世致用”；提出“当务之急，俱宜练习”的社会实用标准，将“役夫之道”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讲究学必著行，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反对空谈道德。
2、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1610一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称为南雷先生、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是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开启近代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之先河的启蒙主义教育思想，并同顾炎武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
《学校》（1663），是黄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学校》原为《明夷待访录》书中的一部分，因其论述了学校的政治作用，历来被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推崇，流传甚广，故其影响自清初至今不衰。《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中年的一部力作。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这部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大成的民主政论名著，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早一个世纪。《明夷》是《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昏主在上，明臣在下面不敢显露其明智，智慧之士处于患难困境。“待访”即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13个部分，共21篇。它从政治、法律、教育、选官等各个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学校》在阐述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设想了一整套限制君权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学校》中，黄宗羲指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君主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3、颜元的教育思想
（1）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实学代表，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
（2）“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
教育目标的评价：颜元的这种主张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材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社会要求新型的人材，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六斋”与“实学”的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晚年，颜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规划漳南书院，
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浩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颜元思想总体评价：颜元思想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分斋教学，这种教育学法不同于“理学”，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六艺”，把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提到了封建教育的内容当中，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这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最大的贡献
（4）“习行”的教学方法
强调“实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
他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
但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忽视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是教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具有进步意义。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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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代教育的起步
1、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举办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华办学进行教育渗透的特权。自传教士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学校）后，继之又在五个通商口岸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沿海的通商口岸向内地延伸，具统计，1860-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学生约20000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会开设。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宗教、外语、西学、儒家经典。
教会学校的性质：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性，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表现。
2、洋务学堂的兴办
（1）洋务学堂的举办、类别和特点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学堂的举办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开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有30余所，其主要类型包括：
1）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等；
2）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实学馆及广东水陆师学堂等；
3）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
（2）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迫于外交需要，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是第一所洋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1866年增加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自此，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学习年限为八年。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外语居于首位，汉文经学贯穿始终，特别重视对学生封建道德习惯的培养，还向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帝国主义以宗教麻痹学生。在学校管理上，因经费由英国操纵的海关拨款门管理权由外国控制。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开创的意义：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端，具有新的办学形式，而且使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之中，教育向前迈了一步。
（3）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1866年底，左宗堂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里确定学校的名称为“求是堂艺局”，并拟定《艺局章程》八条，对有关假日制度、生活待遇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1872年前后，船政学堂达到兴盛期。1913年从船政局中析出，改组为三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改组为福州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组为福州海军学校，直属民国政府海军部；“艺圃”改组为艺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到改组，历时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3、留学教育的起步
（1）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宏。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宏“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划120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预备学校培训后，在监督容宏、陈兰彬带领下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然而，由于诸多矛盾，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是在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被撤回。
意义：这些青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2）派遣留欧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建议，并以船政学堂的学生居多。1873年12月，由于外国技术人员和教师按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福建船政局就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沈葆祯建议选派优秀学生留欧，获得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施。
1876年，魏瀚、陈兆翱随法国工程师日意格赴法，并留在法国学习，他们实际上是我国近代官派留欧的前导。
1877年1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依据此章程，
第一届留欧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于1880年左右先后回国。在他们即将回国之前的1879年11月，沈葆祯领衔奏请续派，1881年底，第二届留欧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1886年，因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清政府又派遣了33（其中1名未能成行）名学生赴欧留学，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这三届学生从1879年陆续回国。
意义：规模虽小，但它却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没有比这更彻底的途径了。
4、“中体西用”思想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1）“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为了应付守旧派的攻击，洋务派采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实际上，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了。但直到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任务，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2）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清末维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任务。
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3）“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2、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3、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八、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1）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
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
另一类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的学堂。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
2、“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菜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但因一些大臣的反对未能实施。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严令督促下，总理衙门委托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于
设立的意义：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后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的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为宗旨，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他不仅要管理自身还要成为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2）改革科举制度
3、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
1）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导致读书人不研究现实，不研究各国情形，也放弃了真正的中国传统学问。指出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源于八股。
2）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
此外，为了更好更快地学习西学，康有为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
（2）《大同书》的教育理想
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他所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很大的冲击。
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
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3）论学制
梁启超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智、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
（4）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
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专文论述师范教育。在文章中，梁启超对新旧学堂中的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这些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在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上，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课程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等基础学科。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指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还指出女子教育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国势的强弱。
梁启超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5、严复的教育思想
（1）“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所谓“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话辞章之学，讲求西学；“兴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
1）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但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道路。
2）对西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认识。他把近代科学按从基础到应用的层次划分为三类：玄学、玄著学、著学，认为这三类学科连成一体。还认为西学是一个发展的体系。
3）后来严复改变了以前“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要构建一种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新文化体系的设想。
设想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是：
小学阶段以十分之九的时间学习“中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粗通经义史事。教学法应“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
中学阶段主要教授西学，并且一切功课皆用洋文授课。
高等学堂，只设西学教习，不设中学教习。
6、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1）“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
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最早颁布，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
壬寅学制虽经正式公布，但并未实行，第二年，光绪《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颁布执行，该学制称癸卯学制。---“最早被实施”
癸卯学制纵的方面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年到十二年。儿童从七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共计二十六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经历了改革科举内容、递减科举中额、到完全废止三个步骤。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考，至此，共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终告废除。
（3）建立教育行政体制
1905年，中央成立了学部，并将原来的国子监并入学部，学部的最高长官叫尚书。
1906年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全省教育事务。
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下分若干学区，每区设劝学员，具体管理学务。
（4）制定教育宗旨
中国近代教育宗旨的正式颁布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由学部明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7、清末的留学教育
这一时期因新政的实施，留学教育再掀热潮，以日本和美国为主。
（1）留日教育
（2）“庚款兴学”与留美教育
即由列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兴办教育事业。始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西处理庚子事件善后事宜，提议将山西省应摊派的赔款银50万两用于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商士庶子弟肄习，不再受迷惑”。因此于1902年建立山西大学堂，经费由赔款开支，学校大权由李提摩太掌管，直到辛亥革命后方收回。退还庚款的总倡导者是美国。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1078万多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经费使用由美国派员监督。随后其他列强也退还部分赔款，以这笔资金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用于给在华文化团体开展活动的资助。“庚款兴学”反映了列强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下，更加重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渗透的趋向。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6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03 15:20
九、近代教育体制的改革
1、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制定教育方针
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
（2）颁布学制
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因当年为壬子年，所以又称作壬子学制。壬子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的近步：
1）缩短了三到四年的学习年限；
2）取消毕业奖励初升，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影；
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开创男女同校；
4）课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的训练；
5）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3）颁布课程标准。
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2、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其中，前三者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2）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
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
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
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
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
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
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
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
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3）教育独立思想
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党之间，宗教之间存在这矛盾，因此教育应该独立，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3、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
（1）平民教育思潮
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
①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为此，1919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
②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
为此，北高师师生于1919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1923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2）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
①北高师学生1919年发起组织工学会。
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
②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无政府主义者）
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
③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
④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
（3）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这二点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选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选职业教育，思潮过到高潮。
（4）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其中，“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的观点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需要。
（5）勤工俭学运动
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6）科学教育思潮
①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
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
③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
（7）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教育是国家的任务。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
（8）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
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
4、教会教育的扩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北京也出现了教会学校，如1864年建立的育英学堂和贝满女学堂。到70年代，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前身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堂，1877年升格。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由主要收容贫穷子弟转向注重吸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更加发展，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以上。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博习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广州的格致书院（1916年改为岭南大学），还有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和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等。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著名的有上海的震旦大学（1903年）和北京的辅仁大学（1925年）。民国初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有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可见当时中国高层次教育事业的优势为外国人所把握。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6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
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
5、1922年“新学制”
（1）七项标准
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实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2）学制体系与特点。
由于该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新学制的特点：
①根据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学制中各教育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来划分的，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
②初等阶段教育趋于合理，更加务实；
③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
④新学制增加了职业教育；（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兼顾升学和就业）
⑤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增多，程度提高；
⑥高等教育阶段缩短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缺陷：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美国的模式。
十、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
1、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1）党化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2）“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3）“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即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
2、教育制度改革
（1）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
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观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2）“戊辰学制”的颁行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戊辰学制”分组织和系统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等七项原则，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
3、学校教育发展
（1）初等教育
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战胜利后，受到扼杀。
（2）中等教育
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
（3）高等教育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高点。
（4）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4、学校教育的管理措施
（1）训育制度
训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在学校里进行常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国民党政府在中、高等学校都设有训育处或训导处，由训导长或训育主任一人负责，他们必须是国民党员。他们在训育员的辅助下，领导各年级组的导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训育员或者导师除了对学生的品德、生活进行训导以外，还经常接受国民党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交给的任务，在抗战以前特别注意在学生中做反共宣传、即所谓揭露“共匪罪恶”的宣传。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严密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考查学生所阅刊物及友类平时之言论行为，以便侦悉其对本党之态度及其生活与思想。
（2）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
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同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
（3）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
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激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4）中学毕业会考
国民党教育部于1932年5月公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县市教育行政机关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学效率起见，对所属各中小学应届毕业生经原校考查及格之学生举行会考。”1932年12月公布“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对会考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1934年4月又公布“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严令实行。实行会考制度，使毕业班的学生在短时期内连续进行三次考试，毕业考试及格后，准参加毕业会考，毕业会考及格取得毕业资格，才准予参加升学考试，这就迫使学生为个人前途，埋头功课，应付考试。
《中国教育史》讲义（背诵版）7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03 15:20
十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1、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1）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方针：“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具体、明确地表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1）“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
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深入，一方面要面对日寇疯狂进攻，另一方面要考虑未来的发展，需要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抗战中来，尤其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开展支援战争。1939年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党的群众公众路线具体化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著名文化学术界人士，具体反映了在教育工作中坚持统一战线的影响。
2）“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政策
1941年，林伯渠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政策。“干部教育第一”政策的提出是出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党的未来事业发展的准备。
3）“实行生产劳动”的教育政策
抗日根据地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行生产劳动”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青年教育的需要。
4）“民办公助”的政策
“民办公助”就要充分发挥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充分尊重民众对学校学制、教育内容的需求，同时，也强调通过公助的形式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和管理。
（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既是文化的方针，也是教育的方针。
所谓“民族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带有民族特性的教育。它不一概排除外国教育，也不“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弃之糟粕。具有民族的形式和特点而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即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所谓“科学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统一。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教育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剔除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
所谓“大众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教育，因而又是民主的。它把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互相区别和联系，把普及和提高互相区别和联系，是人民大众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2、干部教育
（1）干部在职培训
这种教育形式开展得最早，目的在于提高在职干部水平或训练某种专业人员，主要通过干部训练班、在职干部学校实施。
（2）干部学校教育
1）高级干部学校
高级干部学校主要是培养党政高级干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干部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
2）中层干部学校
中层干部学校是为各个部门培养中层干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干部学校有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
（3）“抗大”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一所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的典型。
1）抗大概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续办红军大学，1936年6月，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迁延安。从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到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同时还办了12所抗大分校，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
2）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第三期同学会成立的题词，即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所谓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所谓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指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工作中的刻苦勤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所谓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指掌握和运用游击战的方法，与侵略者展开持久战。
3）抗大的政治思想教育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学习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次，学习中共党内斗争的文件，提高党性意识；其三，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其四，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
4）抗大学风
最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在延安。对青年进行抗战必要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训练。宗旨：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3、群众教育
群众教育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尤其是经过整风运动和整学，社会教育纠正了以往脱离边区实际的倾向，取得很大发展。其组织形式主要有冬学、民校（民众学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组）、读报组，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等，其中冬校和民校适应分散的农村群众和生活实际，是最受欢迎、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教育形式。在兴办冬学、培养师资的同时，各根据地还积极组织编印了课本，如《识字课本》、《日用杂志》、《庄稼杂字》等。
4、普通教育
（1）根据地的小学教育
1）发展历程
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基本延续苏区的制度，学制五年，前三年为初小，后两年为高小。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初小较多，高小较少。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陕甘宁边区还废除了国民党的42种税捐，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在文化上翻身有了要求，也有了条件。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教育，且成绩斐然。
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之前，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反复较大。抗战开始后，由于大批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士的到来，推进了根据地教育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旧型正规化”思想。其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教育发展走向了极端。由于后来的纠正，小学教育的发展才得以继续健康发展。
2）办学形式“游击小学”、“两面小学”、“联合小学”等形式。
3）教育内容
抗日根据地小学教育内容十分注意适应战争的需要。边区小学的课程，初小设国语、算术、常识、美术、音乐、劳作、体育。高小增加政治、自然、历史、地理、。劳作以生产劳动为主，体育以军事训练为主。在《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中，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均为正式课程。有些条件差的根据地，初小只设国语、算术两门。
（2）解放区中小学教育的正规化
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讨论研究了学校正规化的问题，山东解放区也召开全省第二次教育会议，讨论了该问题，但不久，由于国民党的进攻，教育的正规化变得举步维艰。
到了1948年，随着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和许多大中型城市获得解放，解放全中国的态势已经形成，教育的正规化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8年7月，华北解放区的太行行署、冀中行署分别召开会议，教育正轨化意向露出端倪。之后，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三次教育会议、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山东解放区第三次全省教育会议相继召开，都讨论了教育正规化问题。东北教育会议对东北的解放区的学制做出了明确规定：小学六年，四二分段；中学六年，三三分段，高中可视地方情形实行分科制，师范四年，简易师范两年。并要求加重文化课的比重，还对学校管理、教学方法、教师待遇等做出了相应规定。华北、山东解放区的教育会议也做出了精神大致一致的规定。对此中共中央也及时做出了反应。以后，各解放区在研究中等教育正规化的同时，也参照中等教育改革精神，对小学教育的正轨化进行了酝酿和探索。
解放战争期间从教育纠偏起，经各解放地区着手教育正轨化的工作，普通中小学有很大发展。
（3）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整顿与建设
第一，办抗大式训练班；第二，解放区原有的大学进一步正轨化；第三，创办新大学。
5、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三）现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1、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论教育本质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教育的本质，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当代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在新教育大纲中他说：“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取决于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承认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不否认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教育具有双重属性。
杨贤江通过对教育进化的考察对教育本质演变作了具体的分析。教育起源--私有制产生后的变质---未来社会回复其本义。
（2）“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
（1）对青年问题的分析
产生青年问题的原因：一是青年期是身心发生显著而重要变化的时期；二是社会动荡剧变更易导致青年问题。
（2）全人生的指导
全人生指导是指对青年进行全面关心、教育和引导，既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又要对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正确的指点和疏导，使之德、智、体诸方面都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的改进。
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杨贤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
主张青年要干预政治，投身革命。
强调青年必须学习，学习是青年的权利与义务。
杨贤江对青年生活的指导性意见----完满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第一，健康生活（体育生活）
第二，劳动生活（职业生活）
第三，公民生活（社会生活）
第四，文化生活（学艺生活）
具有正确生活态度的青年所应有的特征是：活动性、奋斗性、多趣性、认真性。
宗旨是：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识的技能，要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要有丰富的风尚和习惯。
2、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
（1）职业教育的探索
①癸卯学制颁行后，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二者比例极不相称。
②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技术和管理人员严重短缺。
③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④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⑤20看年代起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20年代中后期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了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
（2）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①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职业教育的理论价值：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第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有助于解决中国最大最急需解决的生计问题。
第三，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一贯的、整个的、正统的
②职业教育的目的：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③职业教育的方针
第一，社会化。内涵包括办学宗旨的社会化；培养目标社会化；办学组织的社会化；办学方式的社会化。
第二，科学化。
④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⑤职业道德教育：敬业乐群
3、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验
（1）“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四大教育”：
①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
②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
③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
④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
（2）“化农民”与“农民化”
晏阳初提出“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平民教育目标。并认为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即彻底地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
评价：作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所提出的中国农村四大问题只看到了社会现象的表层，没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造成它的根源，否认了社会问题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压迫。把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其实上是一个不彻底的资本主义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
但其可取之处在于其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有中国特色，确实给实验区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
4、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1）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
所谓乡村建设，是一种力图在保存既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教育的方法，由乡村建设引发社会工商业发展，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
①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社会自始自终走着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表现为遇事安分、知足、寡欲、摄生，取一种向自身内求“调和持中”的有理智、有意识的态度。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
②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乡村建设
第一，从社会历史看，中国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不会产生阶级对抗。因此社会革命在中国已不可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
第二，从社会现状看，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如要从头建设，必须一点一滴从乡村建设起。
③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
乡村建设就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为目标。
一方面，解决中国文化失调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是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乡村建设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2）乡村教育的实施
①乡农学校的设立：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
②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
评价：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中国农村来改良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在探索拯救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否认阶级斗争，体现了消极的一面，可取之处在于认识到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立足于文化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对农村有一定的贡献。
5、陈鹤琴的“活教育”探索
（1）儿童教育和“活教育”实验
陈鹤琴重视儿童教育，研究总结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明确提出了“活教育”主张。
1940年，陈鹤琴来到江西泰和，筹建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并附设小学和幼稚园以及校办农场，开展“活教育”实验。1941年1月创办《活教育》杂志，标志着有全国影响的“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和“活教育”运动的开始。1942年初，幼师附设婴儿园，1943年春，幼师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并增设专科部，至此，“活教育”实验形成了包括专科部、幼师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五个部门的幼儿教育体系。
（2）“活教育”思想体系
①“活教育”的目的论
“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人”是“活教育”最为一般意义的目的。
“做中国人”意味着要爱护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爱自己国家长期延续的光荣历史，爱与自己共命运的同胞。
对于“做现代中国人”，陈鹤琴则赋予它五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服务”。
②“活教育”的课程论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让儿童在与自然、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尽管陈鹤琴主张从自然和社会中直接获取知识，但他并非绝对强调经验，决然否定书本。陈鹤琴又具体将活教育课程分为五类：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自然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
③“活教育”的教学论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依据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及自己的经验，提出了17条“活教育”的教学原则
此外，陈鹤琴还归纳出“活教育”教学的四个步骤，即：实验观察、阅读思考、创作发表和批评研讨。
6、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
（1）“生活教育”实践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内容。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他的教育活动及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在陶行知的教育生涯中，生活即教育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在他的教育行动、理论中，到处都体现了这一点。陶行知认为，生活、实践是教育的生命线。凡是成功的教育都必须来自生活、实践并始终与生活、实践保持密切联系；陶行知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陶行知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人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2）晓庄学校
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的新型学校。原名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年3月15日创立，校址在中国江苏南京神策门（后改和平门）外劳山下的农村晓庄。后又陆续增设晓庄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和民众夜校、晓庄医院、乡村救火会等社会文化教育机构，遂于1928年2月改名为晓庄学校。陶行知任校长。办学宗旨是“要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通过改造乡村教育进而改造农村。目标是“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要具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晓庄办学的理论就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叫做生活法，即“教学做合一”。它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共有5门：①中心小学生活教学做。②中心小学行政教学做。③师范学校第一院院务教学做。④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⑤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晓庄的教师均称指导员，他们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晓庄学校先后招生共有一百几十名。
（3）山海工学团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
（4）“小先生制”
即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
（5）育才学校
（6）“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①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受启发于裴斯泰洛齐，直接影响于杜威教育思想。1927年在晓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②生活即教育：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
第一，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
第二，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第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③社会即学校
第一，指“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或者说“以社会为学校”。
第二，指“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
评价：社会即学校扩大了学校的内涵和作用，对传统的学校观、教育观有所改变，使劳苦大众能够受到起码的教育，渗透普及民众教育的苦心。
④教学做合一
第一，要求“在劳力上劳心”。
第二，因为“行是知之始”。
第三，要求“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即：教人者先教自己，有学到知识就要去教别人。
第四，是对注入式教学法的否定。
评价：在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原则下，相应对课程教材也提出改造意见，以培植学生的生活能力为追求，遵循学生的需要和可能，由此破除以学科知识为原则的课程传统，谈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却忽似了间接知识的积累。
⑤生活教育的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